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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奇闻奇事

10月8日,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命令。同一天,毛泽东指派周恩来秘密出访苏联,向斯大林通报我国的出兵决策,并向苏联请求军火援助。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交给任务的当天,就带上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乘飞机飞赴莫斯科。不愿肩负入朝指挥作战重任的林彪也同机前往苏联养病。

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滨休假。10月10日,周恩来和林彪又乘飞机赶赴风光秀丽的黑海之滨,会见斯大林。

斯大林与周恩来分别不到一年,彼此都没有什么变化:周恩来还是那身中山服,斯大林也没穿军装,烟斗仍在他手中冒着缕缕青烟。他仔细听着周恩来介绍的中国出兵计划,然后习惯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他的走动总让人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他时常眯缝着眼,环视着所有在座者。

中方是周恩来、林彪,苏方几乎是全体政治局委员,仍由师哲和费德林担任翻译。苏方发言的主要是斯大林,中方是周恩来。

翻译说完了,斯大林缓慢地说:“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朝鲜如果没有支援,最多只能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被敌人消灭掉,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所剩的有生力量,以待他日。中国同志决定出兵支援朝鲜,你们的考虑是正确的。但是还应该考虑另一方面,美国毕竟是当今世界上的军事强国,美军拥有很大的海空军优势和军事技术装备。”

这几句话倒很对林彪的心思,但在斯大林面前他不愿表露自己的心迹。

周恩来也不说话,以沉默表示反对。

斯大林已敏感地注意到周恩来的表情,耸耸肩膀,笑了笑:“无论是自己撤退,还是被敌人消灭掉,这都意味着让敌人占领整个朝鲜,美军和伪军将陈兵鸭绿江、图们江。估计那时我们、特别是中国的东北恐怕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了。东北的经济恢复恐怕也谈不上了。他们那时怎样都可以进行骚扰……建议把我们商谈的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刻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

林彪插话:“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随时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

斯大林对林彪此建议不感兴趣,说恐怕敌人不会让游击队存在下去。趁翻译正在译文时,斯大林打开他那特备的烟盒,取出几支香烟,不慌不忙地将它们捻碎后塞进烟斗,点燃后抽了起来。

周恩来说:“我们考虑到这些问题,准备在朝鲜和美国军队打起来,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准备应付美国对中国的空中轰炸。”

斯大林随后说:“我们曾经设想如何帮助朝鲜同志。但我们早已声明过,我们的军队已全部撤出朝鲜了。现在我们再出兵去朝鲜有困难,因为这等于我们同美国直接交战。所以设想,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做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

斯大林的意思是中国也不要出兵,省得出兵后再撤回。以后的会谈便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变成了漫无边际的闲聊。闲聊之后就是苏联人惯常的酒宴。酒宴上,斯大林举着一杯红葡萄酒,向林彪敬酒。但林彪拒绝喝酒,滴酒不沾,惹得斯大林说了句稍带讽刺的话:“酒里没有毒药,稍饮无妨。”林彪还是不肯,斯大林又说了一句,“不知这位将军如何在前线指挥打仗!?”结果,除了林彪一人顽固地不祝酒、不饮酒而遭到围攻外,其余的人都已醉眼蒙眬,酒意半酣了。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宴席才结束。

周恩来返回莫斯科,已是当日午后3时了。他正坐在公寓里准备喝茶水,康秘书和师哲拿着毛泽东刚刚打来的电报,走进来。电文的第一句是: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周恩来一惊,认真看了一遍电报,的确是仍主张出兵的意思。他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他昨天已接受了斯大林不出兵的意见,如今怎么办?
来源:奇闻网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纪念逝去亲人的方式,而在马达加斯加,死者和生者的联系则更为密切,每隔一段时间,这里的人们就会把亲人的遗体从墓室中请出,和家人一起跳舞。

近日在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村子里,17具被包裹起来的遗体在喧闹的音乐声中被请出家族墓室,撒上昂贵的香料和酒。人们用肩膀扛起亲人的遗骨,被狂欢的人群簇拥着跳起欢快的舞蹈。一名刚刚和过世的祖父“共舞”一曲的当地农民气喘吁吁地说,他很愿意这样近距离向祖先表达谢意,没有他们就没有自己。

这样的仪式在马达加斯加的中部高原上非常常见,每隔一段时间,当地人就会把祖先的遗体请出来跳舞,他们把这个仪式叫做famadihana(翻尸节)。舞蹈结束后,人们会用手指隔着裹尸布描摹死去亲人的轮廓,并告诉孩子们这个人有多重要。

在这个印度洋上的岛国中,数百万有着不同信仰的人都崇尚这一风俗。在这些马达加斯加人眼中,死者和生者之间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祖先们的灵魂有时会在在世的后代中来去,而famadihana就是他们向祖先报告家庭新闻并获得祝福和引导的机会。
来源:奇闻网

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波多黎各当地居民声称看见了一种神秘的吸血怪兽“卓柏卡布拉”(chupacabra)。此后,墨西哥、美国等国媒体也报道发现了“卓柏卡布拉”的踪迹。至于这种吸血怪物的来历,人们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狼,有的认为是吸血鬼。美国科学家表示,神秘的吸血怪兽其实是身上长满疥癣的郊狼或别的犬科动物。

患有严重兽疥癣的郊狼

据称,今年6月仍有人宣称发现了有血有肉的“卓柏卡布拉”,所以,相比尼斯湖怪和大脚怪,科学家更易于对这种吸血怪兽展开研究。在几乎所有的目击报告中,所谓的“卓柏卡布拉”最终被认定其实就是患有严重兽疥癣的郊狼。兽疥癣是一种潜在致命的皮肤病,可引起动物体毛脱落,皮肤皱缩等症状。

对于一些科学家来说,这种对吸血怪物“卓柏卡布拉”的解释已经够充分。美国密歇根大学昆虫学家巴里·奥康纳(Barry OConnor)说:“我并不认为我们还需要展开进一步研究,或需要为这些目击报告作出其他解释。”奥康纳从事可引起兽疥癣的疥癣虫的研究。美国佐治亚大学野生动物疾病东南合作研究所的专家凯文·基尔(Kevin Keel)看过所称的“卓柏卡布拉”尸体照片,他也认为那显然是郊狼。

基尔表示,他可以想象别人对此的各种猜测。基尔说:“它仍然看上去像郊狼,要我看,那就是郊狼。如果在树林里看到,我也不认为它是‘卓柏卡布拉’。我曾经对患有兽疥癣的郊狼和狐狸进行过研究。但是,外行人可能会将它们误认为是别的怪物。”疥癣虫还会引发发痒的皮疹,而在人类身上,这种疾病被称为疥疮。

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动物身上,疥螨都会寄生于宿主的皮肤下面,分泌卵和废物,诱发免疫系统出现刺激性反应。在人类身上,疥疮(指对疥螨废物的过敏反应)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让人稍感烦恼。然而,如果像郊狼这样的犬科动物患上了这种疾病,则会危及生命,因为它们尚未进化具有对疥虫感染有效的防御机制。

对疥螨的反应有天壤之别

奥康纳推测,疥螨可能从人身上传播至家犬,接着又传播给野外的郊狼、狐狸等犬科动物。他的研究表明,人类和犬科动物对疥螨的反应之所以天壤之别,是因为在漫长的进化历史进程中,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曾与疥螨长期共存,而剩余的动物则没有。奥康纳说:“灵长类动物是疥螨的最早宿主,我们与疥螨共存的进化历史有助于我们遏制疥螨,这样,它们就不能像在其他动物身上那样恣意妄为。”

换句话说,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如今我们的免疫系统可以在疥螨攻击之前就能消除它们的威胁。佐治亚大学的基尔表示,疥螨其实也在不断进化,但是,疥螨有时间去优化其对人类的攻击方式,不至于致我们于死命,从而让我们对疥螨的有用性不复存在。在非人类动物身上,疥螨迄今尚未找到这种平衡之法。以郊狼为例,由于遭到疥螨攻击后反应强烈,导致其体毛脱落,血管收缩,令一般的疲劳感加重,甚至令其感到精疲力竭。

由于“卓柏卡布拉”很有可能是长了疥癣的郊狼,这解释了神秘吸血怪物常常攻击牲畜的原因。奥康纳说:“身上长疥癣的动物通常疲惫不堪。如果它们难以捕捉到以往算是平常的猎物,它们可能会选择牲畜下手,毕竟更容易一些。”至于所谓“卓柏卡布拉”的吸血传奇,这可能属于误传,或夸大其辞。奥康纳说:“我认为这纯属虚构。”

美国缅因州波特兰市的国际神秘动物学博物馆馆长洛伦·科尔曼认同奥康纳的观点。他说,许多有关“卓柏卡布拉”的目击报告,都可以用长了疥癣的郊狼、狗、科伊狗或狼与野狗杂交后代来解释。科尔曼说:“这肯定是有说服力的解释,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解开整个谜团。”例如,仅在1995年,波多黎各就有超过200例“卓柏卡布拉”目击报告,但没有一例与犬科动物的特征相吻合。

以讹传讹的结果

科尔曼说:“1995年,专家认为卓柏卡布拉其实就是两足动物,站高3英尺(约合1米),遍体短短的灰毛,背部有尖刺。”科尔曼举例说,就像打电话游戏一样,话传到最后已面目全非:由于新闻报道的失误和翻译错误,有关“卓柏卡布拉”的描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不断改变,到2000年,最初的“卓柏卡布拉”特征已被一种新的犬科动物所取代。

也就是说,原来被认为是一种两足动物,而如今则成了攻击牲畜的四足动物。科尔曼说:“这的确是重大失误。由于以讹传讹——多数媒体现在都报道称卓柏卡布拉是患了疥癣的狗或郊狼——你确实再也听不到最初像来自波多黎各或巴西那样有说服力的报道。有关吸血怪物消失以及患有疥癣的犬科动物的报道大大增多。”

那么,有关“卓柏卡布拉”的最早传闻又该如何解释呢?科尔曼说,一种可能性是,波多黎各人在1995年夏天观看或听说了一部恐怖片后,开始胡思乱想,想象出各种各样可怕的事物。他说:“如果看一看电影《异种》(Species)在波多黎各放映的日期,你会发现它与最早卓柏卡布拉目击报告的日期重叠。接下来,你再比较一下娜塔莎·亨斯屈奇所扮演的角色‘西儿’,就会发现背部的尖刺与1995年卓柏卡布拉第一批照片的特征相吻合。”

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所谓的卓柏卡布拉其实是波多黎各岛上逃出来的大批猕猴,它们常常用后腿站立。科尔曼说:“那个时候,波多黎各科学家用许多猕猴进行血液实验,后来,有一些猕猴从实验室逃了出去。卓柏卡布拉传闻或许就像猕猴一样简单,或是更有趣的事情,我们知道,科学家总在不断发现新的动物。”
来源:人民网

毛泽东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处于一种活动空间仅限于自己家庭所在的大院内的“软禁”状态。他虽然不能亲自前往中共中央设置的吊唁大厅,向自己尊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表达无限沉痛的心情,但仍然和家人一起,在家中设置了一个悼念毛泽东的灵堂,献上了一幅花圈,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无限真挚的感情。

对于毛泽东,邓小平始终充满了尊敬。

虽然,在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但这在政治家之间是十分正常的现象。邓小平始终把毛泽东看做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讲了十分中肯、十分深刻的意见: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的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讲,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同志,林彪从一开头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专门写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指导作用,都进行了高度评价和全面阐述。
来源:北青网

十大元帅殿后的,就是中国现当代史上谁也不能不说谁都想说但是又谁也说不清楚的叶剑英(1897-1986)了。幸好咱只谈情缘,马马虎虎可以敷衍成篇,要是谈别的缘,孔老师自认能力不够也。

说起叶帅,毛泽东对叶剑英的两句评价可能太有名了:“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朋友们或许以为叶剑英如此严肃谨慎,恐怕在情缘方面只有一位夫人甚至一位也没有吧?那可是大错特错!十大元帅平均婚恋4.9次,全仗着咱叶帅这个“最高分”呢。别忘了,叶帅可是十大元帅里最酷的帅哥啊。用叶帅家乡的广东话讲,“衰锅”系一定离不开“霉铝”的啦。

网上很多军迷都说叶帅风流,“叶剑英”这个名字也给人“英俊小生”的感觉。他的养女、著名作家戴晴说:“世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但孔老师认为,桃花运破空扑来之际,就是佛祖也挡不住。十大元帅总体来说,感情方面吃了很多苦,不是情侣牺牲,就是生离死别,当个元帅咋就那么倒霉呢?总得落实到某位身上补偿补偿吧。再说叶帅感情经历丰富,不等于他就没有痛苦和寂寞啊。直到叶帅去世已过20载的2007年,日本北海道还出了一个大骗子,冒充叶剑英,骗得2500万日元,被东京法院判了4年徒刑。叶帅倘若九泉有知,一定会哭笑不得吧。

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梅县小商之家,属于客家人,因此跟俺们北方人有缘分。他18岁中学毕业时,写下“成则为周武三千,败则为田横五百,可常可变,可生可死”的壮语,既透露出岂甘人下的不凡之志,又表达了进退两可的人生智慧。据说他早年有桩包办婚姻,一无子女,二无音讯,估计跟其他老帅的原配情况大同小异,咱就不多八卦了。值得当今青少年记取的是这样一句话:“自古英雄多出自草莽,大丈夫何患乎文凭!”同理可证,大丈夫又何患乎原配不原配呢?

1924年初,叶剑英在广州与医务工作者冯华结婚。当年11月,生下长子叶选平,后又生了长女叶楚梅,名字都取得很漂亮。那时候叶剑英追随孙中山,在国民党内和黄埔军校担任要职,当过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师师长及第四军参谋长等。曾经只有叶剑英一个人,可以佩剑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二人关系相当铁。但发觉蒋介石依靠大款仇视工农的反革命面目后,叶剑英毅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人生也经历了极其重大的转折。

1927年,30岁的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率领教导团进行了广州起义。就在这一年,他娶了不到18岁的教导团女战士曾宪植(1910-1989)。曾宪植一是美貌,年轻时有人夸张地誉为“美若天仙”,二是名门之后,高祖曾国荃就是曾国藩的弟弟,率领湘军攻破天京的“九帅”。美貌加上名门,人生难免要倒几回霉。曾宪植两次被捕,第一次在上海,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第二次在日本,鬼子查出她是曾国藩后代,马上让她“开路开路的”。她1931年与叶剑英重逢,本来二人要共赴苏区,但顾虑到一对帅哥美眉同行,路上肯定不安全,阿曾遂改去了香港。1937年叶曾再度见面,但阴差阳错,又劳燕分飞。二人生有一子,即叶选宁将军(总政联络部长)。曾宪植是曾国藩家族中第一个共产党员,按“孔孟颜曾”叙谱之辈分,长孔老师一辈也。上次孔老师说,倘若不反对封建礼教,中国的辈分就乱不堪言也。有些无知老男人不懂俺的意思,以为俺又吹嘘自己是孔子后代,其实这些男人如此重视并气愤人家是谁的后代,才是充满封建落后的阴暗心理也。要是按照封建辈分,孙中山就是蒋介石的大舅子,曾宪植则是孔祥熙的祖奶奶。大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他的夫人本来是孔家令字辈,茅盾非让人家跟自己这个“沈德鸿”同辈,取名“孔德沚”,如果不查史料的话,很容易误解她比孔祥熙小两辈,再排下去,成何体统。孔仲尼先生活着时,哪里会想到后世弄出这么多麻烦来?辈分跟字体一样,既要尊重传统,也要因时简化,一个民族才能万古常新也。试想一群白发苍苍的长者给一个年纪轻轻的后生下跪磕头叫爷爷,一个字多达三十四十个笔画,这样的规矩不该“改革开放”吗?

