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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晨报

英国女子金·诺布尔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重人格障碍,有多达20种人格在她身上轮流出现。在医生帮助下,诺布尔尝试让这些“分身”和平相处,还写自传记述自己的故事,取名《所有的我》。

自幼患病

诺布尔现年51岁,与14岁的女儿艾梅一起生活。

诺布尔在南伦敦的克罗伊登长大,从小就毫无征兆地出现性格转换。那时,她的父母忙于工作,没有重视她的古怪行为,只认为那是小孩淘气的一种表现。青春期时,诺布尔“分裂”的情况越发严重,她一会儿“变”成有自杀倾向的丽贝卡,一会儿“变”成患有厌食症的索尼娅。

诺布尔本人对“变身”期间的行为没有任何印象。

14岁时,父母带诺布尔去看心理医生。医生最初以为她患了精神分裂,一直到多年后,才确诊她患有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

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是心理疾病的一种,患者会出现多重人格,每一种人格都稳定并发展完整,拥有各自的思考模式和记忆。分裂出的人格可以有不同的性别、年龄和种族,它们轮流出现,控制诺布尔的行为。

人格众多

当前,诺布尔身上共出现过20种不同人格。

最近六年中,一个叫帕特里夏的人格最常在她身上出现,这个人格的特点是理智、健谈。帕特里夏尽全力维护家里的正常生活,照顾艾梅,虽然她对这个女儿的“来历”一无所知。不过,即使这样,诺布尔每天也要经历两三次性格转换。

这些人格出现的时候毫无征兆,离开的时候,诺布尔“就好像从小睡中醒来,要花几秒钟的时间眨眨眼睛,四处看看,弄清楚和谁在一起,在哪儿,正在干什么。”她说,前一秒清醒的时候可能还在沙发上,再醒过来时可能身在酒吧或超市,甚至“是在开着车,但不知道是要开向哪儿”。

适应生活

当前,医学界对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成因尚无定论,大部分专家认为与体内严重肿瘤有关。心理学家认为,诺布尔的人格分裂与她童年的经历有关。

为能正常生活,诺布尔接受一系列治疗,试图以帕特里夏为主,把众多人格合而为一。帕特里夏把其他人格看作家庭中的永久房客,给它们留纸条,还给一些有电子邮箱的人格写邮件。
来源:中国日报网

据英国《每日邮报》10月7日报道,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名猎人近日捕杀了一头看起来十分奇怪的动物:它有着锋利的牙齿和圆圆的耳朵,而且浑身都不长毛发。这再度引起了人们有关传说中的“吸血怪兽”卓柏卡布拉的热议。


这种奇特的动物被怀疑是传说中的卓柏卡布拉


锋利的牙齿

这名猎人表示:“这是我打猎50年来见过的最古怪的动物。它的脸很长,没有毛发,两颗犬齿有3/4英寸那么长。我看到过卓柏卡布拉的图片,它们看起来很像。”

卓柏卡布拉在西班牙语中是“吸食山羊血的野兽”的意思,是一种被怀疑存在于美洲的吸血动物。最早被发现在1995年,波多黎各一名女子宣称自己看见一个古怪的吸血动物。这种动物身高在半米左右,皮肤和恐龙差不多,两颗突出的獠牙让它看起来十分恐怖。
来源:荆楚网

疾病缠身,身边又没人照顾,浠水一女子选择投河轻生,所幸,身着羽绒服的她落水不沉,漂流16个小时后被当地警方救起。

11月17日上午11时,浠水警方接到报警,称距县城东北方向四公里的浠水河中漂浮一具尸体。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只见距河岸60多米的河面有漂浮物,隐约可见黑色头发。民警迅速登上船只,向河中划去。

民警靠近后发现,漂在河中的系一名女子,其全身只有头部露在水面,双眼紧闭。一名民警拿着竹棍拔动“尸体”,水中女子突然睁开双眼。“她还活着”,三位民警合力将其救到船上,并用警车送往县人民医院救治。经救治,该女子已无大碍。

经调查,该女子姓占,今年38岁,家住浠水关口镇。该女子称,她常年患病在身,丈夫又在外打工,身边没有人照顾。前日晚上7时许,不堪病痛折磨的她,穿着羽绒服来到河边,找到了一处河水比较深的地段投河自尽。“落水后,我不管怎么动,身体就是沉不到水中,后来就索性闭上眼睛等死,时间一长,渐渐失去知觉”。这就样,占女士迷迷糊糊在水中漂了16个小时,直到次日被民警救起。

民警介绍,占女士在河里漂流十多个小时不沉,是她身着的羽绒服救了她的命。
来源:历史秘闻

幸存者梁廷芳

“十六日早饭后十二时前,突有日军七八名持枪来。即挥手令余等五人随其出走,因不知其用意,只得听其指使,跟至华侨招待所后大空场时,见有数百人席地而坐,余等亦随坐其旁。继之陆续由日军从各方驱来平民多人,大空场人已满,复送入对面两大空院中。当余等到达时约十二点钟,一直等到下午五时,捕捉人数,除带走一部分之外,仅在大空场上就有五千人以上。此时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四人列,依次向下关方向而行。到达下关已六时多,即将余等置于中山码头沿江人行道上,我还以为渡江做工,初不断其实,此空前绝后惨无人道之大屠杀也。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满载麻绳驰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到达,下车似一高级长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向前向其敬礼。高级长官嘱咐数语,该带刀之日本军官即令其士兵分取麻绳,然后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约十分钟后,即听到步枪声响,时在午后七时光景,大屠杀开始矣。枪声离余等坐处约一千公尺,东西连续放射各五枪则停一二分钟,继之又响。但机枪则未用,因天黑看不见,机枪恐枪杀不彻底也。屠杀至夜约十点钟,余等借着月亮看见东边有十余名日军正在捆人执行屠杀,状至极惨……增荣对余云,如其等待屠杀,不若投江一死。廷芳则以为总是一死,两个即携手投入江中,自料必毙身鱼腹,乃江边水浅深及大腿,一跳不死,则不愿再往深处。万恶的日军,见余等投入江中尚不肯饶,即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惟恐留下活口作今日对证也。廷芳伏水中,忽由右侧射来一弹,由后肩窝穿入前肩窝而去……”

随着滚滚的江水,他们和遇难者的尸体一同漂流!当刽子手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的时候,白增荣和梁廷芳出席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证。一九四六年,梁廷芳还赶到日本东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用肩上的伤疤和目睹的事实,向法庭提供了上述证言。

铁一样的事实,铁一样的证言。

目击者今井正刚

“来到江边,只见酱汤色的扬子江像条黑带子,精疲力尽地、缓缓地流着。江面上漂溢着乳白色的朝雾,天就要亮了。

码头上到处是焦黑的尸体,一个摞一个,堆成了尸山,在尸山间有五十到一百个左右的人影在缓缓地移动,把那些尸体拖到江边,投入江中。呻吟声、殷红的血、痉挛的手脚、还有哑剧般的寂静,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对岸隐约可见,码头的地面上满是黏滞的血,像月夜下的泥泞似的反射着微光。

过了一会儿,结束了清理作业的苦力们在江岸上排成了一列,接着是一阵哒哒哒哒的机枪声,这群人有的仰面倒下,有的朝前跌入江中。”

今井正刚当时是《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朝日新闻》南京分社设在大方巷。十二月十五日晚上,他和中村记者在分社门外发现了“一支望不到头的中国人的队伍”,“被带到屠场上去”,就一直尾随着跟到下关的中山码头。

机枪声震动了脚下的土地,接着是一阵潮水般的呼喊声。

日军阻止他们走近

“不行,记者先生,那里太危险,流弹乱飞。”

今井对中村说:“真想写下来。”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写,可是现在不行。但我们都看到了。”中村说。

今井说“我还想再看一次,就用这双眼睛!”

今井把看到的一切写出来了——十九年后的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的《目击者的证言》在日本发表。

有良心的人,总会说真话的。

幸存者刘永兴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押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二十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中朝岸上看,只见刺刀的亮光一闪一闪的,日本兵一边‘嗨!嗨!’地喊,一边朝乱七八糟的死尸堆里用刀戳,惨叫声听得人汗毛都要竖起来!

刺刀捅完又用火烧。火很旺,吱吱的响。没有死的人一着火手脚乱动,大声地惨叫,一会儿就不动不叫了。我在水里,日本兵下不来。天又黑,他们看不见,所以保了一条命。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走了,我才慢慢地爬上来,那天爬上岸的有十多个人。

水里泡了一夜,冷也冷死了,吓也吓死了,我上岸后躲进了一个防空洞。躲了一天,晚上转到一个尼姑庵。庵旁边有个草棚子,棚里面有个四十多岁的农民。我掏出十二块大洋,求他救救我。说了许多好话,他才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给我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还有一条手巾,我拿来扎在头上,就这样逃了命。”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找到了刘永兴。过了青溪上的竺桥朝前走,小巷的丁字路口就是他的家。他中等个子,很健朗,红润的脸,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他今年七十四岁。他是南京玩具厂的退休工人,可仍然丢不下他的裁缝的老手艺。我去访问的时候,他正戴着一副老花镜在裁剪衣服。他用一口地道的南京话向我叙说九死一生的经过时,有一句话重复了十几遍:

“吓人呵!吓人呵!日本兵狠呵!”

杀人者田所(日军士兵)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来的俘虏每十个捆成一捆,推入坑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它了。

“也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左右两边一架,哒哒哒哒扫射。”

这是一个有勇气的人。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
来源:历史怪谈

据《中国时报》报道,蒋介石自1915年(28岁)养成每天花一个多小时写日记的习惯,保持五十余年不辍,直到1970年因车祸受伤无法动笔为止。蒋方智怡在2005年将所有蒋介石日记交由胡佛研究所保管。这一日记的真伪问题,因蒋介石对早年浪荡岁月的诚实描述而得到专家认可。相关学者认为,这些日记有助于把蒋介石从台湾的“伟大领袖”神坛上拉下来,也有助于将他从大陆“人民公敌”的祭坛上拉下来。 蒋介石与宋美龄 其中有许多重要的史料,例如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安内”政策,一度被认为是他不愿抗日,甚至因而引起西安事变,但根据蒋介石日记,他很早就说“中日难免一战”,但出于对双方军事能力的了解,蒋介石因此主张拖延开战的时间,让中国争取时间备战。 在情欲之中挣扎 蒋介石在日记中坦率记载自己的好色和时时警惕“戒色”的矛盾与挣扎。 蒋介石早年有三种身分,一是革命志士、二是道学家、三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日记中,经常有“今晚出去探花”的记载,但蒋介石又时常警惕自己,例如一次从福建路过香港到上海,他写说:“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他还是上了妓院,并在日记上写说:“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此外,根据蒋在1945年前日记的记载,专家认为,蒋介石对当时国民党军队腐败的情况心知肚明,一度想把国民党改组成“劳动国民党”,只准许农民家庭出身者和革命军人入党。 被宋美龄捉奸在床 日记还透露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出于真感情,而非如外界猜测的政治婚姻,在与宋美龄结婚后,蒋介石用情就十分专一,而宋美龄也多次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同生共死夫妻感情。 但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后,蒋介石也曾经不住诱惑拈花惹草,宋美龄还曾将蒋介石捉奸在床。 光明书摘刊文,在宋美龄到了更年期之后,就住进了大姐家,不与蒋介石同床共枕了。蒋介石难耐寂寞,闲暇时间就开始各处游游逛逛。一天,他在戴笠陪同下,逛到了陈立夫家里。不想这一逛,竟使蒋介石松树林子摘到了水蜜桃。 蒋介石在陈立夫的客厅里刚坐下,就从屋里走出一位二十来岁的少女给他沏茶。这女子身材修长,皮肤白嫩。一身米色旗袍,紧裹着丰满而极富线条的身体。长长的披发,当她抬眼看人时,荡漾着一股略带野性的调皮劲儿。 陈立夫介绍,这是他的侄女陈颖,在美国加州专攻英文,刚刚学成归国。 蒋介石一时心猿意马,手指蘸了茶水,一边在桌子上写了几个“颖”字。 善于察言观色的戴笠便建议,陈颖去做蒋介石的英文女秘书。陈立夫一听,也马上说好,如此以来,陈颖便成了蒋介石的“女秘书”了。 此时的宋美龄正在忙她的航空队,慰问伤员,偶尔与蒋介石一起出席礼仪活动,对陈颖乘虚而入的事毫无觉察。 倒是宋霭龄从陈立夫近期春风得意的脸上,发现了疑点,她又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秘密侦察,终于证实了蒋介石的风流韵事。 宋霭龄便建议宋美龄回到蒋介石身边,关心一下他的饮食起居。三天后宋美龄又来到孔公馆,一见宋霭龄就哭倒在大姐身上。她气得有些语无伦次,一会儿说要当场捉奸,让奸夫淫妇曝光,一会儿又说要离婚。 在宋霭龄一番劝解之后,宋美龄决定捉奸。她在蒋介石刚在香闺春风一度离开之后,闯进了这一片凌乱的陈颖卧室。在陈颖惊魂未定之际,用五十万美金、一张机票和一本美国护照,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她送到了大洋彼岸。 蒋介石不见了陈小姐,只能捶桌打椅发无名之火,却无法明说明查。陈立夫收到驻美大使馆电报才知陈颖又到了美国。宋美龄凭借一出“捉奸计”,赢回了婚姻。
来源:历史怪谈

在大家的印象中,过去,不只帝王荒淫,可以与除妻子以外的N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即便是非帝王男子,也是可以讨几房老婆的。似乎,中国古代男子都是幸福的男人,至少性满足程度上比现在男人好。

过去男子当真可以由着性子与异性发生关系?答曰:否。中国古代男子的性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即使是诸侯,纳妾的数量也有规定。

《春秋公羊传·庄公十九年》:“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即此“诸侯一娶九女”说法的原始出处。从这里可以知道,诸侯一下子就能娶到九个女子,是沾了原配的光。原配娶来时,两个“媵”(小妻)会跟她一起过来,而“媵”又有两个陪嫁女。这样原配与两个“媵”,加上各自己所带的陪嫁女,就是九个女人了。这是诸侯的“艳福”,其他男子可遇不到这样的美事。虽然有“一夫多妾”的说法,但一般官员想多纳个妾也非易事,“庶人”则干脆禁止纳妾。

汉蔡邕所著的《独断》称,“卿大夫一妻二妾”,除非有特殊贡献,才可以最多娶八个妾,“功成受封,得备八妾”。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个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准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妇”,和现在一样,是一夫一妻制。

即使够格纳妾,也不是一生随时都可以娶的。明朝,亲王一级的,“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则少多了,减了一多半,“额妾四人”,一生一般就是一次,除非无后,才可择二次。

元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明文规定老百姓(庶人)不得娶妾的朝代。《元史·良吏》(列传第七十八)记的第一个“良吏”叫谭澄,是元世祖忽烈当政时主管农业部门的高级官员。谭之所以得到老百姓的尊敬,他不只真心实意在帮助农民兄弟解决温饱问题,还为他们的香火着想,斗胆上书允许庶人纳妾。如果不是谭澄上书忽必烈,元朝的普通男人一辈子恐怕都别想有讨妾之艳福。

明朝,与汉、唐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性观念较为开放的朝代,比宋、元时期宽松多了。但是,虽然明朝的帝王大多荒淫无度,但对民间的男女关系控制则从紧,庶人娶妾也是不许的,“仿元制”。

婢女可以和男主人发生性关系,这似乎成了中国古代家庭里的一条“潜规则”。实际上,男主人与婢女发生性关系并不是随便来的,同样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因此被处分。《唐会要》记载,“开成四年二月,刑部奏:大理司直张黔牟在寺宿直,以婢自随。”张黔牟带着婢女一起值班,受了处分,“合判官一任,当徒一年”。

与纳妾一样,也不是什么样男子都能蓄婢女的。明朝万历年间,鉴于普通人家蓄养奴婢现象出现较多,民风日下,左都御史吴时来申明律例六条,其中第一条是,“庶人之家不许存养奴婢”,“潜规则”对普遍男子是行不通。

那么,不准纳妾、蓄婢,普通男子“包二奶”、嫖娼总可以吧?也不尽然。

在唐朝,“包二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置别宅妇”。当“别宅妇”,在唐朝不算出嫁,所以“别宅妇”都属未婚女性,即便生了小孩,也不能改变身份。

唐玄宗时期,别宅妇曾一度被禁。《唐会要》(卷41)记载:“开元三年二月敕:‘禁别宅妇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贬远恶处,妇人配人掖庭’。”李适当皇帝时,翰林学士吴通玄娶宗室女为外妇(“别宅妇”),还作为一大罪状,被人告到李适面前。可见,有权有势的唐代男人“包二奶”,也是要小心谨慎的。自然,置“别宅妇”非一般男子所能为。

嫖娼大概是古代男子寻欢找刺激的一条捷径,但得有银子。可见,嫖娼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消费。那么,达官贵人是不是就可以随心所欲呢?从史上看,有的朝代可以,有的则不可以。如唐朝,官员嫖娼并不犯过,但到了宋、元两朝就不行了,官员是不能狎妓的,妓女向官员提供性服务,要被罚款。

中国古代男子“艳福”到底有多深?看了上面的文字该明了了吧。说到底,“艳福”是留给极少数特权男子的,此外的人只是想得美。
来源:奇闻汇

江西一名17岁女孩自2岁起身受癫痫病折磨,由于家境贫困无钱就医,只能按土方每天生吃30条活蚯蚓治病,控制癫痫病的发作。

女孩名叫石文君,家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大港镇繁荣大队荡埠山自然村。据石文君的父亲解释,小文君2岁多的时候癫痫病发作。起初还能勉强正常上学,随着年龄的增长,癫痫病的发病频率越来越高,出于对小文君的安全考虑,只能把她接回家,不富裕的家庭靠着东拼西凑、亲戚朋友的借款维持着治疗,因此欠下了十几万元债务。

文君的母亲在其孩提时改嫁,父亲带着小文君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一家四口人有3个人都持有残疾证,唯一的劳动力只有患有肢体残疾的父亲。

目前,文君的癫痫病不时发作,家里只能依赖农村的土方子来控制病情。听当地乡村医生介绍,吃活蚯蚓能缓解病情,文君的父亲就开始天天挖蚯蚓,文君每天都要吃下30条活蚯蚓。

“这些活蚯蚓特别难吃,腥味很浓,每次吃活蚯蚓的时候,我的眼泪都一直在流”,石文君说,“我知道爸爸为了治好我的病,已经不容易了,再难吃也得吃。”

据文君的父亲解释,靠着这个土方子,小文君癫痫病每天发病频率控制在1到2次,比起之前一天7、8次的高频率有所好转。

记者查阅资料后了解到,靠吃活蚯蚓治疗癫痫病只是偏方,文君的病情仍需要用科学卫生的办法治疗。
来源:搜狐

在东北亚,俄罗斯和日本可以算是一对老冤家,除了历史上几次兵戎相见的恩怨外,两国间还有很多扯不清的旧账。其中有一桩悬案,至今俄国人仍耿耿于怀———80多年前,近600吨沙皇俄国的黄金储备在中国境内神秘失踪,而这些黄金的最后经手人恰恰是日本人。

十月革命后,白匪军夺取沙俄黄金储备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到1915年,德军已逼近俄国首都彼得格勒。为安全起见,沙皇下令将国家黄金储备转移到后方。很快,约600吨金条和金币被运到了喀山。

1918年初,这批黄金已在喀山存放了3个年头。此时,苏维埃俄国已经成立,但国内局势却未能稳定下来。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对俄国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甚为惊恐,它们以俄国独自媾和为借口,纷纷出动军队对苏维埃俄国进行干涉,俄国境内的反革命势力也乘机作乱,几支白匪军占领了大片国土。

在动乱的局势下,更显出喀山这批黄金的价值,红军和白匪军都意识到,这些黄金可能对内战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它可以购买大量军事装备和物资,从而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1918年8月,白匪军官佩特罗夫率军突袭喀山,夺取了黄金。

红军在得知丢失黄金的消息后,迅速向佩特罗夫的部队发起攻击。为保住黄金,佩特罗夫将黄金交给了白匪军首领高尔察克。当时,高尔察克是俄境内最大的白匪头目之一,他自称“俄国最高总督”,并得到西方与日本等国的承认与支持。

得到这批黄金后,高尔察克喜出望外,他迅速将黄金转移到了自己的老巢鄂木斯克,据当时留下的记录,这批黄金共583吨。然而,这位“俄国最高总督”也无法阻挡红军前进的脚步。很快,红军就挺进到鄂木斯克附近。此时,日本人打听到了这批黄金的消息,他们向高尔察克提议,如果高尔察克同意由日军“保护俄国的黄金”,日军将出兵击退红军,但高尔察克拒绝了日本人的“好意”。1919年11月14日,红军攻占鄂木斯克,但据档案记载,红军在城内只找到了几吨黄金。那么,剩余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呢?

白匪军退入中国,日本人得到63箱黄金

原来,在红军占领鄂木斯克前几个小时,高尔察克和佩特罗夫乘火车逃往伊尔库茨克,列车上还装着63箱黄金。面对红军的追捕,车上的人指望在关键的时刻用金条换些食物或子弹。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列车刚到伊尔库茨克,高尔察克就被当地红军活捉,佩特罗夫和列车侥幸逃了出来,却在半路上遭遇“黑吃黑”,列车在赤塔附近被另一支哥萨克白匪军拦住。哥萨克企图没收黄金,双方差点大打出手,最后佩特罗夫不得不作出妥协,将30箱黄金交给了哥萨克,剩余的33箱黄金被他带到了赤塔。

1920年初,走投无路的佩特罗夫把列车开到了中国东北的满洲里,寻求驻当地日军的保护。佩特罗夫本以为支持高尔察克的日本人会答应他的要求,没想到日本人根本不吃这一套。面对巨额黄金,日本人早把高尔察克抛在了脑后,何况此时高尔察克已被红军处死。日本人一面派军队占领了火车,一面向佩特罗夫开出了苛刻的条件:只有将全部武器和财宝交给日本政府,才能允许他们避难。无奈之下,佩特罗夫只好将剩余黄金交给日本人,得到的只是一张不知道是谁签字的收据。然而日本人并不满足,当听说30箱黄金被夺走后,立刻派军队突袭了俄国境内的哥萨克白匪,夺回了黄金。这样,近600吨黄金几乎都落入日军手中。据估计,这些黄金的价值是当时日本全国财政收入的两倍。

然而,驻满洲里日军并没有将黄金交给日本政府。他们在提交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佩特罗夫的黄金,只是写道:1920年4月19日,部队在满洲里附近遭遇土匪,全部歼灭敌人并缴获众多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已被处理,冲抵日常开销。

实际上,相当一部分黄金被日军指挥官所瓜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日军高级军官在从中国回国后,一夜暴富,成为日本最大政党的领袖,并开始角逐首相宝座。后来,有人揭发他在中国侵吞俄国黄金,但调查此事的检察官却神秘地遇刺身亡,案件最终不了了之。

剩下的黄金被日军转往东京北部的一个仓库。接着,他们玩了一个掩耳盗铃的把戏:先秘密将黄金转移走,然后点燃了仓库,此后这批黄金彻底下落不明。

白匪头目到日本打官司索要黄金

在将黄金交给日本人后,佩特罗夫几经辗转来到上海,并在那里开了间照相馆。1932年,苏联政府找到佩特罗夫,要他前往日本,用法律手段索回黄金。随后,佩特罗夫来到了日本的横滨。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资助佩特罗夫的不仅仅是苏联政府,还有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也许后者想分一杯羹,以获得日后政变所需的资金。

1936年,日本“二·二六”兵变失败后,参与兵变的少壮派军官或被处死,或被投进监狱,佩特罗夫失去了最大的资金来源,他只好搬进了横滨郊区的一间破屋子。紧接着,坏消息接踵而至,先是日本法庭在经过一系列听证之后,宣布该案件不予受理,接着在1940年,有关档案被全部封存。穷困潦倒的佩特罗夫不得不卖掉日本人给他的收据来支付诉讼费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佩特罗夫全家移居到了美国。虽然在卖掉收据以前,佩特罗夫制作了收据的副本,但副本却在流亡途中遗失了。这样,这批黄金的物证也就消失了。

价值800亿美元,俄日黄金争端延续80年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开始认真考虑丢失黄金的问题,据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估算,这批黄金的价值连本带息约有800亿美元,这对当时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俄罗斯是一个相当大的诱惑。1991—1995年,俄地方政府多次提出应该向日本要回这批黄金,莫斯科也曾正式要求日本政府解决该问题。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当时日俄就北方四岛问题正闹得不可开交,俄政要认为,既然日本要翻旧账,俄罗斯也不能示弱。

日本政府则坚决否认了俄罗斯的说法,称所有的财宝都已经归还。然而,一些日本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却给了日本政府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他们认为是日军私自偷走了黄金。有日本历史学家指出:盗用俄国黄金是日军的集团犯罪,他们想用这些财宝实现其无法通过正常政治活动达到的目标。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日本政府不肯解密相关档案,学者们的这些研究,多是对事实的推测。除非日本公布相关档案,否则这笔黄金的真实去向恐怕将成为永远的谜团。
来源:凤凰网

蒋经国说:“你的想法很有道理,我也想到再不能与共产党打交道。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已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向我们呼喊要与我们打交道,我们要有反击他们的办法,不能陷于被动。”

“这段时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好办法?”