话说远了,回到曾宪植,她父亲曾昭和,正宗的“昭”字辈,她是“宪”字辈。她的下一辈是“庆”,即“曾庆红”这一辈。重庆出版社有本《曾国藩家族》,写得清清楚楚。研究历史深入不到这个层次,就敢胡说什么国民党共产党啊,繁体字简化字啊,全是胡扯。对于曾国藩,蒋介石和毛泽东均十分推崇。1949年开国大典,搀扶宋庆龄毛泽东朱德走上天安门的就是曾宪植——当时江青也想上去,级别不够,被警卫给拦住了。曾宪植还任过邓颖超秘书,建国后一直做到全国妇联副主席,曾经到我们哈尔滨视察过。

1937年,40岁的叶剑英担任八路军参谋长,在延安与长征女干部、32岁的危拱之(1905-1973)结婚。危拱之出身于河南信阳的书香门第,多才多艺,革命资历很深,1927年广州起义时就曾率领黄埔军校女生跟随叶剑英的教导团一起战斗。二人婚后各自忙碌,没有子女。危拱之四处奔波,出生入死,二人的婚姻显然无法维系。危拱之后来担任过赤峰市委书记,1973年病逝。(一说二人没有正式结婚)

1939年1月,叶剑英任南方局常委。1940年,与南方局机要员吴博结婚。吴博毕业于吴淞中学,原来在新四军军部工作,因为南方局缺少速记员,1939年2月周恩来到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后,特意从新四军速记训练班要了两人带回重庆红岩办事处,其中一个是支部书记吴博,另外一个是方卓芬,当年嫁给了《新华日报》编辑、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1906-198。叶帅与吴博结合后,日子过得紧张而愉快。叶剑英曾亲自下厨,做了他拿手的广东狗肉来招待工作人员。1941年,吴博给叶帅生下女儿叶向真,即著名影片《原野》的导演凌子,凤凰卫视近年对她进行过专访。

1948年末,蒋家王朝大厦散架,林彪聂荣臻百万大军把北平围得风雨不透。叶剑英抵达北平南面的房山县良乡,准备接管北平。新中国首任“京兆尹”即将出场,总得冲冲喜吧。在这里,他与华北“军大”学员李刚结婚,生子叶选廉,女儿叶文珊。1955年因感情不合,二人离异。以上为叶帅正式的6位夫人,在国家正规的出版物中均可查到。

此后30年的漫长岁月,因为生活和情感的需要,据说叶帅身边还先后有过三位女性(参见戴晴的有关叙述),其中最后一位比叶帅年轻将近60岁,超过杨振宁老师与翁帆同学的落差。但跟翁帆不同的是,这三位女性都没有名分。由于具体资料不是来自正规出版物,恐怕道听途说有所不实,此处就不再展开。让我们看看局内人戴晴的感叹:

他或许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常人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激情,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

叶剑英文革前肩上的担子比较轻,文革开始后,得到毛泽东的一再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位高权重,敢于跟江青拍桌子,把手都拍伤了。林彪出事、恩来病重、小平翻车后,叶帅更是独挑大梁,但又妙在不动声色也。最后当到军委实权副主席,坐镇中南海,一举擒拿王张江姚等4位顾命大臣,万国为之震颤。华国锋以龙位相让,叶帅却不居功,忠心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保驾护航,又保举邓小平东山再起,才换来了今天中国大地的多姿多彩和广东人民的幸福生活。唉,千言万语,也评价不透这样的伟人啊。

叶帅病逝后,政治局讨论参加追悼会的亲属名单,在聂帅的力主下,叶剑英的7位健在的遗孀均未参加,这就免去了很多麻烦,聂帅确实是个“厚道人”也。针对社会上好奇者的传闻,叶选平同志还专门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这并不是我们做子女的意见,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们这些子女,至今仍同这七位女性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如此看来,叶帅“艳遇”虽多,但是一清二楚,连中央都知道。叶剑英虽无独当一面的赫赫战功(晚年指挥过西沙之战),但他也就没有派系问题,属于坐镇中央的“军机元帅”(不过长征中也负过伤),所以毛泽东才非常信任他。叶剑英除了资历老、地位高之外,每每在历史转折关头以连环妙手四两拨千斤,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成了他一生的绝活。

叶帅为人有风趣,谈吐有文采,诗也写得蛮好。毛泽东曾说“剑英善七律”,让陈毅向叶帅学诗。叶帅晚年写的“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曾经是我中学时代的座右铭之一,激励我为振兴中华而刻苦学习。他的政治智慧在十大元帅里是冠绝群雄的,在个人感情问题上,也必然是井井有条,多而不乱,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党史专家温相先生说:“据我所知,叶帅在私生活上是比较严谨的,至于网上说的那些个东西那是站不住脚的,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的。……叶帅的多次婚姻只能是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而不能说明其他的什么问题。”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薄一波称赞叶帅是“老不糊涂”,此话大有深意也。

十大元帅全部活到60岁以上,8人超过70岁。在3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平均寿命达到80.1岁,其中5人活到89岁以上,除了革命军人旺盛的生命力和晚年较好的医疗保健之外,跟他们身边的女性恐怕也有密切的关系。谨以此文,向所有的新中国开国功臣,以及滋润过他们心灵的那些英魂,表达敬意。
来源:天涯论坛

20军是一支由川人组成的国民党军队,全面抗战爆发后,20军由贵州出发,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漫漫征程。
  
征战淞沪 壮怀激烈

1937年9月1日,杨森奉令率所部第20军2个师驰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部队由贵阳出发,10月8日抵达上海嘉定县南翔镇,被编入第6兵团(兵团长为薛岳)战斗序列,布防在上海郊区。10月13日,战斗打响,杨森亲临前线发表讲话,鼓舞士气。他说:“我们20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这次调到上海对日作战,打的是国际战,是最光荣的,我们一定要抵住敌人的进攻。”与20军交战的日军为近卫师团之一旅、第3师团、第9师团、第101师团各一部,另配有空军、战车、炮兵,总兵力在2万人以上。而20军装备陈旧,使用的武器大多是四川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更无飞机助战和炮兵协同作战。日军指挥官百川大将率气势汹汹的日军对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发起第3次增援,第4次总攻,以20军布防的桥亭宅、顿悟寺、陈家行一线为攻击重点,企图中央突破,截断京沪铁路。20军军长以下各高级指挥官均亲临第一线坑壕,与日军展开阵地争夺战,陈家行、顿悟寺一带形如焦土。20军官兵一心,上下共济,“不顾一切,裹伤前进,其壮烈牺牲之精神,洵是惊人。”与日军血战7昼夜,打死打伤日军6,505名,缴获各式枪械360余支。此次淞沪抗战,20军阵亡上校团长1名,少校营长4名,伤亡连长以下军官280余名,士兵8,000余名。
  
安庆失守 退走汉口

1938年1月,杨森在安徽安庆就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担负皖中、皖南防务。1938年6月,日军水陆并进钳击安庆,水路侵窜皖南,陆路攻合肥,中国守军何成俊不战而逃,合肥沦陷。20军在桐城、舒城构筑工事,舍命抵抗,试图阻止日军南下。日军增兵猛攻,天上飞机低飞助战,陆上重炮狂轰开道,江面军舰群集炮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力渐不支,安庆处在日军三面包围之中。20军在兵单力薄孤守无援的情况下,撤离安庆,与日军且战且走,最后向汉口方向退却。
  
保卫长沙 痛歼倭寇
 
1938年底,杨森率27集团军司令部驻防平江,20军军部驻修水白沙岭。1939年9月,日军6个师团10万之众分兵合击长沙,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第15集团军关征麟部和第27集团军杨森部加以阻击。第1次会战,20军在白沙岭、长寿街等地打退了日军,并多次侧击、伏击日军,破坏公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前进,重兵器难以活动,补给护送也很困难。1941年9月,日军20万人再次进犯长沙,第9战区投入10个军27万人进行正面抵抗,20军担任通城以南唐城坳、高岘、七里山等地防务,死守新墙河一线。9月上旬,日军突破新墙河防线,进逼长沙,在长沙东北和东面山地阵地前遭到中国守军火力的大量杀伤,20军在新墙河以南、汩罗江以北的地区猛击日军后续部队,切断敌人补给线,并夜击、侧击日军。10月12日,日军向北溃退。从9月7日开战至10月12日收兵,打死打伤日军21,075名,缴获战马47匹,轻重机枪17梃,三八枪169支以及无数弹药,20军官兵死伤也很多。
  
3次长沙会战,20军表现神勇,建有奇勋。12月24日,日军强渡新墙河南犯,20军加以阻击,战斗十分激烈。133师398团第1营营长王超奎(四川涪陵人)率部固守傅家桥,在日军炮火猛烈进攻下,阵地全毁,死伤极重,仍无一人后退,并利用颓垣弹穴阻止日军步兵前进,全营500人最后均战死沙场。宋美龄在对外谈话中多次提到王超奎,将其作为中国军魂大加赞赏,说:“中国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守卫长沙的王超奎就是例子。”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扼制住了日军南下的势头,保卫了长沙的安全,中国战场出现了胶着的局面。
  
转战桂黔,收复独山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占领河南大片地区后,于5月25日第4次发动对长沙的进攻,20军仍在湘北阻击。6月下旬,日军进逼衡阳,蒋介石电令20军南下茶陵增援。8月7日,衡阳失守,茶陵被围,20军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冲锋与反冲锋持续10多个昼夜。最后,20军余部突围出城,又奉蒋介石电令在安仁县与日军激战8昼夜,南下广西退守桂林。12月2日,贵阳门户——独山失陷,全国震动。蒋介石急调驻河南的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星夜空运贵阳,并令20军从广西急行军会同汤部反攻。12月8日,独山收复, 20军奉令开赴贵州榕江、黎平等地进行整训。1945年7月,全国总反攻开始,20军奉命侧击百寿,克复桂林。
  
全面抗战爆发后,20军首先出川抗战,为国效命。8年抗战,20军转战大江南北,历经沪、苏、皖、湘、鄂、赣、桂、黔等省市,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安庆之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长(沙)衡(阳)战役、独山战役等大型会战。广大官兵顽强作战,英勇杀敌,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这是应予肯定的。
来源:名人轶事

姬鹏飞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他为犯死罪的儿子姬胜德多方请命不果而自杀,却鲜为人知。

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少将、总参情报部常务副部长,军事法庭认定姬胜德犯有的三项罪行足以量判死刑,姬鹏飞是在自认经多方为子奔走请命无效,认为姬胜德必死无疑的情况下突然死亡。由于姬鹏飞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港澳办主任、人大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等职,中央授权新华社发了一则消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原副总理,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姬鹏飞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0年2月10日13时5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根据姬鹏飞生前担任的职务,他的追悼会的规格应有江泽民、李鹏、朱熔基出席,但却只有胡锦涛出席,致了简短的悼词。更为蹊跷的是,中央军委、军方的四总部、国防部都没有送花圈。最令人不解的是,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当时已被军事检察院宣布逮捕,却意外地穿著便装,出席了乃父的追悼会。胡锦涛按惯例,向死者家属握手节哀时,也握了姬胜德的手。这一镜头在电视荧屏画面上出现后,曾引起很大争论:这算怎么一回事?综合以上种种迹象,说明姬鹏飞的死颇不寻常。

姬鹏飞原来是自杀身亡的

姬鹏飞的追悼会之后,党内党外引起了很大反响,200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发至省、部、军级党委(党组)文件:关于姬鹏飞的政治、组织结论补充意见:“姬鹏飞就其儿子姬胜德的问题,曾向组织提出了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被拒绝后,做了、讲了一些严重错误的事和话: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姬鹏飞一生曾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外交,港澳等工作,作出较大贡献。经讨论并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决定维持对姬鹏飞悼词的结论;但建议:今后对有关姬鹏飞生前活动等,不举办公开形式的研究和纪念。”全文不到二百字的补充意见称:姬鹏飞是“以极其错误的行为,造成原患病症恶化而死亡,”这无疑含蓄地暗示姬鹏飞是自杀身亡。当然,这也是继高岗之后,中共体制内第二起高层领导人的自杀事件。

姬胜德落网经过

姬鹏飞之子姬胜德,原任总参情报部常务副部长,(部长一直由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兼任)。一九九八年初,姬胜德曾临时主持过情报部工作,后在审核中发现其生活腐化糜烂,常和不正经的人往来等,所以军衔一直是少将,职务也一直是副部长。

姬胜德是美国、台湾策反对象,而姬胜德本人似乎也有出走或至少是留後路的迹象,秘密将妻儿安排到美国定居,其妻在美国有巨款存款和两座价值百万美元的豪宅,此事在美籍华商锺育翰涉嫌非法政治捐款一案牵涉姬胜德,被美国媒体大肆报导後,北京高层才知道。

一九九九年三月中旬,姬胜德在珠海接获通知,让他赶回北京玉泉山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姬胜德赶到会场一看,发现气氛不对劲,无人跟他打招呼。只有迟浩田对他说:近年来你的业务很忙,该休息休息了。姬胜德一听,立即发了呆。迟浩田接着宣布: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纪委、军纪委决定:自即日起对姬德胜留点审查(即隔离审查)。迟浩田问姬胜德:你有什话要讲?姬说:我父亲知道没有?我想见见张万年、尉健行。又说:我会老实交待我的生活问题的。在他身旁的中纪委副书记、军纪委书记周子玉立即对姬说:如果是生活问题,会对你采取留点审查措施吗?有什问题,你很明白,组织也很清楚。

留点审查期间的姬胜德

姬胜德在留点审查期间,仅交侍了曾奸污女青年、收受过赖昌星、中资港商的金钱等问题。他在此期间,先后搞过多次“绝食抗议”和一系列的企图自杀。他曾用袜子做成绳子勒紧自己的喉咙自杀,用牙刷塞喉自杀,甚至在提审时突然冲向窗口要跳楼自杀。到了一九九年六月,由军纪委书记周子玉、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代表军事检察院对姬胜德宣布:依法逮捕。姬胜德听了宣布,当即瘫倒在地。

姬胜德的三项罪行

一九九九年八月初,军事法庭开始对姬胜德案进行审理,认定姬胜德犯有三项罪行:(一)收受犯罪集团人民币、美金、港币贿赂,折合共计人民币二千一百三十多万元,其中有一千五百九十万元被他套汇成外币,在外国开设了私人账户;(二)挪用、侵吞军事用途的资金九百七十五万,已挥霍和给家属在海外置业达九百万元人民币;(三)长期隐瞒、欺骗组织其配偶加入外国国籍的事实,隐瞒本人和社会上、香港、外国组织的不正当关系,并透露、泄露了军方机密等。这三项罪行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量判死刑。中央军委审议意见是死刑,中纪委审议意见也是死刑。中央政治局审议时,支持军事法庭审议的意见:死刑。

姬鹏飞为子请命

当时正在北京香山养老的姬鹏飞得知其独子罪行足以判死刑后,先后四次写信给江泽民、张万年、迟浩田,请求宽恕姬胜德,免其一死。姬鹏飞还向薄一波、宋任穷、万里、宋平、谷牧、张爱萍等老同志请求协助,向中央政治局陈情。但,这些老同志都很为难,主要因素是姬胜德长期隐瞒、欺骗组织,本人身居要职却与外国有不正常关系并泄露了军方机密,这些罪行过于严重,致使他们不愿、也不敢为其说情。

姬鹏飞破口大骂

二OOO年一月中旬,中纪委、中央办公厅派出中办主任王刚,到北京香山姬鹏飞养老处,作了简单答覆:中央和江泽民同志看了来信,作了郑重讨论,认为姬胜德案情十分严重,在党内、军内已引起公愤,对于量刑,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请姬老平心些,安度晚年。王刚在谈话中透露:死刑是难免的,但能推迟一、二年执行。暗示内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实际上就是暗示免于姬胜德一死了。不幸的是,姬鹏飞没有听懂王刚说的“死刑是难免的,但能推迟一、二年执行”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只认为其子必死无疑了。姬鹏飞听了之后,破口大骂:凭我和老伴为党为国奋斗近七十年,共产党就不能刀下留情,给我独子留条命。要死,我就死在中南海!又骂道:见个政治局常委,要比当年见毛泽东还难,这是什么世道!

为儿子免一死做最后努力

二OOO年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对老同志进行登门拜访,被姬鹏飞拒绝了,并说:我要见儿子!他又向中央提出要求,能否让姬胜德春节时回家一聚,再返监狱服刑?得到的回答是:根据现行司法规则,疑犯不能假释返家过节。于是,姬鹏飞相约了十多名平日来往较近的老同志,节日到他家聚餐,趁此商议一下如何为免儿子一死作最后的努力。但,结果这十多名老同志都托词节日忙,婉拒了到姬府聚餐。

姬鹏飞用红酒吞服安眠药

二月八日中午,姬鹏飞在书房写了遗嘱之后,用红酒吞服了三十多粒安眠药片入睡了。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将姬送三0一医院抢救。姬鹏飞被送院后已处于临床死亡,但院方仍用生命仪器和药物来维持微弱的心脏跳动,为的是等候中央指示如何宣布他的死亡,而采取的延续生命措施,到二月十日中午,生命仪器也无能为力了。

姬德胜是如何参加其父追悼会的?

姬胜德之出席其父的追悼会,是其母许寒冰奔走求情求来的,是许寒冰哭到薄一波家里请求的。当局批准同意姬胜德出席追悼会,张万年提出了附带条件:必须遵守规则,追悼会结束后必须返回,不能送灵车至八宝山火化场。如果在会场搞事,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对此,许寒冰、姬胜德都签字作了保证,姬胜德才得以出席其父的追悼会。姬胜德参加完父亲葬礼后,被关在总参监护所,他感觉前途更加无望,于8月13日用牙刷柄割脉,并吞服70多片安眠药自杀,经抢救幸免于死。许寒冰要求江泽民准予姬胜德以高血压症为由保外就医被拒,又提出每周探望三次、送食品不受限制的要求遭拒,许悲愤难抑,2001年9月14日晚吞服安眠药自杀,被301医院抢救过来。

二00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认定姬胜德收受赖昌星巨额贿款,并有数千万港元资产说不清楚来源,检方指控受贿罪、贪污罪及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成立,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姬德胜不服上诉。中共高层认为姬胜德曾在收集情报等工作方面对国家有过重大贡献,他在后期能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还赃款,并主动揭发其他人的违法乱纪行为,有立功表现,当然,也有可能江泽民缓和了非杀不可态度,因为姬鹏飞和江泽民的继父江上青曾是患难与共的战友。2002年终审判决,将一审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为无期徒刑。后来,由于姬胜德患有严重心脏病,法院同意其保外就医,被送到京郊一军队医院治疗。但同案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幸运,通过对姬胜德通谍、走私、贪污等问题的调查,在总参就至少牵出十余人,2000年12月,引发总参情报部出身的国防部美洲大洋洲局长徐俊平大校叛逃美国。
来源:奇人奇事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温蒂·诺斯喀特创建的一年一度的“达尔文奖”以专门评选每年“最愚蠢的死亡事件”而著称,任何人只要有办法使自己“不能繁殖”(即结果自己性命)便有机会参加评选。他们的贡献是通过消灭自己促进人类基因的进步。

本月2日,2010年度“达尔文奖”新鲜出炉。冠军是一名对着电梯发脾气却摔死自己的韩国男子。

冠军 对着电梯发脾气,冲进电梯井摔死

今年冠军得主是韩国大田市的一名乘坐轮椅的40岁男子。2010年8月25日,他在一家大型商场购完物后,准备乘坐电梯下楼。这时,电梯也正巧停在了他所在的楼层,几名乘客陆续走进电梯。他也准备滑着轮椅进电梯,然而等他到达电梯门口时,电梯门却正好关上,并向下运行。

因只差几秒没赶上电梯,男子气得大发雷霆。他将轮椅向后退了数米,猛地冲撞电梯的金属门。他连续撞了3次,当第3次撞时,门竟突然被撞开,令毫无防备的他连人带车掉进电梯井里。随着一声惨叫,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自己的怒火中被活活摔死。

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被上传到“YouTube”网站,获得了10万次点击率。最终,他以91%的最高得票率被评为2010年度“达尔文奖”的头号得主。

亚军 在高速路上车震,情侣被碾成肉酱

2010年度“达尔文奖”亚军得主是一对来自巴西的情侣。2010年6月的一天清晨,这对情侣驾车行驶在连接巴西圣保罗州和里约热内卢州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这条路也是巴西最重要、最繁忙的高速公路。当时,起了浓雾。这对情侣一时兴起,但他们不是去找一个酒店,也不是快点回家,而是将车停下来。正当他们亲热之际,一辆大货车高速驶来,将他们的小汽车撞成一堆废铁,这对情侣当场被碾成肉酱。“达尔文奖”创始人温蒂感叹称:“这两位做出了一个明显愚蠢的决定,而就在他们试图繁殖后代之际,自然选择法则却令他们‘不能繁殖’(即结果自己性命)。”

季军 用炸弹夯土,倒霉儿子被炸死

2010年度“达尔文奖”季军得主,是罗马尼亚布勒伊拉市一名35岁男子。他家里有个用来夯实花园泥土的夯土器,是他父亲当年亲制,用了近40年。父亲去世后,他将这个园艺工具当作“传家宝”珍藏起来。2010年4月,他发现夯土器上的金属手柄生锈断掉了,于是就找来焊接工具,试图将手柄和夯土器焊起来。

当他进行焊接时,却引发了爆炸。原来,这个夯土器是一个二战时期的加农炮弹。

入围 给爱车装电网却电死自己

还有更多入围2010年度“达尔文奖”的“愚蠢的死亡事件”。47岁巴西警卫阿瑟·德索扎·克尔霍发现家附近经常有小偷和劫匪出没,于是在他的小汽车四周安装了一个小型电网,以此防范不法之徒。

2010年1月10日晚上,当阿瑟出门开车时,他却忘记将汽车周围电网的电源关上,结果他刚走到汽车门旁边,就立即被电网上数万伏高压电击中,最终“自食其果”。

小偷炸银行却炸死自己

上一年度的冠军是一个劫银行的小偷。2009年9月26日,一对银行大盗前往比利时迪南特市一家银行实施盗窃。他们的计划是,用炸药将银行外墙上的一台ATM机炸垮,然后从炸出的墙洞中钻进银行盗窃。但两名银行大盗显然低估了炸药的威力,他们带了超过所需用量数十倍的炸药。

巨大的爆炸不仅把银行的ATM机炸飞,而且炸塌了银行所在的整座大楼。所幸的是,当时大楼内没有其他人。两名倒霉的银行大盗却双双被埋在了大楼废墟之中。警察在清理废墟时发现了他们的尸体。

向警员丢手榴弹被自己的狗叼回来

往届的案例还包括:一名乌克兰男子遛狗时,不满巡警要他替犬戴口罩和狗带,愤怒地向警员丢手榴弹,想不到爱犬“机灵”地将主人丢出的东西叼回,结果人狗双双送命。

工程师装杀人陷阱杀死自己

荷兰一名退休工程师为了报复家人弃他不顾,在家中装设20个杀人陷阱,无奈他不慎触动了其中一个机关,终于比家人“先行一步”。

把老婆丢下楼自己却摔死

一个25岁的男子跟老婆吵架时怒不可遏,一把抓起老婆就从8层的阳台上扔了出去。当他探身往下看时,失望地发现老婆缠在半空中的电缆上,并没有摔死。他立即纵身跳出阳台,朝老婆扑去,但他完全错过了电缆,直冲地面。他老婆设法爬上了最近的一个阳台,死里逃生。
来源:人民历史

原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著作《领袖们》一书中,形容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像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可以这样说,在周恩来与蒋介石的长期交往中,他们既是齐心协力的朋友,又是唇枪舌剑的政敌。

共事在黄埔军校

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后,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为了办好学校,培养为其未来打天下的栋梁之才,曾请求在西欧留过学的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学生入学考试面试主考官张申府从留学人员中举荐一些优秀者来黄埔执教,张申府便举荐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50人。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身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的周恩来,经党组织批准,应邀于当年秋进入黄埔军校,兼任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从此开始了他与蒋介石之间磕磕碰碰、长达20多年的交往生涯。

11月间,周恩来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上任后,即从建立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以及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教育等方面入手,经过一番大力整顿,使政治部的工作很快纳入正轨,出现了新的气象。他还支持军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血花剧社”,编演新剧,宣传革命,使军校充满了革命的生机和活力,蒋介石为此称赞他是个“导演人才”。随着广州周边形势的急剧恶化,黄埔军校的学生们不得不暂停学业,投身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去。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组织领导作用。蒋介石曾对人夸耀说:黄埔军校里他最得力的助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邓演达。当时的周恩来也十分尊重蒋介石,在军校管理和两次东征战斗中,全力支持、配合蒋介石开展各项工作。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渐露端倪。1925年11月,在东征途中,他召集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公开表示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和所有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的名单都告诉他。作为中共黄埔军校支部负责人,周恩来以此事关系国共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为由,予以拒绝。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周恩来从汕头返回广州,就如何回击蒋介石的问题同陈延年、鲍罗廷商讨对策,拟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另组建国共合作的军队,以防不测。但因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一提议未能实施。

1926年3月20日,自感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开始走向背叛革命的道路,一手炮制了“中山舰事件”,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的第一个信号。事变发生伊始,周恩来闻讯前往,也被软禁于广州铸币厂达一天之久。为此,他义愤填膺,在铸币厂打通了蒋介石的电话。蒋有点惊慌地在电话那头说:“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遗憾,有人在两党之间制造分裂,挑拨是非,把4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合理解决这件事情。”

“哦,所谓‘中山舰事件’,纯系有人挑拨,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做这样的事!”

“本来,廖(仲恺)案发生后,我们两党曾联合一致,甄别出许多反革命分子。现在为什么又祸起萧墙呢?听说,你还下令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宅!”

“谣言,通通是谣言!”

“不管如何,亡羊补牢吧,请你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同志。”

慑于周恩来的威望和影响,蒋介石很快下令将他们释放了。这时,周恩来已清醒地意识到,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隙越来越大,因此没有再回黄埔军校工作。

拒拉拢分道扬镳

1926年7月,国共两党决定了北伐大计,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张治中请求,让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以便加强两党的合作,蒋介石一口回绝道:“不必了,你实在要坚持,我看就让他担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吧。”随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向蒋介石举荐周恩来:“我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力,无疑,北伐有了他,将如虎添翼!”这使蒋介石不能不再次考虑重用周恩来的问题。其实,他自己也是打心眼里佩服周恩来的,他感到在国民党里,无论元老还是新秀,还没有一个人能与之相匹敌,若能得到他的帮助,对自己将是非常有利的。

为了拉拢周恩来,蒋介石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特意宴请周恩来。席间,他对周恩来和另一位作陪的共产党员恽代英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

周恩来婉转地拒绝道:“此事只能由中共中央决定,我个人难以抉择。”

“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你吞吞吐吐,这样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彻底决裂。面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周恩来冒着腥风血雨,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组织领导武装暴动,由此走上了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反抗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道路。蒋介石恼羞成怒,曾紧急下令悬赏8万元缉拿周恩来,却无果而终。

谈判促合作抗日

转眼到了1936年,蒋介石在削除了各地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并将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赶到贫瘠闭塞的陕北荒原之后,他踌躇满志地认为,彻底铲除异己分子的时机已到。12月初,他亲自飞往西安,督促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加紧“剿共”,妄图将在陕北落脚未稳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及其红军部队一举歼灭,不料反被不满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张、杨两位将军发动“兵谏”,给软禁在西安城里。

“西安事变”爆发后,应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邀请和中共中央的委派,周恩来尽弃前嫌,再次出山,充当蒋介石内部纠纷的调停人,以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于对国内复杂形势的清醒认识,周恩来高瞻远瞩,提出了“保蒋安全”的方针。12月17日,他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这个意见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所首肯。与此同时,周恩来又耐心劝告张、杨,认为不宜杀蒋,并从12月23日起,他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开始了正式谈判,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主张。

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陪同,会见了蒋介石。望着躺在床上、显得有些紧张的蒋介石,周恩来先对他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道:“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待蒋介石的情绪缓和下来以后,周恩来才心平气和又锋芒逼人地质问道:“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你为什么不停?”

“我等你们到西北来。”

“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

蒋介石无言以对,难堪万分。周恩来随后向他阐述了中共的有关政策,严厉地指出如他一意坚持内战,只能加速灭亡。蒋介石最终作出口头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此后不久,蒋介石被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自1937年2月起,国共两党开始不断接触,商谈再度携手、共同抗日的问题,初步达成了红军改编为三个师等有关问题。代表中共出面与国民党、蒋介石进行谈判的重任自然由周恩来担当。3月下旬,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两人相见后,周恩来首先表明中共的立场: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中共反对各省的倒蒋分裂运动,但蒋与南京方面应该给以机会,提高他们对抗日民主的认识,以彻底实现和平统一。然后,他重申了中共的几点合理的具体要求:一是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是三个师以上须设总部;四是国民党方面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是红军学校须办完本期;六是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在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之后,便转入正题说: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红军)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

当蒋介石要求商量一个中共与他个人之间永久合作的办法时,周恩来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介石立刻说:那就赶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与纲领问题。周恩来问:有什么具体办法?蒋介石回答说:没有,要中共先商量。这样,周恩来带着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途经西安,于4月初返回延安。

6月至8月间,周恩来与蒋介石先后两度会谈于庐山,一度会谈在南京。谈判是极其艰苦的,曾因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而一度陷入僵局,但终因周恩来卓有成效的斡旋努力,更兼日军侵华步步紧逼、全民抗日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8日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于9月2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还公开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由此实现,开启了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

7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轱岭路的别墅中遥想西安的落难,依然心有余悸。想到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人才非但不能为己所用,却成了自己的死对头,不免陡生伤感。他对身边的“文胆”陈布雷叹道:“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他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

为民主和平奋斗

1944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第八个年头。日本侵略者为了改变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的局面,妄图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自4月18日起从河南开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快便先后夺取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铁路。6月至8月间,进攻湖南的日军先后占领长沙、衡阳,并向广西推进。因国民党战场上出现的这种大溃退,造成短期内大片国土沦丧、数千万同胞流离失所的局面,这无疑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帅部的腐败无能。加之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专制独裁,致使特务遍布、物价飞涨,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怒。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却生机勃发,在团结抗日中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于是,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成为人们日益强烈的普遍要求。

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美国的敦促下,向中共表示了和谈的意愿。由此,国共两党频频接触,重开和谈。这年11月7日,为了协调国共关系,美国派出了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来到延安,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斡旋式会谈,双方达成了协定草案。

11月10日,周恩来随同赫尔利带着这份协定草案同机离开延安,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但蒋介石看了协定草案后,却一拖就是10多天,迟迟不表态,并抛开协定草案另行提出了三条建议,通过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后气愤至极,决定立刻返回延安。临行前,他和董必武应约会见了蒋介石。略作寒暄之后,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仍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连忙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毫不相让道:“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当着“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在周恩来凌厉的词锋面前,蒋只得模棱两可地回答:“是的,是的。”

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再次奉命从延安飞赴重庆。他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以及美方代表赫尔利进行的多次谈判中,提出了由自己起草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协定草案,结果因分歧较大,谈判不欢而散。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竟傲慢地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见蒋介石无意把谈判再进行下去,周恩来一气之下,遂于2月16日返回延安。

抗战胜利之际,广大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要求结束蒋介石独裁统治、消除内战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更加强烈,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民意,在蒋介石的再三电邀下,决定于8月28日由毛泽东亲率周恩来、王若飞飞往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王若飞承担着大量具体的谈判工作,经过他们艰苦的努力,国、共双方终于签订并公布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离渝返延,周恩来则留下来继续商讨有关善后事宜。

然而,由于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质,国民党反动派并不遵守《会谈纪要》的有关条款,一时间国共内战烽烟再起。在此险恶的形势下,周恩来和董必武于1946年7月2日在南京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重复提出要中共军队让出苏北、安东、胶济线、承德、察哈尔省张家口以南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驻,并说:“这个解决了,全国就和平了,一个月以后就可开国大,改组政府。”周恩来回答说:“今日必须一面求全面停战,一面开政协,谈改组政府。”他对蒋介石所提问题逐条给以答复,并对驻军方案提出具体建议。蒋介石毫不考虑,于是会谈无果而终。这是周恩来与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经过历时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蒋介石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指挥的我人民解放军彻底击败,退出大陆,偏安于台湾一隅。

1949年10月1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周恩来长期为之奋斗的民主和平理想得以圆满实现。
来源:奇闻网

曾任已故蒋介石座机驾驶,主持“黑蝙蝠”、“黑猫”等特种任务,也是华航创办人的退役中将衣复恩,生前所撰《我的回忆》最近出版,披露不少秘辛,包括“军统局长”戴笠坠机的原因,以及台当局在上世纪50年代秘密军援“印尼革命军”的经过。

报道说,衣复恩是空军官校5期毕业,对日抗战中期奉命只身赴美接收C-47运输机,率领一组外籍机员,经大西洋、非洲、印度,千里迢迢飞回中国。这趟艰巨任务让他一举成名,被派为蒋介石座机驾驶。赴台后十年间,蒋介石到各地巡视,都由衣复恩驾机。

1946年3月17日,南京上空乌云密布。兼任空运大队长的衣复恩,得知戴笠从北平(现北京)飞来,但过预定时间不见飞机,其他机场也没有转降消息。他连忙问驾驶员是谁,电报回覆“冯俊忠”,衣复恩顿时凉了半截,知道大事不妙。果然飞机撞山失事,无人生还。

原来冯俊忠出身抗战前的广东空军,但缺乏飞行天分,一直在及格边缘。当天空军总部直接向北平下令:“派一个老飞行员!”部属不敢多问,结果派了资历最深却技术欠佳的冯俊忠,又遇到恶劣天气,下降时速度过快,导致撞山。

1958年,衣复恩任空军总情报署长,负责侦察与空投,还介入印尼内战。

1951年,陈文宽成立复兴航空。蒋经国多次前往大陈岛,都是由陈文宽驾水上飞机接送。陈文宽目前寓居旧金山,虽已98岁高龄,但还自己组装电脑,大玩模拟飞行游戏。

抗战后期,衣复恩替蒋介石开了十年飞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受蒋经国直接任命,负责中美合作情报业务,权倾一时,两家甚至互认对方小孩为干子女。但1966年到1969年,衣复恩却突然被关押3年,从此离开权力核心。

衣复恩在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深具军人本色。多次在战斗中炮弹已打到机场旁,蒋经国仍临危不乱。但是“老先生”习惯事必躬亲,缺乏授权,部属也畏其威严,唯唯诺诺、充满顾忌。

不过,衣复恩强调,“老先生”对专业人士向来尊重,态度也很亲切。蒋介石的专制形象,大部分是部属揣测与自我设限所造成。

1949年11月29日午夜,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一语不发登上飞机。由于没有任何交代,众人只好在飞机旁等待。眼看解放军进抵,在场大员面面相觑,最后衣复恩硬着头皮上了飞机,禀明状况紧急,建议尽速起飞。蒋介石似乎也了解到不能不走,回答:“好吧!”顿时全场沸腾起来,飞机离地升空不久,解放军就攻占了机场。

衣复恩眼中的蒋经国则极度约束克制,完全不重享受,麻将或高尔夫技术都不好,唯独酒量极佳,每次几乎都把来宾灌倒。衣复恩也特别提及,与蒋经国相交23年,只敢说“一知半解”,因蒋经国城府极深,不让别人猜透自己心思。

1966年7月,衣复恩突被传往台军军法处,指控他兴建U—2棚厂涉嫌图利,软禁3年后又突然“获准保外就医”,第二年军法判决出来,“正好”被判三年,与羁押期相抵消。

官场上普遍认为,衣复恩态度太过跋扈,因而触怒层峰。他晚年也自承,当年“聪明外露,不足为训”,并认为可能因曾向美国官员表示“反攻大陆不可能成功”,因而遭牢狱之灾。
来源:民间说史

粟裕在华中的巨大威望,显然不是因为他的资历。尽管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也并不差,曾经做过的红七军团、红十军团参谋长一职(三年远离中央的南方游击战,影响了他的升迁与资历积累),与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罗荣桓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红八军团、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平级。只不过一个是负责打仗,一个搞政工。

他的经历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战争年代,军队统帅的威望是打出来的。

这与和平时期截然不同。

论资排辈是和平时期包括当代的一个痼疾。有人还特意引经据典撰文,说“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这话似乎也有点道理。和平安定的环境里,无身家性命之忧,更没有天塌下来的干系,干多干少,干好干坏甚至干与不干,差别不是很显眼。

更重要的是,下级业绩如何,由于岗位不同,掌管提拔生死大权的上司们,往往很难做出准确的决断。

而任职年限的长短,不仅清楚可比,操作性很强,且大多数下级也乐于接受,所以按资历用人便如普通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的傻瓜照相机,十分方便顺手:一是简单易行,二是有利官场的稳定。

资历由此就越老越吃香。贡献不论,优劣不分,赏罚不明,千军万马熬年头,上上下下比辈分。

一个闻名遐迩的教授,掀开其神秘的面纱,或许却原来不过是个苍颜白发、熬过年限的平庸老头;一个“百里挑一”的“合适”局长,或许也不过是苦熬多年,同伴纷纷“落马”的幸运儿。

战争年代则不同。

粟裕说:“战争是要死人的。”稍有不慎,轻则丧师辱地、身死人手,重则“亡国灭种”。

因此,纸上谈兵的赵括或者夸夸其谈的马谡就混不下去。

赵括出身名门世家,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公子;马谡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级领导人诸葛亮的爱将。如果在和平时期,他们都极有可能不断“进步”,“无灾无害到公卿(苏东坡语)”,成为“当之无愧”的卓越“国家领导人”或者杰出的“军事家”。

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个“福将”的福分。一个被秦国名将白起悬首国门,四十余万精锐部下遭大坑活埋,秦国首屈一指的劲敌赵国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则被曹魏骁将张郃轻轻松松打个落花流水,成为诸葛亮严肃军纪的刀下之鬼,诸葛丞相精心运筹的又一次北伐壮举也“梦断蓝桥”,草草收场。

沙场上的将士们也就因此格外瞧不起靠嘴巴吃饭的,说是“卖狗皮膏药的”。他们服气的不是资历或者出身,而是能带领自己打胜仗的将领。

粟裕本人虽然是方面军统帅,但也是一个多年的老兵,他的次子粟寒生回忆说,粟裕“一生最佩服的还是能带兵打仗的元帅和将军”①。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1946年四平会战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伤亡八千多人,在接连放弃二十余座重要城市的撤退过程中,又因为国军名将杜聿明穷追猛打,死死咬住不放,林彪再次减员五千余人。

林彪给毛泽东发电报,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②,最后的一座大城市也打算不要了。

因此,全军上下一时笼罩着一片失败的情绪。

林彪身边的作战科长王继芳,竟携带实力统计表,投奔了杜聿明;麾下将领们也多愁眉苦脸发牢骚,甚至有人还当着林彪的面,说他“瞎指挥”,是“撤退将军”、“逃跑将军”。

《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记载:“一天晚上,前指在一个村庄宿营,林彪到作战处交代任务,听见屋里议论纷纷。李作鹏对参谋们说:‘现在部队对林总意见很大,说他到莫斯科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几位参谋也附和道:‘说林总怪话的多啦!说常胜将军变成撤退将军和逃跑将军了!’”