陈立夫说:“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旗帜,公开呼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是我们统他们,并在党的全会上就此问题正式作一决定,成为全党的共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既得人心,又站得住脚,也是共产党最不好办,最害怕的。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凝集全球华人的力量,团结一切拥护‘三民主义’的人推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步伐。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一个官方支持、民间性质的组织——‘三民主义统一大同盟’,由这个组织来具体运作反击共产党的统战,将‘三民主义’推向大陆。”

在这次交谈中,陈立夫还向蒋经国建议,先在台北举行一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学术研讨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并借此机造造声势。

蒋经国觉得,陈立夫的建议可行,答应在国民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和十二大前后组织实施。

1979年11月16日,是孙中山诞辰113周年,台湾当局在台北举行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13周年纪念大会,陈立夫应邀在大会上作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必然》的长篇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陈立夫除对大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了猛烈的攻击外,还断言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是打击共产党最锐利的武器,要战胜共产主义,摧毁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高举“三民主义”旗帜,向大陆作政治反攻,“三民主义”在大陆登陆之时,就是共产主义垮台之日。

1979年12月14日,国民党在台北举行十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由蒋经国主持,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为“加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加速台湾建设。蒋经国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并称共产主义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必将失败。台湾是大陆的榜样。会议还通过了《以复兴基地建设经验,策进光复大陆重建国家案》。

人们不知,蒋经国首次在此次会上叫喊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是老反共专家陈立夫献的一策。

1981年1月12日,蒋经国在台湾当局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讲话,反复声称绝不与中共谈判,中共的和谈是阴谋诡计,是为了消灭国民党的反共意志,只有推翻大陆政权,问题才能最后解决。蒋经国还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3月29日至4月5日,国民党又在台北举行了第十二次全代会,出席、列席此次大会的代表991人。蒋经国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艰苦卓绝、继往开来》的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在肯定20世纪70年代乃是“三民主义”胜利的年代,是重光大陆的年代,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就是环绕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中心。他还声称:“反共复国的基本‘国策’决不改变”、“‘国体’”决不改变”、“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目标决不改变”,决不谈判,决不三通,不怕使用武力。

蒋经国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该案除大肆攻击共产党和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外,还着重强调了“三民主义”救中国,加强“三民主义”思想登陆,摧毁大陆政权,在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

陈立夫参加了这次大会,他看到自己的主张又在十二大上形成了决议,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认为,他为所谓的“党国”又贡献了一大心力。

大会之后的一天,蒋经国来看他,他又向蒋经国提出了将“三民主义”推向大陆的建议,并为此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成立一个组织。不然,十二大的决议就是一纸空文。

蒋经国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对陈立夫说:“这事马上就可以进行。”

陈立夫见蒋经国对他的建议很赞同,高兴地笑了。

当蒋经国问由谁牵头组织此事合适时,陈立夫向蒋经国举荐了何应钦。陈立夫还说:“何应钦资历老,年龄大,反共态度坚决,来台也没有做什么重要工作,此时让他出来牵头,相信他会乐意的。”

蒋经国认为,陈立夫的建议可行,并要陈立夫也参与此事,陈立夫说:“反共是我一生的事业,只要你信任,我一定不计名位,不计得失,积极参加,并帮助何应钦把这件事办好。开学术研讨会时,我也一定到会。”

陈立夫走后,蒋经国细细想了一阵陈立夫的建议,觉得对中共的统战宣传还没有好的应对办法,目前只有按陈立夫的建议办。

10月10日,是台湾当局的“双十国庆”,蒋经国借此机会,发表了一个《双十文告》,声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已有巨大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是“光复大陆”的重要年代。

10月21日,蒋经国就“华侨节”发表《告全球侨胞书》,叫嚣要开展四海同心运动,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过了4天,蒋经国又就台湾的“光复节”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称要竭智尽忠,为中华民族开创新时代,把“三民主义”的“成果”带回大陆,紧密团结,不给中共以可乘之机。

蒋经国的上述谬论,也是源于陈立夫的建议。

随后,陈立夫还专程去拜访了何应钦,就开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及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大同盟”组织交换了意见,并极力鼓动何应钦牵好头。陈立夫说:“我们为‘三民主义’奋斗一生,却不见‘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生根、开花、结果,真是令人惋惜。你在晚年把这个活动和组织抓起来,可说功德无量。只要你需要,我也极力相助,决不旁观。”

11月初,在蒋经国、陈立夫的推动下,何应钦邀集台北党政军及教育、文化等系统的头面人物、知名人士约20余人开了一次筹备会,就开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的构想、分工、组织等事项作了分工和布置。陈立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

经过紧张的筹备,1981年11月21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到会的官员、学者达200人,参与报道此次会议的海内外记者也是盛况空前。

老反共分子何应钦到台湾后,长期被蒋介石搁置一旁,很少抛头露面,蒋经国根据陈立夫的建议将这位寂寞甚久的过期政客突然推到前台亮亮相,使何极为感动和兴奋,干劲也甚大。会议期间,他又主持会议,又是致词,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会上对共产党进行了一番攻击、谩骂后,大叫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号召,在国际舆论上,也有不少的反映,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方向。不过,要完成这个任务,不只是某个地区、某一政党,或某些方面的人士去推动,而且要所有的中国人,共同来努力推动的工作。”

陈立夫虽然不像何应钦那么风光,那么干劲十足,在会上会下也甚积极,并结合自己一生的反共“经验”,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在这个发言中,陈立夫信誓旦旦地说:“‘三民主义’是一把刺向中共的利剑,只要把‘三民主义’传播到大陆,中国必会统一,只有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国民党才有前途。相信不久的将来,‘三民主义’必会统一中国。”

在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何应钦、陈立夫、谷正纲、蒋彦士、李璜、秦孝仪、张建邦等70人合伙搞的一份提案。根据这个提案,何应钦、陈立夫等人将在台湾发起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组织。

1982年8月28日,何应钦、陈立夫在台北空军活动中心召开了一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明”筹备会,与会人员达10人。在此次会上,与会人员推荐何应钦、沈君山、郭为藩、倪抟九、周应龙及反共理论家李廉等11人为筹备会的代表,向台湾当局的“内政部”申请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10月13日,台湾当局正式下达文件,同意成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组织。

由陈立夫建议,何应钦领头的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搞起来后,虽然开了一些会,搞了一些活动,后来终因不能实事求是,脱离实际,使这个不伦不类的组织热闹了一阵后,落得与他们令人笑掉牙的另一个常设机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一样,熄火关门了。

纵观陈立夫的一生,为了蒋氏父子及他们CC小集团的利益,出了许多臭点子、歪建议,虽一时对他们有利,从长远看,其副作用太大了。他这一次提的建议,也是一个大歪点子。因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台湾当局在国民党十二大上作了《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以及搞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实际上是要国民党来统一中国,拒绝共产党倡议的第三次国共合作,错失了一次国家和平统一的极好机会。

陈立夫后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惜太迟了。

蒋经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患了糖尿病,进入80年代末,蒋的身体日衰,加之岛内矛盾重重,再也无力顾及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了。到了2000年,台湾政权落入台独分子陈水扁之手,国民党沦为在野党。如果国民党当初抓住机遇与共产党和谈,国民党的局面绝不是现在这样。更可悲的是,陈立夫一死,他在台北的住宅也被民进党当局借故拆除了。可以这样说:陈立夫当年向蒋经国献“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策,不但未打击到大陆,相反还害了国民党,也害了蒋氏父子和他自己,以致他们死了之后,落得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来源:中华网论坛

会议名义上是讨论会,实际上是批斗会。

会场有意布置过:武汉军区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主席台。陈再道和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只准站着,就和接受审问一样。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开炮”:“‘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接着,受叶群指使的吴法宪赤膊上阵,且发言越来越离谱:“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少奇、邓小平的打手、干将和帮凶。……陈再道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要他讲主要问题。

文革中造反派们自制的小册子

吴法宪仍不罢休,想起叶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的交代,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2月份,徐向前就给陈再道打包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陈再道上将被迫做的检查,根据录音整理的文稿

徐向前忍无可忍:“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罢,徐向前写了个条子,递给周来后便愤然离开会场。

会上,陈再道申辩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说完,领着刘丰和几个打手冲了过去,抓掉他们5个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许他们讲话。会议中间休息时,吴法宪等人趁周恩来不在场,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武斗。吴法宪还上去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接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后气愤地说:“真是荒唐!”当周恩来跑着赶了过去,要制止他们时,那些人已经溜掉了。

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六七个钟头。他实在支持不下去,请求康生允许他们几个坐下来。陈再道冲着康生大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就拉长脸,恶狠狠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来源:重庆商报

一名中年男子独自在公园遛狗,突然倒地没了意识。见男主人被医护人员抬上担架,2岁多的母狗溜溜追上救护车,并一路跟随抵达医院……最终,男主人走了,瘦小的溜溜还守在主人安眠的冰棺上迟迟不肯离开……直到主人的妻子赶到,它才瑟瑟地跳进女主人的怀抱。昨天,重庆版《忠犬八公的故事》在渝中区上演,让众多目击者不胜欷歔。

男子公园遛狗昏倒地上

家住李子坝的胡先生现年52岁,在渝中区一餐馆当保安。由于长时间上夜班,平日白天,他都在家睡觉休息。昨天,是胡先生轮休的日子。上午8时许,他起了个大早,带着2岁多的母狗溜溜,到佛图关公园去遛狗。谁料走着走着,意外发生了:胡先生突然昏倒在地。

上午10点左右,佛图关公园一步道处,正在散步的市民李大爷发现了倒地的胡先生。“他身穿一套单薄的白色睡衣睡裤,仰面躺在地上,怎么喊也喊不答应。”见势不妙,李大爷立即掏出手机报警求助。

追随主人被抱上救护车

10点10分左右,市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只瘦弱的金色小狗正伸出两只前掌,静静地趴在胡先生的胸口上。见胡先生已经没了意识,急救医生立即拿出急救器材,准备上前给胡先生检查,可此时,原本温顺的小狗却突然挺直了前胸、瞪大了圆鼓鼓的双眼,冲着医护人员“汪汪汪”大叫。

“或许是小狗误以为我们要伤害它的主人,它才拼命地护住胡先生不让我们靠近。”抬工廖师傅说,为了让胡先生尽快得到救治,医护人员只好利用手中的担架,将小狗暂时从胡先生的身上驱赶开,“可急救人员施救时,被赶到一边的小狗还是一直围着我们边打转边叫,不肯离开。”

遗憾的是,经医生诊断,胡先生已经没了生命体征。由于暂时无法联系上胡的家人,医护人员只得将其抬上担架,送上1公里之外的救护车。见主人离开,这只小狗也跟着担架一路狂奔。

“它先是跟着担架在后面追,接着又一口气冲到了我们前面,仿佛在给主人开道。”廖师傅说,在狂奔途中,小狗狗还不时会停下回头张望,“它看到我们落后了一大截,就又掉头往回跑。”

约20分钟后,小狗跟着医护人员跑到了救护车前。见胡先生被抬进了救护车里,想要追随着主人的小狗铆足了劲儿,试图跳上救护车。但由于救护车底盘较高,身长约30厘米的小狗怎么也蹦不上去。见车外的小狗急得“汪汪”大叫,在安顿好胡先生后,被狗儿感动的医护人员立即下车,将其抱进了车中。

站在冰棺上守护男主人

上午11时许,在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胡先生的遗体被安顿至急救中心太平间,而小狗也趁人不注意溜了进去。当记者赶到市急救中心时,这只扎着个冲天辫的金色小狗,正静静站在胡先生的冰棺上一动不动,不肯离去。

12点30分左右,胡先生的妻子张女士闻讯赶到医院。直到这时,小狗才从冰棺上跳下,一头扎进了张女士的怀中。张女士发现,小狗的身体一直在微微发抖,并发出“呜呜”的低吼声。

“它肯定是被吓着了。”伤心异常的张女士告诉记者,这只京巴小母狗名叫溜溜,是一位朋友在两年多前送给他们的。“溜溜很通人性,也十分听话,我们夫妻俩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带着它出来走走。只是,溜溜肯定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它和男主人的最后一次散步……”说着说着,张女士哽咽了。

幕后 还差4天 他就满53岁了

“老胡身体一直很不错,除了已经得到控制的糖尿病,他几乎连感冒都没有。”对于丈夫的突然离世,张女士和亲友都觉得难以接受,“前天晚上,老胡还和朋友一起喝酒来着。而且这个月26日就是他53岁的生日,我已经约了朋友,准备给他庆祝生日,谁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昨天下午,记者赶到了佛图关公园内的事发现场。公园一马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胡先生出事后,园方也接到游客电话赶到了现场。此时,医护人员已经将胡抬上担架,送往救护车。“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马如是说。

昨晚,张女士告诉记者,她从医生处了解到,丈夫是突然猝死,但具体的死亡原因并不清楚。目前,张女士已将丈夫的遗体从医院转移,正着手为其操办后事。
来源:凤凰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使得整个的中国为之一震,而那个时候由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因文化大革命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四人帮”也仍然活跃,面对毛泽东去世之后留下来的政治真空,到底谁来填补,这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就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一个星期,1976年9月16日,“四人帮”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篇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文章当中第一次提到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说“按既定分针办”,正是这个“临终嘱咐”让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政坛烟雾蒙蒙。

王忠人:从九月十六日这个两报一刊社论标出“按既定分针办”是毛主席遗嘱以后,“四人帮”就利用他的宣传工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和上海一些报刊,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贺延光:毛泽东主席去世以后,所有的文章里边都要有“按既定方针办”,这是毛主席的话。

广播: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解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本小红册子在中国大地迅速传开,《毛泽东语录》成为那个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

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示在工矿厂房、大街小巷的墙壁上都能找到,那个年代,似乎《毛泽东语录》指导着每个中国人的生活。

贺延光:因为全国人民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是一个唯一的标准,这是中国人的唯一标准,没有别的评价系统。

解说:因此,即便是病危中的毛泽东,他的一句话同样可以改变中国命运的走向,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更希望能从丈夫那里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王忠人:毛主席从九月份的时候,那时候身体非常不好,都半糊涂状态,他临终没说什么话,那“四人帮”怎么说他说话了,“四人帮”假造的说毛主席有个遗嘱,“按既定方针办”。

解说:这篇名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登上了1976年9月16日出版的各大报刊的头版,社论中这样写道。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十年文革已经使中国的老百姓苦不堪言,他们渴望获得新生活,而“四人帮”则希望继续借着“文革”达到权力巅峰,因此社论发表之后,江青给主管宣传的姚文元打电话,再三强调今后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而且要反复宣传。

王忠人:她的用意在什么呢,就说是毛主席逝世了,你华国锋不宣传毛主席临终遗嘱,我宣传,我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继承人,所以她抢这个旗子,实际上毛主席没有临终遗嘱。

解说:时间回到1976年4月30日,这一天华国锋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此时的华国锋刚刚出任共和国总理不久,会见完毕,华国锋又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句不经意的话,成为日后“四人帮”宣扬的临终嘱咐。

王忠人:华国锋见毛主席的时候,给毛主席汇报国内的动态,给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暴露一种思想、忧虑,毛主席就给他写了,“不要着急,慢慢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其中有个“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就抓住这句话,他给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

解说:就在江青等人大力宣扬“按既定方针办”两天之后,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按照治丧委员会的安排,大会实况转播的任务交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身为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深知,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转播,而是一次严肃的政治任务。

杨正泉:没有想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治丧活动的宣传,重大转播的宣传,竟然我来承担这项工作,心里想法很多,百感交集。

刘振英:所以这个事情天天在琢磨,睡觉也睡不好,吃饭也吃不好,万一转播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不是天大的事情吗,这一辈子不就赶上这一件事情,领袖的事情,就很用心吧。

解说:在那个年代,能够参与毛泽东的治丧工作,对于杨正泉、刘振英等人而言,无疑是一种荣耀,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如果工作出现差错,那么荣耀也就变成罪名了。

为了能够达到所谓的最高规格,追悼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突破着常规。

杨正泉:当时追悼大会的现场,原来是安排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城楼上就带来一个问题,毛主席巨大的遗像挂在什么地方,不能够挂在城楼的中央,挂在城楼的中央,人在城楼之上,领导人在城楼之上,那等于是巨像在领导人的前面,而且在他们的下方,按照正常的应该是挂在领导人的后面、上方。

刘振英:他们决定在金水桥搭一个大台子,然后后面是大屏幕、主席遗像,这样比较庄重一点。

解说:根据毛主席去世时治丧委员会发布的《公告》,追悼大会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整举行,按照惯例,电台转播提前十分钟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确保这次播出无误,除了指定的播音员方明之外,还特地安排另一个播音员到场助阵。

方明:一个心里紧张,一个怕出差错,直播,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仅天安门广场,而且是全国,甚至于全世界都听我一个人的声音,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不能出错。

解说:同样的天安门广场,同样的百万人海,十年前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春风抚面,意气风发,广场上的民众更是沸腾般的狂躁。

然而十年之后,天安门城楼上已看不到毛泽东的身影,就连他彩色的巨幅画像也变成了黑白两色,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不再沸腾,只是静静地等待,而这种沉静不仅仅只在天安门广场,整个中国都沉静了,可是又静得让人不安,就如同地震前的那片刻寂静。

陈晓楠:在毛泽东晚年,虽然江青和毛泽东早已分居,连见一面都不那么容易,但是即便如此,“毛泽东夫人”这个称号仍然是江青手中的“王牌”,江青也正是依仗着这样一种身份,行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上,可是如今毛泽东的离世让江青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丈夫,更重要的是她头上那把无形的保护伞。

而对于和江青等人对立的中国元老们而言,毛泽东的离世却让他们多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就像一座权力的天平,两边都希望通过这次大会给自己添加获胜的砝码。

张常海:天安门大广场是一百万人,我们就坐在金水桥前面,《光明日报》一大块。

方明:天安门广场那个时候是太安静了,成千上万的人,几十万人在,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候追悼大会的开始。

解说:如此高规格的大会,转播工作必须做到分秒不差,大会在十八日下午三点举行,可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转播要提前十分钟,他们要在追悼大会开始之前向全国听众介绍大会情况。

杨正泉:反复播音员实验,把时间一秒一秒记下来,比方说播这一段需要多少秒,中间空多少秒再播另一段有多少秒,再空多少秒,这么加起来,反复地保持一种播音速度,加起来以后九分半或者九分四十秒,算到这样一个精细的程度。

刘振英:因为当时的追悼大会真是史无前例,没有这样的追悼大会,我们这个追悼大会全世界关注。

杨正泉:方明是久经沙场的老播音员,那个手就哆嗦地发抖,稿纸就瑟瑟发抖。

解说:为了顺利完成这次播音任务,在追悼大会开始的前三天,杨正泉就带领着方明等人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反复试播,本来试播的目的是为了让现场直播更有把握,可是试播之后杨正泉、方明等人心里却反倒更加忐忑了。

方明:当时喊惯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这时候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出错,溜出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因为在试验的过程当中曾经出过两次这个错误,是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这个话漏出来。

杨正泉:因为平时播都是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现在是毛主席去世了,追悼大会要播永垂不朽,他却播毛主席万岁,我很担心最后有两句话毛主席永垂不朽,我很害怕他播成毛主席万岁。

方明:所以心里很紧张,一定要看准看清楚,就把速度放慢,播完了开始十分钟的时间,播完了后面就正式开始,两手都是汗,不仅我两手汗,我的备份常亮他也是两手汗。

解说:追悼大会前的十分钟,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接着是王洪文宣布大会开始,为了能让王洪文准点宣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特地为王洪文准备了一台收音机,从收音机里王洪文可以听见整点报时的钟声,但是身居高位的王洪文是否配合,大家都不敢保证。

刘振英:这个时候我有看后边,华国锋就拉他,问他意见,那意思就是开始吗,王洪文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看一下表,也不答话,也不理他,他不开始,这就说明我这个收音机这个试验也起作用了。

解说:王洪文宣布大会开始之后,华国锋致悼词。

华国锋: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任,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解说:也就是华国锋悼词中的一段话,让敏感的人们察觉到平静的主席台上两派斗争已经愈演愈烈。

王忠人:我就从华国锋致悼词的时候,提出“三要、三不要”。一般在这种大会上不提这个东西,“三要、三不要”是毛主席在1975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批“四人帮”的时候讲的话,批“四人帮”讲话,意思告诉“四人帮”你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克思主义,你不要搞分裂,要团结,那是批“四人帮”的,批“四人帮”的话拿到悼词里说,这里有斗争。

钱嗣杰:在这个中间感觉到华国锋回过来给叶帅聊几句,看着聊得很亲近,我赶紧跑过去前面拍几张,赶紧再离开,你像张春桥,那些老帅根本不理他,这个知道,这个看得出来。

解说:这是追悼会当天新华社记者拍下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央的华国锋正在致悼词,在这篇悼词中,华国锋不仅丝毫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反而重提了批评“四人帮”的“三要、三不要”。

张常海:这个斗争都很大,当时江青跟华国锋都想抢这个旗帜,都想抢,我是主席的接班人,我是正统,应该我接班,从群众情绪来讲,江青算老几,你接什么班呢,主席在的时候就那么批评你。

王忠人:这是一场斗争,所以这次斗争我们《光明日报》就站在“四人帮”这边,说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