林彪在外面听见,脸涨得通红。真想踹开门,质问这些怪话是哪来的,造谣的又是哪些人。可他终于还是以一声咳嗽打断了参谋们的议论。如果不是要向他们下达指示,他真想转身离去。

林彪1930年6月年仅二十三岁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两年后的1932年3月又做了红一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号称“常胜将军”,资历不能说不老;东北民主联军的重要骨干也多是他当年的老部下;但因为打了败仗,手下人也就毫不客气,全然不顾他林总的威望。

胜败乃兵家常事。

杜聿明后来苦于兵力不足,停止高歌猛进式的进攻,林彪则背靠高枕无忧的大后方苏联,招兵买马,壮大实力,不久就有了百把万人马,毛泽东都不无自得地赞叹:“林彪现在是壮多了。”

这时候,林彪挟人多势众之威,胜仗开始一个接一个,部下们也就眉飞色舞起来,响亮地唱起《林总的命令往下传》了。
来源:历时秘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作为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被彻底击败,其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被颠倒的历史应该重新颠倒过来。按照历来的国际规则,战败国以往用武力强占的他国领土,也应当无条件地纳入进行彻底清算的范畴。

据有关媒体披露的资料,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同盟国首脑在开罗召开会议,商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善后事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罗会议。会议进程中,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举行了4次会谈,其中有两次谈到了琉球。11月23日晚,蒋介石携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谈及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罗斯福提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蒋介石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沉默了许久,小心谨慎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看得出来,蒋介石作为被西方列强和日本蹂躏多年的弱国首脑,忽然之间成了战胜国的元首,一时还无法摆脱弱国心态,适应不了新的角色定位,行使战胜国的权利显得有些缩手缩脚,本来该战胜国享受的战果也不敢大胆享受;当然,他一定也有些心不在焉,他人在开罗远离本土,而国内国民党正在与共产党争地盘,火烧眉毛的事一箩筐,琉球问题在他心里并非迫在眉睫。他大概还有些信得过山姆大叔,有罗斯福这样表态,琉球尽可以让其放心,迟早会“完璧归赵”。

11月25日,罗斯福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再次谈到了琉球。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收复了台湾,如果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会有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蒋介石见罗斯福又一次提到这个问题,而他一直没有来得及认真思考这件事,从国内带来的草拟的谈判方案也还没有将琉球问题列进去,一时半会拿不出很成熟的意见来,只好闷着头不说话。罗斯福见老蒋半天不吭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充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说:“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由于蒋介石未能明确果断表示接收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将一个存在了若干年代并属于中国保护范围的琉球国轻轻一笔抹去。现在客观评价蒋老先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最大的功劳是在庐山发表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统一抗战动员令。宋美龄那时还激情喊出“弟兄们,跟我上”,鼓舞了很多已经绝望的国人。而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扭扭捏捏,没有果断行使为琉球国收回琉球群岛的权利。“一失足成千古恨”,让琉球国人失去历史给予的一次复国机会,也让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日本,做了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的隔壁邻居。倘若老蒋先生的在天之灵真的有灵,不知今日当作何感想。

据台湾一些记述这件事情的书籍说,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醒过味儿来,后悔没有果断答应罗斯福,毅然接收琉球群岛。他觉得这件事做得很没面子,泄露出去有损自己形象,再三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也不要往外说了。”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还是在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中传开,许多人还跑去询问王宠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只得忍了又忍,没敢和盘托出实情。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自日本作为战败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起,该国所有通过武装侵略非法占领他国的土地,都应当无条件退还。《开罗宣言》郑重宣布:“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夺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此后,中、美、英签订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指定其他小岛之内。”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内全面占领了琉球群岛。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中美交涉琉球问题,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意“琉球国际托管,由中美共同管理”。

1945年日本投降,无条件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根据这两个权威性文件,“日本只能保有其原来的固有领土,其他武力吞并的领土都必须放弃,但战后琉球群岛和钓鱼列岛仍被美军占领,虽然美国宣布”不承认二群岛主权归属日本“,但也没有交还给中国。1947年4月,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关于前日本委任统治岛屿的协定》,将北纬29度以南的琉球群岛和原本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列岛正式交与美国托管。这个所谓的”协定“,不但篡改了原来中美共管琉球的承诺,还严重侵犯了中国在钓鱼岛的领土主权,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世人由此看清了美帝蛮横、霸道的丑恶嘴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把持联合国,以逞一己之私。

1950年,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朝鲜,将战火烧到中国的家门口。刚建立的新中国,毅然决定出兵朝鲜,公开同美国叫板,引起山姆大叔的极端仇恨。而这个时候,日本借着美国将该国作为侵略朝鲜的基地,公然违背二战战败后制订的”和平宪法“,在军事上不遗余力支持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同时还暗中派人去台湾帮助蒋介石玩反攻大陆的游戏,成为美国在亚洲建立冷战秩序和遏制新中国的马前卒。1951年,美日两国在排斥中国代表参与的情况下,私下签订《美日旧金山和约》,把琉球群岛连同钓鱼岛群岛的”施政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据说,日本人还为此付给美国3亿美元的”好处费“,以及达成其他一些肮脏的交易,包括允许美军无偿使用那霸基地,为美军提供后勤保障,还设立慰安所给美军提供性服务。这些肮脏交易泄露出来以后,立刻遭到这块土地的真正拥有者琉球人民的群起抗议和反对,他们”聚哭于闹市“,并曾数度组团到台北向蒋介石陈情。该代表团用汉语恳请”蒋总统“看在同是”一家人“的分上,在联合国仗义执言,准许琉球独立或并入中国版图。

据说,台湾一位记者得知美国政府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心里很不是滋味,发表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琉球又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这篇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蒋介石担心会损害其在国内外的声誉,亲自出面进行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然而,“将来再说”这句托词,害了琉球,也害了中国,现在琉球国不明不白被吞并了,我们原本在东海的一道屏障也没有了。

1972年,美国公开背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擅自公开宣布将琉球群岛的“行政管辖权”移交给日本,且肆无忌惮将我们的钓鱼岛也包括在内。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本来已经从其武装侵略和非法占领的土地上被赶走,现在又被美国重新放回琉球,进而霸占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然而,琉球国独立于世界的漫长历史不可能被日美两国的私下交易一笔勾销,中国与琉球国极为密切的历史关系也不会轻易被人遗忘。而今,日本还要越过冲绳海槽挑起同中国的东海争端,用中国的一句谚语说,“人心不足蛇吞象”,该国也不想想会不会撑破自己的肚皮。

互联网上有网友撰文说:日本民族的悲哀就在于其精英阶层从来没有认真去梳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并将他们总结和反省得出来的经验与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日本民众。这也导致了今天不少日本人对历史的暧昧,以及日本右翼势力公然否定这段侵略历史的根本原因,成了亚洲和世界不安定、不安全的一个巨大隐患。这里应添上一笔,所有这些美国人都难辞其咎,是这个霸权国家敌视新中国,极力拉拢日本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封锁,这才一味袒护用军国主义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严重灾难的日本,把这个二战的战败国宠坏了。
来源:互联网

密歇根州71岁老妇丽塔和54岁男子蒂姆上月在一家购物中心停车场的别克车上幽会,而其不堪行为显然已影响到附近快餐店的一名10岁男孩。警察发现后以“不适当暴露”和“无秩序陶醉”的罪名将二人逮捕。经查,两人甚至都不知道彼此姓名。



来源:奇闻网

宫刑,是古代用于破坏生殖机能的一种酷刑,位列“五刑”。一般认为,宫刑是迫害和羞辱男子的专利,其实不然。古代不少女子,尤其是那些犯了“淫罪”的女子,很多情况下也会遭受宫刑。女子宫刑的种类很多,归结起来,可以分为五种。

其一,缝阴术。缝阴术,也叫做锁阴术,即用针线绳索将女子外阴缝闭起来。这种宫刑术,因其极其卑鄙、下流,官场上一般不用,但在民间却非常盛行。丈夫对付红杏出墙的妻子,妒妇对付与丈夫有染的奴婢,都乐衷于此法。清朝人褚人获所著的《坚瓠集》中,就有“捣蒜纳婢阴内,而以绳闭之”、“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钥匙于井”的类似记载。据说,安徽毫州有座古建筑“缝阴楼”,此怪名大概就源于这种民间刑罚。

其二,幽闭术。明朝人王兆云在《碣石剩谈》中提到了此法的操作:“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只能便溺,而人道永废矣”,这就是通常所讲的“幽闭”。至于是什么器官坠落,有人认为是子宫,有人认为是阴道前壁,但这两种脱垂并不能从根本上断绝性交。对此,清人吴芗见解独特,他说,妇女阴道深处有块小骨叫“羞秘骨”,一旦施加外力使它坠下来,就会像闸门一样闸封阴道,无法性交,从而达到惩处女子的目的。

其三,骑木驴。木驴不是一种玩具,而是一种比缝阴和幽闭更具杀伤力的宫刑。缝闭和堵住阴道,不会使其丧命,而骑上木驴,则小命难保。一具横放的鞍马样的小车,上面凸立一根长度尺余、直径寸许的木笋(象征驴毬),受刑女子坐在鞍马上,小车推动时,下面的器械发力,联动木笋上下伸缩,受刑的女犯被坚硬的木笋捣烂子宫和内脏,多半气息奄奄。《水浒传》中的王婆被判剐刑后,就有过骑木驴游街示众的经历。

其四,挖阴术。挖阴,顾名思义就是挖去生殖器。男子割去生殖器,在“蚕室”里待上个把月,也就能痊愈了;而女子被挖生殖器,涉及体内多处重大器官,在古代比较落后的医学条件下,这种刑罚显得异常残酷,受刑的女子往往因为血流不止,而死于非命。另外,王夫之在《识小录》里还有“于牝剔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心消灭”的说法,此法破坏程度较小,操作起来较复杂,没有“庖丁解牛”那两下子,恐怕是做不到的。

其五,椓窍法。椓窍,也称椓或椓杙,“椓”和“杙”的原意是指拴牲畜的木撅子,另据《说文》解释为“以棍击伐”之意。“窍”,应该是指女性下体。椓窍,就是用这种木撅子摧残女性阴部,其狠毒程度可想而知。汉景帝时,广川王刘去和他的王后阳城昭信残害姬人陶望卿,望卿被逼,投井而死。昭信不解恨,又叫人把她的尸体捞出来,“椓杙其阴中”。对死人尚且如此,如果用在活人身上,其残酷程度决不亚于对男子的阉割。

宫刑,在“五刑”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砍头的“大辟”。从古至今,人们都把生殖器的价值看得很重,是仅次于脑袋的“第二生命”。生殖器遭到破坏,无论是从生理上、心理上,还是从精神上,都会给受刑者造成巨大打击。尤其是女子被“宫”,其花样之新颖,名目之繁多,方法之离奇,场面之血腥,既可以反映出古代刑罚之发达,封建制度之弊病,也暴露了行刑者思想之阴暗,心理之变态。这些处心积虑、带有流氓色彩的女子宫刑术,充分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非人摧残。
来源:历时秘闻

纵观湟湟五千年华夏历史,文明的辉煌中其实也伴随着诸多愚昧与无知。最为典型的例证便是:我们的祖先们居然忌惮与新娘子“圆房”,惧怕给自己的新娘子“”。

这绝非危言耸听、空穴来风!

据古籍记载,在中国古代的稻作民族地区,尤其是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部落,有一种颇为愚昧的怪俗:男人“只与黄花闺女谈情,不与黄花闺女洞房”。

人们视破坏女子童贞为最大禁忌,从内心深处忌惮与“黄花闺女”圆房,很多男子心甘情愿地将新娘的“初夜权”拱手出让给巫觋、部落首领等。

这一怪现象,在世界各地的原始部族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那么,古人究竟为何害怕给新娘子“”呢?

根源得从原始的巫傩文化说起。

在古代稻作民族部落,傩是一种最古老的宗教。稻作文明充满着浓郁的巫傩文化色彩,人们崇巫尚傩,对意象中的神灵采取一种蒙昧意义上的顶礼膜拜。

在原始部族,每当新禾成熟后,人们不敢先吃,必定用“头生禾”献祭农神,以表示对农神的虔诚崇拜,同时也祈求农神能保佑来年的丰收。

“新禾祭神”的风俗后来又延伸为让人难以想象的“杀长子祭神灵”。原始时代妇女的思维逻辑是:只有牺牲长子祭祀神灵,搏得神灵的欢心与青睐,神灵才能赐予她更多的儿女。古籍上称这一残忍的怪俗为“杀长子以宜弟”。

在“神先享用”的蒙昧意识支配下,古人便不惜一切代价地给神灵建造最华丽的殿堂,塑造最精致的神像,供奉最好的祭品。

这一系列的怪异风俗,还让人们深信女子的童贞只有神灵才能享用,擅自破坏女子童贞是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很可能会遭受神灵的责罚。

于是,与“黄花闺女”圆房便成为一种禁忌,男子只可与“黄花闺女”谈情说爱,却害怕与“黄花闺女”洞房。

男子迎娶新娘后,给新娘子“”的神圣使命,只能由代表神灵的巫觋、部落首领、酋长或土司王行使,从而让这些疑似“神灵”享有“洞房花烛”的初夜权。

这一原始社会沿袭下来的蒙昧怪俗,在我国南方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直至近代仍有残存。
来源:文萃

黄巢起义给了唐朝廷的统治最后一击。而这个王朝真正的掘墓人,却是跟随黄巢起义的叛将朱温。朱温近于无赖,是中国历史上颇为传奇的人物。毛泽东曾经评价他说:“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而这个在历史上以残酷暴虐出名的枭雄人物,偏偏既宠爱又惧怕妻子张氏,成为当时的一大奇事。

朱温,宋州砀山(安徽砀山县)人。父亲朱诚是乡下的穷教书先生。朱温还未成年时,父亲便去世了。朱母只好带着三个孩子到萧县地主刘崇家当佣工,朱温放猪。这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放猪的孩子以后会成为后梁的开国之君。

朱温的性格应当归因于他的生长环境。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朱母当然要宠爱一些,但是寄人篱下,他却不安分守己,朱母又少不了经常斥责。在母亲面前,既被宠爱又被斥责;在主人刘崇面前,既受人白眼又被责打,自然而然,养成了朱温狡猾奸诈的品性。

历史上总有这样一类人,如果他们生在太平盛世,只是一帮一无是处的无赖,为世人所轻贱。可是这些人如果生逢乱世,一切都没了秩序,弱肉强食,一切都要靠手中的刀来说话。这时,往往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朱温正是如此,当他投身到混战争霸的洪流中,狡诈立即变成了智谋。使得他在险恶的环境中屡屡获胜,直至最后成全了他的帝业。

有一次,朱温和二哥朱存在宋州郊外打猎,遇到了到龙元寺进香还愿的富家少女张氏。张氏是宋州刺史张蕤的女儿,温柔美丽。朱温对张氏一见倾心,慨然对二哥说:“过去,汉光武帝曾经说过,‘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如阴丽华’。当年阴丽华也不过如此,而我未尝不可以成为汉光武帝呢!总有一天,非把张女娶为妻子不可。”

参加黄巢起义军后。朱温念念不忘张氏,而不像其他农民军将领一样,任意将掳来的良家女子作为妻房。他甚至怂恿黄巢出兵攻打宋州。不料宋州刺史张蕤早已离任。后任剌史坚守城池,农民军无功而返。由于朱温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屡立战功,中和二年(882年)正月,黄巢任命朱温为同州防御史,让他带兵去从唐军手中夺回了同州。

就在朱温为同州防御史的时候,他与张氏意外相逢。此时张氏因父母双亡,早已经沦落为难民,流落到同州,为朱温部下所掠取。朱温认出了张氏,欣喜若狂。张氏却根本不认识朱温。当她得知朱温是自己同乡,且在数年前就对自己倾心不已,以至至今未娶,不禁十分感动。朱温趁机提出要娶张氏为妻。

为了表示隆重,朱温还千辛万苦地寻找到张氏的族叔,按照古礼,三媒六聘,择吉成婚。可见他对这门亲事是何等的看重。

史载张氏“贤明有礼”,朱温“深加礼遇”。张氏到底是出身名门,据说她分析政事,头头是道,且料事如神,语多奇中,每为朱温所不及。朱温遇事,必先问张氏然后施行。有时朱温已经督兵出行,途中有急使驰来。说是奉夫人命叫他回去,朱温当即勒马回师,毫不迟疑。推断起来,张氏一定在朱温投降唐朝的事上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她身为官宦之女,父母均死于战乱,自己也险遭被蹂躏的命运,她内心深处,肯定是痛恨农民军的。

朱温投降唐朝廷后,唐朝廷为他改名为朱全忠。黄巢兵败后,僖宗从四川回到了长安,封朱温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宰相),封沛郡侯。就连朱母也被封为晋国太夫人。这一年,朱温三十二岁。

朱温为人凶残无比,时时暴怒杀戮,张氏加以救护。许多无辜的人因此得以保全。昭宗天祜元年(904年),张氏病重。当时唐室大权,尽归朱温,朱温正要迫昭宗禅位,得知张氏重病的消息,连夜兼程回汴探妻。张氏已是昏迷不醒,朱温痛哭失声,张氏惊醒,凄声说:“妾病垂危,将与君长别了。”

朱温悲咽难言,握住爱妻的手。恻然说:“自从同州得遇夫人,已二十余年。不止内政多赖你主持,外事也须你筹谋定夺。今已大功告成,我转眼将登大位,满指望与你同享尊荣,再做几十年夫妻。谁想到你病得如此之重,这该如何是好!”