张常海:结果我们那儿都写了效忠信了,就我一个人没写,我们七个人所有人都给江青写效忠信了,表示慰问、节哀,就等于效忠,我那时候我就瞧不起,我说效什么忠啊,她也没起好作用,我给她写什么信,我一个字也没写。

解说:在天安门广场上,像王忠人、张常海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一边听着从主席台传来的声音,一边在心里默默地揣摩,而事实上看似风平浪静的主席台上早已暗流涌动。

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毛泽东的遗体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毛泽东身前的卫士长陈长江没有参加追悼大会,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陈长江:就是说中央已经定了,说这个遗体要保存,要保存到“769”地下室去,这个任务还是由你们一中队担负,因为“769”不在中南海,在毛家湾下边,实际主席的遗体在地下室里还开刀,把五脏什么都拿出来以后再缝起来,这个遗体保存不是那么简单的,都拿出来了,重新弄一些东西再缝。

解说:追悼大会结束之后,九月二十日凌晨,毛泽东的遗体在陈长江等人的护送下再次转移,被安放在一个代号“769”的地下室里,陈长江在地下守护着毛泽东的遗体,而在地上两派斗争却愈演愈烈。

陈晓楠:在毛泽东追悼大会的主席台上,江青的装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她头戴黑纱,脸色看不出什么表情,而这一幕让人想起了阿根廷总统庇隆的葬礼,在庇隆的葬礼上他的夫人也是这样头戴黑纱,而就在庇隆去世之后,其夫人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追悼大会之后,很多人就都在猜测,江青是不是想要仿效庇隆夫人,不满足做寡居的夫人,而是要做“寡人”,可是这一切又谈何容易,毛泽东去世,江青失去了“第一夫人”的身份。文革十年国民怨声载道,“四人帮”又不得民心,面对着这些种种的不利,他们也只能放手最后一搏了。

解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的,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的。“四人帮”深刻领会到了其中的含义,毛泽东追悼大会结束之后,“四人帮”便开始大造毛泽东临终遗嘱的舆论。

王忠人:江青也布置,姚文元也布置,所以在全国掀起一股学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高潮,《人民日报》大标题,通栏大标题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光明日报》也是大标题,这都统一口径的,《光明日报》报头上旁边有一个报眼,天天登语录,就老登这一条语录,天天登,毛主席指示,“按既定方针办”,老登这个。

保育钧:从《人民日报》看出来,就是派出一大批记者到各省各大军区去摸情况,这些记者都是级别比较高的老家伙,主席去世之后,各个省的态度具体怎么样,他们表面上看是拥护批邓的,那就是他们可靠的,对批评等于阳奉阴违不理的,那就是不可靠的。

王忠人:按照“四人帮”的理解,就是说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还继续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继续搞,批林批孔那一套我们还坚持,就是这个按既定方针办,这是一场斗争。所以这次斗争我们《光明日报》站在“四人帮”这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解说:一时之间,铺天盖地的“按既定方针办”掩盖住了“三要、三不要”,这让华国锋大为不满,华国锋和叶剑英商议之后,在九月二十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由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了异议。可是,姚文元对于来自汪东兴的警告置若罔闻。

王忠人:姚文元就这么说,来的稿件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要加进去,有的不要去掉,如果来稿里头有“三要、三不要”的,可以保留但不要加,不要再加“三要”,他不愿意“三要、三不要”,因为毛主席是批评他们的,不让宣传,这不是很明显吗。

解说:到了十月二日,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送到华国锋那里批审时,华国锋发觉这一发言稿中多处写着“按既定方针办”。

王忠人:华国锋一看“按既定方针办”写在这儿上,都向国际上广播了,“按既定方针办”,本来这是个错误的,毛主席没有这个话,毛主席说是照过去方针办,也不是当着你“四人帮”说的,是当着我华国锋说的,你抢什么旗帜,所以华国锋就在这个报告上说,这个语录错了,六个字错三个字,不要再宣传,就把,把他这个批示在政治局里传阅,张春桥一看见他就惊慌了,因为这个按既定方针办是他们搞的阴谋,张春桥说这个批示先不要往下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解说:华国锋的批示,在“四人帮”中引起震动,于是姚文元在十月三日下午亲自找到《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

保育钧:鲁瑛是总编辑,什么大样都要他最后签字,改了些什么东西,我就注意,鲁瑛就看“按既定方针办”统统改成“照过去方针办”老是去改这句话,我说觉得有名堂了,这个鲁瑛没事干了,就这个水平,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的指示办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他要改,估计下来上面有事,上面有事,所以那几天晚上我们都要12点以后才睡觉,看着鲁瑛下了最后样才睡觉。

解说:十月四日晚上,鲁瑛向《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转达了姚文元的指示,以后报纸上不再再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了,可是为时已晚,当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头版大标题就是《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而且文中这样写道。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不言而喻,这个修正主义头子指的就是华国锋。

张常海:所以为什么华国锋、叶剑英看了这个文章以后,他们就非常警觉呢,因为这是信号,“四人帮”看样子要有行动了,实际上这还不是“四人帮”直接,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光明日报》自己发的这东西。

王忠人:头两天华国锋说不要宣传了,错了,六个字错三个字,结果第三天,二日说的,四日《光明日报》就说我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这是要对着华国锋干的。

张常海:华国锋看了以后就找了汪东兴,叫他代表他去找叶帅,说“四人帮”要行动了,看样子,意思我们也要行动了,这样子定下来六日采取行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导火索。

陈长江:十月四日晚,华国锋还在中南海,工作人员、医疗组的人员,包括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一起,十月四日我们还看不出什么问题,都在上面照个相。

解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10月4日,当时华国锋来到“769”地下室,看望毛泽东的遗体,并与工作人员合影,而这时一直在地下室守护毛泽东遗体的陈长江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可是两天之后,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再次来到“769”的时候,陈长江意识到有大事发生了。

陈长江:十月六日晚上,汪东兴、华国锋、叶剑英几个就到地下室向主席告别,他还没说起这个,我们还不知道抓了“四人帮”,光说代主席的遗志,我们按照他在世时心里的愿望,解决了问题。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张耀祠才跟我们传达这个事,当时我们还不太清楚,我们中队里派了七八个人,二十个人分为五六个组,抓“四人帮”的。

陈晓楠:毛泽东去世预示着毛泽东时代的终结,自1935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到1976年去世,在漫长的四十一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毛泽东又影响了全中国的命运,在其人生的最后十年里,人们对他的尊崇达到了巅峰。到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但是他的影响却仍在继续。
来源:北青网

中国古代的皇帝,多数都喜欢娱乐。娱乐的规模不一,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水上游乐,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

水上游乐主要是游湖。过去的皇宫中,都辟有很大的苑囿,苑囿中建有湖泊。春秋佳日,或盛夏酷暑,帝王后妃们常荡舟湖上,观光赏景,嬉戏作乐,尽享湖上的美好风光。

汉昭帝:万岁为乐岂为多

在汉代的皇帝中,汉昭帝刘弗陵比较开明。尽管他只活了21岁,但他在位期间,轻徭薄赋,招抚流民,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在关注民生、稳定社会等方面干了不少好事。当然,作为帝王,他也喜欢享乐。东晋王嘉的《拾遗记》中,就记载了一些他乘龙舟游玩的趣事。

汉始元元年(前86),昭帝在宫中开挖了一个广约千步的淋池,池中种植了一种分枝荷花。这种荷花一茎四叶,状如并列的伞盖。日光照射时,叶片低垂,如美人羞涩的脸,故人们又称它为低光荷。它结的果实如同佛珠,可做首饰佩带。花叶入嘴嚼之,清香馥郁,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

汉昭帝十分喜爱这水碧荷香的淋池。他经常携着众多宫女,乘着龙舟,在淋池中畅游。这种龙舟以名贵的文梓木建造,木兰为桨,船首雕刻着翔鸾飞鸟,船身装点得五彩缤纷,华美异常。侍游的宫女们口含荷花,头戴碧玉般的荷叶,身披芰荷绿衣,载歌载舞,营造了满船的欢乐。昭帝在这“温柔乡”中“乐不思蜀”,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玩到尽兴时,他忽然诗兴大发,美美地吟出一首诗来,让宫女们即席演唱。于是,一首委婉动听的《淋池歌》,透过明亮的月色,仙乐般地从龙舟上飘起:

秋素锦兮泛洪波,挥纤手兮折芰荷。

凉风凄凄扬棹歌,云光曙开月低河,

万岁为乐岂为多!

这位年轻的天子流连池中,快意舟上,深深地被这里美丽的秋色陶醉。他感到平时得到的欢乐太少了,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乐园!

汉灵帝:千年万岁嘉难逾

跟汉昭帝不同,东汉的灵帝是个有名的荒唐皇帝。在位期间,他增收田赋,卖官鬻爵,广置田宅,大修宫室,害得民不聊生。在享乐腐化上,他也相当“出众”。

他经常用四匹白驴驾车,自己独自操辔,在御苑里闲逛;又给狗戴上文臣戴的进贤冠,配上绶带,牵着招摇过市。他还在后宫里设了一家“超市”,让宫女们贩卖物品,互相盗窃争斗。他则换上商人服装,躲在“超市”角落里看宫女们打架取乐。

他乘龙舟作乐,更为荒淫无耻。

东汉国都洛阳城外,有许多供皇帝游乐的苑囿,其中西苑最大,游乐设备也最齐全。荒淫无度的汉灵帝在西苑中建造裸游馆10间,馆前台阶上以绿苔为被,馆的四周引渠水环绕。每逢盛夏,汉灵帝就在裸游馆避暑。他挑选14至18岁的美女陪他在裸游馆彻夜宴饮,尽情享乐。他还挑选一些冰清玉洁、身材优美的宫女一丝不挂地为他执篙摇橹,他则斜倚在龙船中“饱餐秀色”。兴之所至,他还故意将船弄翻,让赤身裸体的宫女纷纷落水,他则以淫邪的眼睛欣赏着美女们在水中嬉闹……这些都玩腻了,他又装模作样地写起诗来。一首《招商歌》写完后,他又立即让宫女演唱:

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

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凫,

千年万岁嘉难逾!

汉灵帝就这样一边听着曲子,一边在船上销魂作乐。他认为这样美好的时光很难有再超过它的了,因此感叹说:“假如一万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然而好景不长,他死后才30来年,他那做傀儡皇帝的儿子献帝便把江山“禅让”给了曹丕,绵延了400多年的汉王朝也就此灭亡。

宋真宗:春风引出大龙船

跟汉代皇帝相比,宋代皇帝的水上游乐少了些浪漫荒唐,多了些艺术情趣。

当时,皇宫御苑中的金明池上,经常举行杂戏表演。观赏这些表演,成为皇帝和后妃的一大快事。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就较详细地记载了咸平三年(1000)三月一日,宋真宗赵恒到金明池观赏水戏的情景:

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宴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仪卫。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掉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作语,乐作,钓出活小鱼一枚,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觔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水戏呈毕,百戏乐船,并各鸣锣鼓,动乐舞旗,与水傀儡船分两壁退去……

看过精彩的“水傀儡”和“水秋千”表演后,紧接着他又观看军士们的“争标”比赛。这一比赛要先在水面的终点插上一根长竿,竿上缠锦挂彩,呼为“锦标”。竞赛的船只以首先夺取锦标者为胜,故又称之“争标”。比赛前,两支船队分列左右两翼,每队都有小龙船、虎头船、飞鱼船、鳅鱼船等数十艘,兵士上百人。船上旌旗猎猎,鼓乐齐鸣。比赛时,只见令旗一挥,两队龙舟便急如箭发,争相夺取水中插着的“锦标”。先夺到者山呼海啸,狂欢雀跃,以博取皇帝的奖掖和百姓的喝彩。这景象被大画家张择端形神并茂地绘进了名画《金明池争标图》中。

观看表演时,皇帝坐在大龙船上。大龙船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雕刻着腾飞的巨龙,金碧辉煌。宽平的船板两边排列着10间楼阁,供皇眷们观赏休息用。皇帝的御座设在正中,座前有龙水屏风,显得雄伟壮丽。表演开始时,几只小船先将大龙船牵引到临水殿前。表演结束后,再将龙船拖回大屋中。

以上这些水上娱乐活动,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观赏价值,因此深受欢迎。前去观看的,除皇帝后妃外,还有京城的百姓。人们将此当作一件节庆盛事,津津乐道。诗人还将它写进诗中,广为流传。宋代诗人朱翌在《端午观竞渡曲江》一诗中就深情地写道:

却忆金明三月天,春风引出大龙船,

三十余年成一梦,梦中犹忆水秋千。
来源:浙江在线

上周二上午,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徐医生正在门诊坐堂,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急匆匆走了进来。

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不错,可是,身上发出一股臭气,吓得其他病人纷纷捂着鼻子。

这个小伙子,就是小冯。他是贵州人,今年21岁,在永康一家五金厂打工。

小冯说,其实,早在16岁时,他就常常感到鼻涕多、呼吸也很困难。由于老家医疗条件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好好地治疗。

前几年来到永康后,断断续续到一些小诊所看过,但都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最近感觉越来越严重了,鼻子也经常发出臭味。”小冯低着头,脸涨得通红,“工友们都笑话我,看到我都躲着我。”

做了CT检查,徐医生发现,小冯的鼻腔内有一个硬物,但搞不清是什么东西。

经过会诊,医院决定为小冯手术。很快,硬物就被取出来了,竟是一颗牙。

看着眼前这颗长约2厘米的牙,小冯一脸惊讶,“这牙齿怎么会长到鼻子里?”

据医生介绍,很可能是小冯小时候换牙时,由于吃了过于坚硬的东西,因此,从门牙数起的第四或第五颗牙就从口腔被顶到了鼻腔内,徐医生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可以把牙齿看成一棵树,‘树的种子’相当于被埋在了鼻腔里,时间长了,‘树’就从这里长出来了。”

鼻腔里的牙齿生长缓慢,刚开始不容易被发现,长大后就会引起鼻塞、出血等症状。“这种情况很少见,从医10年来,也就遇到过一例。”徐医生说。

徐医生提醒,预防鼻腔里长牙的办法,是在长牙年龄时,注意口腔卫生,不要咬过于坚硬的东西;有牙病或牙周病时要及时治疗;注意门牙周围有无坚硬肿块,如发现门牙缺少或鼻塞、出血等症状时,应及早到鼻科检查,以便早发现早治疗。
来源:云南网

随着远征军反攻滇西战役的胜利和日军的全面溃败,日军在滇西设立的慰安所也宣告寿终正寝。滇西日军慰安妇在解救即将来临之际,有的被集中起来引爆手榴弹杀害,有的被集体枪杀,有的被迫服用升汞片自杀,有的被投入深井溺死……日军的疯狂暴行致使大部分慰安妇命丧滇西。被中国远征军俘获的日军慰安妇仅几十人,其中朝鲜籍慰安妇约十八九人,日本籍慰安妇5人。


日军军医给慰安妇检查身体用的木台


慰安妇遗留的木屐


日军遗留的皮甲

龙陵是滇缅公路上的交通枢纽,二战中是抗战的大后方。据考证,在敌占区的滇西,日军共设立慰安所多达30余个,龙陵县境内现存10个慰安所遗址。战争期间,全世界至少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可她们绝大多数,最后的结果都很悲惨。

悲情人生被日军强征到前线供淫乐

据了解,首批到达该慰安所的慰安妇有23人,其中10人是日本的女子挺身队队员,另外的13人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自此,该慰安所伴随着日军的入侵到溃败存续了两年多时间。

其间的1943年8月,从芒市调换来了一批慰安妇共20人,其中有15名朝鲜人、3名中国台湾人、两名日本人。1943年11月,这里的慰安妇除患病的外,全部被交换到腾冲。

在1942年至1944年的两年中,慰安所长期住有从中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强征而来的大批慰安妇,这些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各国妇女在这里不分白天黑夜地供日军官兵淫乐。

龙陵县史志委原主任陈景东说,该慰安所先后有60多名慰安妇驻扎,正常情况下,该慰安所有慰安妇15~20人,每名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5~6人,特殊情况下,接待日军10余人。

展馆内的历史文献资料还介绍到,日军曾将腾冲和龙陵的慰安妇集中到这里轮训。这里俨然成了滇西日军慰安妇的集训地。该慰安所由一个叫阿云婆的日本女人管理,并配备一个名叫森山大实的军医,专门负责对慰安妇定期进行身体检查,馆内还根据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还原了一架当时对慰安妇定期进行体检的检查台。

悲苦经历辛辛苦苦攒钱最后成废纸

龙陵县文管所所长张国阳告诉记者,慰安妇在当性奴隶期间,根据不同地方的人将其分为三等,其中一等是从日本来的慰安妇,这些都是为日军军官服务的,也有少量立过战功的士兵获奖励后能得到日本慰安妇的召见;第二等是朝鲜的,除了服侍军官外也向士兵开放,但所获酬劳要高于普通慰安妇;第三等是从东南亚及中国当地抓来的,也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每天要接待5~7名日军士兵,有的甚至每天接待人次多达近20人,可以说是饱受摧残。

张国阳说,根据考证日军在占领滇西期间曾发行了大量的伪币金圆券,慰安妇每接待一个士兵,慰安所都要收取一定费用,出台的慰安妇则根据收成有不同的提成,或一元、三元、五元不等,得到提成后,有些“生意”好的慰安妇还能攒下来很多钱。“但是,这些慰安妇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最后都变成了一团废纸。”

张国阳说,据当地一些老人回忆,这些慰安妇平日里只是买一些简单的化妆品之类的东西,花不掉几个钱。于是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攒了很多钱,可由于战争结束,这些日元已不再发行,最后都变成了一堆废纸分文不值。

悲惨结局被枪杀或强制服毒自杀

1944年10月,中国远征军在收复滇西国土的战斗中,以10万人马围攻龙陵县城,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时,这里的慰安妇几乎全部被日军押到观音寺脚下汤家沟枪杀或强迫服毒自杀,只有少部分人在事前外出或隐藏躲避后逃过一劫。

随着远征军反攻滇西战役的胜利和日军的全面溃败,日军在滇西设立的慰安所也宣告寿终正寝。滇西日军慰安妇在解救即将来临之际,有的被集中起来引爆手榴弹杀害,有的被集体枪杀,有的被迫服用升汞片自杀,有的被投入深井溺死……日军的疯狂暴行致使大部分慰安妇命丧滇西。被中国远征军俘获的日军慰安妇仅几十人,其中朝鲜籍慰安妇约十八九人,日本籍慰安妇5人。

这些慰安妇在结束了这段不堪的历史后,只有很少的慰安妇成功逃脱或获救,据陈景东介绍,这部分慰安妇能够活下来的原因,一个是逃跑的,一个是在战争结束时被俘虏的,但她们的结局都很悲惨。
来源:人民网

在新中国已举行的13次大阅兵中,有3个兵种陆续被淘汰,这反映了人民解放军编制体制的变革和现代化的进程。

骑兵:1949年到1955年先后参加了7次国庆阅兵。开国大典,骑兵第3师2000余匹战马组成了白马连、红马连、黑马连,威武雄壮。1985年,我军由摩托化取代骡马化,骑兵作为一个兵种在我军消失。目前仅象征性保留了少数的骑兵营和骑兵连。

探照兵:探照兵是利用探照灯夜间照射来犯敌机,配合高射炮兵和航空兵对空防空作战。探照兵从1951年开始参加国庆阅兵。1974年4月,由于我军防空武器的发展,防空作战淘汰了探照灯,探照兵从此解散。

铁道兵:铁道兵的鼎盛时期达到40余万人。1983年铁道兵并入铁道部,作为一个兵种在我军消失。1959年,石家庄铁道兵学校代表铁道兵参加了10周年国庆阅兵,这是铁道兵唯一一次参加国庆阅兵。
来源:凤凰网

五月政治局会议五月政治局会议一般说法是3日开始,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我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北京市、华北局,准备开华北工作会议,工作十分紧张。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的纯洁的处女之类的话,说严慰冰的揭发信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见有人在后面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见聂帅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的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

从会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样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总理也很慎重,不讲话。康生挺得意。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来源:台海网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哇,好像人脸喔!”台湾宜兰县府生态池养了一群锦鲤,最近有民众发现其中一只黑白相间锦鲤,竟然有眼、鼻还有嘴,像极了人脸,大家啧啧称奇,跑来围观。


这尾锦鲤好像人脸,有眼有鼻子和嘴巴,让人啧啧称奇。

宜兰县府新闻科长李岳儒说,他之前在工旅处当观光营销科长时,常在生态池旁抽烟讨论事情,最常看到的是一只乌龟晒太阳,池子里的锦鲤没特别注意看,昨天看到“人面”锦鲤,大吃一惊,也有人觉得像猫脸,还有人说像猪脸,议论纷纷。

前县府财政处长林安彬爱养锦鲤,这些锦鲤就是他放养的,他2000年从家里渔池带了300尾锦鲤到县府生态池放养,过了10多年,他家里同期的已长大到8、90厘米,县府生态池水浅,又没有专人喂养,锦鲤吃不好也长不好,加上被捞走大半,所剩不多。

林安彬说,光模样孔雀类的锦鲤,身上有金色皮肤,也有黑色素细胞,它的头平又大,花纹刚好长在鼻孔,看起来很像眼睛,鼻孔下凸起来,又像鼻梁,他们称为“鬼面”,这种品种的锦鲤10尾有8尾有“鬼面”特征。

林安彬表示,养锦鲤最快乐,他的渔池里有好几尾80厘米,20斤重的鬼面锦鲤,看起来更像人脸,很有趣。
来源:西安晚报

“你要努力赚钱啊,这么穷日子怎么过啊?”小偷半夜带着刀子和工具入室盗窃,结果发现女房主家中一贫如洗时,竟“苦口婆心”地“教育”起对方来。7日凌晨一点左右,在江西省南昌市广润门住宅小区内就发生了这么一起入室盗窃案,正当小偷讲得正起劲时,女房主的4位同事赶来,当场将小偷给抓住。

7日上午,西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十中队的办公室内,40多岁的嫌疑人应某一脸无奈和郁闷,一旁的桌子上还摆放着一把崭新的刀子和一副黑色手套。“我看她家实在太穷了,都不忍心偷了,要不是我起了恻隐之心,也不会被抓住。”说起自己盗窃的情景,应某到现在还觉得自己很无辜。

据应某交代,他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最近手头比较紧,于是打算入室盗窃。他事先买了一把刀子,又学着电视里的情节特意戴了一双黑手套。昨日凌晨1点左右,应某来到了广润门住宅小区,用手电筒四处照射,结果发现一户人家的大门虚掩着。

应某以为里面没有人,就悄悄溜了进去。在仔细翻了几间无人的房间后,发现这户人家一贫如洗,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应某不免有些恼火,当他再打开一间关着门的房间后,发现一女子正在里面睡觉。应某大着胆子进去,不想女房主发现后急得大叫。应某立即用手电筒照对方的眼睛,让对方把手机交出来。随后,应某又在房间里翻了一阵后,还是没发现任何值钱的东西。

“你家也太穷了,还不如我有钱呢。”应某顿时起了恻隐之心,将手机交还对方后,站在房门口竟苦口婆心地“教育”起女房主来。“你不努力赚钱,生活水平怎么能提高呢?你不努力赚钱,永远都是这样穷!”谁料,就在应某滔滔不绝地说得正有劲时,4名男子突然冲了进来,将应某当场抓住。