张氏听到朱温要登大位。就明白他再叛唐朝的野心已生,流泪说:“君受唐室厚恩,不可骤然废夺。试想从古到今,太平天子能有几个?”朱温叹息说:“时势逼人,不得不这样。”

张氏知丈夫心意已决,说:“君既有鸿鹄之志,非妾所宜知,但妾有一言……君英武过人,其他的事都不可虑,只有‘戒杀远色’四字,恳请君随时注意,我死也瞑目。”说罢气血上涌,痰喘交作,到了后半夜,终于撒手离世。

朱温痛哭不止,而朱温部下将士也多流泪。《北梦琐言》中有对张氏的评价:“张既卒,继宠者非人,及僭号后,大纵朋淫……以致友琏之祸,起于妇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张氏者,不亦贤乎!”朱温一生杀人如草芥,绝非开创基业的明君,人称刘邦、朱元璋也是一副流氓脾气,但刘邦、朱元璋做皇帝前多能折节事人,这一点朱温远远不及。朱温之所以一段时间内在北方纵横无敌,张氏对他残暴性格的克制未尝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包括天时地利在内的一点点运气。

天四年(907年)四月,五十六岁的朱温在一班亲信的策划下,废掉了唐朝最后的小皇帝哀帝,自立为帝,国号为梁,建都汴(今河南开封)。至此,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寿终正寝。

朱温酷爱女色。不过,张氏活着的时候,朱温不敢轻易与其他的女人有染,等张氏死了,他被压抑多年的性欲爆发,开始肆无忌惮,个人生活的淫烂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也由此为自己种下了死亡的祸根。

朱温的荒淫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他将儿子都派到外边做地方的镇守官吏,行军打仗。却让儿媳们轮流入宫侍寝。丑闻不断,更让人吃惊的是,朱温的儿子们对父亲的乱伦行为不但不愤恨,反而不知廉耻地利用妻子在父亲床前争宠,千方百计地讨好朱温,博取欢心,以求将来能继承皇位。

到朱温年老的时候,养子朱友文(本名康勤)的妻子王氏姿色出众,美艳无双,朱温非常喜欢她。由于王氏的枕边进言,朱温答应自己死后,由朱友文继承自己的皇位。到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付以后事。朱温第三子朱友的老婆张氏也在朱温身边侍奉,马上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朱友对父亲偏爱养子十分愤怒,决定先下手为强,半夜突然斩门而入,直入朱温寝殿。朱温被惊醒,意识到有变故,坐起来问道:“反者是谁?”却见亲生儿子朱友走了进来。父子对峙时,朱友的亲信冯廷谔持刀突然刺入朱温腹部。这一刀力道十分猛烈,以至刀刃从后背透出来,朱温当场身死,肠胃全流出来,血流满床。

朱温没有遵从妻子临终前的“戒杀远色”四字遗言,以致最后身败名裂。他临死前,想到了张氏的遗言吗?
来源:南昌大学学报

三大战役是对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过程中所进行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总称。三大战役前后历时142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政府军154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以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解放战争包括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的呢?

在三大战役之前,朱德就部署、谋划了石家庄攻坚战,关注、支持了临汾攻坚战,帮助和指导了华野濮阳整军,并条分缕析地提出了对长春实行攻坚与长围。上述战役,从时间和规模看,与三大战役尚存一定的距离,但他们是三大战役的前奏。人民解放军正是经过这些战役的炮火洗礼,才在大规模的决战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朱德对这些战役的宏观指导则为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

朱德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这表现在:

1.预见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

1948年8月23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战争第三年的后十个月中,“军事上我们希望解决傅作文,拔掉济南、太原诸点,然后集中兵力继续向蒋管区挺进……”“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那时‘啃不动的也要啃动’,‘拔不掉’的也要拔掉。”“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敌人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是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

情况正如朱德分析的那样,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野采取“攻济打援”部署,经过八昼夜的攻坚,一举消灭有十余万重兵把守和坚固设防的济南城,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与此同时、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辽沈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东野主力长驱南下,连克绥中、兴城、义县,截断北宁线,威逼锦州,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

2.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并预示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对各战略区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朱德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接着,他还分析了今后战局的发展趋势:“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傅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但我们还是一定能够解决他。”“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邱清泉、黄伯(百)韬、李弥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指出:“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一百个旅。三年内要把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万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敌人现在实行三角、四边、十三点的计划,这是美国人替他们制订的,也是准备较长期实行的一个计划。我们就要面对敌人这个计划想些办法打他们。”朱德在中央团校作报告讲到战争形势时还指出:“东北野战军很快就要进关,全国大反攻的时刻已经到了。”

东北、华东战场的进展一如朱德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对此,朱德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感到无比兴奋。他接着对下一步战略发展趋势作了预见。

3.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预见,并预示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

1948年10月16日,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指蒋介石)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现在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打锦西,这比较好打;一个是打沈阳出来的敌人。最好是打下锦西,使东北的敌人更加孤立。”“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间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太原如果打下,战略意义也很大。”“山东间题已经解决,只剩下一个青岛。”“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他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现在山东虽打了些大仗,但还不算决战。”朱德还指出,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注意人员补充、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加强政治工作,准备决战。

战事的经过印证了朱德的预见。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第九兵团廖耀湘部5个军10万余人。11月2日,再克沈阳、营口。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南逃。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紧接着,即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进行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发起、进行和结束,同样在朱德预见之列。

4.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预测,并预示傅作义部最终将被歼灭。

1948年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全面铺开之际,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在徐州地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最后他强调,“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两大主力被歼,实现了朱德所设想的我军可以吃掉敌人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平津战役中,朱德分析傅作义固守平津是符合实际的,而傅逃不出被歼的命运亦如朱德所虞。

从1945年5月23日到11月26日,朱德对全国的局势作了客观全面的分析,尤其侧重对东北、华北、中原、华东地区,又主要是对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对三大战役进程的预见。朱德在三大战役发起前夕和进行过程中,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精妙的指挥艺术对全国各战略区尤其是华北、东北、中原、华东战略区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朱德为什么能对三大战役进行全面而科学的战略预见呢

1.博大的军事理论素养、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驾驭战争和洞悉全局的能力是朱德预见三大战役进程的基础。

朱德之所以能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出如此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和预见,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和指挥战争的能力。从”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他是“无役不与”。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不但参与了最高层战略决策,还写下了大量的军事论著和代表中央军委总部发出了许多作战命令。解放战争的进展、敌我力量的变化、战场的瞬息万变、战机的捕捉和创造、最佳战略战术的遴选等,他都密切关注并了如指掌,及时作出决断和部署。朱德是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解放军总司令,他“大仗三百,小仗五千”,有“战神”之称,被刘伯承将军誉为“中国军人的伟大导师”。公他还是人民军队中最早注重并研究军事辩证法的卓越军事家。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表示同意5年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预计,并强调说,一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现状。要经常整训,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站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够连续作战。朱德还认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在江北容易消灭敌人。只有在江北大量消灭敌人,到江南时才容易作战。

2.悉心研究攻坚战,适时提出攻城打援的战术,这是朱德预见三大战役进程的关键。

“九月会议”上,对于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作战的困难是什么,中央领导和高级将领们各抒己见。朱德提出攻城打援,并富有预见性地指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

事实正如朱德所言。经过两年作战,蒋介石不得不多次改变策略。先是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继而是全面防御,重点防御。企图依托有10万以上守军并有坚固工事的大城市,待人民解放军攻得精疲力竭之时,再以若干个有10多万人的精锐兵团多路驰援,以击破解放军于坚城之下。因此能否一次攻克敌人10万以上守备的大城市,同时能否一次歼灭敌10万以上的增援兵团,便成为摆在人民解放军面前艰难而又必须解决的严峻课题。这一课题不解决,就无法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就不可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也就不可能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作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必须既能从大处着眼,全局在胸;又能从小处着手,洞悉下情。只对全国局势作出分析和预测,这是谋略家;只对局部战役战斗进行指导,这是指挥家。只有能将二者完美地结合,即既有高超的谋略水平,又有丰富的指挥经验,才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出色的战略家和卓越的指挥家。这方面,非朱德莫属。作为总司令,朱德深知,要闯过这两大难关,还得在战争实践中取得经验,总结并加以推广。经过实践,他总结出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在朱德的高度重视和具体指导下,在朱德总结的一系列攻坚战术的启发下,人民解放军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已经学会了攻坚战术”,“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以攻克石家庄为起点,相继攻克了运城、四平、洛阳、宜川、潍县、临汾、开封、充州等城市,为突破带决战性的攻坚这一关积累了丰富而又宝贵的经验。

3.加强物资生产和供应,重视炸药、炮弹的威力和作用是朱德预见三大战役进程的根本。

为突破上述两道关系到决战和全局的难关,朱德倾注了大量心血。事实上,早在我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初,朱德就高瞻远瞩,开始思考并着力解决实施攻坚这一全新的课题。如前所述,石家庄、临汾等坚固城市就是在朱德指导和支持下打破的。而今要闯过这一难关,还必须有足够的炮弹、炸药等物资及其源源不断的供应。对这个攻坚中的重要一环,朱德早就关注到了。1947年春,朱德与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解放区时,就着手抓军工生产,并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由于朱德对军火保证这个重要问题想得早、抓得紧、抓得实,使晋察冀和其他解放区的军工生产在1947、1948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保证了大规模攻坚战的需要。如攻打石家庄、临汾、济南、太原等设防坚固的城市,使用了大量炸药和炮弹,它们均由华北兵工厂提供。又如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由华北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在1640万吨以上,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

的确如此,在战略决战之际,我人民解放军的炮弹和炸药所形成的火力,也大大胜过了国民党军队。“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炸药、炮弹的大量研制和源源不断的供应,与朱德的深谋远虑和实际工作是分不开的,也是朱德预见三大战役进程的重要物质基础。

朱德能对三大战役进行全面而科学的战略预见的原因远不止这些。陈云、刘伯承、陈毅、粟裕等都曾对三大战役胜利的原因作过客观的评析。如粟裕在1949年1月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并对胜利的原因作了具体的阐述。粟裕所阐述的那些原因同样适用于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且其中的不少因素也是朱德对三大战役进程进行科学预见的依据。三大战役是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核心的最高统帅部集体指挥的,它与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和广大人民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而朱德对三大战役的前期工作、进展状况和最终结果的全面指导和科学预见则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奇闻怪谈

说起厉王苻生,就不能不说他的残忍。这个把杀人当做“行为艺术”来修炼的昏庸帝王,仅用丧心病狂、令人发指几个字来形容,或许还远远不够。他如野兽般演绎的那一幕幕近乎疯狂变态的血腥影像,无时不刻不在挑战着人们承受力的极限,也最大限度的冲击着人们脆弱的神经。

不用亲见,仅凭正史留下的简约记载,读来都会让人感到心惊肉跳。“生剥牛羊马,活焰鸡豚鹅”(《晋书》),是这位昏君最喜欢玩的把戏,看着那些被剥了皮的牲畜,被点着了火的家禽,声嘶力竭的垂死哀嚎,在空旷的大殿之上狂奔挣扎,直至耗尽最后一丝气力、抽搐而死,苻生端坐一旁拍手称快、意犹未尽。也许正是这种感官上的刺激才能给他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更为惊悚骇人的,他还“剥人面皮,使之歌舞”(《通鉴》),我们可以想象,一群被活生生剥了面皮的人,在大殿之中跳舞唱歌,是怎样的一幕让人心惊胆寒的恐怖场景。

前秦,是五胡十六国时期、氐族建立起来的一支政权,也是氐族见诸史端最为风光的一个时期。它一度在群雄逐鹿之中强势胜出,达到鼎盛。而就是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王国,其帝王之中,却出现了苻生这个大狠大绝的角色,差点让王国惨遭夭折的命运。

苻生(335-357)是前秦的第三任帝王,开国皇帝苻洪的孙子,是后来一统北方的宣昭帝苻坚的上一任。厉王,是苻生被废杀后的伪谥。谥法解中说:杀戮无辜曰厉,当是对苻生残忍暴虐一生的最好概括。历史上死后谥为“厉王”的还有一位,就是在“国人暴动”中,被轰出镐京的周厉王。周厉王用滥杀止谤,不让人们议论他的是非,在我看来,或许更多的是出于对王权巩固的本意,而用杀戮来维系王者的威严,并不一定就对杀人真的感兴趣。相较厉王苻生,这个在杀人中寻求快活,痴迷到自备工具亲自动手的帝王,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们先来看看苻生上朝的场景:据《资治通鉴》记载,苻生朝见文武大臣,必“弯弓露刃”、“锤钳锯凿,备置左右”。看谁不顺眼,顺手抄家伙就招呼,杀人跟玩儿似的。这哪是上朝议事啊,分明就是进了狩猎场或是屠宰场。而且手段残忍之极,“截胫、拉胁、锯项、刳胎者,比比有之”。即位不久,就杀了公卿大臣以及宫女奴仆达五百多人。苻生喜怒无常,思维怪异,谁也无法揣测,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送了命。一次苻生宴请群臣,让尚书令辛牢做酒监,就是招呼大家劝大家喝酒的角色。皇帝开恩,按说这是好事啊,结果苻生看众人喝了个一溜八开,居然还有没醉的(看来酒量大的人着实不少),二话不说,弯弓搭箭,就把辛牢射死了,那意思,你怎么劝的酒啊,怎么还有站着的呀。这下谁还敢不铆劲儿喝呀,于是群臣“莫敢不醉,偃仆失冠”,场面一塌糊涂,苻生这才高兴。

苻生晚上做梦,梦到大鱼吃蒲草(苻姓本来姓蒲,后来苻洪以谶文有“草付应王”,便改作苻姓)。于是就把太师鱼遵全家杀光,这姓鱼也有罪了。左光禄大夫强平仗着胆子劝谏苻生“缓刑崇德”,苻生“凿其顶而杀之”。用凿子凿脑袋,他也就下的去手。由于苻生嗜杀成瘾,没多久便“勋旧亲戚,诛之殆尽”,弄得朝中上下惶恐不安。“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你就想想当时的恐怖气氛吧。金紫光禄大夫牛夷,实在承受不了这种气氛的压力了,上奏请求调到地方上工作,好躲苻生远点,苻生说你是不是嫌官小啊,要不你做鱼遵的位置吧,牛夷吓坏了,回家就自杀了。

要说这残忍的帝王也分好几种,那些踩着累累白骨登上皇位的,往往培育了冷血的霸气,在权利角逐中愈发变得铁石心肠,谓之心狠;杀人取乐,极尽残忍之能事,谓之手狠;天性嗜杀,近乎变态,则是既心狠又手狠。苻生便是集大成者,十足一个大狠大绝的主儿。长安城外有虎狼吃人,为患百姓,群臣上奏请求政府出面管一管,苻生说:“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何禳之有!”(《通鉴》),野兽饿了当然吃人,吃饱了就没事了,管它干嘛,这是人话吗,敢情没吃他。

说到朝政就更是荒诞不堪了。喝酒是苻生的第二大爱好,不分昼夜的喝,经常一个月都不上朝,上朝也是“乘醉多所杀戮”,对下属来说,还不如不上呢!要论荒淫无耻,也是无人出其左右。据《晋书》记载,苻生经常“遣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以寻求刺激。更有一次,苻生在路上碰到兄妹二人,就“逼令为非礼”,强迫他们交合,二人不从,便怒而杀之,简直就是禽兽不如。遇到如此昏庸帝王,国家自是不能长久,可怜苻洪英雄一世,创下的帝国基业很快趋于疲敝。所谓物极必反,一次醉酒后,苻生扬言要杀掉他的堂弟苻坚,终于逼得苻坚发动政变,废杀了这个史上少有的残暴昏君,也就此拯救了频临绝路的前秦,开创出氐族史上一段风光强盛的帝国神话。

那么,苻生为什么如此的残忍嗜杀呢?在我看来,原因可能来自三方面:一是苻生的先天性缺陷;二是性格经历;三是家教传统。人的先天性生理缺陷,极易导致心灵的扭曲变形,形成心理缺陷。苻生“生无一目”,从小就是个独眼龙,也许正是如此,才有了他“幼而无赖”(《晋书》)的荒唐行径;生理上的自卑、心灵上的扭曲,也会直接影响人的性格的发展和形成。苻生长大后体格健壮而“雄勇好杀”(《晋书》),是个亡命之徒,东晋桓温北伐,曾单枪匹马的杀入敌军阵地,连斩数十人。或许在这种斗狠和杀戮之中,才能寻求到一些心理上的满足。

至于苻生的家教传统,那就更不敢恭维了。有生理缺陷的人,未必都会心理变态,就看后天怎样教育培养,怎样去引导了。看看《通鉴》的这两段段记载,我们也许能从中窥知一二。他爷爷苻洪曾经逗苻生:“吾闻瞎儿一泪,信乎?”我听说独眼龙流泪流一行,是这样吗?要说他爷爷脑子估计也进水了,你问这干嘛呀?逗也没这么逗的,当着矬子说短话,这不没事找事吗?哪有这么疼孙子的!要说苻生急眼也在情理之中,人都有自尊,小孩也不例外,生理有缺陷的小孩会更加敏感。

不过苻生的行为就有些震撼了,“引佩刀自刺出血”,拿起刀子就往脸上划,血噼里啪啦往下掉,说:“此亦一泪也”,意思是你错了,独眼龙也能有两行泪,脾气够爆吧!他爹苻键就更雷人了,临死的时候对苻生说:“六夷酋师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临终遗言,不是教他该信任谁,依靠谁去治国兴邦,而是告诉他,将帅大臣们谁敢不听你的命令,就做掉他们。你说这样教儿子能教出好吗!司马光先生写到这都感慨了,说接受遗命的大臣,是用来辅佐下一任的,是庇护皇帝的羽翼,“为之羽翼而教使剪之,能无毙乎!”自剪羽翼,无异于自取灭亡,说得多好啊!
来源:搜奇网

19世纪末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迅速上升。为实现其侵略计划,日本人培训了大量间谍。这些日本间谍(尤其是女间谍),纷纷潜入中、俄、朝等国刺探情报,这些女间谍中有相当部分出自札幌“妓女间谍学校”。

甲午战争后,日本黑社会组织玄洋社于l896年在札幌开办了一所语言学校,名为“俄语学会”。该校学员中“将校军官”和“民间志士”各占一半,进行 各种间谍技能培训,学员毕业前还要潜入西伯利亚进行实习。此后,该校又增设了汉语课程,校名也改为“俄华语学校”,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她们运用美人计获 取情报的本领。由于这些女间谍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人们便把她们统称为“阿菊”,这所学校也获得了“妓女间谍学校”的绰号。

“西伯利亚阿菊”使美人计拉拢白匪头子

“西伯利亚阿菊”原名山本菊子,7岁时因家贫被卖入妓院。一次偶然的机会,山本菊子遇到了日本特务头子内田良平,于是将她送入妓女间谍学校精心培养。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8岁的菊子潜入西伯利亚充当妓女,获取了大量俄军重要情报。

1918年,由于山本菊子精通汉、俄和朝鲜语三门语言,于是便被派往中俄边境一带活动。她与白俄匪军和我国东北的马贼相互勾结,搜集到苏俄红军的许多重要情报。

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看中了这股力量,于是他命令山本菊子设法拉拢白匪头子谢苗诺夫,山本菊子先是使出“美人计”,接着又向其提供“绝密情报”,谢苗诺夫最终带着队伍投降了。

此后,山本菊子又装扮成中国人,收买20多股马贼,在我国东北地区到处搜集情报,并疯狂袭击反日武装。1923年,37岁的山本菊子因病死在哈尔滨。

“满洲阿菊”深入东北土匪内部

“满洲阿菊”原名河村菊子,父母双亡的她自幼就被送进妓女间谍学校培养。15岁时,河村菊子与一名日本间谍勾搭成奸,但没过多久,她的情人便被沙俄军队处死,从此她与俄罗斯人结下了深仇大恨。

日俄战争爆发后,河村菊子奉命来到东北,化名“小金凤”,嫁给了中国马贼杨大新,在她的蒙骗下,杨大新屡屡攻击俄军补给线,并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情报。杨大新战死后,河村菊子掌握了这股土匪武装,后来还配合日军刺探苏联红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情报,获得了“满洲阿菊”的绰号。

“大陆阿菊”隐匿高级妓院寻“猎物”

日本派遣间谍进入我国东北、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大量高级妓院,把一大批女间谍派往这些妓院充当妓女,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这些“大陆阿 菊”年轻貌美,引来许多我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到妓院寻欢作乐,成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大陆阿菊”们充分施展在妓女间 谍学校学到的“本领”,把“猎物”玩得神魂颠倒,并从他们口中套出了大量重要情报。
来源:奇闻怪事


小时候被称作马修。


青年时期的马修。


20多年后的马修被证明是女性。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现年31岁的阿黛尔-马卡姆形容自己是一个喜欢漂亮衣服、希望结婚生子的“正常女子”。但是过去28年,她却是一位名叫马修的男孩。

阿黛尔患有罕见遗传病,出生时就带有额外的性别基因,尽管一直以来是“男孩”身份,但阿黛尔仍时常对她的真正性别感到疑惑。“马修”出生时,他父母非常高兴能有一个男孩,因为他们已经有两个女儿。但随着马修的成长,家庭医生注意到“他”的生殖器有些问题。

阿黛尔说:“医生告诉父母,说我没有正常发育。医生说等我再长大一点得做手术。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引起我的生理缺陷。”当阿黛尔还是个小男孩时,说话和行为都很温柔,他喜欢和其他女孩一起玩。家人常责怪他“太女孩子气”。

据专家介绍,患“克莱恩费尔特综合症”(或称: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症)的病人出生时会带有额外性别基因。男孩的基因型通常是XY,女孩是XX,而阿黛尔基因型是XXY。许多患“克莱恩费尔特综合症”的男孩长大后仍是男性,而有些会发育成为女性,像阿黛尔这样。
来源:奇闻怪事

14岁,本该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与活力的年龄。但党生却背负着羞于启齿的疾病。因为尿道在肚脐隆起处,小便尿液从肚脐里面慢慢滴出来,每天得换三四次尿布,纵使这样身体还有一股异味。由于生殖器长在体内,让党生不清楚自己是男是女。

记者了解到,医学专家经初步检查后,党生属于先天性生殖器畸形,初步诊断身体特征为男性,病情十分罕见。由于党生已经14岁,年纪偏大,生殖器畸形非常严重,急需分三次手术进行矫形,才能恢复男性正常功能。

“医生说,整个治疗费用约得花费20多万!可我只是个收破烂的。”党生的养父丁战国向记者哭诉,记者意外获悉党生是个遗弃儿。

1996年4月一天,靠收废品谋生的丁战国,在黄陂前川街一个门面前看到很多人正在围观一个弃婴。当时,孩子的脐带还未剪掉。萌生怜悯之情的丁战国,便将孩子抱回家,起了个“党生”的好名字。

不过,丁战国很快发现党生小便异样,当时邻居好友都劝他甩掉这个“包袱”,但他坚持把小孩带到武汉大医院治疗,花费掉4万多元,家里由此负债3万多。实在筹不齐巨额手术费只能一拖再拖。

年过半百的丁战国家里有患上严重颈椎病的妻子,一家人租住在50平方米的房子里,日常生活十分拮据。而从出生即遭歧视的党生,年仅14岁就早早背起了家庭的重担,渴望读书却无钱进学校的他,如今在一家理发店当起了学徒工。
来源:奇闻网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六个王朝定都南京。211年,吴大帝孙权在石头山金陵邑旧地筑石头城。229年在此建都,名“建业”,都城周长约11公里,开始了南京的都城史。晋灭吴后,于太康三年(282年)改建业为“建邺”。建兴元年(313年),为避司马邺之讳,改为“建康”。五胡乱华,西晋灭亡,中原士族衣冠南渡,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以建康为都建立东晋(317~420年),南京从此成为正统中华文化的中心。东晋以后,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相继在此建都,史称南朝。南朝与此前的吴、晋合称“六朝”。 南京城西北濒临长江,东有“龙盘”紫金山,西有“虎踞”清凉山,北有玄武湖,南有雨花台,山水环抱,形势极为险要。

关于南京的风水,当年蜀国军师诸葛亮顺江而下时,看到金陵古城,不禁失声惊叫:“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东晋大臣王导也曾说:“建康,古之金陵。”然而,十分奇怪的是,这座王气旺盛的古城,定都于此的六个王朝,却都短命,东吴69年,东晋102年,南朝宋59年,齐23年,梁55年,陈32年。后来,明初定都于此,一世而终,仅仅50余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维持了9年;有人认为,楚王埋金以镇王气,风水没了;有人认为,是秦始皇斩断地脉,断了龙气。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春秋战国时期,南京城还没有成为城的时候,先是吴王的属地,后来被越王占领。接着,楚王又赶走越王,驻军江边的狮子山。有一次,楚王巡视自己的疆土,登上狮子山,环望四周,看到此处风景雄丽,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可是突然,楚王的脸色由晴转阴。大臣们忙问原因,楚王烦躁地说:“这地方风景虽好,但王气太盛!”大臣们表示要想法子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让这里再出帝王,于是征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一巫师来应征,设计了一个方案,即在狮子山上埋一批黄金,用黄金镇压此地的王气,可保不再出帝王,此乃黄金“镇王气”。楚王同意后,大臣们马上操办在狮子山顶挖坑砌砖,埋下一批黄金。

按皇家习惯,一般地上的建筑物称为宫,地下的建筑物称为陵,埋金子的地方自然就叫“金陵”了。这个地方最早的名字就是叫“金陵邑”,“邑”是比“州”级别低点,比“县”级别高点的军事重镇的建制。从此,这个地方就有了金陵的名字。

还有一种说法是秦始皇斩断地脉,断了龙气。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出巡金陵。秦始皇深深被这里虎踞龙盘的气势所吸引。但是,陪同左右的是方士常生、仙导却沉默寡言。秦始皇问:“金陵形胜,气象万千,两位何故沉默寡言?”两位方士忧心忡忡地对秦始皇说:“金陵地形险要,气势磅礴,乃龙脉地势,王气极旺,若不采取对策,五百年后会有天子坐镇!”

秦始皇大惊失色,他自认为自己是始皇帝,自己的子子孙孙永为天下一统的皇帝,怎能容忍金陵有别的天子出现?于是赶紧询问对策。两位方士指着不远处的方山说:“方山地处金陵东南,你看,方山顶部平坦如官印,人称天印山。天印,自然是上天赏赐的官印,决定了金陵之地的王气兴衰和吉祥命运。断了方山龙脉,就是阻隔了金陵的王气。再引淮水贯穿金陵,通达长江,让这条秦淮河冲尽王气,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皇帝之位千年万世、万万世了!”

秦始皇见金陵城北的狮子山、马鞍山气势宏伟,于是命令将此两座山也断了山脉,并将金陵改称为秣陵。秣陵意为饲马的草料场。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大量军士开始了行动,方山被截断,淮水也贯穿了南京城。

当然,这两种说法只是传说。南京之所以没有出现定都于此的强大王朝,还有更为深刻的地理、经济、人文的原因。 从地理上来说,南京依山傍水,虎踞龙盘,易守难攻。在此处建都的天子们,一开始就着眼于“守成求稳”,缺乏攻略开拓,问鼎中原的进取雄心。而且南京处于整个中国的东南一隅,一道长江“天堑”把它与辽阔的北中国隔断,最易于偏安苟且。

从经济上来说,江南向来为鱼米之乡,富庶的经济条件反给统治者提供了加速腐败的温床,使“后主”们沉醉于“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上苑”。除了地理、经济等外部因素外,定都南京的几个王朝,都没有问鼎中原、统一中国的决心和实力。也许正是这种种原因,使得六朝短命而亡。
来源:CFP

2007年7月6日晚上10点多种,新疆阿勒泰市被人们称为奇人的张德科家中,亲眼目睹张德科老人真实演示220伏电流穿身过的情景。




据了解,今年71岁的張德科老人是阿勒泰市公路总段退休工人,他隔三差五会用220伏电流来为自己做“健身运动”,当地人都称他为“奇人”、“电人”。他的身体不仅是导体,而且还能控制电流。220伏电流通过他的身体后他能将一条活鱼在2分钟内烤熟。

张德科老人经常给亲戚朋友及关系特别好的人通过自己身上的电流治疗风湿、关节炎、腰疼等疾病,疗效十分明显。(他在身体通过220伏电流后,5个手指就是“电针”了,用来电疗,给人家电疗从不收钱,如果做3天没效果,他就告诉患者去医院治疗)1994年他退休后,到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做了检查,科研人员的结论是,他的情况属于一种特殊的身体功能异常表现,至于原因,专家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记者从去年2月份至今,对张德科老人220伏电流穿身过的情况进行了常时间的跟踪报道记者发现,经他电疗的22位患者其中18位患者十分满意。目前,张德科老人的心愿是希望科研部门对他的身体功能异常表现给一个科学的结论。
来源:城市晚报

鹦鹉学舌大家都看过,小狗会唱歌,你听过吗?

7月10日上午,记者在通化市民王女士家见到了这只会唱歌的小狗。刚走到她家门口,还没进门,1只小狗就亲热地迎上来,对着记者一边叫一边摇尾巴。王女士对这只小狗珍爱有加,这只小狗叫念念,它外表看上去没什么特别。

王女士唱起了小狗熟悉的“小念念,穿—花—衣—”听见主人唱歌,小念念先是伸伸前腿,抬起头伸伸舌头,张起嘴“嗷—嗷—嗷—”地唱起来,节奏感还很强,小狗的头也边唱边摇摆。

王女士告诉记者:“念念两岁半左右,是纯种八哥犬,第一次发现它会唱歌是在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唱歌它就跟着叫,我们停了它就不叫了。声音是"嗷嗷"连续的,有时还有高音低音。现在,这条小狗已经会唱好几首网络流行歌曲了。”

记者随后来到通化市维生兽医诊所,所长李维生告诉记者,这种狗大脑天生具有模仿功能,但这种现象很少见。
来源:奇闻趣事

黄埔早期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侄女、黄埔4期生周恩寿之女、现为大陆黄埔军校同学会宣传委员周秉德,在台北“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致词时,深情追忆了周恩来与黄埔的渊源,同时披露了周恩来临终前连续写下的四个“托”字。

周秉德说,先伯父临终前3个月,仍念念不忘台湾朋友、台湾同胞,用颤抖的手写下关于台湾问题的批示,最后写下的几个字是“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托”!

周恩来总理临终前这四个沉甸甸的“托”字,留下了他对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无限眷恋,以及对后人实现和平统一的殷切托付,说明人民的好总理时刻都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着想和日夜操劳,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极其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风范。

众所周知,宝岛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海峡两岸人民自古以来就是骨肉同胞,那里的每一寸土地就是炎黄子孙繁衍生息的地方,都浸润着中华文化的日月光华,沐浴着华夏文明的雨露春风。古厝老城、碑揭陵墓,记录下中华儿女开发建设台湾的艰辛历程;边关炮台、城堡要塞,讲述着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保家卫国的悲壮故事;名刹宝寺、祠堂庙宇,展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风貌。尽管在近代,台湾遭受到一些列强的蹂躏,但1945年台湾又重回中国版图、重新置于中国主权之下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宝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把台湾和大陆分开。

虽然在解放前夕,蒋介石兵败之后退居台湾,造成两岸分离,但这完全属于中国内政,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外国势力都无权干涉,台湾仍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蒋介石当时也并没有声称自己从此独立了;不论是“两国论”,还是“一边一国论”,“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都违背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损害中华民族的感情,与13亿中国人民为敌,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这也是当年周恩来总理为啥在病重期间,在最后一次工作会见里,在关于台湾问题的批示中连写四个“托”字,还一直都非常关心台湾问题的原因。

其实,为了实现祖国统一这一宏愿,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四代领导人都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探索,他们分别从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一些进展……

衷心希望两岸人民不辜负周恩来的重托,抚平历史创伤,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早日终结两岸敌对的历史,早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来源:奇闻奇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两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为彭德怀、陶铸两位同志恢复名誉的追悼大会。
  
沉冤昭雪、正义伸张,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刻,来之不易。

勇敢来自责任

严于律己、一身正气的彭德怀元帅从庐山蒙难的那一天起,就始终坚信历史终究会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15年的批判,8年的囚禁,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和信念的不懈追求,保持着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

1962年6月16日,彭总给党中央递交了一封8万字的长信(后称“八万言书”)。在这封长信中,他向党陈述了自己从出生以来到庐山会议的历史,遗憾的是这封信又被当成他的“翻案书”而遭到批判。

在失去申辩权利的情况下,为避免不测,他将写的一些材料送回湖南老家,埋在炉灶下。这些材料,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驰骋疆场、英勇战斗、无私无畏、襟怀坦白的彭德怀,为自己忠诚、清白的历史作证的重要遗物。 他曾在一张纸上写下这样几行字:“事久自然明!!!真理的光明耀中华,前途是光明的!!真理之光明耀中华时,前途是光明的!!!”

他多次对前来探望他的侄女说:“我相信我们这个党,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不幸的是彭德怀元帅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逝世。

历史的车轮驶入1978年,这一年,是中国政坛不平静的一年。

5月9日,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历史雄文。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了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光明日报》的这篇评论员文章。

几经沉浮,这篇足以称作中华民族思想里程碑的旷世檄文终于冲出死海,石破天惊地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也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当时,因受彭总牵连从军队转业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的彭德怀的侄女彭钢从报纸上看到这场讨论,眼睛为之一亮,在字里行间,她仿佛找到了真理、增强了勇气。她预感到还历史一个公道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彭钢鼓起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彭钢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反毛主席和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的罪行和诬陷他的不实之词,根据伯伯生前所说的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实地向中央作了汇报,要求复查彭德怀的冤案。然后,将信交给王震同志。

王震接过彭钢的这封信,用赞赏的眼光看着这个年轻人,连声说:“好啊,好啊。”他看过信后,作了一些修改,并嘱咐彭钢将信再抄写一份给他,由他送给邓小平同志。

彭钢的信对于中共中央更加全面地了解彭德怀同志的冤案情况提供了又一份证据。邓小平曾两次在会见外宾时意味深长地说道:“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他有缺点、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多。”

来自高层的声音 
 
关于彭德怀的问题,早在1976年10月,陈云就说过:“由于毛泽东的神化地位,他的话是不能拂逆的圣旨,对彭德怀这样明显不公平的事,是谁也碰不得的,谁说话谁就倒霉”。

邓小平颇有同感,言简意赅地接着说:“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

1977年,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等人把目光瞄向了大批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身上。他们深知,要迅速走出徘徊,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挽救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就必须重新重用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这是我们党历经劫难,硕果仅存的宝贵财富。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为平反冤假错案鼓与呼的专文 ——《把被“四从帮”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位理论工作者写就的。文章的主旨是呼吁全党全民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在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作出的错误结论。

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提出要抓紧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力排干扰,对中组部领导班子进行重大调整,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所有这些,都为平反冤假错案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舆论准备。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陈云在东北组率先发言。他开宗明义地提出,实现现代化是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因此,为了保证安定团结,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

他深思熟虑,列举了应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六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他说,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存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陈云的六个问题,语惊四座,反响热烈, 接着,胡耀邦在西北组直言:“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

11月25日,在与会同志的强烈要求下,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8条平反决定。其中一条就是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和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这次中央全会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的讲话成为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12月18日到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作出了决议。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切实的纠正。其中,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寻找骨灰之旅
  
彭德怀同志的追悼大会定于1978年12月24日在北京召开,与此有关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没想到他的骨灰还没有找到,不知流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能否找到。

“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怀的骨灰,并安全送到北京!”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指示。

追悼会迫在眉睫,可彭德怀的骨灰一点消息也没有。

几经辗转,追悼大会的筹备人员才从彭总的侄女彭钢那里听到有关骨灰的线索。彭钢说,浦安修告诉她,彭总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

浦安修说,她是有一次在家中与前来探望她的老战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同志的夫人孙明闲谈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孙明告诉她,李大章曾悄悄对她说,彭老总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后,遗体被秘密火化,骨灰送到成都寄存,是由他亲自安排处理的。

当时,周恩来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得知彭总已经去世的消息后,用心良苦地对保存彭总的骨灰作出明确批示:可以存放成都,但要绝对保密,没有中央军委批准,谁也不准换盒,不能移动位置或转移存放地点。

1978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派人乘飞机火速赶到成都,查找彭总的骨灰下落。

他们直接找四川省委书记,不巧,省委书记正在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人只好找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同志,向他递交了查找彭德怀骨灰的信函。

张振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对这两位人说:“彭总来四川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呀!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不,没有搞错。”来人肯定地说:“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只骨灰盒?”

也算巧了,张振亚紧皱眉头,搜索记忆,终于想起了几年前倒是有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寄存在成都,他脱口而出:“有啊,但那是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对。王川的骨灰盒,就是彭总的骨灰盒!”