据民警介绍,女房主在应某进门时就发现家里进贼了,于是偷偷装睡后躲在被子里打了电话给同事,这才将应某给抓住。西湖公安分局法制科的民警介绍,虽然应某没有盗窃到任何东西,但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入室盗窃,还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警方已经将应某逮捕,此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来源:说文解字

原以为领取、提取、获取的“取”字是个新字,它应该是从哪个字里转化而来的,不然,怎么“取”字与“耳朵”有关?莫非是古人把偷听人家的私情话就开始叫做“听取”了?看了甲骨文“取”字的字形,又查了《说文解字》,才知道“取”的本义就是“割掉耳朵”,并且还是割取左耳朵的意思。

割掉耳朵才叫“取”,在今天不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是很难为情的事情。但在古人眼里,“割耳朵”却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不但割动物的耳朵,也割人的耳朵。《周礼·夏官·大司马》:“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意思就是说,捕获大的野兽交给公家,捕获小的野兽归自己私有,只是别忘了把野兽的耳朵割下来,以此来评定成绩。怪不得“取”字的“耳朵”在左边,原来割的就是它呀!《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者,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资治通鉴·唐纪》:“取吴元济。”这里的“取”,割的就不是野兽的耳朵,而是人的耳朵了。后来战场上就不光是割耳朵的事情了,大家把割掉敌人的头颅也算作“取”,这样就把“取”字扩大化了。如苏轼《阳关词》:“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这里的“取”就是要割头了。《说文解字》曰:“取,捕取也。”“捕取”就是捕获后割下耳朵的意思。在古代,无论是捕获野兽还是抓获俘虏,都要割下他(它)的耳朵,以便去邀功领赏。

我们再看看甲骨文的“取”字,左边是一只“耳朵(耳)”,右边是一只“手(又)”,这是一个会意字,表示用手将耳朵割去。金文时左边的“耳”字稍有变化,不太像“耳朵”了,右边的“手(又)”一点也没有变。到了小篆时,左边的耳朵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楷书沿袭了小篆的字形,也就成了今天的“取”字。

既然取得耳朵是“取”,取得头颅也是“取”,那取得阵地、城池、国家当然也是“取”了,就连男人迎娶新娘,古代也叫做“取”。《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取齐女为妻。”《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终老不复取。”《水浒传》:“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这里的“取”都是“娶”的意思。至于“取”字当“得到”“取得”讲,那就是“取”的引申义了,这在古文中相当多见。《荀子·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韩非子·五蠹》:“钻燧取火。”还有《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文能取胜。”等等,这里的“取”都是“取得”“得到”的意思。

知道了“取”字的来源,心里一下子透亮多了。如今再看“取”字左边的“耳”字,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
来源:云南网

今年3月17日,云南结石病医院为一名胆结石患者罗女士实施了保胆取石手术,从她的胆囊里共取出了结石11688颗,堪称结石纪录。可就在8月29日,这项纪录被刷新了,呈贡的耿女士在该院进行了胆结石“保胆取石”手术,共取出沙石约12000粒,6名护士花费一个多小时时间,才将这些沙石数量点清。

耿女士家住呈贡农村,今年50岁的她半年前突感腹部、胸腔部胀痛,一直以来身体状况良好的她并没有太在意。“每次吃得太油腻就会疼,但是疼一会儿也就慢慢缓解了。”耿女士说,由于每次腹痛时间都不长,而且也没有其他不良症状,所以她也一直没有到医院检查。

“月初,医院给我们那的人做免费体检,才知道原来媳妇的腹痛是因为胆结石。”耿女士的丈夫范先生说,原先他只知道妻子的弟弟得过胆结石,几年前就做了手术,没想到妻子竟然也得了同样的病。想到有病就要早治疗,近日,他陪同妻子一起到结石病医院诊疗。

经过多项体检后,耿女士躺到了手术台上,医生切开了耿女士的胆囊,里面布满了数颗大小不一的结石。随即,医生使用套石网、吸石器等取尽结石,取出的结石足有一手术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细数,这些结石共有12000多粒。大的如猫眼豆,小的如小米粒。

为耿女士实施手术的李英灿主任介绍,就目前来说,12000颗结石是现今保胆取石手术中数量最多的。“无论是之前取出的4000多颗及11688颗结石,还是今天取出的12000颗结石,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常规的手术。只要患者的胆囊还有功能,我们就尽力去保住胆囊取出结石。”

手术后患者最担心的问题是结石会不会复发?云南结石病医院在针对结石的复发问题上做了大量研究,现在可以有针对性地对术后结石复发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所实施的“三镜联合”内镜微创保胆取石术,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保胆取石手术。
来源:云南网

一只有3个月大,重约4斤的野生猕猴,被农用车司机装在了药材下面的车厢里,准备拿到怒江贡山来贩卖。昨日,当怒江边防支队丹珠检查室执勤官兵对这辆入境的农用车进行检查时,这只猕猴的叫声引起了官兵的注意,随即官兵解救了这只野生猕猴。

当天,检查室官兵对一辆装满药材的农用车进行检查后准备放行时,突然听到有动物的叫声,仔细一听:“是猴子的声音!”叫声就从附近传来,官兵们判断猴子的叫声有可能是车子里传过来的。

随后,官兵对车辆内货物进行再次检查,发现在车子最里面的角落躲着一只猴子,由于贡山天气较阴冷,加上坐在车里一路颠簸,猴子在车里冻得瑟瑟发抖,边防官兵急忙将猴子放在旧被子里包着,找来饼干等食物给猴子吃。猴子就像找到了主人,连连向官兵点头致谢。

据农用车驾驶员友某交代,这只野生猕猴是从缅甸花200元钱买来的,准备拿到贡山来贩卖,顺便为自己增加点收入。据悉,野生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中国属于禁止贩卖物种。

目前,猕猴已移交贡山森林公安处理。
来源:华西都市报

植物人妈妈分娩全院顶尖医生都来了 刘冬琴的主刀医生昨首次披露手术细节,医院称打赢“植物人孕妇母子保卫战”

●“植物人妈妈成功诞下健康宝宝,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可能受妈妈全麻手术的影响,宝宝出生后有呼吸急促的症状

●刘冬琴分娩后出现产后并发症,目前右侧身体稍微有些知觉,左侧身体则完全不能动

“植物人妈妈成功诞下健康宝宝,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昨日下午,川大华西二院首次对外披露植物人妈妈刘冬琴生产的细节,并公布了现场手术照片。

该院产科主任刘兴会介绍,目前刘冬琴的病情不容乐观,尚需24小时在ICU严密观察。

新生儿科熊英教授说,新生儿除有轻微肺炎、血型不合溶血症和高镁血症外,其发育情况和其他适龄儿一样。

医院提前做“功课”生产前一天多部门曾讨论

昨日下午,川大华西二院办公室内,产科主任刘兴会、新生儿科熊英教授、麻醉科罗东副教授和护理部相关负责人,首次对外披露了植物人妈妈刘冬琴剖腹产的经过。

由于刘冬琴是植物人,而且多器官损伤、有先天性心脏病,针对这一特殊情况,医院提前做了很多“功课”。

刘兴会介绍,24日凌晨零点过,刘冬琴因出现明显宫缩被推进手术室。由于23日上午全院刚进行了多部门讨论,因此手术进行得有条不紊。

除该院派出了最顶尖的医疗力量外,川大华西医院的耳鼻喉科、神经外科等专家也第一时间就位,全程守候在手术台边。

“这次手术集中了我院最顶尖的医疗力量,我们尽最大努力打赢了这场植物人孕妇母子保卫战。”在手术总结会上,川大华西二院党委书记王素霞感慨地说。

受妈妈全麻影响宝宝出生后呼吸急促

24日凌晨0点39分,刘冬琴腹中的宝宝顺利降生,这是一个重2.28公斤的男婴。孩子娩出后,发出一阵并不是很洪亮的啼哭声。手术室里的医生立即兵分两路:产科医生继续刘冬琴的手术,新生儿科石晶副教授和住院总医生彭立博士开始对婴儿进行检查、评估。

孩子的情况不是特别好,而且,可能受妈妈全麻手术的影响,宝宝出生后有呼吸急促的症状。石晶立即安排:“赶紧送到新生儿病房!”

0点50分,刚刚离开妈妈身体11分钟的宝宝通过转运系统,被平安送入新生儿科的层流病房。其间,宝宝的外公争分夺秒看了外孙两眼。而刘冬琴则被送到ICU进行治疗。

出现产后并发症刘冬琴情况不容乐观

昨日,是刘冬琴生下孩子的第3天。她仍躺在ICU重症监护室,而她的宝宝则在层流病房接受VIP特级护理。据介绍,刘冬琴分娩后出现产后并发症,让她的健康状况更加不容乐观。目前,她的右侧身体稍微有些知觉,左侧身体则完全不能动。可喜的是,术后她一直能进行自主呼吸,也能通过眨眼、摇头或捏手等方式和外界简单交流。

熊英教授介绍,新生儿目前每次能进食2ml牛奶,每两小时管喂一次。除轻微肺炎、ABO血型不合溶血症和高镁血症外,这个33周加6天的新生儿和其他适龄儿发育情况一致。

手术进行中 刘父五味俱全:看着外孙乐望着女儿忧

刘冬琴的宝宝顺利分娩,让她的家人和朋友都松了口气。

在刘冬琴父亲刘六合的手机里,有一张孙儿的照片,这是他从华西都市报上翻拍的。刘六合一看照片,脸上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笑意,“娃娃长得多好的。”从8月16日来到医院后,刘六合头一回轻松地笑了出来。

刘冬琴的初中同学张秋芳,现在是成都大学的大四学生。得知刘冬琴顺利分娩后,她受其他在外地的同学委托,专门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来探望刘冬琴。

不过,高兴之余,刘冬琴的身体状况却让大家焦心。“我最担心她以后能不能站起来,现在每天在医院就挂念这个。”刘六合说,他和妻子、女婿吃住都在医院,晚上租张行军床睡在过道。

他说,如果女儿情况稳定了,打算带着妻子回老家找点副业,“毕竟以后的路还长着,还有很多要用钱的地方,我们老两口能帮娃娃挣一点是一点。”
来源:人民网

大多数妖怪似乎都想吃唐僧肉,但有一个奇怪现象令人深思,就是他们即使捉到唐僧,也不会立即吃掉,而是希望先抓住孙悟空再吃。妖怪们对此的解释是,吃唐僧肉很简单,只是怕他的徒弟们来吵闹,尤其是孙悟空。但这里面就有一个悖论:他们只要怕孙悟空来吵闹,就永远吃不到唐僧肉。

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消息被风传了五百年,没有一个妖怪不知道。那妖怪们也一定知道,孙悟空偷蟠桃、盗御酒、窃仙丹的传奇故事。太上老君对此所做的技术鉴定结论是,孙悟空吃了这些东西,早已是金刚不坏之身,因为连太上老君自己的八卦炉都没把他怎么样。所以,妖怪们即使抓住了孙悟空,也拿他毫无办法,任何要把他消灭掉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这一点,妖怪们应该也不傻,不会不知道。

所以,事情的真相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真的想吃唐僧肉,一切都是如来搞的恶作剧。如来早已为他们定好了规矩:唐僧肉好吃,但是不能吃。

《西游记》第35回里写到,唐僧师徒走到平顶山莲花洞,遭遇金角、银角两大王,孙悟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其捉住。正要赶路,却被太上老君拦住讨要他的宝贝。太上老君说:“葫芦是我盛丹的,净瓶是我盛水的,宝剑是我炼魔的,扇子是我扇火的,绳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带子。那两个怪,一个是我看金炉的童子,一个是我看银炉的童子。只因他偷了我的宝贝,走下界来,正无觅处,却是你今拿住,得了功绩。”

孙悟空觉得这也太不尊重他的劳动成果了,太上老君自己管教不严,现在还有脸来要宝贝,所以立刻就气不打一处来,声讨说:“你这老官儿,着实无礼,纵放家属为邪,该问个钤束不严的罪名。”

太上老君身为天庭的宗教领袖,在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束手无策,最终被如来比下去,在仙界的声誉上大打折扣。对此,太上老君一直耿耿于怀,很不服气。别的神仙都向法力无边的如来伸出了橄榄枝,唯其马首是瞻,在唐僧取经一事上积极捧场,为如来出人出力,提供81难所需的大部分反派演员,并始终对如来的计划守口如瓶。但太上老君身份特殊,他表面的和气只是一种假象,他在内心深处并不买如来的账。所以面对孙悟空的质问,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对如来的计划也几乎全盘托出,他说:“不干我事,不可错怪了人。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了三次,送他们在此托化妖魔,看你师徒可有真心往西去也。”

至此,谜底已揭。孙悟空恍然大悟,但也恼羞成怒。

其实,取经、降妖、捉怪,就如同孩子们玩的“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当然,游戏之外的人们会对此一笑了之,比如如来,他是最有资格置身事外发笑的人,因为就是他制订了这个游戏规则。可是正在玩游戏的孩子们却很容易入戏,会认为那就是生活,而他们必须在游戏规则之内生活。这规则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唐僧肉好吃,但是不能吃。

这个游戏规则适用于所有如来计划内的妖怪,他们是各路神仙的坐骑(比如文殊菩萨的青狮,普贤菩萨的白象,观音菩萨的金毛犼,太上老君的青牛,寿星佬的白鹿,太乙救苦天尊的九头狮子等)、宠物(比如太阴星君的玉兔,观音菩萨莲花池里的金鱼,如来佛灵山脚下的黄毛貂鼠等)、家奴(比如给太上老君司炉的金银二童子,给弥勒佛司磬的黄眉童儿等)、亲戚(比如托塔天王的干女儿白毛老鼠精、西海龙王的外甥小鼍龙等)等,有时好战的神仙(比如天庭二十八宿中的奎木狼)也会忍不住下界过把瘾。他们表面看起来都凶神恶煞,志在必得,不遗余力,其实都被如来打过招呼:吓唬吓唬唐僧就行,谁也不能动真格地吃了他!

这类妖怪都有很硬的后台,所以如来要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众所周知,他们最终都全身而退,这也是规则的一部分。

还有一些规则外的妖怪,他们实力超强,但对于他们来说,唐僧取经更像一场“星光大道”式的选秀,弱的被PK掉,强的则被选上来。比如黑熊精(被观音收为她的守山大神,做了门卫)、牛魔王罗刹女红孩儿一家(三妖皆被收编,其中红孩儿还被观音收为善财童子,做了会计)、六耳猕猴(此妖实力颇强,但被孙悟空妒杀,如来感到可惜)、大鹏金翅雕(此妖实力超强,虽不太听话,但被强留为护法,做了保镖)。他们不是来吃唐僧肉的,而是来打擂的。他们需要一个舞台作秀,他们需要成功晋级。而这场选秀活动的主办方正是如来。

剩下的一些规则外的小妖怪,他们是自然界的精灵,没有编制。他们没有编制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实力还不够强,还没有进入神仙主考官的视野,所以对整个计划构不成威胁,比如白虎岭的白骨精,车迟国的虎、鹿、羊三位“大仙”,女儿国的蝎子精,祭赛国的九头虫,盘丝洞的蜘蛛精和蜈蚣精,隐雾山的花豹精,金平府的犀牛精等。这些妖怪,才是真正打心眼里要吃唐僧肉的,可他们与孙悟空比起来实力很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们无一幸免地都被孙悟空打死了。他们都是规则外的牺牲品。如来以妖治妖,并不吃亏。

所以,取经路上虽然妖怪众多,但唐僧永远是有惊无险,谁也吃不到唐僧肉。
来源:中国新闻网

毛泽东的座驾吉斯115产于前苏联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生产日期是1951年。此车为斯大林送给中国的5辆防弹车之一。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长6m、宽近2m的车身被安装了8mm厚的装甲、70mm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借助一套液压系统才能升降。车身底盘上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够经受住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能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这款车是领袖毛泽东终身座驾。整个轿车自重达7.5吨。目前,俄罗斯仅剩一辆。


毛泽东坐驾“吉斯115”在郑州亮相。


毛泽东坐驾“吉斯115”在郑州亮相。
来源:历时怪谈

特工战史上的奇观

2005年6月,一本由张戎与其丈夫英国人乔·哈利戴合写的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作者在书中声称“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引起胡宗南之子胡为真的强烈抗议。

将昔日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四大心腹之一,贵为“国军”一级陆军上将的胡宗南指为“红色代理人”,的确足够有爆炸力。尽管书中并未提出有力证据,但胡宗南在逃台后逐渐失宠也是不争的事实。

胡宗南的失败原因众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他的部属中竟有三位亲信同为中共谍报人员。这三人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这堪称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这三位谍报英雄便是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

周恩来的闲棋冷子

“后三杰”分别毕业于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抗战前,熊向晖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在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而陈忠经更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民运领袖。

论年纪,熊向晖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陈忠经小4岁。但在参加革命上,熊向晖却走到了前面。进大学不久,熊向晖就通过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杨学诚加入了中共,时在1936年12月8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夜。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晖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当然“拉”出来的过程并非被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据说,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

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时,正当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期潜伏,做一枚国共对弈中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这一闲就闲了五年,五年磨一剑,一朝出鞘,寒气逼人。

“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事实证明,周恩来这一着闲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晖等人联络。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叫停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地位)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的送到了延安。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中共中央随即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虽占领延安却找不到带着中央直属机关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是对“后三杰”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身份暴露两度惊魂

潜伏十三年,熊向晖等三人身在敌营,处处险境,行差踏错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十三年间,他们遭遇过两次身份暴露的惊魂事件。

第一次是周恩来在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赴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时,在机上不慎遗失一个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和他的姓。所幸马歇尔将记事本归还给了周恩来,也没有向国民党透露此事,在外躲避了一阵的熊向晖虚惊一场。

1947年9月,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数十名谍报人员被捕,其中就包括王石坚。军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熊向晖等三人的真实身份。但此时,他们已经人在美国,军统也鞭长莫及,加之胡宗南为求自保极力将此事压下。惊魂之后,“后三杰”都平安完成在美学业。

1949年7月,熊向晖从美国回国后,随罗青长去见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他谈到西安的情报工作,也谈到王石坚出事后他的分析和判断。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祥。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看到,下令查办,必然一查到底。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的人搞的,蒋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胡宗南一定会压住。其实王石坚有没有供出你们,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30多年后,周恩来的分析得到验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军统内幕》中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外交三杰

1947年秋,熊向晖进入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学习;陈忠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申健则赴美国西保大学。三人于1949年建国前后回到祖国。熊向晖此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担任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陈忠经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职;申健则长期担任外派大使。1972年,53岁的熊向晖以周恩来助理的身份亲身见证了尼克松访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向晖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间谍。因为在对手心脏从事地下工作的谍报人员,往往难逃暴露危险。熊向晖不但圆满完成使命,更毫发未损全身而退,还得对手资助出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新中国外交界,一直做到部长级高官。揆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
来源:历时怪谈

对于胡宗南率25万大军与毛泽东率的2万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打了1年,屡吃败仗,而毛在此期间一直从容应对,从不惊慌,不免令人觉得此中定有蹊跷。听闻我党说过,我们在台湾还有极高层阶的间谍。再想想胡宗南,他出身贫苦,早年思想左倾,艰苦朴素、不爱钱财、不好女色,是个理想主义的人物,的确是个理想的地下党员的人选。仔细读读这篇文章,你就会发现,种种迹象让人不得不猜想胡宗南是不是就是一名一生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呢?

胡宗南大军攻占延安 毛泽东不慌不忙

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军校里,大家都认为他是共产党。这是因为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这时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加上胡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就没有被当作共产党人对待。另外,胡宗南有个亲密朋友——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曾命令胡军中的特务把上报的情报抄送胡一份,这么一来,没人敢报告任何对胡的怀疑。

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攻不动北满根据地时,他知道事情糟了。蒋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鼓舞士气,于是他想出了攻占中共大本营延安这个主意,蒋把这个重任交给他最信任的人:胡宗南将军。蒋对胡的信任可谓坚若磐石,他甚至把二儿子纬国托付给他,据说纬国结婚时蒋不在场,“父亲”一角都是由胡来承担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从南京电召胡,部署进攻延安。同一天,毛就得到了情报,决定延安紧急疏散。三月十八到十九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国民党大吹大擂称这是伟大胜利。但是胡占领的不过是一座空城。

当时毛在陕北只留下两万来部队,不到胡宗南二十五万大军的十分之一。他坚持不准其它战场抽调兵力入陕增援。对延安即将失陷而惴惴不安的高级将领们,看到毛泽东如此胸有成竹,既吃惊,又敬佩。 更令他们和毛身边人惊叹的是,向来注意安全的毛,在胡宗南进城前几小时才离开。胡军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警卫员们催了又催,他就是不走。最后说走,车门为他打开了,司机启动了发动机,再次提醒他,他却背着手站着不动,眼睛凝视着延安的标志宝塔山。

国民党的枪声已在近处响成一片时,毛才不慌不忙地向北动身,乘坐原美军观察组留下的吉普车。跟他同车的有现任参谋长周恩来和毛夫人江青。一路上,毛和周说说笑笑,用警卫员的话说:“好像这不是一次撤离后的行军,而是平常的旅行。”

胡宗南军队屡次中伏被歼都是事先设好的局?