张振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年前那一幕幕尘封的往事,一下子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当年在四川省革委办事组工作的张振亚,有一天接到组长杜心源的电话,请他到办公厅来一趟,他立即来到了杜心源办公室,杜心源严肃而又认真地向他布置任务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盒已到了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都不准挪动。至于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不能马虎,要办好。”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到了锦江宾馆,找到了二位军人。二位军人对他说:“我们奉命来成都,中央首长以及周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一定存放好骨灰盒,绝对保密。”两位军人又再次向他交待:“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于是,张振亚布置将骨灰盒存放在成都东郊火葬场。

没想到,王川的骨灰就是彭总的骨灰,张振亚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将这两位军人送回宾馆,心急如焚,立即驱车赶往成都东郊火葬场。

车子还未停稳,张振亚就急步跳下车,直奔骨灰保管室。谢天谢地,王川的骨灰盒还完好无损地放在架子上。

一星期后,也就是离追悼大会召开前两天的12月22日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请彭总的原秘书綦魁英和警卫参谋景希珍乘坐飞机将彭总的骨灰安全护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昭雪追悼大会。”

当飞机载着彭德怀元帅的英灵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时,北京已是万家灯火,迎接骨灰的队伍中传来了一片哭泣声。彭总的侄女彭钢沿着舷梯走上飞机,进入机舱接过伯伯的骨灰盒,缓慢地走下来,极度的悲伤无法控制,放声痛哭起来,亲属队伍中也泣不成声。

彭钢小心地捧着伯伯的骨灰盒走进汽车,车队拉着彭总的骨灰穿过北京的沉沉夜色, 将彭总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第一室存放。

历史是公正的 
 
1978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党的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深受广大党员和群众怀念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陶铸同志。

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遗像,安放着他们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了,党、政、军的主要负责同志来了,老同志、老部下、老战友也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医院赶来的。大会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主持,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陈云在大会上致悼词,为彭德怀和陶铸同志恢复名誉。

邓小平在悼词中说:“彭德怀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今天,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给彭德怀同志作出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了名誉。”

邓小平说:“彭德怀同志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彭德怀元帅亲属表示慰问时,浦安修、彭钢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又一次涌出眼眶,邓小平同志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不应该哭,应该高兴!”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历史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如果彭德怀元帅在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1998年10月2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江泽民在高度评价彭德怀历史功绩的同时,强调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革命精神和实验经验,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始终坚持学习、继承和发扬。

拨开时代的迷雾,人们从实践中、从历史的惨痛教训中重新认识和发现了彭德怀同志。

让沉重的历史不再沉重。
来源:环球网历史

抗日战争中,日军第十六师团是与一系列暴行密不可分的:开展“百人斩”杀人比赛;参与实施南京大屠杀……连当时的日本陆军部人事局长都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战斗指导是违背人道的。”可见,第十六师团的暴行达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那么,日军第十六师团究竟是一支怎样的部队,最终又是怎么覆灭的呢?

日军第十六师团是日本陆军甲等常设师团,装备精良,始编之年即参加了日俄战争

日军第十六师团于1905年在京都编成,其司令部设于京都,官兵主要来自京都、三重县和奈良县,故又称为“京都师团”。该师团为日本陆军甲等常设师团,装备精良,兵员满员,战斗力较强,在编成的当年即参加了日俄战争。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为此,日本进行了战争动员,开始大量征兵,作为甲等师团的第十六师团也由平时的18000人扩充到战时的约25000人。

1937年9月,第十六师团在天津塘沽港登陆,编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战斗序列。随后,曾参加过子牙河等地区的战斗。1937年10月底,第十六师团被编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由华北调往上海。此时的第十六师团,以中岛今朝吾中将为师团长,中泽三夫大佐为参谋长,下辖步兵第十九旅团,旅团长为草场辰已少将(辖步兵第九联队,联队长为片桐护郎大佐、步兵第二十联队,联队长为大野宣明大佐);步兵第三十旅团,旅团长为佐佐木到一少将(辖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为野田谦吾大佐、步兵第三十八联队,联队长为助川静二大佐);骑兵第二十联队,联队长为笠井敏松中佐;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联队长为三国直福大佐;工兵第十六联队,联队长为今中武义大佐;辎重兵第十六联队,联队长为柄泽畔夫中佐。

在进军南京途中,制造了无数暴行,开展“百人斩”杀人比赛即为其一

第十六师团在上海附近登陆时,日军已占领了上海,于是,时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即命令该师团向南京追击从上海撤退的中国军队。

第十六师团在中岛今朝吾的率领下,先后攻占了常熟、苏州、无锡、常州、丹阳、句容、汤水镇、麒麟门,进抵南京东郊的紫金山一线。

该师团沿途烧杀淫掠,其暴行不胜枚举。在向南京进军的途中,该师团由于进军速度太快,补给跟不上,便下令就地“征收”粮秣,所谓“征收”,实际上就是掠夺。

当时被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等报纸大肆宣扬的所谓“百人斩”就发生在该师团。第十六师团在从无锡向常州追击过程中,该师团第十九旅团步兵第九联队第三大队副官野田毅少尉和大队炮小队长向井敏明少尉,相约在到达南京时,看谁先用日本刀斩杀满 100人。此后,两军官开始大肆斩杀,在到达南京城外的紫金山时,野田毅斩杀了105人,而向井敏明斩杀了106人。

对于俘虏,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其日记中记述说:“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向南京城发起总攻击,第十六师团的主攻方向为中山门。要占领中山门,必须先占领中山门外的制高点紫金山。

12日,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在重炮的掩护下,向紫金山顶峰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激烈,紫金山上一片火海。经过激烈的战斗,日军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占领了紫金山主峰。

1937年12月13日凌晨,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占领了中山门。当天,该师团第三十三联队和第三十八联队在轻型装甲车的配合下,从太平门外沿玄武湖急进至南京城北的下关江边,以截断中国军队的退路。

下午,当第三十三、第三十八联队进至下关时,长江边有大批准备渡江的中国军人,江面上也有许多正在渡江的中国军人。日军立即用机枪进行猛烈扫射,一时间江水被染得殷红。

在长江边等待渡江的中国军人有些返回南京城内,避入安全区,有些被日军射杀或俘获。接着,日军在长江边将俘获的中国军人加以集体屠杀。

南京沦陷后,第十六师团根据事先制定好的计划,对南京城内及城外东郊地区进行“扫荡”。在“扫荡”过程中,第十六师团俘获了许多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

对于俘虏,中岛今朝吾在其日记中记述说:“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

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这些败兵的处理,大多由第十六师团负责,因此师团无暇顾及入城或宿营等,只是一味地东奔西走。”

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也在日记中记述说:“接连不断地有俘虏前来投降,其数量高达数千人。情绪亢奋的士兵丝毫不理睬上级军官的劝阻,将俘虏一个个地杀死。回想到许多战友流的血和十天来的艰难困苦,别说士兵了,我自己也想说‘全都干掉吧’。”

日军占领南京后,以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为南京警备部队,佐佐木到一担任警备司令。所谓“警备”,实际上就是搜捕放下武器,在国际安全区避难的中国士兵。

第十六师团在“扫荡”残敌过程中,在国际安全区进行所谓的甄别搜捕,将头上有帽痕,手上有老茧的青壮年男子从难民中强行拉走,予以集体屠杀,其中许多人是普通的平民。

在搜捕中国士兵的过程中,一些毫无军纪可言的日军官兵还大肆强奸妇女、抢劫财物。在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许多南京市民指证日军“中岛部队”的暴行。所谓“中岛部队”,就是以中岛今朝吾为首的第十六师团。

第十六师团的覆灭

南京沦陷后,第十六师团在南京驻扎到1938年1月22日,此后,日军第十一师团步兵第十旅团(天谷支队)接替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担任南京的警备任务。

第十六师团由海路开往大连,重新编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战斗序列,后又被编入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1938年7月,中岛今朝吾升任驻扎在满洲的日军第四军司令官,由藤江惠辅(中将)继任第十六师团长。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十六师团被编入进攻菲律宾的本间雅晴中将统帅的日军第十四军,参加了第一、第二次巴丹半岛的攻坚战和菲律宾讨伐战,之后在菲律宾驻守。

1944年夏秋,为加速太平洋战争的进程,麦克阿瑟决定率部夺取菲律宾,而日军准备在菲律宾与美军决一死战。作为第十四军主力的第十六师团驻守在莱特岛。

10月,美军在莱特岛东岸登陆,向第十六师团发起攻击。第十六师团虽然被分割孤立于数个地区,但其利用坚固的工事与美军殊死决战。

月底,日军第一、第二十六师团和第六十八旅团等部先后增援莱特岛,并使用“神风”自杀飞机攻击美军舰船,战局一度呈胶着状态。

为此,麦克阿瑟提出以两面夹击的方式占领奥莫克港,从背后分割日军。这一方案成功实施,日军第十六师团大部分被围歼,残部退到坎基伯特山进行游击战。

日军士兵以同伴尸体为食的情形就是发生于此。第十六师团残部在热带雨林中饱受饥饿、疟疾、脱水的折磨,大部在恐惧与无助中死亡,少数人组成自杀队逃进深山,直到日本投降才放下武器。

战后,根据日本厚生省的资料,莱特岛之战,第十六师团共有13158人战死,幸存者仅620人。这支曾沾满中国人民鲜血,尤其是南京人民鲜血的日军所谓“精锐”部队,最终走向了灭亡。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中岛今朝吾,于1945年10月28日因尿毒症和肝硬化病死,逃脱了战后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
来源:凤凰网历史

钓鱼台18号楼又称总统楼,是当时国宾馆的中心。它接待的第一位国家元首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的赫鲁晓夫住进大屋檐的18号楼后,对当时的彭真市长抱怨说:“国宾馆里的浴缸太小了”。

当时人们感到奇怪,国宾馆里的浴缸都是按大号订做的,身高不过1.68米的赫鲁晓夫怎么会嫌小呢?也许,这时他已经对中国各方面都看不顺眼,是乱挑毛病。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更使他的名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印象深到。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红卫兵把刘少奇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记忆也慢慢淡化了,历史老人也把许多的真相告诉了人们。赫鲁晓夫毕竟是赫鲁晓夫,毕竟是一个大国的一号领导人。

无论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他们都已经作古。我们今天再来写他们似乎可以更接近真实,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代表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各自有着不同的个性,这就注定了他们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但他们的冲突,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同的个性,还有许多个性以外的东西左右着他们……

在20世纪50年代,有那么一阵子,赫鲁晓夫的形象曾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和杂志上。那时候,苏联和我们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他代表老大哥。

赫鲁晓夫给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是个坏人——他的名字是和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连在一起的。再加上他有一个光光的脑袋,那时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赫秃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赫鲁晓夫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对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人都知道1893年12月26日,在湖南的韶山,降生了一位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的毛泽东。

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小1岁,出生在1894年。

他的出身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赫鲁晓夫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他信仰共产主义比毛泽东要早,1918年,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此人很有个性,说话有些粗鲁,办事也不思前想后,说干就干。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时甚至做出一些有失身份的事情。在他的身上,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

按照“台阶论”的说法,他倒是一级一级干上来的,不是“坐火箭”上来的。对此赫鲁晓夫本人也引以为豪,经常和别人说他当州委书记时如何如何。

在斯大林时期,他就是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他对斯大林的吹捧也是事实,我们当年在批判他时的那些话虽有点过头,但大致还是那么回事。

斯大林的去世,给他提供了一个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机会。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不到10天,?力就被赫鲁晓夫夺去。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我们不能不说赫鲁晓夫还是有些手腕的。

同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正式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后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这当然是后话。

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主要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但这些活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

这是他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商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事情。

从当年的报刊杂志上,我们看到了这次会谈的成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

2、《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3、关于“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决定。

4、关于将1950年、1951年创办的4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4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这四个公司分别是在新疆境内开采有色及稀有和贵重金属的公司,在新疆境内开采和提炼石油的公司,在大连建造和修理轮船的公司和民航公司。这些公司中的苏方股份由中方用出口货物在数年内还清。

5、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6、中苏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7、中苏蒙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8、苏联为中国提供5.2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

9、帮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的141项企业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应该说,苏联政府代表团这次访华,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定实际利益的。

在中苏举行的双边会谈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不少直接对话,据有些当事人的回忆,他们的对话也颇有意思。

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

毛泽东说:“十根指头被切去了两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毕竟不如以前了,大大削弱了,甚至减去了一半力量。总之,形势是好了,对我们是有利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自然,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现在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应充分利用它,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这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有20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了。过二三十年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但究竟是经过一场大战来结束战争,还是由于人民力量、和平力量强大,从此战争打不起来,这还要看看。”

他们的看法自然有些差异。

赫鲁晓夫主动问毛泽东:“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的回答很有点艺术性,他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双方的专家天天都在接触和交谈。他们相互协作,交换意见,协商解决问题,事情能办通。”

说到此处,毛泽东又停顿了一下,说:“我们对太阳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这太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翻译把这话全部翻译出来后,他呆了好一会儿才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

看看毛泽东不以为然的神色,他又解释说:“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毛泽东同志,你不知道哇,那个东西费钱又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后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不说话,中国方面其他人也不说话。

赫鲁晓夫又说:“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电全部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但你们如果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反?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泽东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听说,中国人民在解放以后,生活上有了保障,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我经常想,你们这么多人口,如果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伸手向国家要,我看很难应付得了。然而不管怎样,这的确是国家应该解决好的首要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摆在首要位置加以妥善解决,那日子过不好的,甚至是过不下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很好么!”

听毛泽东这样说,赫鲁晓夫很高兴,他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举得很高很高,说:“好!好!”

毛泽东很坦率地对赫鲁晓夫说:“你第一次到中国来,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去走。特别是到我们的南方,那里是另一种情景。”

赫鲁晓夫更加高兴了,他说:“你们这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哪里都想去,但这次只到沿海的南方北方走走。”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拿起了一块腊肉,正往口里填,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到哪里都可以,就像在你自己的家里一样。我这个人喜欢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去活动,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也不给作什么特殊安排,随你的便。”

赫鲁晓夫胃口大开,不少腊肉、火腿进了他的肚子。

赫鲁晓夫这次来华,先在北京的街头看了古城的风貌,又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黄浦江边漫步;然后他又在杭州西湖品尝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到广州吃了中国的另一菜系粤菜。

途经长江时,他也领略了中国第一江“江涛拍岸”的情景;到旅顺时,也看到了与黑海不同的中国内海。

这是中苏关系最高潮的日子。
来源:百味论坛

人类源自非洲是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但法国《费加罗报》科技专栏近日撰文指出,随着一批国际古生物学家的最近研究发现,人与猿共同的祖先来自亚洲而不是非洲,人类祖先来自非洲的古生物学传统理论遭到致命打击。
  
日前,一个由多国古生物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考察小组,经过对缅甸发现的一个距今3700万年的灵长类动物化石的分析,证实了他们12年前提出的假设:人类的祖先来自亚洲。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两名法国古生物学家,一位是蒙彼利埃大学科学演化研究所的马里沃,另一位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让雅尔。科学家把这一类人猿化石命名为邦塘巴黑尼亚猿。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家在缅甸中部发现的这一化石既不是露西那样的非洲南方古猿,也非第一批在非洲热带稀树草原奔跑的原始人种,而是更原始的一种,它出现在两大灵长动物刚刚分化的阶段。一类是包括猿猴与原始人科动物的类人猿;另外一类则由灵长类哺乳动物组成,马达加斯加的狐猴是它们现在的代表之一。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第一批类人猿源自非洲的理论得到公认。当时,美国古人类学家西蒙在埃及发现了距今3100万年到3700万年的类人猿化石,从而判断这是人类与古猿最古老的祖先。

上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古生物学家发现了中华曙猿,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后来有人曾提出过人类起源在中国的论断。但同时有不少人认为,中华曙猿的出现只是孤证,又是低等灵长类,因此高级灵长类不可能由中华曙猿进化而来。1996年,中国科学家又发现了距今4000万年的世纪曙猿。

1997年,一批法国古生物学家在缅甸发现了邦塘巴黑尼亚猿化石。根据这一发现,他们提出了人类祖先可能源自亚洲的假设。它的年代与世纪曙猿相当,但晚于中华曙猿。

2000年,中美科学家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披露了近年来发现的中华曙猿和世纪曙猿化石的情况,认为这些化石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猕猴类、猿类以及人类的共同祖先演化的早期状态,时间距今大约4500万年。这一发现几乎给人类祖先来自非洲的古生物学传统理论以致命打击。人们甚至怀疑,最初一批类人猿可能是在距今4000万年左右从亚洲移居到非洲大陆,而不是相反的路线。

2008年11月,法国与多国古生物学家联合考察小组在缅甸蒲甘地区找到了保存完好的邦塘巴黑尼亚猿的下颌骨,磨损的长牙证明这个小小的灵长类动物体重3公斤,但能够咬碎坚硬的热带水果的外壳,吸吮果汁和水果中的营养。它的形状奇特,这是为了适应捕食而演化的结果,古生物学家还从未在这一类型的灵长类动物中发现过这样的形状。但它却具备南美洲一种叫做琦的猴子的特点,而这种猴子也属于类人猿的大家庭。

科学家们由此断定,缅甸发现的邦塘巴黑尼亚猿化石确属类人猿,从而证明了历史上第一批类人猿来自亚洲。该科研小组同时指出,在没有发现进一步的古生物证据之前,高级灵长类起源于亚洲而不是非洲的可能性不可否认。
来源:山东商报


“这是……1960年8月12日特赦后的溥仪到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平安北京”说。卡片显示的一些信息颇有意思。比如,“现有文化程度”一栏显示为“初中”,“职业和服务处所”一栏显示“北京植物园 下放劳动”,“婚姻状况”一栏为“离婚”。

堂堂末代皇帝竟然只是初中学历?网友“吕峥1986”说 :“文化程度初中,真可怜。把溥仪老师的名单列出来吓死你们:庄士敦、陆润庠、陈宝琛、罗振玉、王国维,不是状元就是翰林,不是国学大师就是书法家,还有国际友人。”网友“马宁_aawolf ”则表示:“如果按照现在的规定,溥仪同学创办的公司没法申请高新技术企业,也没办法办理双高退税,原因是他不是大本以上学历……”

溥仪的初中学历从何而来?记者搜索发现,这张卡片实为溥仪的第二张人口卡。第一张人口卡办理于1959年。当年,结束10年监狱生活的溥仪,在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厂桥派出所办理了户口。据经办民警回忆,“学历”一栏当时填写的是“私塾”。由于紧张,民警甚至将“塾”字错写成“书”。至于1960年的人口卡上学历为何变成了“初中”,现有资料无法给予说明。

至于职业,1959年办理人口卡时,刚被释放的溥仪填写的是“无业”。后来,他一度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北京植物园工作。1960年的人口卡上“职业和服务处所”一栏显示的“北京植物园 下放劳动”的信息,当是由此而来。

“婚姻状况”一栏显示的信息由来则较为简单。《北京日报》曾报道,在被问到婚姻状况时,溥仪表示“我的妻子死的死了,离的离了”。“最后一个呢?”民警问。“最后一个是离婚。”于是,民警便在婚姻栏内填上了“离婚”二字。

记者查询到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收藏的一张离婚判决书显示,1957年4月1日,原抚顺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收到李玉琴(溥仪册封的“贵人”)递上的民事诉状,28岁的李玉琴请求法院准许她与51岁的溥仪“脱离夫妻关系”。1957年5月2日,该院“准许原告李玉琴与被告溥仪离婚”。而李玉琴正是溥仪在办理人口卡之前的最后一位妻子。
来源:凤凰网历史

1940年8月20日20时,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一声令下,一颗颗红色攻击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刹那间,在华北5000里交通线上,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全线出击,扑向日军控制的车站和据点,枪声、爆炸声响彻华北,威震中外的“百团大战”打响了。

从8月20日到12月5日,百团大战进行了百余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对全国抗战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中,发生在10月底的关家垴战斗,是整个百团大战中最惨烈、最有争议的一场恶战。

此战,八路军以四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攻日军一个大队500余名日军。双方激战两昼夜,八路军伤亡600余人(一说2000人),日军冈崎大队死伤400多人(日军称冈崎大队仅阵亡61人)。多年以后,因百团大战而遭到批评的彭德怀还为这一役的损失而深感不安。

冈崎大队误闯黄崖洞

10月6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多田骏司令官给第1军下达作战任务,合围山西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第129师。冈崎大队参加这次作战,大队长为冈崎谦受步兵中佐,共有官兵544名,辎重运输人员400余人。

冈崎大队10月11日沿山西省沁县—西营—王家峪路线东进,他们试图寻找八路军总部,施行“斩首”行动。25日,冈崎率500多人,继续向东,沿桐裕河谷进入了黄崖洞。

黄崖洞地处太行山脊山西黎城县的深谷中,四面险峰环抱,唯一的出口是南面绝壁中裂开的一道裂缝,俗称“翁圪廊”,仅容人出入,八路军总部的水腰子兵工厂就设在此处。1939年,朱德、彭德怀、左权考察过这里的地形后,一致决定将总部的军械所迁到这里。到1940年军械所已具备月产400余支步枪和大量子弹的生产能力,被视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当时,冈崎大队并不知道黄崖洞有八路军的兵工厂。据战后生还的冈崎大队老兵才田升回忆,他们不熟悉当地地形,加上粮弹匮乏且补给困难,走了许多冤枉路,直到10月28日才开始从左会反转。在回忆中,才田升没有提到发现八路军兵工厂的事。

彭德怀视兵工厂如八路军的生命线,10月25日,刚从砖壁村转移到黎城县不久的彭德怀听说日军已经进入黄崖洞,勃然大怒。

“哪个部队守的翁圪廊?”彭德怀吼道。“特务团二营四连”,左权回答。

“连长哪里去了?为什么让冈崎进来了?”彭德怀十分气恼。左权气愤地说:“他们没打就撤了!”