到了延安东北三十公里的青化砭,毛叫司机把车开慢,凝神四下看着。行车的公路沿着一条狭长的河谷,两边是黄土大山,被山洪暴雨冲刷成无数崖峁沟壑,是打埋伏的好地方。警卫员看见毛一边细看,一边情不自禁地点着头,觉得很迷惑,不知道他的眼神和动作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后他们才明白。三月二十五日,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旅部和二千九百官兵在这里走进了中共设下的埋伏圈。

事实上四天前,毛在陕北的全部军队两万余人就已在青化砭设伏。而胡宗南的三十一旅是在中计的头一天,才从胡宗南本人那里接到命令去青化砭。据少将副旅长周贵昌说:还未到青化砭时,他们探知那里有伏兵,当即电报胡宗南。胡来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概,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这个旅只好硬着头皮往前,结果被全歼。这时,胡把主力派往另一个方向的安塞,使他们不可能来青化砭救援。三个星期后的四月十四日,胡军一三五旅在延安正北羊马河又同样中了埋伏,死伤加俘虏五千人。就像在青化砭一样,可能援助的胡军主力远在西南方被高山深峡阻隔的另一端。

中共的第三个轻而易举的胜仗,是打下延安北边五十公里处的蟠龙,那里储存着面粉四万多袋,军服五万多套,武器弹药不计其数,是胡宗南全军的补给基地。胡宗南只派一个团加旅部直属队守卫,把驻扎在那里的两个兵团七个半旅派往远在北方的绥德,说是中共主力在那里。四月二十六日胡军两个兵团从蟠龙出发,两天后发现中共好几个旅的大部队正朝跟他们相反的蟠龙方向运动。

他们认为“部队不宜前进”。但胡宗南仍坚持命令他们“急进绥德”。五月二日到达绥德,等待他们的是空城一座。而就在这一天,已把蟠龙团团围住的中共军队开始进攻。

胡宗南大军占领延安 陕北却仍是中共的天地

中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不到两个月就打了三场大胜仗,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宣布毛泽东依然留在陕北。这一消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毛不在延安市内,他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被赶走,陕北还是他的天地。

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一年中,胡军被调来调去,从来找不到中共主力,反而不停地中埋伏,一场大似一场。中共牢牢掌握着陕北大部分地区,毫无顾忌地热火朝天搞土改。毛离延安不出一百五十公里。他的随从从八百人增加到一千四百,包括一个骑兵连,还有一组规模庞大的电台,一天二十四小时工作,跟苏联以及全国各地的部队、根据地保持联系。每天,毛都用电报向全国各战场发出指示。

但有一次,毛差点儿遇险。那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在一个叫王家湾的村子里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住在农民家里,头一回跟老百姓同在一个屋檐下。他住得很惬意,每天散步、跑马。天热了,警卫员砍了几棵树给他在室外搭了个凉棚,用树枝树叶编织成田园风味的棚顶。毛很满意,黄昏时爱坐在凉棚里看书,念英文以作消遣。

六月八日,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刘戡带着部队突然出现在附近。原来,毛住地的一名小学教员逃跑了向刘戡报信,说村里有很多电台。刘估计毛就在这里。刘戡出其不意的到来,使毛泽东朝周恩来大发雷霆。他们争吵着怎么办,往哪里逃去。要彻底安全只能往东走,过黄河进入根据地,船和汽车一直停在黄河边日夜待命。但问题是路太远了,他们跑不过刘戡的人马。毛只能往西去,朝戈壁滩走。决定作出后,村里老百姓被集中起来往相反方向转移,想引开国民党军。

那天下着大雨,山路太滑没法骑马时,专门挑选的膀大腰圆的警卫把毛背在背上。电台不出声了,以防被发现。只有一架电台在紧张地工作着,显然是跟胡宗南联系要他把刘戡调开。毛在陕北时,跟胡军中的电台联系从未中断过,管发电报的机要人员说:“他们的行动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还说:“我们的人的身份有的直到现在也没公开。”

刘戡真的被调走了。六月十一日晚,他就在毛的屁股后面,近到毛的警卫能听见他的队伍说话,能看见他们的火光。毛的警卫紧张得头发都快立起来了。正当他们准备誓死保卫毛时,毛满面笑容地从窑洞里出来,说敌人要退兵。果不其然,警卫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刘戡的队伍沿着山沟跑过,没碰他们一根毫毛。原来,胡宗南给刘戡下了死命令:“向保安南之双儿河集结,限十四日拂晓前补充完毕。”保安曾是毛的首府,胡声称“匪主力”在那里,刘戡非得按期到达参加“围剿”不可。结果保安又是空城一座。毛的随从们为毛的“神机妙算”惊叹不已。

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 “收复延安”梦断胡宗南手中

刘戡不久便死在毛的手里。一九四八年二月,胡宗南下令他带两个师,增援延安与黄河之间的宜川。此行有三条路可走,胡指定刘戡走经瓦子街的洛宜公路。刘戡是二月二十六日得到命令出发的。三天前的二十三日,彭德怀的军队就已经在瓦子街设伏击圈。彭在视察地形时,看到这里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满意地说:“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刘戡的先遣队发现中共大军埋伏,向胡宗南要求先打伏兵,“解除翼侧威胁,”“如不先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围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必遭危险”。胡宗南一口回绝,要该军 “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刘戡手下的二十七师中将师长王应尊回忆道:胡宗南的命令使全军官兵大失所望,忧心忡忡,但亦无可奈何。在行军中大家低头不语。他们就这样明知走进“口袋”里而不得不走进去,两天激战,数名将领被击毙后,刘戡在重围中自戕身死。

刘戡整编第二十九军被歼后,胡宗南集团军心涣散,固不待言,连蒋管区的人心亦十分动荡,特别是关中一带,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陕北战场国民党彻底完蛋的命运就此定下,蒋介石想利用“收复延安”鼓舞人心的初衷,断在胡宗南手里。

胡宗南:貌似《潜伏》余则成原型

蒋介石在一九四八年三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此一损失,全陕主力几乎损失三分之一以上”。他很清楚这都是胡宗南的责任:“宗南疏忽粗率”,“重蹈覆辙”。然而,当胡宗南假惺惺地要求辞职时,蒋介石用伤感的满篇空话拒绝了他。“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挫折,而且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恸悲哀,情何以堪。该主任不知负责自效,力挽颓势,而惟以撤职查办,并来京请罪是请,当此一方重任,正在危急之际,而竟有此种不知职守与负责任之表示,殊非中正之所期于该主任者也。”一场敷衍了事的调查报告把责任都推到死去的刘戡身上。国民党遵循的是官官相护的传统,更何况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是蒋介石宠信的天之骄子。

蒋介石容忍胡宗南一犯再犯的“错误”,一打再打的败仗,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用人的风格和判断力。他刚愎自用,无条件地信任他喜欢的人,天塌下来也给他们撑腰。他的固执使他犯了错误不肯回头。胡宗南毁掉了陕北的军队,蒋介石居然允许他把别处的部队也调去陕北,让毛泽东吃掉。美国主要军事顾问巴尔说:胡宗南 “说服”蒋介石“不断向他的战场增兵,使得国民党在华东战场后来蒙受灾难”,华东一些重大损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后果”。而西移的兵力要么没用,要么也被毁掉。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显然毛不想让胡召来太多的谴责,以防蒋介石真的撤他的职。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连同美国援蒋武器的三分之一。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贻误军国最巨”。弹劾因蒋介石的庇护而失败。之后,蒋还派胡主持“反攻大陆”的工程,包括派人潜入大陆。这些人都一一落入中共的罗网。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会不会是蒋介石猜到了,黄埔军校里曾埋下一群中共的钉子。

胡宗南最终于一九六二年死于台湾,至今也没有资料证实他究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也许这个事情将永远都是一个谜。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一定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至今都没有证实身份的地下党员,他们都为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儿女定然不会将他们忘记。
来源:人民日报

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相互关系的认识,通常从康熙时代开始,便会陷入两个相关的“历史错觉”。

错觉之一,认为康熙是清朝最有作为的一位封建帝王。如果把中国的大门关起来看,的确是这样,康熙很有作为;但如果把康熙放到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去看,则另当别论了。评价一位决定和影响国家命运的历史人物,不能撇开他所处时代的世界发展潮流这个参照系。康熙在位长达60年(公元1662—1722年),正处于17、18世纪之交。这一时期,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遥远的欧洲,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孕育了工业革命。对于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反应灵敏与迟钝,可以举出一例来进行比较。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五月,和康熙同时代的沙皇彼得一世,正在北方海边荒滩上搭建一座小木屋,他要在这个小工棚内住下,亲自指挥大批劳工在涅瓦河出海口的三角洲上建造一座“开放口岸”,以大量引进西欧列强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各种先进成果。彼得一世登基时,沙俄尚处在封建农奴制阶段,中国清朝的封建制度比沙俄“先进”。但彼得一世受到欧洲工业革命的震撼,激发了他强烈的变革图强思想。为此,他一反历代沙皇认为出访别国是“低三下四”的傲慢传统,隐姓埋名,化装成平民前往荷兰、英国等西欧强国考察,并选派大批贵族子弟前往西欧强国学习,等等。这就不难理解沙俄为何能成为晚清不断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之一。

相比之下,康熙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反应则显得有些迟钝了。虽然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但欧洲工业革命的信息,早在明末就由利玛窦、汤若望等一批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康熙登基后,似乎对西方科学知识饶有兴趣,他本人曾专心学习,但却没有把他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这表明,西方传教士们带进中国来的欧洲工业革命信息,并没有激活康熙的变革思想,遗憾莫大于此。

错觉之二,认为中国在“康乾盛世”时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至今仍大有人在。其实,这是中国人在长期闭关锁国环境中滋长起来的保守自大的“优越感”。它离开了当时的世界发展潮流看中国,没有看清本质。康熙不能把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个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同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直接有关。正是这种保守自大的“优越感”,使中国吃尽了西方列强和东方近邻日本侵略者的苦头。

世界近代史的时间跨度,是从公元1640年至1900年。中国近代史的时间跨度,则是从公元1840年至1919年,比世界近代史落后了整整200年。清兵入关是公元1644年,也就是说,清朝这条东方“龙船”从启航第一天起,就航行在历史迷雾之中,不知道遥远的西方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历史性巨变,更不知道西方发生的这场历史性巨变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结果,英国的钢铁炮舰远隔重洋乘风破浪而来,把中国清朝这条东方“龙船”撞沉了。

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之间这200年“时间差”,一旦被落下,中国用加倍的时间去追赶也难以赶上。中国最近几十年改革开放取得飞速发展,其实仍然处在这个“追赶”过程中,且慢说我们即将成为“老大”或“老二”,那将形成新的“历史错觉”。

康熙在位期间真可谓励精图治,坐稳了大清江山。雍正是个过渡,在位13年。乾隆在位又是长达60年。康、雍、乾三朝,的确算得上是清朝的“鼎盛时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那是中国“醉酒时刻”,自我陶醉在一片“太平盛世”之中。乾隆的奢靡享受,比隋炀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宫里天天锦衣玉食,古玩字画玩得腻味了,先后六次下江南,游山玩水,乐而忘返。他每次南游,陆上车舆,水中龙船,浩浩荡荡,绵延百里。沿途官员搜肠刮肚,想尽点子,各献珍奇,竭力奉迎。沿途百姓挖河、修路、出力、出汗、出银子、挨鞭子。“乾隆皇帝来一趟,一年胜过两年忙;官员搜刮凶如虎,一年三熟也是荒”。乾隆皇帝乐不可支,江南百姓叫苦连天。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就出在乾隆身边,这毫不奇怪。统治者被自我满足的“优越感”麻痹了神经,听不见时代洪流的怒涛急浪正在日夜不息地滚滚向前,漠视民间疾苦,听不见底层百姓的种种诉求,对贪官污吏的深恶痛绝,不能自觉地把除弊革新作为常态化的治国之策来实施,于是开始积累社会矛盾,以至积重难返,走向崩溃。

从康熙登基到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时间相隔178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相当于康熙三个“任期”。对于晚清遭受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入侵,清王朝一败再败、不可收拾,清政府一连串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局面,康熙当然已经不会知道。但事情的起因,却是从康熙时代就已埋下的伏笔。

道光年间爆发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侵略者一拳打翻在地,“拳击场”上并没有“裁判”站在身旁读秒数数,等候清王朝直起腰来应战,或是当众宣布“不能再战”。于是,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侵略者的一套“组合拳”接连打了过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沙俄入侵东北、英军入侵西藏……直打得清王朝气息奄奄,任人宰割。清末,慈禧太后把偌大中国败得精光之后,在万般无奈之下,被逼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所谓“新政”。但这时狂飙已起,山雨已来,危楼嘎嘎摇晃,倾覆只在旦夕之间,呜呼哀哉,一切都已晚了!

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
来源:人民网

西方对中国的压力恰恰发生于国家内部问题开始暴露之时。烧杀抢掠的背景就是18世纪结束、19世纪开始的时期,更根本地说,是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兴起之时对中国变本加厉的蔑视。这种情况造成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英国试图以违反中国法律和破坏中国的国际平等地位的方式来解决贸易和对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这些企图引起对抗,最终发生战争: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和1856年到1860年的另一次冲突,有时也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争和条约中以外国压倒性的胜利告终,为以后百年中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奠定了基础。

正如我们所知,中国与西方的积极的贸易作为明代中国与东南亚商业发展的附属物而在16世纪重新开始。贸易的规模相对较小,但西方商人很快就面临着困扰了所有过去与中国做过生意的外国人的问题:中国需要向他们购买的商品远比他们向中国求购的要少。结果,收支平衡的问题就出现了,西方国家被迫向中国输出白银以弥补他们购物的开支。

到18世纪,英国成了西方国家中进行贸易的最重要的国家,其贸易量也大幅增长。饮茶在英国非常流行,茶大量来自中国,此外还有大量的丝绸与瓷器也来自中国。与通常一样,英国没有什么产品能够与他们从中国进口的产品相交换。英国输出羊毛织品和多种诸如钟那样的专门物品,也从印度进口原棉,从东南亚进口奢侈品;然而,英国却不得不把大量的银锭运往中国。这是英国在19世纪初面临的基本问题。

英国的其他问题也与贸易有关。与对外关系的实践相一致,中国与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被看成是国际关系,也是商业活动的一个方面。结果,贸易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密监督。所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与东南亚贸易实践的继续。到18世纪后期,这种控制采取所谓的广州体制的形式。中国政府把贸易限制在广州一个港口,并特许一个商行处理中国方面的商务。它有固定的贸易时间,不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北京在使贸易适应进贡制度方面没作什么大的努力,尽管有几位西方人到过首都,施行过规定的礼仪,大概是为了获得一些附加利益,派出一个进贡使团以便建立联系。

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商人由于对华贸易收支不平衡而受挫,开始对广州体制的限制感到恼怒。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能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他们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结果,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发现对华关系的新途径。然而,这种探寻却发生于日益蔑视中国的氛围中。

我们已提到,新的态度的产生是因为西方正经历物质、社会和知识的迅速变革,但这种变革是在旧的传统范围内发生的。这一形势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在西方新技术力量和商业潜力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同时,它也是以军事力量、宗教以及依然具有强大封建倾向的福音派新教会的狂热为基础。最后,它为超常进步的信仰所激励,这种信仰引起西方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强烈的优越感。

整个18世纪,英国的对华贸易都由东印度公司操纵。这是一个起源于17世纪、代表了旧的启蒙观念的商业公司。此外,公司垄断了英国的对华贸易,因此对广州体制反而有助于巩固它的地位的限制性并不特别在意,然而,当白银继续大量外流,一个新时代诞生了,公司开始表现出不满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公司的贸易垄断程度开始下降,英国个体商人在广州逐渐活跃起来。这些商人主要代表了西方的新精神,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

新时代的第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有一种信念在西方人中间不断增强:不必遵守中国法律,也不必把中国当作与西方平等的国家来对待。例如,外国人决定,他们的国民犯罪不应服从中国法律机构的审判。在18世纪,西方人犯罪照例是由中国官员判决和处罚的。而此时,外国人拒绝交出他们的同胞,认为中国的法律不公正,虽然在事实上只是法律体系不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的处罚都是很宽大的。

然而,由于中国的对外政策带有高度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西方人要求审判他们自己人是可以协商的。中国官员并非绝对不想同意在中国的外国人自己对自己负责。首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良好治安,同时,也的确有一些历史先例可循。但当对西方一味迁就的态度变得非常明显时,不断的紧张也产生了,因为西方人犯罪,甚至是加害于中国人,也能不断地逃脱惩罚,这无论从西方或中国方面看,都轻得出奇。

特别是有一种犯罪,很快成为双边争执的焦点。西方人开始走私鸦片。鸦片在中国是非法的,可是外国人却把鸦片的销售当成解决收支平衡问题的办法。走私鸦片自然是越来越不把中国看成是文明国家的特别明显的标志,因为开展这项贸易的英国新商人以及紧随其后的美国人等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公民,他们从未考虑过把鸦片运入自己国家或其他西方国家。

鸦片作为白银的替代品来交换中国的物品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到19世纪20年代收支平衡发生了有利于英国的颠倒。源于英国领地印度的鸦片,在中国找到了现成的市场并能卖出高价。我们还无法确切地知道为什么鸦片如此畅销。至少从唐代开始人们就知道鸦片了,但直到18世纪只是作为药物使用,而且并不广泛。因此,它的最新的风行似乎不仅是因为能够得到并吸食上瘾的事实,可能也由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越来越多,鸦片提供了一种解脱的方法。

中国政府发现对禁止像鸦片这样既值钱,体积又相对较小的东西流入国内无能为力。同时,西方人为了转移他们无视法律的责任,认为能够不断地把毒品带入中国证实了中国道德的无望。与美国禁止麻醉品走私的情况一样,中国当局在禁止高价坚实的毒品流入方面也遇到许多麻烦。自然,只要人们卷入有利可图的贸易中,侵蚀政府与社会的腐败问题就会惊人地上升。为了堵住腐败、增加税收,政府曾一次次企图使鸦片合法化。但对危险毒品的广泛反对以及耗费了中国大量银两的事实,让这项贸易只能成为非法行为。在19世纪最初20年走私鸦片的数量源源不断地上升;到1820年,每年输入量达到6 000磅,而且数量还在上升。

由于这种背景,由英国商人领导的外国人又继续为取消广州体制的限制而努力。虽然鸦片走私在事实上已经解决了收支平衡问题,但英国还想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卖出其他商品,例如纺织工业的新产品。同时,大量的福音教派的新教教士开始到达广州,他们并未取得特别的成功,到19世纪30年代,大约25个传教士只让不到100人改变信仰。由于广州体制的旅行限制,传教士也深感约束,并且相信解除限制将使中国成为改变宗教皈依的富有生气的成功乐园。

也是在此时,英国政府也开始在广州积极活动。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逐渐衰落,最后在1834年被废除。当公司放弃英国对华关系的主要责任,政府就插足进来了。公司垄断的结束代表了新兴的独立经营商人的胜利,而且伦敦被置于他们以及传教士们的强大影响之下。除了致力于终止广州体制之外,政府还特别关注外交礼仪事务,希望对华关系不再按朝贡制进行。

所有这三种力量都反映了新兴的帝国主义的态度,即认为西方是文明的国家,有成熟的文化,而中国是野蛮的、停滞不前的国度。甚至一位英国使臣也强调在外交礼节方面有必要与中国关系平等,他明确表示中国是不平等的:

如果与该国、总督、人民的传统、性格、偏见不特别适合,就没有什么政策是成功的,……决不能对他们叩头——这是过去常常容易重犯的恶习——而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以极大的坚韧和审慎,维护别国的尊严和权利,这些国家以其财富和人民的力量已拥有无限的优越性。

一位美国使臣更直截了当地说,把中国作为平等国对待就像“将一个孩子作为大人那样对待。文明世界出于慈善的感情,太容易考虑尽量努力获得更多的与东方国家的贸易利益,虽然他们与我们一样能获得同等的利益,但除了一些简单的要求外,都是粗野的和非基督教的。感情建立在崇高的原则基础上,但不应忽略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些人的顽童般的性格,我们的使命应考虑对他们进行指导和启蒙”。

英国商人特别强调应强迫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实行开放政策。他们这样强调部分是由于他们不把中国视为平等国,不考虑国际法惯例,即一个国家可以在贸易上设置任何他们想要设置的条件。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自由贸易的信念来自于在英国仍然与强大的封建方式共存的、发展中的郡县制度。结果,英国人就开始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限制,但却是在赋予自由市场以宗教信条性质的意识下采取行动的。

例如,约翰·博林,后来的驻华使节,认为所有关于贸易的条例“设立那些法令反对事物的自然倾向,最后就像通过内阁决议来决定风向或通过议会法案来安排海潮一样是荒谬无效的。”当然,这种观点特别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中国基本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并通过重农学派确实促进了它在西方的发展。

同样,所有西方人都对中国的军事虚弱非常蔑视,并为他们自己必要时能运用武力达到目的而感到骄傲。正如德国传教士古兹莱夫(他曾分发从鸦片船上运来的圣经小册子)所说:“中国数千艘全部战船也抵挡不了一艘护卫舰。”一位英国使节夸口说:“由弓箭、长矛、盾牌组成的军队怎能抵抗一伙富有战斗经验的英国战士?……博格(靠近广州的地方)的战斗令人不齿。”

19世纪30年代后期中英两国处于冲突阶段。此时,平均每年走私鸦片400万磅。从中国的观点看,这一情形越来越无法容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几乎完全不受控制:破坏法律、进口危险毒品、榨取中国偿付的财富、促进腐败。他们也越来越骄傲自大,强迫要求特权,并威胁动武。

与往常一样,由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实用性以及寻求国际关系和平与稳定的总目标,一些重大的问题都可以协商。当英国政府代表更多地卷入广州事务,中国官员也理解他们对于进贡关系语言的敏感性时,外交礼仪方面的问题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只要外国人的不法行为和走私鸦片不停止,就不大可能长远地改善关系。当然,西方人的行为也使得他们更像新型的野蛮人:喜欢穷兵黩武,极度渴望中国的物品。一个适当的回应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中。

在1839年,北京派一名钦差大臣到广州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就是著名的林则徐。林是具有改革意识的反对派的领导人物,也许由于这一原因,他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也非常精明强干,清正廉洁,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秉公办事的色彩。他一到广州就决定终止鸦片贩运,重树中国权威。

一旦进入角色,林就试图把协商和施压结合起来处理对英关系。他研究西方的国际法并运用其原则,强调一个国家有权控制对外贸易并坚持自己的法律。他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两封信,陈述中国的情况。在详述英国在对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之后,他写道:

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食者处死,是固明知鸦片之为害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设使别国有人贩卖鸦片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夷商)在该国之日犹少,而在粤东之日转多,弼教明刑,古今通义,譬如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英国法度,况天朝乎!

林则徐也直接采取行动反对鸦片贩运和中外鸦片商。这些努力后来为英国发动战争和在中国的扩张提供了借口。林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外国人交出他们贮藏在广州的鸦片,这些走私毒品曾一度达到200万磅。英国商人拒绝执行,把这看成是对他们在中国合法行为的不公正的冒犯。林然后下令以从宽的方式,先将他们拘禁。最后,在当地的英国官员保证伦敦将让中国偿还对他们的非法没收后,英国商人屈服了。林然后销毁了鸦片。处理鸦片的过程很仔细,据我们所知,没有一盎司的鸦片能够从中流失,重新回到街市。但是,此时英国的战舰已在航行途中,来支持这一群摩拳擦掌的武装商船。

战争的直接起因是一些醉酒的英国水兵攻击当地庙宇,打死了一位中国村民。与往常一样,英国人先拒绝交出凶手,然后只判了简短的监禁了事。林则徐大怒,下令中断所有贸易。间歇的战斗爆发了,林则徐开始加强广州地区的防卫力量,组织谋求地方民团力量的支持。

1840年,一支较大的英国武装商船队乘载万余名士兵到达。在其后的战斗中,证明中国无法与英国抗衡,英国占据了许多沿海战略要点并占领了几座城市。中国少有的胜利之一发生于广州之外,在那里,民兵力量成功地抵抗了英军的入侵。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林则徐被召回并受到处罚,与英国谈判的权利被易于妥协的官员所掌握。战争在1842年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宣告结束,其他西方列强紧跟其后签订了一系列条约。

总起来看,这是所谓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批,它使中国在以后百年的国际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条约规定增开四个通商口岸,消除对他们之间商业方式与自由的限制,中国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外国侨民受自己领事的法律裁判,从而正式获得所谓的“治外法权”。西方列强获得了规定中国进口税的决定权,开辟了一条使国家丧失关税主权的道路。中国接受了“最惠国待遇”的概念,即每一国都可享受以后中国给予他国的任何特权的承诺。鸦片问题被掩盖起来,它被非正式地理解为中国不再阻止这一贸易。

对于首批条约的有些条款双方都不满意。在以后的15年里,中国官员和地方势力都以多种方式来抵制新通商口岸的开放,重树他们对外国人的威信。西方人则想要更多的特权。战争再次在50年代中期爆发,中国再次遭到惨败。一支英法远征军在1860年占领北京,烧毁了圆明园,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新条约。

这些条约为不平等关系体制的建立完成了最后的篇章。鸦片合法化了,除了别的之外,这一点还导致了在中国种植鸦片,这是贫穷国家很难消费得起的物品。中国的内河也对外轮开放,包括炮舰在内。传教士获得在中国任何地方居住和传教的权利。更多的城镇实行贸易开放,有些是在内地而不仅仅是沿海。这些条约口岸,正如人们渐渐知道的,最终遍布了全国。

在有些城镇中,西方人逐渐攫取经营“租界”的权利。租界是中国城市的一部分,由治外法权转变为完全由外国控制的地区。中国官员在这里没有权威,外国人与中国人共同居住,从根本上说,有点像西方殖民地的情况。第一个租界出现在正成为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的上海。
来源:扬子晚报

“就算我身体很脆弱,我也想永远保护你!”这句话,不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而是一只救助犬最后的遗愿。近期,微博上广泛流传这只救助犬的视频,感动上万网友,此视频被称为“催泪弹”。

这只狗名叫Gretel,是1995年日本第一只成为服务犬的狗。在遇到Gretel之前,双腿残疾的野口先生对生活充满悲观,甚至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然而,Gretel出现了,它24小时陪伴在主人身边,辅助野口先生上床,开门,一起出门购物,给了野口生活的希望。

一晃就走过了15年。Gretel作为服务犬的生涯退休之后,也一直与野口先生生活在一起,但是,它已经17岁了,相当于人类的100岁,之前还能勉强用自己的腿来走路,后来变得卧床不起。

后来,野口先生发现Gretel总是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深感焦虑不安,因为他能感受到Gretel不安的叫着,大声哭泣的声音,他很想知道它在说什么。后来一位能与动物对话的人来帮助他们,才知道,原来小狗狂叫的原因是说:“我一定要保护你。”它还呼叫另外一只5岁的叫Marble的小狗来代替自己照顾主人。“竟然为我考虑得这么周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这个帖子在网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网友纷纷表示看得眼泪直流,赞叹二者之间的感情胜过父子。虽然有人在质疑那个与动物交流的人是否是真的,但是不管真假,大家仍然表示,看着它的眼神听着它的肺腑心声眼泪像泉水般地涌出。
来源:青岛早报


母猪生“小象”,这样的稀奇事你见过吗?“这事我们社区就有,一头母猪下崽的时候,竟然生出一只‘小象’。”昨天,家住青岛李沧区东小庄子社区的王先生拨打早报热线82888000报料说。记者赶到现场时,这只小猪已经死亡,除了有长鼻子外,眼睛、嘴、皮毛都与一般猪仔不同,而与小象相似。对于这只奇怪的小猪,青岛农业大学的专家表示是基因突变的结果。

一窝猪有个“怪兄弟”

昨天记者赶到位于李沧区的青岛嘉合禽畜养殖研发中心时,该中心的饲养员老李已经将死亡的小猪放到了冰箱里冷冻。“这事也能上报纸?”当听说记者想看看这奇怪的小猪时,老李赶忙将它取出。记者观察这只小猪果然与普通的猪仔不同,长长的鼻子一直垂到猪嘴下,很想是一根象鼻。

“不光鼻子像大象,而且你看看它的眼睛,也是长在前侧而不是像普通猪一样长在两边;猪一般都是圆形豁嘴,你看看这只猪嘴是尖尖的;还有这只小猪生下来就浑身无毛,越看越像一只小象。”养猪多年的老李向记者介绍着这只小猪的不同,记者随后跟随他进入猪圈发现,这只小猪除了鼻子外,确实还有很多地方不像它的猪兄弟以及猪妈妈。

曾经也有“猪生象”

老李告诉记者,这只小猪的猪爸猪妈都是名为“里岔黑”的猪种,生下这只小猪的母猪已经生了一窝小猪了,都很正常。和这只小猪一窝的其它小猪也很正常,惟独排行老七的它与众不同。“可惜的是生下来半小时就不行了,听老人讲,这样的猪应该生下来给它放放血就好了,但是咱是第一次见到,哪懂这些。”老李对于小猪的死亡还有些遗憾。在这只小猪出生后,村里有老人表示以前也出现过这种“猪生象”的情况,一旦养大了体积将是正常猪的数倍。

对于这些说法,记者咨询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理事、青岛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孙金海教授。作为并在家猪染色体方面有特殊研究成果的专家,孙金海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很正常。猪和牛、骆驼、鹿都属于偶蹄目,而大象属于长鼻目,两者不是近亲,所以孙教授认为这只小猪并不是猪体内大象隐性基因“现身”的结果。这只奇特的小猪是在母体内产生基因突变造成的,小猪长出象鼻子只不过是基因突变的部位特殊而已,而且这样的小猪不可能长期生存,所以民间的说法都是不科学的。
来源:西部网


刘伯承夫妇

记者从河北省邯郸市政府获悉,刘伯承同志和夫人汪荣华同志骨灰10月28日被安葬在太行山深处的涉县将军岭。

刘伯承同志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开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刘伯承同志于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同志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凡的战略眼光和超人的智慧胆识,与邓小平同志率领八路军驰骋太行,浴血奋战,缔造了“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邯郸人民结下了深情厚谊,深受当地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1986年,刘伯承同志因病于北京逝世。遵照他生前遗愿,部分骨灰葬于重庆市开县故里、南京军事学院、安徽宿县(当年淮海战役主战场)、长江和涉县将军岭。今年10月28日,刘伯承同志家人把在家里存放的刘伯承同志部分骨灰和汪荣华同志的全部骨灰安葬在涉县将军岭。
来源:海南日报

红色娘子军———一个多么响亮的名号,震惊世界,影响几代中国人。

多少年来,每每提及红色娘子军,世纪老人符月雅的内心总会波澜起伏,交织着两种情绪:骄傲,苦闷。身为堂堂正正的红色娘子军战士,由于种种原因,却少有人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80年前那血与火的往事,只能停留在自己的脑海里。

今年是红色娘子军连成立80周年、建党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一则迟到了多年的好消息,让这位百岁老人无限欣慰:琼海市政府日前确认符月雅同志为红色娘子军战士的身份!

爱唱红歌的娘子军战士

满头银发纹丝不乱,说话始终面带微笑,口齿清楚思维清晰。眼前的符月雅阿婆,精神头很不错,哪里像一个百岁老人。在琼海市阳江镇阳江村的一户普通民居里,又有谁能想到,她就是曾经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红色娘子军战士。

“谁是革命主力军,工农革命子弟兵,原来都是一家人。走南走北干革命,不怕流血与牺牲……”

“好朋友,好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姐姐妹妹一起来,大家携着手,一步一步向前走……”

听说阿婆会唱当年参加红色娘子军时的歌曲,在我们的请求下,阿婆笑了笑,便大大方方地唱了起来。刚从阳江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位置上退休的庞启江,长年研究红色娘子军史,他说:“阿婆除了会完整唱出3首革命歌曲外,还会背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遗嘱。在我多年接触和研究的红色娘子军战士中,她是唯一的一位。”

“你听,她的歌词里夹着广东话、海南话,也有普通话。”庞启江说,1920年代,中共琼崖党组织受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许多领导人从内地来到琼崖,宣传发动广大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教唱红色歌曲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歌曲里掺杂天南地北的话,是合情合理的。”

咿咿呀呀的歌声,苍老而沧桑。那节奏明快、斗志昂扬的旋律,分明让人看到了枪林弹雨,看到了娘子军连的姑娘们前赴后继奋勇杀敌。一曲未了,阿婆的思绪飞出屋外,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1920年代初的乐会四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琼海市阳江镇),光明和自由成了进步青年的热切追求,进步思想在悄然传播。符月雅的家乡———乐会四区大同乡冬尾村(今天阳江镇龙山村),在全琼崖较早成立农村党组织大同党支部,秘密开展党的活动。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王文明等琼崖党组织领导人撤退到乐会四区宝墩村,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同时开展军事斗争,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宝墩村紧邻龙山村,革命烈火在龙山周围一带熊熊燃烧。

其时,符月雅正值少女时代。家乡出现的新思想,深刻影响了她革命人生观的树立,给她指明了今后的道路。

此外,使得符月雅坚定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她的丈夫黎家德。早在幼年时,符月雅就受父母之命,与大她8岁的黎家德结下婚约。黎家德是个革命青年,先后参加了少年先锋队、赤卫队。1929年,他正式参加琼崖工农红军,次年在红军独立师第三团任排长。不幸的是,1931年秋,黎家德在母瑞山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就这样,受革命高潮和丈夫的影响,1931年2月,刚满20岁的符月雅参加红军,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

打起仗来都不要命

起初,符月雅参加的并非是红色娘子军连,而是在阳江镇文魁岭村红军医院当护士。这个农家改成的医院,条件非常简陋。在那个战事频仍的时期,伤病号多,护理工作量很大。但是她手脚勤快,工作认真负责,受到上级领导和病号的好评。

符月雅的命运在1932年春有了改变。

成立于1931年5月1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亦即后来大众所说的红色娘子军连,到1932年春时已是声威大震。那时,乐会四区形势急转直下,敌人重兵“围剿”,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被迫撤离乐会四区,转战琼东四区。

“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加上形势变化,于是琼崖特委决定扩编特务连。”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介绍说,1932年春,特委决定将原女子军特务连从乐会四区调往琼东四区,保卫琼崖特委、苏维埃政府、红军独立师师部,归红一团建制;从中抽出第二排,招收进步女青年、红军女战士扩编为女子军第二连,归红三团建制,留在乐会四区。两个连共4个排140人。

为了替丈夫报仇雪恨,1932年夏,表现突出的符月雅获得组织批准,正式加入女子军特务连,成为二连二排三班一名战士。根据当时局势,二连的任务是配合红三团拔除国民党九曲、中原、学道、上科等当地国民党民团炮楼,主要负责保卫乐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巩固革命根据地。而落到符月雅身上的具体任务,是负责看守红军监狱,防止犯人越狱。

“女子军特务连二连成立后的第一次激烈战斗,在文魁岭村一个名叫瘪头山的地方打响。”庞启江介绍说。当年7月,琼东县国民党当局纠集重兵,向乐会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机关所在地文魁岭进攻。由于情况危急,红三团主力避敌锋芒,保卫两大机关撤离。同时命令女子军特务连二连和部分红三团战士,阻击来犯之敌。

刚刚组建不久的二连姑娘们个个奋勇杀敌。未曾料想受到强大阻击的敌人,见久攻不下瘪头山,最终悻悻地退兵回巢。符月雅记得很清楚,全连姐妹总共才70来人,平时每天训练都很刻苦,打起仗来都不要命,敌人被打退后,姐妹们高兴极了。

更惨烈的战斗在两个月后打响。当年9月,敌人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大肆进攻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为了打开战事局面,红二师一团、女子军特务连一连在师长王文宇的率领下,强渡万泉河,与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二连会师。敌人岂能坐视不理?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红军一路损兵折将,红二师政委、参谋长相继牺牲。

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深深刻在符月雅脑海里。她喃喃地告诉记者:“很久没饭吃,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用舌头舔一舔腌过的辣椒,肚子里才感觉有些东西。冷了、下雨了,只能拿树叶裹在身上。敌人经常搜山,白天晚上都没法睡觉……”

面对极其残酷的环境,王文宇和乐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决定:解散女子军特务连。几天后的1933年1月,王文宇亦不幸被捕,几个月后英勇就义。

娘子军身份恢复得偿夙愿

“文革”期间,红卫兵在阳江街头批斗女子军特务连一连指导员王时香、二连指导员庞学莲时,符月雅忍不住大声说了一句:她们是娘子军,是革命的,不是叛徒、特务……

后来,造反派到处搜查,处心积虑要抓她。被逼无奈,她只好逃离家乡,到昌江石碌铁矿亲戚家避难。此后,符月雅的独生女被分配到石碌铁矿子弟学校当教师。从此,符月雅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女儿退休迁居海口后,两人又在海口住了多年。直到2005年,由于环境、身体等原因,老人才回到阳江老家过晚年。

1980年代,国家有关部委下发通知,要求妥善解决红军失散人员生活困难问题。然而,因为长年居住他乡,符月雅并不知道此事,上报名单中遗漏了她。1994年,符月雅正式向琼海市民政局申请为红军失散人员,同时提交原女子军特务连二连连长黄墩英、指导员庞学莲的证明材料。经过走访、调查,最终省民政厅批准符月雅为“红军失散人员”,并开始发放生活补助金。

然而,符月雅红色娘子军的身份,多年都未能得以确认。琼海市民政局认为,2002年9月出版的《红色娘子军史》和2007年6月出版的《红色娘子军研究》两本权威著作里,都没有符月雅的名字,为慎重起见,不予认定其红色娘子军身份。

今年8月,琼海市多个部门经过认真研究、多次讨论,最终确认符月雅的红色娘子军身份。今后,民政部门按照红色娘子军的待遇向其发放补助金。至此,健在的红色娘子军老战士共有4位:王运梅、潘先英、卢业香、符月雅。

多年夙愿一朝实现,极大宽慰了老人。如今,老人的晚年安逸闲适。虽和养子住在一起,却完全生活自理。她的房间很整洁,物件摆放有序。睡的是木板床,被子叠成长长的豆腐块。吃饭的碗筷收拾进厨柜,炒菜的铁锅用布遮盖。

闲来无事时,老人常安静地坐在厅堂。碰到访客,或是小孩,她兴致来时,总会背上一段孙中山的政治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来源:新华网


在亚马逊河的Satere Mawe部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就必须过“戴子弹蚁手套”这一关。参加成人礼的男子必须戴上一双装有子弹蚁的手套。而所谓子弹蚁就是被它咬的疼痛就如同被人射中一枪,这种疼要比被马蜂咬痛30倍。在成人礼仪式上,手套至少要佩戴10分钟,而且在此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中还要重复戴19次以上。即使你如释重负地摘下手套,疼痛的感觉也会持续将近24小时,手也会暂时失去知觉。


蹦极跳如今如此普及,因此它没什么可值得吹牛的。不过如果成人礼是参加瑞士Verzasca大坝的蹦极跳就另当别论了。大坝高219米,是世界最高的蹦极跳场所。


在巴厘岛登安南村(Tenganan)每年五六月份举行的乌萨巴汕霸节(the Usaba Sambah festival)上,未婚男子会采取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求偶。他们不是背诗也不是送花,而是通过荆条大战来夺取心爱姑娘对自己的关注。这些青年身上仅穿一条纱笼,手拿一只圆形的藤盾,用带刺的林投叶奋力击打对手。


在埃塞俄比亚的Hamar部落,12-15岁的少年要参加跳牛仪式来证明自己成年。他们几乎赤身裸体,全身只是象征性地缠上几根绳索,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牛身上跳跃四次。如果没跳过去,就不可以结婚,而且还可能被激怒的牛踩上一脚。


马赛部落的男子成人礼是捕猎丛林之王——狮子。黎明时分,未来的勇士就悄悄起身,带上矛和盾以及勇气从村子出发了。仅有少数一些人被选中观看成人礼。在这些过来人的眼皮底下狩猎可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且马赛部落只允许捕猎年轻健康的雄狮,不碰雌狮以及老弱体病的狮子,这也给捕猎增加了一定难度。


在9-12月份的旱季,成年男子可以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交界处的世界最大瀑布——维多利亚瀑布体验成人礼。旱季下降的水位线使这条高110米、宽1英里的瀑布周围形成了一个天然游泳池。在这个“魔鬼游泳池”中游泳的确需要一定勇气。


在尼日尔每年9月初举行的格莱沃尔节上,Wodaabe部落的单身男子会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选美比赛。他们会花费几个小时做准备,将头发编成麻花,嘴唇涂成黑色,脸上涂抹的油彩以使牙齿和眼睛看上去白一些。他们会跳上几个小时的舞,还会在Soro环节面对对手的攻击保持微笑以显示自己的男子气概。
来源:中国新闻网


加拿大一男子做超声波检查,成像图竟然出现了一张“人脸”。

据外媒10月31日报道,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两名医生罗伯茨和托马在为一名患者做睾丸超声波检查时,成片中竟出现了一张若隐若现的“人脸”。“人脸”上有眼有鼻有嘴,正直愣愣地“盯着”两位医生。着实让医生们大吃一惊。

据悉,这名45岁的男性患者因为睾丸疼痛才来医院就医的。医生们让他去拍片以检查疼痛的成因。没想到成片竟然出现了一张“脸”,医生们在该患者的病历中描述道:“患者的成片实在令人惊讶,似乎出现了一个男子的脸。他的嘴张开着,仿佛在为看见超声波检查而惊讶,又好像是因为正在经受病症的痛苦。”

不过,医生并没有将这张意外出现的“人脸”当做神启或是神的标志。经过会诊,医生认为该患者得了比较严重的附睾睾丸炎。
来源:史海沉钩

“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紫绂金章左右趋,问着只是苍头奴。美人一双闲且都,朱唇翠眉映明矑。清歌一曲世所无,今日喜闻凤将雏。可怜绝胜秦罗敷,使君五马谩踟蹰。野草绣窠紫罗襦,红牙缕马对樗蒱。”这首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玉门关盖将军歌》恐怕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首描写古代军妓生活的诗歌了。从中不难看到唐代军妓随时应付“军中无事但欢娱”的卖笑生活的无奈和悲哀。

其实,军妓并不是唐朝才出现的,追本溯源,应该说早在二千年前汉朝时期就有了随军妓女了。本来“军中无女”乃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历史古训,就像今天人们所说的“战争让女人走开!”然而,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而是让女人一拨又一拨地走进战争,从而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出现军妓的汉朝军队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所率领的军队中。李陵是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得力战将,家学渊源,带兵有方,本应做为一代名将流芳百世,最终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匈奴战俘。李陵投降后,匈奴单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对他予以重用。

李陵为之忠心报效的汉武帝,斩杀了他的全家。司马迁挺身为李陵辩护,惨遭大刑,终于忍辱负重,写下千古绝唱之《史记》。李陵在送别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苏武回国时,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短短几句,可谓是李陵悲剧与矛盾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陵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他的军队中就有不少随军女子。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

其实,这些被李陵“皆剑斩之”的女人就是军妓,而不是“妻妇”。原来在古代,男人一旦获罪,他们的妻女大都会流放涉边而沦为妓女,因此这些“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必然是一群因丈夫获罪而流放到边界上的女人,结果随军成了军妓。

虽然,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和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汉朝军队存在过军妓都是闪烁其词,但是写到军妓的存在就已经足够了。而后来的史料上对军妓的事情写得就相当直白了。

《隋书·刑法志》上说“自魏晋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补兵。” 涉及南朝梁刑法,其中包括:“劫身皆斩,妻子补兵。”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也指出:“陈(国也相)同”。由此可见,罪人的妻子编入军队,曾经是历朝历代长期通行的制度。

其实,在古代作为随军妓女并不仅仅是含泪卖笑以供将士们娱乐和泄欲,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随军妓女白天充当起了杂役,为军队保障后勤,晚上陪酒侍寝,充当将士床上的泄欲工具。战争的残酷和女人的温存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二者往往同时出现。白天作战,晚上ML,这似乎是对行军者最合乎人情的犒劳。

据《资治通鉴》记载,“后梁太祖乾化二年”:“郢王(朱)友珪,其母亳州营倡也。”朱友珪,小字遥喜,母失其姓,本亳州营妓也。唐光启中,帝徇地亳州,招而侍寝。月余,将舍之而去,以娠告。是时元贞皇后贤而有宠,帝素惮之,由是不果携归大梁,因留亳州,以别宅贮之。及期,妓以生男来告,帝喜,故字之曰“遥喜”。后迎归汴。

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军中存在营妓的情况,因为这营妓是被统帅所占有,其命运显得略微好一些,尽管也差一点被“舍之而去”,但最终还是有了好的归宿。而那些普通随军妓女,命运是十分悲惨的,不是被无辜的杀害,就是老死边关,终其一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中无女”的古训渐渐不被提及,而军妓渐渐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存在。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玉门关盖将军歌》中透露出的军妓在“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悲惨生活,只不过是历朝历代随军妓女悲惨生活最为普通的一幕。
来源:奇风异俗

基里维纳群岛亦称超布连群岛(Trobriand Islands)和特罗布里恩群岛。位于太平洋西南部所罗门海新几内亚岛最东南边延伸部分以北145公里(90哩)。地势低,均由珊瑚石灰岩构成,许多岛有环礁。

就在这小小的太平洋岛屿基里维纳,遍布草屋的古老村庄里,已经开始流传着一个消息:卡图马族的女人们要庆祝甘薯节了。

在卡图马族甘薯节里,女人们在节日庆祝仪式中可以强行与她们碰上的外族男性发生性关系。这种行为是得到批准的。岛上的男人们都收到警告,他们战战兢兢地想着怎样绕道而行;而当地的传教士们则开始了长时间的祈祷会。

无论是大男人还是小男孩,已婚的或是单身的,牧师还是异教徒,只要是性机能健全的男性,都有危险。

“如果有男人激怒了我们,我们就会强奸他,”岛上最有实力的部族里的要人莎拉满不在乎地说道,“但这绝不会影响我们的婚姻关系,这与爱情无关,纯粹是为了好玩。而且我们必须得到批准才能这样做,只有收成好的时候,酋长才会允许我们尽情享乐。”除了岛上的牧师,没有人会谴责这种活动。

卡图马族女人们在身上涂上椰子油,戴上贝壳项链、藤织臂环,穿上七彩草裙、赤脚、袒胸,即将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一项传统仪式——把她们的主食甘薯从地里搬到村里,兴之所致,还会进行另一种传统习俗——强暴!

卡图马族女人祖祖辈辈都是对误闯入她们领域的男人毫不客气。她们会先设一个路障,把过路的男人拦住,剥光他的衣服,然后把他推倒在地,一个接一个的女人就这样与他发生关系,很少有人能轻易逃脱。

不过,女人们倒从来不会强奸本族人,只会以敌对部族的人为目标,戏谑、侮辱可以说是最终的目的。

对于女性来说,这个庆典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唤起性欲。“从青春期开始,母亲便鼓励我们多交男朋友。” 有时候他们会有“集体约会”,某村的一些男孩向别村的一些女孩作出邀请,“我们会一起赴约,他们会每人在我们之中选一个,当然,若嫌他丑,可以拒绝。”

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们虽然性开放,但未婚妈妈却很少,有说是因为她们的主食甘薯含有避孕药成分。不过大部分女人相信,是她们用来避孕的一种草药奏效。

“男人决定一切,期望女人服侍他们。”莎拉说,“惟一例外的是在哀思节的时候。哀思节是由女人组织的,纪念先人的节日。这时的男人们会在家做饭,等我们进餐,不过如果他们在其他时候也这样做的话,就会被讥为女性化。”
来源:中新社


“长征猫”威劳从主人家出走,流浪5年走遍半个美国。

据外媒报道,一只名为威劳的家猫于5年前从居住在科罗拉多布鲁姆菲尔德的斯夸尔斯家中走失,近日竟然在3000公里之外的纽约现身。这只“长征猫”在5年内流浪了半个美国,实在令人惊奇。

威劳是漫步在纽约东12街上时被过路人送至动物收容所。工作人员凭着它颈部植入的芯片找到它的主人。“威劳身体健康,看上去对纽约美食很感兴趣。”工作人员班克说,“大家都开玩笑说它想当个城市人出来见见世面。”

威劳的原主人杰米·斯夸尔斯表示,2006年底寓所装修,有工人把家中大门打开,威劳出门后便不知所终。所以当杰米和丈夫克里斯接到纽约市动物关怀控制组织的电话时,都大吃一惊。
来源:网络转载


资料图:鳄鱼

综合媒体30日报道,近日,马来西亚一名63岁的妇人不慎遭鳄鱼攻击,咬住她不放;而这名老妇条件反射地做出动作,徒手击打鳄鱼眼,令鳄鱼被迫松口,让她捡回性命。

据报道,这名老妇在离她家不远处梳洗、游泳时,突然感到左手一阵剧痛,随后身体被拖入更深的水中,发现是一只鳄鱼正在对她发动攻击,咬住了她。

老妇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她感到剧痛,忍不住大叫,但很快她决定“使出全身力气”,握紧拳头痛击鳄鱼眼睛,导致鳄鱼吃痛被迫松口,并最终逃到对岸。

后来,这名英勇的老妇忍痛就医,左边手、脚一共缝了十多针,伤口还留有深深的鳄鱼牙齿印。

老妇说,她60年来一直在河中洗浴,但经过这次死里逃生,以后她不会靠近河边了。
来源:


假蛋煮熟后有弹力

市民刘女士向记者报料,她在早市买的生鸭蛋回家煮过之后竟然变成了一团类似于橡胶的物质,摔在桌子上竟然还能弹起来。

刘女士说,19日早上,她在南岗区中兴街早市从一对推三轮车的中年夫妇那里买回了20个鸭蛋。鸭蛋一元钱一个,个头还比较大。刘女士回到家中,在准备腌制鸭蛋的过程中不小心碰碎了一个,她就将这个破碎的鸭蛋放进锅里煮。可鸭蛋一下锅,原本清澈的水变得浑浊起来,鸭蛋黄消失得无影无踪。刘女士闻了闻汤水并无异常气味,捞出鸭蛋清一咬感觉像是咬在了胶皮上。之后,她又用火烧了一下煮熟的鸭蛋清,鸭蛋清散发出橡胶燃烧的气味。

随后,刘女士又煮了一个完整的鸭蛋,煮好后她将鸭蛋去壳,发现鸭蛋本身浑浊通体暗黄毫不像鸭蛋,捏起来质感像皮球,往桌子上一摔鸭蛋还能弹起来。此时,刘女士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当,回市场去找摊贩理论,但市场上早已人去街空。

记者在刘女士家看到,她所购买的鸭蛋外壳颜色偏暗,打碎后放进碗里,鸭蛋呈粘稠状且颜色浑浊,蛋黄蛋清分界不清晰,蛋黄不成形,搅拌后颜色暗黄,打碎的蛋壳里面有一层乳白色不透明的薄膜。完整鸭蛋煮熟去壳后有弹性,还散发着一股化学制剂气味。

记者从市工商局了解到,这种所谓的“鸭蛋”是使用化工原料制作的“假鸭蛋”,完全不含任何鸭蛋具有的营养成分。对此,工商部门表示将加强市场监管,严查假鸭蛋源头。因刘女士购买假蛋的早市管理权已归属办事处,他们建议刘女士找相关办事处投诉。

记者在互联网上查到“假鸭蛋”制作方法:“蛋清”是用海藻酸钠、明矾、明胶、食用氯化钙加水、色素等进行调配而成;“蛋黄”加柠檬黄色素、氯化钙混合倒入模具形成蛋形即可;而蛋壳先做模具,将树脂、滑石粉等搅拌后倒进模具里,反复摇晃。然后再用针管将做好的“蛋清”慢慢推进去,再推入“蛋黄”,然后再用“蛋清”充满。
来源:大河网


你见过七条腿的青蛙吗

郑州市民逮到一只七条腿的青蛙,并于当天下午放生。专家称,七条腿青蛙与环境污染无关。

昨日早晨6时许,市民邢先生到新通桥金水河处晨练,回家途中看到坝上趴着只青蛙。

邢先生将青蛙拿在手上一看,吓了一跳,这只青蛙一共七条腿。“除了体积稍大点,其他跟普通青蛙没啥差别。”

昨日下午5时许,原本将青蛙带回了家的邢先生,请巡防队帮助放生。之后,他决定搞清楚青蛙为啥会长七条退。在上海生物研究院的儿子告诉他,“这可能与基因突变有关。”

随后,记者咨询了郑州市人民公园董园长,他表示,原因可能有三种:基因突变;发育畸形;母体在怀孕时吃了某种东西。“如果是个例,就与环境污染无关。”
来源:奇闻奇谈

在我们的眼里,皇帝老子是天下第一霸,三宫六院,美女万千,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谁敢管他?其实不然,比如,皇上兴趣来了,想跟妃子们繁育皇子皇孙,那情形,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爽歪歪,是可尽兴不可完全尽兴的。因为门外站着一个“敬事房太监”,给他“卡表计时”。也许皇上正在兴头上,太监就在门外高声唱喏了“是时候了”。皇上不听,他就叫个不停,叫得你心慌意乱,兴味索然。太监活生生地打断皇上的春梦,皇上还得没脾气。因为,随时叫停皇上的“性福”生活,是“王法国法”赋予太监的神圣权力与职责。

太监是专司其职的,他不这样干,那是“严重”的“渎职”,那么其他人呢?谁还敢狗胆包天,管皇上这种事?其实还是有的。“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宋仁宗就被“下面的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叫停过“性福”生活。

宋仁宗刚刚上台,体味到了皇帝的妙处,新婚燕尔,沉湎女色不能拔,不但采皇妃贵妃这类“家花”,而且采臣子们的“野花”。一日,京都开封某一富豪之儿媳妇不见了,听说被召进了皇宫。开封府的“市长”范讽得知此事,二话不说,直闯皇宫,含讽带刺地说:“陛下不贪女色,朝野共知,若将民女强纳入宫,将何以示天下?”搞得宋仁宗脸红一阵白一阵,讪讪地说:“朕听皇后说,是有这么一个女子,但朕还没有看见的。”范讽依然不放过:“若果如此,请容臣将其带出。”宋仁宗只得老老实实把这女子当场交给“范市长”,眼睁睁地看着美女被带走。

此事了却不久,皇上又犯老毛病了,仁宗纳了新美人,谏官王素闻知,又上金銮殿来了。这个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之子,按仁宗的说法,王家与赵家是“世交”,关系铁。大概仁宗觉得中国是个关系的社会,法律拐不了弯的事情,关系也许就能让他转弯,所以,仁宗就向王素拉起关系来了:“朕乃真宗之子,卿乃王旦之后,世有相交。后宫实有新人,已随朕左右,可否让朕留下?”但王素毫不徇私,坚决“不准”,没有通融余地,仁宗无奈,只能泪眼花花地把美人送出宫殿。

看到这样的故事,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一个“天子之怒伏尸百万”的皇帝,居然连享受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而剥夺他“性爱”权力的竟然是他的奴才,是他一手可以提拔一脚可以踩死的臣子。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千年前的故事现在看来有点类似神话,是因为我觉得有以下几点让人不解:一是仁宗是一把手啊,真正的一把手,天下第一把手啊!一把手居然也有人敢管他?二是太监也好,范讽也好,王素也好,他们都是普天之下的王臣,敢向皇帝叫板?以下可以凌上?下属居然监督上级,而且“成效显著”,皇帝也要向臣子臣服?不,不是“臣服”,是“皇服”。“臣服”是天天发生的事情,“皇服”有点天方夜谭。三是管就管了,监督也就监督了,怎么管到皇帝“八小时之外”去了?管到“床上”去了?而且皇帝非但没嫉恨,没给王素们穿小鞋,反而像犯了错的孩子,老实服罪。真不敢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事。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真是老子天下第一?皇权高高在上,全无羁绊?封建专制是妖魔,但是我们对皇权是否有点不太“客观”呢?平心而论,皇权不是或者不全是“独裁”的,在皇权之间,还有一个“监督权”。那种独有监督权而无皇权的情况固然从没有过,但那种独有皇权而无监督权的情形也很少,大多数时候处于“中庸”状态,处于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拉锯之中,有时甚至监督权还被置于皇权之上。不说唐太宗等所谓开明君主,就是心狠手辣如武则天,杀人如麻如朱元璋,对来自臣子的监督,有时也得服输。在史上,确实有“死谏”因而“谏死”者,但也有纳谏且乐于受监者。正因为有了这个监督,多多少少能使皇权纳入某种“善政”、“仁政”之中。我们一直骂封建“腐朽”,也许他们自觉还是“不朽”呢。无疑,监督在皇朝的存在,不说挽救,最少是延缓了封建专制的“死命”。
来源:互联网

我们老是喜欢喊“支持国货”,那时因为那个时候的国货在国外市场销路还不景气,的确需要国人的支持。可时代不同了,现在该轮到他国人民喊喊“支持国货”了。对于中国男人在海外,特别是在日本热销这一情况,为了缓解剩男剩女压力这一燃眉之急,建议将中国男人多多出口。

现在,日本女性流行着“吃饭要吃中国餐,结婚要找中国男,法国情人早无戏,美国房子不靠边”的顺口溜。意思是,世界经济不景气,日本女性已无暇去找法国人谈情,美国的房子已成为过去式。

其原因就是,在日本,中国的男子越发很吃香,受到的日本女子的青睐。去年日本女性与中国男子结婚的达一千五百多对,比头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创历史新高。

中国信息研究机构的代表竹石健告诉我:其实日本女性也满势利眼的,看到中国经济大发展,中国人越来越有钱,当然瞄上中国男子汉。再加上日本现在是阴盛阳衰时代,日本男人无论在生活体贴做家务,还是拼命工作赚大钱都不如中国人,尤其作为男人,日本男人缺失的东西太多,首当其冲要让中国人夺走市场,现今的日本男子越发觉得自卑不堪。

前不久我的一个职员加藤小姐结婚了,让我去参加婚礼。对象是她在上海留学时认识的中国人。

她那句结婚典礼的致辞让我难以忘记:可能诸位很吃惊,我为什么嫁给中国人?日本人本来对中国人就有偏见,而我今天告诉在座的各位男士,中国男人比你们优秀,首先他们知道爱妻子顾家,有责任心。我从小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模糊的,因为他起早贪黑为公司卖命,我根本见不到,即便休息日,他又为了交际,去打球应酬。这光挣钱不顾家的父亲,不是好男人。我从小就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中国男人,原因是他们比日本人强得多。

在中国生活多年,另外一个姑娘村上也对我说:“为什么日本男人越来越怕中国人,首先中国男人比日本男人强上好几倍,勤劳、智慧、爱家、爱妻子、看孩子,像这样的老公才是我们的理想对象。过去我真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恐惧中国男?我现在知道了,他们是在自卑!从他们那些所谓"武士道"的嘴脸中我看出来了,他自己也知道做的是不如中国人,尤其作为男人,看看日本当今这些男人更找不到。他们无理想、无志气,整天打工,无固定职业,即便结婚也无责任心,不知让多少日本女生失望了。”

前些日子,就日本女子为何要嫁中国郎的问题,我所在的两本杂志对日本女士们进行了采访,下面是几位日本女子的心声。

在日本电视台做播音员的永岛女士去年嫁给中国一家上市传媒的总裁,她说:“我整天在台里说讨厌日本男人的小家子气,我知道一定会有一些所谓的“爱国人士”会“义正词严”地指责我们。但作为我们女人,我们永远只会选择强者做我们的丈夫。人口不过跟中国一个省相等,所占资源和领土面积又不知要比中国少多少倍,国力现在比中国弱了下来,至于日本男人已是无指望的一代,至于品行素质也不比中国男人高。他们能像中国人给我们女人幸福无忧的生存空间吗?答案是没有。”

一位给国会议员当秘书的藤原小姐,来过中国多次,所以要嫁中国男子汉。她说:作为日本男人,他们没有任何优势。因为他们太大男子主义,真拿我们女人不当回事,那我们只好另辟新径。
来源:历史揭秘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农历八月九日,戎马一生的皇太极白天还正常忙忙碌碌地处理政事,夜里竟“无疾而终”了。

历史上任何一个突然离世的帝王都会留下N个版本的千古之谜。于是,几百年来,关于皇太极暴死之谜便被后人作出了无数的猜想。而其中,流传最广的野史传闻便是皇太极死于谋杀,而这场史上最离奇香艳的谋杀案的主角便是与之有着爱恨纠葛的多尔衮和庄妃。

皇太极一生最爱的女人

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农历十月,一位来自蒙古草原的美丽女子——海兰珠,在兄长科尔沁贝勒吴克善的陪同下,入嫁盛京皇宫,做了皇太极的侧福晋。这年,她已经二十六岁了。

而此时,她的胞妹庄妃已进宫九年,而亲姑姑哲哲也已嫁给皇太极二十年了。

在迎娶海兰珠之前,皇太极就耳闻海兰珠的美名,仰慕已久。等到见了面成了亲,二人琴瑟相合,双栖双飞,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海兰珠后来居上,被册封为宸妃、“东宫大福晋”,地位仅次于中宫皇后。皇太极将她所住的居所赐名为“关雎宫”,借《诗经》中的名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赞美和称颂海兰珠的贤淑美德,象征他们真挚热烈的爱情。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海兰珠诞下一子,皇太极喜出望外,破例立即召集群臣聚于大政殿,宣布这个八阿哥就是将来皇位的继承人,并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颁发大赦令。

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时年三十岁,已是父皇的得力助手,但皇太极从未流露过要让豪格继承皇位的意思。在海兰珠生子前后,皇太极诸子相继降生,也从未有过普天同庆的举动。

为见爱妃六昼夜奔驰六百里累死六匹骏马

可怜这位八阿哥无福消受这天大的恩典,半年之后竟不幸夭折。海兰珠在这一沉重打击下,精神抑郁,情志不舒,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皇太极虽尽心呵护,却难以排解海兰珠内心的忧伤。

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农历八月十四日,为了扭转前线的危急局势,皇太极带着严重的鼻衄病,流着鼻血,连续六个日夜长途奔驰六百里,到达前线。一个月后,战局得到彻底扭转。

九月十二日,留守盛京的满笃里、穆成格等赶到前线,向皇太极报告:宸妃病重,希望能见皇上一面。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登时方寸大乱:爱妃一定病得相当严重,否则宫中决不会派人专程到战火纷飞的前线来报信。

皇太极毫不迟疑,当即决定返回盛京。临行前,他召集前线诸王将帅,对下一步的战略作了明确部署,分别授予各个方面的指挥权。十三日一大早便匆匆上路,日夜兼程向盛京方向疾驰。这位多情天子再一次六个日夜长途奔驰六百里。据说,在六天之中,皇太极累死了六匹骏马。十七日夜,一行人在旧边宿营。皇太极刚刚睡下,尚在朦胧之中,就被盛京派来的专使惊醒。来人急报:宸妃病危。

痛失爱妃皇太极恸哭中昏迷不醒

皇太极惊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起营,并命令大学士希福、刚林、梅勒章京冷僧机、启心郎索尼等先行一步,轻装疾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盛京,先替他向宸妃问候。

冷僧机和索尼于次日凌晨最先到达,可是他们刚刚踏进皇宫内门,宸妃便停止了呼吸,年仅三十三岁。

冷僧机、索尼立即回转身,跑步上马,飞奔出城,在途中与策马飞驰的皇太极相遇。二人将宸妃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皇太极。早已有了不祥预感的皇太极还是顿觉“山陵崩于前”,险些跌下马来。定了一下心神后,不禁悲从中来:老天啊,你一向眷顾大清,可为什么不让朕与此生最爱的女人当面诀别?!他催促战马一路狂奔,在早上七时左右进城,进大清门,径直奔入关雎宫。

斯人已逝,遗容尚存。皇太极极度悲恸,连续六天六夜不吃不喝,并一度在恸哭中昏迷不醒,醒来后“寝食俱废”。诸王大臣、后宫嫔妃见皇太极过于悲伤,无不同声劝解,最后不得不跪请皇上节哀。

皇太极决定亲自为爱妃操办丧事。他下令:一切丧殓之礼,皆按国葬规格优厚置办。宸妃的灵柩由东侧门出盛京地载门五里暂时停放。他亲率诸王贝勒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人等和后宫福晋、公主以及梅勒章京命妇以上众人为宸妃送葬。

宸妃被葬于盛京城北门外十里。葬礼过后,皇太极没有进入清宁宫居住,而是住在宫里临时搭起的帐幄之中,饮食顿减,彻夜难眠。

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是海兰珠初祭的日子。皇太极率原送葬人员前去宸妃灵前祭祀,宣读祭文,赞颂宸妃的美德,又命喇嘛僧道做道场,超度宸妃的亡灵。十月初,皇太极追封宸妃为“元妃”,谥号为“敏惠恭和”。这在清代妃子的谥号中是字数最多的。继初祭之后,皇太极又定月祭、大祭、冬至令节祭,甚至在年底祭祀祖先、山陵时,也都要祭宸妃。

这年春节,皇太极下令免朝贺,停止宴会和歌舞等一切娱乐活动。即使在收降洪承畴、祖大寿等一批明朝将领举行盛大宴会时,他也没有兴致参加。

史书记载,大丧期间,一个承政(相当于中央部门的部长)召文艺工作者吹弹歌舞,险些被处死。皇太极的弟弟阿济格等一批人也因为“戏舞鸣弦而歌”而获罪,一大批人受到极重的处罚。这一年,皇太极五十岁。一个百战归来的老皇帝,对于海兰珠如此深情并执著,在中国历史上确属异数。

毫无征兆端坐而死

从宸妃突然离世开始,皇太极明显感到自己衰老了。这年的农历十月初二,诸贝勒和他们的福晋们奏请祭拜宸妃。皇太极深有感触地说:“山太险峻就会倒下,树木太高容易折断,年纪大了就会衰弱,这是老天赐给我的忧虑啊。”在他的这番话中,所忧的“年富则衰”就是指他自己。古人云:“五十而知天命”,而崇德六年,皇太极整整五十岁。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农历八月九日,皇太极像平常一样忙碌:先是接见和赏赐了土默特部落前来贡马的甲喇章京大诺尔布、小诺尔布等十五人以及他们的随从;之后,他奖励了护送格隆喇嘛来盛京的土默特部落车克车章京所属诺木习礼和从人;随后他同皇后、诸妃在崇政殿召见远嫁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固伦公主,并挑选最好的绸缎赏赐固伦公主和科尔沁一同来朝的福妃、贤妃及诸福晋。这一天,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

而就在这天夜里,皇太极端坐在正寝清宁宫东暖阁的南炕上,无疾而终,年仅五十二岁。

史上最离奇香艳的谋杀传闻

有关的清代官修史书几乎都记载说皇太极死时是“无疾而终”。皇太极从小身体很好,中年以后身体发福,有些偏胖。官方史书从未记载过他有任何病史。那么,为什么后人会将皇太极的暴死演绎成一起香艳离奇的谋杀事件呢?

后世野史说皇太极是被多尔衮或多尔衮与庄妃合谋害死的,金大侠的《碧血剑》中更是活灵活现地写到,是袁承志亲眼见到皇太极赶到庄妃的寝宫,被正在和庄妃幽会来不及逃走的多尔衮行刺而死。凭什么这样说呢?不过是因为“大妃阿巴亥之死”、“孝庄下嫁多尔衮”两件谜案。大妃阿巴亥是否是被皇太极逼死的,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了。那么,“孝庄下嫁多尔衮”就更不足以作为两人谋害皇太极的理由了。皇太极死时,顺治年幼,皇太极的几个兄弟手握兵权对皇位虎视眈眈。孝庄皇后为了保全顺治的皇位下嫁给实力最强的多尔衮,并封多尔衮为摄政王。得到多尔衮的帮助后,顺治的皇位得到了保证,顺利成为第一个入关进京登上帝位的满清皇帝。而多尔衮一直到死时,都没有对皇位产生不轨的念头,可以说孝庄皇后的下嫁功不可没。

可见,皇太极是被多尔衮或多尔衮与庄妃合谋害死的传说是毫无根据的。

皇太极真正的死因很可能是“痰疾”

从崇德五年开始,清史的记载中屡次出现“圣躬违和”或“圣躬不豫”的字样。

崇德五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第一次“圣躬违和”,到安山(今鞍山)温泉疗养。

崇德六年农历八月,松山大战前夕,明十三万大军来势汹汹,前线告急。皇太极调集各路人马,决定亲自前往前线坐镇指挥。本来定于农历八月十一日出发,不巧他患上鼻衄(即鼻出血),血流不止,不得不将出发的日期一拖再拖。八月十四日,出血仍未缓解,而前线军情告急。皇太极抱病出征,一路急行,三天后,病情才有好转。

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农历十月二十日,“圣躬违和,肆大赦。凡重辟及械系人犯,俱令集大清门外,悉予宽释。”

显然皇太极这次病得相当重,不但用大赦的方式上向天祈求康复,而且都察院的官员们还上疏建议:皇上不必事必躬亲,可让各旗、六部诸大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至军国大事再向皇太极奏闻,以减轻政事活动,得以静心休养。

明显感觉力不从心的皇太极不得不同意了这份奏疏的建议,决定以后的政事由和硕郑亲王代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合议处理。

这是一次重大的行政体制的变革。通过这次变革,皇太极基本上交出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大权。这证明他确实病得不轻,或者是宸妃的死,促使他重新掂量生命中的轻与重。当明白死亡正在逼近之时,对生命的依恋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同年农历十二月,皇太极率众往叶赫出猎,到达一个叫开库尔的地方时,因“圣躬违和”,只得住在那里。随同前往的诸王、贝勒、大臣都请求停止行猎返回盛京,但皇太极因为此行没有收获,不愿空手而归。就在大家左右为难的时候,年仅五岁的皇九子福临射中一狍,当年一箭可射穿两黄羊的皇太极见状,心中大喜,这才与众人启驾还宫。

崇德八年正月初一,因皇太极“圣躬违和”,免群臣的新春朝贺礼。命令和硕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诸人前往堂子,代替自己向上天和历代祖先行礼祈祷。

农历三月十七日,因“圣躬违和”大赦,死刑犯以下的人都得到了赦免。

农历四月初一日,“圣躬违和”,连续两天向盛京城及境内各地的寺庙祷告,施白金。

农历四月初六日,皇太极遣人至李氏朝鲜世子馆中,要求朝鲜方面进贡一种名为竹沥的药材,并且选派名医前来会诊。而据李氏朝鲜方面的史书记载,皇太极所遣传谕诏令的人曾经告诉李朝世子说皇太极患有风眩之病。

竹沥是竹子中的汁液,入药可镇咳,祛痰。从崇德七年开始,明清处于最后争夺的关键时期,事务繁多,皇太极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加逢丧妃之痛,难免痰火上升而头晕目眩,病情加重。如果李氏朝鲜方面的史书记载无误的话,那么皇太极很可能死于“痰疾”。

崇德八年开始,“圣躬违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说明皇太极的病连续发作。但是从四月开始,这种情况似乎得到了缓解,皇太极的身体状况相对平稳,所以官方史书才会有“无疾而终”的说法。
来源:奇闻网

澳大利亚一酒馆女老板特蕾西·贝里因为欠下一屁股债务而发愁不已,8月初,特蕾西的男友在酒馆壁炉前向“幽灵”祈祷,希望得到金钱帮助。令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数天后特蕾西竟然在壁炉内找到3枚金块,总价值高达6000澳元。

传说酒馆藏着幽灵

据报道,40岁的特蕾西半年前买下了当地一家名为“凉爽乡村”的酒馆,并不惜重金将酒馆装修一新。她为此不仅花光了多年积蓄,还欠下了一屁股债。过去几个月来,特蕾西一直在为如何筹钱还债而发愁。

8月初的一天,特蕾西的男友、酒馆厨师加文无意从当地一个占卜家那里得知:“凉爽乡村”酒馆是一座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当地一直有传闻说,酒馆里住着5个“幽灵”,如果人们有什么心愿,只要向这5个“幽灵”祈祷,往往就能实现愿望。

当天晚上,加文坐在酒馆的壁炉火堆前向5个“幽灵”祈祷说:“给我们一些钱吧,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吧!”

8月13日早上,特蕾西用铁铲清扫壁炉里的灰尘时,无意中在壁炉里发现了3枚黑乎乎、沉甸甸的块状物体,当特蕾西和加文一起将它们放到水中清洗之后,那竟然是3块闪闪发光的金块,最大的一块黄金重达148克。

专家称是旧业主留下

据报道,按照目前的黄金现货价格计算,特蕾西在壁炉里发现的3块黄金其价值至少高达6000澳元!毫无疑问,如果特蕾西将这些黄金卖掉,必将大大减轻她的债务负担。特蕾西深信,正是“幽灵”在听到男友加文的祈祷之后,才“慷慨”地将金块藏在壁炉里送给他们的!

但专家认为,实际上这些金块与所谓的“幽灵”没有任何关系。专家分析称,从外形看,它们应该是熔掉的金项链形成的金块,并且很可能是“凉爽乡村”酒馆的前主人藏匿于此。
来源:天下奇观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1000万元高价,向河南联丰种业有限公司转让小麦新品种“中麦895”在河南和江苏等省的独家生产经营权,创造了我国小麦品种技术转让新纪录。

据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国家小麦改良中心主任何中虎介绍,小麦属自花授粉作物,生产上全为常规品种,农民无需每年换种,因此小麦种子产业的发展远不及杂交水稻和玉米等,技术转让市场上单个新品种通常售价在一二百万元左右。近年来,在国家良种补贴政策的推动下,农民换种积极性提高,小麦种子市场在河南和江苏等地相对活跃,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中麦895”由中国农科院作科所和棉花所合作育成,具有三大突出特点:产量高,在2007—2009年度的鉴定试验、产比试验和多点试验中,平均亩产562公斤,较对照品种周麦18增产6.6%;2009—2010年度参加国家黄淮南片预备试验,平均亩产520公斤,比相邻对照周麦18增产8.1%,9个点全部增产,居50个参试品种首位;而且其产量三要素协调,亩穗数约40万,穗粒数30粒左右,千粒重48—53克。抗性好,抗条锈病和白粉病,对叶枯病和赤霉病的抗性优于对照周麦18;植株较矮(75厘米左右),株型紧凑,抗倒伏;根系活力强,叶功能期长,灌浆速度快,抗干热风,落黄好。适应性广,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想品种。

在技术转让签约仪式上,著名小麦专家庄巧生院士介绍,“中麦895”在黄淮南片的河南、江苏和安徽等小麦主产区有重大推广价值。他表示,在公立种业公司比较薄弱的现状下,民营种子企业对新品种推广十分重要。
来源:凤凰网历史

1948年6月11日,由于冉益智的出卖,中共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在离重庆城区数百里的万县被捕,再一次使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经受“刨根底”式的破坏。

涂孝文交代了属于他领导的唐虚谷和杨虞裳等地下党员的住地。“书记叛变,全党遭殃”,中共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使得下川东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是彻底地瓦解,江竹筠、李青林、李承林、雷震、张静芳、唐慕陶、黄玉清、陈继贤、廖模烈、陶敬之等一大批地下党骨干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敌人逮捕。

徐远举等特务们一方面欣喜若狂,另一方面又万万没有想到像陈然、刘国、江竹筠、许建业这样的共产党员竟是那么坚强不屈,视死如归。

由涂孝文出卖的中共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是位女共产党员,敌人在万县将其抓捕后使尽毒刑,甚至用老虎凳折断了她的一条腿,李青林依然宁死不屈。到重庆后,她仍然抗拒任何审讯,甚至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特务们无奈,只好把涂孝文叫去与李青林对质。见到李青林——这个被自己出卖的昔日的下级同志,拖着一条断腿,满身血污却正气凛然。尤其是碰到李青林向他射来的两道利刃一般的目光时,涂孝文感觉无地自容。当特务问李青林认不认识涂孝文时,没想到李青林很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并说:“这个人是个混蛋!抗战时期,我跟他一起在泸州的一所小学里教书,他追求过我,我不喜欢他,他就死纠滥缠。我为了躲他跑到万县来,他又追过来缠我,有一次还要强迫接吻,我气坏了,就狠狠打了他一耳光。没想到他竟然报复我,栽诬我,像疯狗一样乱咬人,让我坐牢,简直不是个东西!真是太混蛋、太气人啦!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李青林的这番话,使涂孝文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次对质给涂孝文刺激太大,再加上从革命者到叛徒的道德负罪感和特务表面上客气而实际上把他当棋子耍的那种身不由己、百般无奈的境遇,涂孝文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甚至经常痛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能像李青林他们那样坚持咬咬牙挺过来呢?唉,大不了一个死字,怕什么呢?矛盾之中的涂孝文开始不配合特务的审讯了,这让特务头目徐远举又气又急。

徐远举对涂孝文的变化看在眼里,又无可奈何,作为一种惩罚,将涂孝文从杨家山的“优待室”转押到白公馆,像所有“政治犯”一样投入牢房。

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

据有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来源:世界风云录

英国作家杰拉德·威廉姆斯和西蒙·邓斯坦合著的新书《灰狼:希特勒的逃亡》中称,德国纳粹领导人希特勒及其情妇艾娃并没有像人们熟知的那样于1945年战败自杀,事实上两人双双逃离到阿根廷,并在那里渡过余生。

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希特勒之死并没有足够的法医证据,在德国柏林地堡中的烧焦的尸骸并非希特勒本人,而是一名不到40岁的女子的骨骸,而1945年时希特勒已经年过50。威廉姆斯表示他们在研究大量最新解密文件和法医检验结果后发现,希特勒的晚年是在南美洲度过的。

威廉姆斯认为,希特勒携情妇逃往当时还在纳粹控制下的阿根廷一事有“明显的证据”。“我们不希望重写历史,但是希特勒并未自杀一事实在太过于明显。没有任何法医证据表明他或者艾娃已经死了,并且有数名目击者曾见过他们在阿根廷渡过余生。”威廉姆斯说。

因此,书中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情报机构。威廉姆斯称,美国情报机构对于希特勒逃往南美洲了如指掌,目的是放希特勒一条“生路”,来换取纳粹德国的战争胜利和武器技术。

关于希特勒并未自杀逃到阿根廷的传闻并非第一次出现。早在2003年,作家阿贝尔·巴斯蒂就著书描写了希特勒在阿根廷的生活。
来源:奇闻奇谈

“爱婚外恋,爱吃鲍鱼,爱自我炒作,爱君子,爱小人,爱天下众生,也爱写诗,我不是你们说的奸雄,我是卑鄙的圣人,曹操!”

最近,热门畅销书《卑鄙的圣人:曹操》因还原真实历史中一代奸雄的日常面目,引起众多曹操迷热议,甚至有读者用上述凡客体总结书中的曹操。昨日,在该书第三部出版之际,作者王晓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历史上的大奸大忠都差不多,只有曹操大不同。如果你不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曹操,你便无法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读者:嫁人别嫁曹操

曹操的真实面目到底如何,一直是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卑鄙的圣人:曹操》作者王晓磊说,“我只是以平常人的眼光去讲述他,不仰视也不俯瞰,以平视的眼光,从不断有动态变化的曹操,去还原历史大事件背后一代奸雄的‘日常面目’,让读者看到最真实最鲜活的曹操。”

为还原曹操的日常面目,王晓磊潜心研究曹操十余年,翻破历史上的典籍文献中有关曹操的蛛丝马迹更是精心考证。王晓磊说,“读《三国志集解》不是一件容易事,三种字体的文言又没有标点符号,好在我有放大镜。”正是在对史料的深入研究中,王晓磊成功还原了历史大事件背后一代奸雄的“日常面目”,也使得原本藏于茫茫史海中的曹操隐私被曝光。

在刚刚上市的《卑鄙的圣人:曹操》第3部中,曹操变得“自私自利”,为摆脱董卓,他仓皇逃离洛阳,不顾老婆卞氏和儿子曹丕的死活。这让部分女性读者很是愤慨,替被困京城的卞氏母子打抱不平:“曹操也太不是东西了,嫁人可千万别嫁曹操。”

遗言:老婆想改嫁就改嫁

王晓磊在书中罗列了曹操的“十大隐私”。贪爱美色,多次将美貌寡妇纳为己有。因搞婚外恋,不惜害死大儿子曹昂,自己险些命丧淯水,原配丁氏夫人愤于此事,当众打骂曹操,曹操一怒之下赶走丁氏,又因为良心上的不安跑到丁家,抚着妻子的后背软言好语请她回去;护短爱面子,曹操这人总是护短,赤壁打输了他却说是自己放的火;喜欢吃鲍鱼,当众提倡节俭却饮食讲究,背地里饮食奢侈,甚至自己写了一大堆各地美味鱼类的单子,尤其爱吃鲍鱼;出手毒辣,孕妇也杀,“玉带诏事件”败露后,曹操对策划者家族进行屠杀,不顾情理,甚至将董贵人连同腹内婴孩一并拖出皇宫杀死。和关羽破裂源于“貂蝉”,曹操曾许诺将美貌的杜氏娘子赐予关羽。但他见杜氏绝色动人,竟自毁誓言将其纳为己有,使得关羽自疑,丧失了笼络这员大将的最佳机会。而这个杜氏就是貂蝉的人物原型。

为部队提供经费,曹操曾成立盗墓机构,亲临现场指挥取宝。时常炒作自己,曹操有强烈的自卑感,他出身宦官家庭,所以总想摆脱污点,炒作自己。冒险夜袭吕布,晚年贪生怕死,遗言却很温柔:老婆们要学会做鞋子来卖,挣钱养活自己,想改嫁的就改嫁。
来源:中华网论坛

在提到宋朝历史的时候,杨家将是不能不提到的。在历史上的杨家将远不如在小说和民间传说中那么神奇,然而杨家将三代抗敌的忠勇,确实少有人及。前面有朋友已经介绍了一点,还有朋友希望写的更详细一些,我就献上拙作。

杨业本名叫杨重贵,其父杨信是麟州的土豪,趁五代混乱的时候,占据麟州,自称刺史,由于时局的动荡,先后归附过后汉、后周。大约是在杨信归附后汉的时候,为了结交当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崇,派少年的杨重贵到太原。后杨信投靠了后周,杨重贵留在了太原。杨信死,以其子杨崇勋(杨业的弟弟)继任刺史,又以麟州归附了北汉刘崇。其后杨崇勋又归附了后周。虽然有这样的反复,但是由于处于五代那个混乱特殊的年代,杨重贵在太原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年少英武的杨重贵很受刘崇的看重,他以杨重贵为养孙,改名为刘继业。刘继业先担任保卫指挥使,以骁勇著称,以功升迁到建雄军节度使。由于刘继业战功卓著,所向无敌,国人号称无敌。然而刘继业在北汉三十多年的战绩却湮没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宋史》和《辽史》均缺乏这方面的记载,《宋史》中提到几次与刘继业的交锋,全是以刘继业的失败而告终。刘继业与宋将党进战于太原城下,被党进以少击众,大败,刘继业先躲在壕沟里,然后靠城上垂下的绳索,才得以逃生。以这样狼狈的战绩,不知道为何成为无敌?而在《续资治通鉴》中,仅仅提到刘继业在太原城头苦战防守,甚至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以后,还在坚持战斗,知道宋太宗派刘继元亲自招降,刘继业才大哭解甲归降。其中描述这段历史的文字不过几十字,非常简略。同时期的《九国志》曾经记载过刘继业的功绩,但是遗憾的是其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没有流传到今天。《辽史》中有辽将耶律斜轸责问杨业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可见刘继业在北汉时期主要的对手是辽国。虽然北汉一直臣事辽国,但是处于强势的辽国经常侵掠北汉的边境,刘继业为北汉守边,估计经常与来犯的辽军交锋,虽然规模不大,但三十余年未处下风,这样的经历让刘继业积累了边防的丰富经验。

北汉灭亡以后,刘继业归降北宋,宋太宗素知刘继业威名,授予他左领军大将军,郑州防御使。刘继业归宋以后,复本姓杨,单名业。宋太宗以杨业对防御辽国有丰富经验,派他到代州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为潘美节制。辽国大军从雁门大举进攻,杨业从小路率领数百骑兵绕到辽军背后,与潘美的部队前后夹击辽军,杀死辽国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诲,缴获很多兵甲战马。杨业因功升云州观察使。以后辽国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不战而走。守边的主将忌杨业威名,屡次向宋太宗上书,诽谤杨业。宋太宗封其奏交给杨业,以表示对杨业的信任。而实际上书诽谤杨业的人,很可能就是潘美。潘美对杨业早就心存嫉妒,这样的心理,在某个特别的时刻就会表现出来。雍熙三年,宋太宗派出三路大军征讨辽国,其中潘美为西路军主将,杨业为副将。起初各路进展顺利,杨业一路夺取了辽国的寰、朔、云、应四州,但主力军中路曹彬失利。宋太宗命令各路人马班师,后又命潘美等率领大军将收复四州的民众迁移到内地。当时,辽国十余万大军已经反击,攻破了寰州。辽军兵力占有很大的优势,杨业等人的任务只是迁移民众,不需要与敌人决战。他向潘美进言,上万全之计。杨业与辽国交锋多年,更深知边境地势,他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判断非常正确。但是护军王冼和刘文裕却不以为然,非要与辽国正面交锋,并且以怯敌嘲笑杨业。而作为主将的潘美,也是经验丰富的将领,应该知道在敌众我寡下应采取什么策略。而且此行的任务不是与敌交锋,只是迁移民众。但是在这时,由于嫉妒心理的作怪,他却没有支持杨业的意见。最后杨业力争不果,只能冒险出击,他和潘美做了约定,让潘美在要道陈家谷部署步兵强弩接应。杨业知道此行很难取胜,潘美在陈家谷设伏接应,还有成功撤退的希望。杨业出击以后,王冼等人很久没有消息,以为辽军已经败退,为了争功,率领部队出击,前进不久,得到了杨业败退的消息,又慌忙撤退了。作为主将的潘美,不遵守与杨业的约定,更不制止部下的擅自行动,听到杨业失败的消息,就一走了着,显然是不顾杨业的死活。杨业力战尽日,转战到陈家谷,没有看到接应的人马,非常悲愤,再率领部下力战。杨业身受几十处伤,左右殆尽,仍手刃敌军数十百人,杨业筋疲力尽,战马又受了重伤,最后为辽军生擒。杨业的长子杨延玉,以及部将王贵、贺怀浦全都力战而死。杨业被擒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辽史》中对杨业的死大书特书,可见他们对杨业的忌惮。而宋朝方面所记载夺取山西四州的功绩,全算在潘美头上。而在《辽史》中却记载杨业夺取了这些城池,辽国与杨业交锋,确实知道他的战绩。可见杨业的善战和功绩。而宋朝的史官却根据奏疏记载记功,埋没了杨业。而杨业最初阵亡的抚恤,反不如比他低的王贵等人,可见有人掩盖了事实真相,可能就是潘美。其中经过正史没有记载,根据方志记载,杨业妻子折氏向宋太宗上书说明真相。宋太宗下诏厚恤杨业家属。潘美被降职,王冼、刘文裕都被削职发配。杨业御下有恩,与士卒同甘共苦,陈家谷血战,杨业曾让幸存的士卒突围,士卒不愿,全部战死。宋太宗有统一天下的雄心,然而用人不当,丧失了杨业这样的勇将,北伐怎么能够成功呢?杨业的死,虽然出于王冼等人阻挠讥讽,但是作为主将的潘美出于嫉妒心理,不发一言,坐视杨业走上死路。实际上是潘美导致了杨业的死,但潘美是国戚宿将,宋太宗也只能大事化小了。但是民间舆论没有放过潘美,在以后民间流传的小说和戏剧中,潘美被描写成一个无能阴险无耻的小人,真是公道自在人心。杨业是杨家将的第一代,功名最盛,牺牲最壮烈。

杨家将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杨延昭本名杨延郎,为了避讳,而改名杨延昭。幼年的杨延昭沉默寡言,但是总是喜欢玩行军作战的游戏,杨业看了以后说:“此儿类我。”以后出征,必然带杨延昭同行。杨延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熏陶,成年以后,也成为一个职业军人。

雍熙三年北伐,杨延昭与父兄一起出征,攻击朔州的时候,杨延昭作为前锋进攻,被流矢射穿了手臂,他却更为勇猛的作战。杨业阵亡以后,杨延昭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后来有担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在河北的边防前线任职。北宋咸平二年,辽国南下进犯。杨延昭正在遂城,遂城小,又没有作好防守的准备,遭到了辽军的猛烈围攻,城中人心惶惶,而杨延昭召集城中壮丁,授予武器,配合宋军,全力固守。当时正值隆冬,杨延昭命人担水浇在城墙上,一夜之间就冻成了坚冰,城墙光滑难登,辽军的猛烈攻势也无法继续,只好撤退了,宋军缴获了辽军遗弃的军资器械。杨延昭出奇计保全了遂城,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因此功被授予莫州刺史。辽国南下进犯,身为镇定高阳关都部署的傅潜率领重兵驻扎在中山,屯兵不出,消极避战,不积极打击进犯的辽军。而杨延昭以及杨嗣、石普等将领屡次请求傅潜增派人马,主动出击,傅潜都不听从,龟缩在中山。即使部下的将领出击取胜,傅潜也掩盖他们的功绩。后来宋真宗得到报告,将傅潜削职流放。宋真宗召见杨延昭,向他询问边防策略。宋真宗对杨延昭的表现非常满意,称赞杨延昭行军作战大有父风,给他很优厚的赏赐。咸平四年,辽国又南下进攻,杨延昭在羊山埋伏精兵,自己率领部队与辽军交锋,将辽军引诱在伏击圈,与伏兵一起夹击,辽军大败,阵斩辽国大将。杨延昭因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他和当时另外一位边防骁将杨嗣,并称为二杨。杨延昭等人卓著的战绩,也引起了朝廷中某些人的嫉妒。宋真宗曾经对宰相说:“嗣及延昭,并出疏外,以忠勇自效,朝中忌嫉者众,朕力为保庇以至于此。”咸平五年,辽国进攻保州,杨延昭和杨嗣率领部队支援,还未列阵,就遭到辽军突袭,部队损失很大。宋真宗以两人素以忠勇闻名,赦免了他们的罪过。杨延昭仍然担任莫州团练使。咸平六年,杨延昭又被任命为缘边都巡检,后又迁为宁边军部署。景德元年,宋真宗将杨延昭的兵马增加到上万人,如辽国进犯,就屯驻静戎军之东,并许他便宜行事,不听都部署王超的指挥。澶州之役,杨延昭反对议和。他上书认为:契丹顿澶渊,去北境数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等数州。可袭而取。杨延昭的主张和当时寇准的主张不谋而合,然而北宋朝廷并未对此作出反应。杨延昭就自己率领人马进入辽国境内,攻破古城,取得不小的战果。以后澶渊定盟,杨延昭因为守边的功劳,屡次升迁,景德二年,杨延昭被授予高阳关副都部署。杨延昭在大中祥符七年,卒于任上,终年五十七岁。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极为悲痛,派使者护灵而归,河朔的百姓,多望柩而泣,为这落泪。北宋朝廷录用杨延昭的三个儿子为官,并且从杨延昭常从门客中选取有才能的人为官。

杨延昭英勇善战,所得赏赐,全部分给部下,公而忘私。他本人作风简朴,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共苦,继承了杨业的作风。杨延昭每战都身先士卒,获得功劳,与部下一起分享,所以部下也乐于为他效命。杨延昭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国对他非常敬畏,称他为杨六郎。

杨延昭正好处在北宋对辽国进行防御的时期,他为保卫宋朝的边防而奋战,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延续了杨家将的威名。

杨文广是杨延昭的第三个儿子。杨文广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予殿直。后来与安抚陕西的范仲淹相遇,范仲淹在谈话中发现杨文广很有才能,就把他带在身边。狄青南征广西,杨文广随军从征,但此时的杨文广还是个无名之辈。治平中,选拔宿卫将领,宋英宗以为杨文广是名将之后,而且还有功劳,提拔杨文广为成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迁兴州防御使,秦凤路副总管。他由此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作战。韩琦派杨文广率领部队在筚篥筑城,控制要道,防御西夏。杨文广先扬言要到喷珠筑城,然后率军迅速赶往筚篥,黄昏时赶到目的地,连夜抢修城寨,构筑好了防御工事,作好了战斗准备。第二天天明,西夏骑兵大至,看到宋军已经占据有利地势,作好了准备,只能无奈的撤退,杨文广乘机遣将出击,斩获敌人很多。皇帝下诏嘉奖,赏赐丰厚,并任命他知泾州镇戎军、定州路副总管,迁步军都虞候。辽国与宋朝在代州的边界划分上发生争执。杨文广向朝廷献上阵图以及攻取幽燕的策略,还没等到朝廷上的回音,杨文广就死于任上,北宋朝廷追赠他同州观察使。

作为杨家将的第三代,杨文广并没有建立能与他祖辈父辈相提并论的功绩,因为此时北宋已经与辽国议和,而对西夏的政策也在和战间摇摆,只是防御。但是杨文广继承了杨家将世代忠心报国的传统,没有忘记收复幽燕,平定北方的理想,还在为这个奋斗了三代的目标努力。但是此时的宋朝积弊已深,而且修文偃武的风气已成,讳言用兵,杨文广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杨业,杨延昭,杨文广,这三个人是历史中杨家将的主要人物。杨家将三代血战报国的事迹,为后人所传扬。尤其是杨业和杨延昭,在北宋时期,已经天下闻名。欧阳修在《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中写:“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这里的父子就是指杨业和杨延昭,这位供备库副使杨君,叫杨琪,其祖父是杨崇勋,杨业是其伯祖。宋朝积弱,最后亡于外敌,所以遗民们更加追思那些血战保国的将领。于是杨家将的故事得以广泛流传,在流传过程中,民间加入了许多神奇的人物和故事。在南宋遗民所著的《烬余录》中,将杨嗣的功绩安到杨延嗣身上,将杨文广的事迹,创造出了一个杨宗保。还杜撰了杨家将父子救援宋太宗的情节。而在元朝的杂剧中,有关杨家将的剧目更是很多,比如《昊天塔孟良盗骨》等等。到了明朝,又有人编撰出《杨家将演义》,以及以《演义》为底本,写出了《北宋志传》,在戏曲中,杨家将的曲目更为兴盛,因为明朝中后期的形势,也是面临外敌入侵,朝廷积弱的局面,杨家将的故事也得以在这个背景下流传。在杨家将故事整个的流传过程中,作为官方,是希望通过宣传杨家将,强调忠孝的思想,而在民间的流传,是一个个的传奇故事,其中反映了许多民间愿望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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