彭德怀大声叫道:“枪毙!枪毙!擅离职守,将连长枪毙!”

彭德怀下令:消灭冈崎大队

彭德怀立即命令129师386旅的772团和16团赶往黄崖洞。

10月28日,冈崎大队在386旅一部打击下,招架不住,准备取道武乡县再回沁县,在蟠龙关家垴附近驻扎下来。

彭德怀决心消灭冈崎大队。

10月29日下午,彭德怀从黎城指挥所火速赶到蟠龙镇石门村,亲自坐镇指挥。

当晚,彭德怀举行战前会议,正式下达八路军总部的作战命令: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129师386旅、新编第10旅各一部;陈赓指挥385旅一部和决死第1纵队25、38团各一部;彭德怀亲自指挥总部炮兵团山炮连,于10月30日凌晨4时对冈崎大队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冈崎谦受出于职业军人的敏感和军事素养,率部连夜占据了关家垴。

关家垴地处山西武乡县蟠龙镇砖壁村正北13里处,往南是黎城县,西南是王家峪,西边是武乡县,西北是榆社县,北边是辽县。北距省城太原300余里。这一带崇山峻岭,沟壑纵横,是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

关家垴是群岭环抱中的一个高高的山岗,山顶是一块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平地。其北面是断崖陡壁,东西两侧坡度较陡,仅有南坡较平缓,方便出入。从军事地形上看,关家垴可谓易守难攻之地。南坡上住着50余户关姓人家,沿山壁修建了一孔连一孔的窑洞。南坡的对面是一个比关家垴更高的山岗,叫柳树垴,与关家垴互为掎角,从柳树垴上可以利用火力控制关家垴的通路。

冈崎大队占据关家垴后,马上构筑工事。另外,派出一个中队占领柳树垴。他们不仅挖了坑道,还拆下当地人家的门窗架在上面,筑成隐蔽所。在山顶平地上,还设置了机枪阵地。这样,日军就在关家垴和柳树垴部署了一个严密的防御阵地。

夜袭关家垴,特务团遇挫

10月29日23时左右,左权得知冈崎大队已占据关家垴和柳树垴,他看了看表,离总攻时间还有5个小时。经再三考虑,左权决定让总部特务团提前发起攻击。凌晨3时前,特务团各营到达预定位置。

第二营静悄悄地摸到了关家垴山顶。随着寒光一闪,两个日军哨兵被干掉。接着,战士们使劲甩出手榴弹,沉闷的黑夜顿时被隆隆的爆炸声打破。

欧致富团长立即发令,埋伏在山下的特务团各部迅速向目标冲击。一开始战斗进展相当顺利,特务团很快靠近了关家垴上的一排窑洞。就在准备发起进攻时,左侧的一间窑洞突然响起猛烈的机枪声,把特务团压了回去。警卫连连长唐万成端起一挺机枪,率领一个班从斜坡上猛压下去,拼死冲到窑洞前,迅即甩出一批手榴弹,窑洞里顿时黄烟滚滚。紧接着,窑洞里冲出20多个日本兵。唐万成端起机枪一阵猛扫,一下子躺倒10余个。他刚要往前冲时,窑洞里的机枪又响了起来。唐万成的一只手臂被击中,机枪跌落在地。冲在前边的排长南海斌赶紧跳过去,将滚落到窑洞前的机枪抢了回来,随即向窑洞射击,压制住日军火力,众人才脱险。

原来,冈崎大队已将整排窑洞贯通,每个窑洞都筑有机枪阵地,既可独立作战,又可与其他窑洞互相掩护、互相支援,形成交叉火力网。在机枪阵地前面还挖了防弹壕,如果手榴弹没有扔到位,将滚入防弹壕里,难以造成威胁。窑洞外也挖了工事,构成了里外相连、窑窑相通的循环作战系统。

特务团不明就里,在与日军争夺窑洞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欧致富一看情况不妙,立即命令各营暂停攻击,就地隐蔽,等大部队发起攻击后,再里应外合。

发动强攻,八路军付出重大牺牲

10月30日凌晨4时,总部指挥所发出总攻信号。参战部队向关家垴和柳树垴同时发起攻击。

决死第1纵队38团奉命攻打柳树垴。接到攻击信号,铆足劲的战士们迅速向柳树垴冲去。双方在柳树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决死队在天亮时占领了柳树垴。决死队没有料到,一个中队的日军居然乘38团与25团调整部署时,利用夜色作掩护,又悄悄地接近了柳树垴阵地。决死队是一支新部队,战场经验不足,就在他们麻痹大意时,遭到该中队日军的突然反击,柳树垴阵地又被日军夺走。

战场形势的变化,出乎彭德怀、左权所料。彭、左迅即命令陈赓反攻。于是,八路军在进攻关家垴的同时,不得不抽出三个营的兵力再攻柳树垴。连续攻击了四次,甚至有两次攻上了山头,最终却未能夺回失去的柳树垴主阵地。

进攻关家垴同样艰难。386旅772团在东北方向的攻击,由于攻击地形十分不利,能接近日军阵地的只有一条约1尺宽的小路,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攻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反复与日军短兵相接,伤亡极大。战至中午,772团1营原本70多人的1连只剩下3人;50多人的3连只剩下指导员和2名伤员;近70人的4连只剩下10余人。午后,1营剩下的人员在营长蒲大义的带领下仍继续配合兄弟部队向日军攻击。14时,当1营被兄弟部队换下来时,只剩下6个人。

385旅769团从西北方向攻击关家垴。这一面,是一个约20米高的陡崖,快到崖顶的地方,有一个略凸出来的壕坎,上面又是一条30多米长的斜坡,一直通到关家垴山顶日军的前沿阵地。攻击前,769团突击部队曾借助攀登工具和陡崖上的野藤爬到壕坎处,但被发觉,日军随即用火力封锁了斜坡。受地形所限,769团突击部队既无法发起冲锋,又无法压制日军火力,反被日军压制在壕坎处无法行动,他们的后续部队也困在后面无法投入战斗。

上午9时左右,关家垴飞来了几架日军飞机,进行狂轰滥炸。关家垴地方狭小,八路军投入进攻的兵力密集而无处躲藏。轰炸造成很大伤亡,不得不暂停进攻。

对关家垴的争夺进行了5个小时,八路军攻占了附近的数处高地,但仍拿不下主阵地。

彭德怀火气冲天,态度强硬

部队进攻受阻,且伤亡严重,令陈赓坐立不安,他对继续攻打关家垴是否必要产生犹豫。

陈赓拿起电话对彭德怀说:“此处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是否可以把冈崎大队放下山来,另选有利地形打他的伏击?”

“不行,一旦放走日军,就很难再打着他了,必须在此将其消灭!”彭德怀态度坚决。

“这样打下去,代价太大了!”陈赓想继续说服彭德怀。

彭德怀答道:“就是拼光了,也要拿下关家垴!”

“这样打法,我不赞成!”陈赓有些急了。

“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命令必须执行!”彭德怀随即放下了电话。陈赓无奈只得服从命令。

彭德怀和左权的指挥所就设在离关家垴千余米外的一孔破窑洞中。彭德怀放下电话,走出窑洞,举起望远镜观察阵地。他见战士们不顾性命往上冲,然后纷纷倒下,心中焦急。他为牺牲的士兵感到痛心,更对战斗的胶着状态深感不安。彭德怀没想到这块骨头竟这么难啃!

刘伯承看到各攻击部队损失较大,非常痛心。他从前沿阵地给彭德怀打电话建议部队暂时撤围,另寻战机。彭德怀对刘伯承说:“冈崎大队所剩人马已不多,我们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应该一鼓作气坚决消灭!”

刘伯承回道:“我的彭老总,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呀!”

彭德怀耐着性子说道:“我的老兄,敌人援兵正在逼近,一旦放虎下山,立刻就会得到援兵的接应。”

“那就以后再收拾他!关家垴的地形对我不利,我军伤亡太大了!”刘伯承回道。

但彭德怀仍坚持打下去。

最后,刘伯承生气了,对彭德怀大声说道:“你这是赌气,蛮干!这一仗,我不同意再打!”

彭德怀也按捺不住直往上蹿的犟脾气:“拿不下关家垴,就撤销第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

在769团指挥所,刘伯承无奈地再次拿起望远镜观察前面的攻击地形。忽然,连接关家垴陡崖崖顶与壕坎之间的斜坡上隐隐露出的黄土吸引了他的目光。

刘伯承问道:“壕坎上面的斜坡是土质的吗?”

769团团长郑国仲回答:“是黄土坎。”

他计上心来:“挖暗道,通上去!”

郑国仲一听,大喜。于是,他一面组织火力佯攻,吸引日军的注意力,一面组织人员从壕坎下面挖掘通往关家垴山顶的暗道。

10月30日16时,第二次攻击开始。此时,769团已成功地挖通了通往关家垴山顶的暗道。发起攻击后,769团再次对日军进行猛攻,其中一部经暗道向关家垴山顶爬去,另一部隐蔽在壕坎下面。同时派突击队攀上陡崖。

关家垴山顶的日军以为八路军还从斜坡往上攻,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斜坡,没想到八路军突然从他们屁股后面冒出。一阵手榴弹响过之后,关家垴山顶阵地上的日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隐蔽在壕坎下的突击队趁势迅速冲上去,双方随即在关家垴山顶展开激战。769团的后续部队也不断攻上垴顶,加入战斗,最终控制了制高点。

同时,772团和决死第1纵队25团、16团等部也先后攻上关家垴。经过激烈的肉搏,日军一部被歼,其余则退到了半山腰的窑洞中,拼死抵抗,火力仍然很猛。

八路军向关家垴连续发动了18次进攻,终于攻占了日军的第一道防线。然而,由于八路军缺少重型武器,围歼日军余部的战斗进展缓慢。直至深夜,日军仍顽强地据守在窑洞中。

经过10月30日一天的激战,八路军虽有斩获,但冈崎大队仍控制着两处主要阵地。

悲壮的胜利

从武乡县、辽县出动的2500多人的日军增援部队正在向关家垴挺进,黎城等地的数千名日军机动部队也在向关家垴靠拢。385旅和新编第10旅已与增援的日军交上了火。陈赓又派出一个团前去支援。

关家垴之战,已打成了一场八路军4个旅(决死队1个旅含2个团)与4000多日军的大会战。

八路军腹背受敌,但彭德怀还是决意拿下关家垴。

刘伯承、陈赓见彭德怀如此坚决,只得组织部队继续攻打,力争在日军增援部队到来前解决冈崎大队。

10月31日16时,第三次总攻开始。

彭德怀一声令下,总部炮兵阵地的迫击炮连续不断地向日军占据的主阵地轰击。总部特务连和772团第一连组成的突击队在前面开路,大部队紧跟而上。

八路军打得很英勇,日军抵抗也同样顽强。又是整整一个晚上,八路军始终没能完全占领阵地。

11月1日,日军增援部队,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逼近关家垴。

再不撤,眼看将要被日军包了饺子。彭德怀终于下令撤出战斗。冈崎大队的余部突围了,日军对关家垴周围地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数天之内屠杀群众6000余人。

关家垴战斗,交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几天后,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陈赓等人一齐登上关家垴,仔细察看了日军构筑的临时工事、暗堡掩体、火力配置。刘伯承指示随行的参谋人员将敌人的阵地一一绘制成图。当刘伯承看到日军挖的众多“猫耳洞”,人躲藏在里面非常安全,很受启发。他说:别小看这小小的招式,非常实用,凭我们现有的武器还真难对付。

彭德怀挨批,心感不安

关家垴战斗持续了两昼夜,但有关这次战斗的批评和争议却持续了几十年。

中国共产党对外一直对百团大战完全肯定,但内部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却随时间的变迁有一些变化。

百团大战刚结束时,中共中央对此十分肯定。随着1941、1942年日军大“扫荡”导致八路军极端困难后,对百团大战的批评声音渐高。毛泽东在肯定百团大战功绩的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特别对百团大战的宣传很不满意。聂荣臻回忆:毛主席批评说,这样宣传,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军对我们力量的重新估计,使敌人集中力量搞我们。同时,使得蒋介石增加了对我们的警惕。你宣传100个团参战,蒋介石很惊慌。

延安整风中一些同志批评百团大战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曾解释说,百团大战“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问题)。”毛泽东所说“战术”是指他一贯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而关家垴战斗则是一场阵地攻坚战。此外,毛泽东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的战场专断也有看法。

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百团大战使本区军事力量过于暴露,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

1945年刘伯承在中共“七大”发言:百团大战不打不行,但是打,也不是使用百团大战的打法,更不是运动战,尤其是阵地战这样的打法,而是要用全面游击战争的打法。

彭德怀对“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的关家垴之战也深感不安。在《彭德怀自述》中,他将关家垴战斗视为自己戎马一生的四大败仗之一,其他三次是红军时期赣州战役,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府陇东战役和朝鲜战争的第五次战役。彭德怀试图歼灭日军的一、二个大队,使敌人不敢轻易来犯,进而顺利扩张百团大战的战果,但没想到损兵折将后竟啃不下冈崎大队这块硬骨头,真是如鲠在喉啊!犟脾气一上来,头脑越发不冷静,连刘伯承、陈赓的意见也不听,他下不来台了。

然而,关家垴之战毕竟也给予了日军巨大的震撼。
来源:新华历史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望这90年,值得总结、回忆、探讨和深思的事情,可谓数不胜数,但有一个话题,长期以来海内外政界和学术界聚论不已,这就是:当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近年来,笔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史料过程中发现,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人谈得具体、生动、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特点。

张学良虽然说自己的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但他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历史证明,一个信仰坚定的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标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统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从此不再分开,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断地被影响、吸纳,从而使这个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张学良在分析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他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军官吶。兵都是招来、募来的。那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等于义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自保,他投靠谁,也不是对谁倾心……换句话,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三是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他(蒋介石),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如果换成我们,还不早就把兵都带没了?”

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哪,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短,但他和日本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加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不论,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战争,就感到伤心:“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房子都被烧了。”

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张学良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个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把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呀,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儿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所以你没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北方的土话说:抖起来是你好运气,倒霉是你自己找的。”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张学良通过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看清了国民党中央高官们的真实面目: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尽在那儿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那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警察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吓得……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要紧的时候人都没了”,“一遇危险,聋子放炮仗——散了”,连中央委员的证件都不敢要了。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战争年代,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国民党是怎么丧失军心的?张学良以自己为例,他说:“当年我开始时,我现在可以说,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

第一,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完全是一种推诿。因为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说那时候中央的事情,后来我发现的,我非常难过。我打仗损失了两个师,政府啊,不容许我们杂牌军队招兵,因为军队太多了嘛,他用这种只减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张学良说:“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可以说,但我不希望记录下来,他就是借刀杀人嘛。”“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只会失败。”

第三,张学良发现不仅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中央不是我说,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败于党员信仰的缺失,也败于民心和军心的丧失,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蒋介石的独裁。

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王新衡对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听他话的,让他高兴的人。”张学良对奴才的理解与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说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

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张学良说蒋介石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和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他和我的出发点不同,从个人出发点说,先说我啦,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即使共产党跟我们争,他还是中国人。他(蒋)认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产党是他真正的敌人。……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这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周恩来有一段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呀,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我们对他不是十分赞成,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他说,蒋先生如果不‘剿共’,领导全国抗日,还得是他”。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张学良的意思是说,蒋介石没有大局观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来源:环球网论坛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博士在研究过150个濒死体验者(经历过“临床死亡”后复生的人)的案例之后,试图为人们揭开死亡真相。

尽管濒死体验发生的情境,以及亲历该种体验的个人性格都有着巨大的差别,但需要肯定的是,在这些人“濒死体验”的陈述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我把它们大体归纳为14条,他们是按照感受出现的先后次序排列的。


1、听到自己的死讯

他们亲耳听到医生或是在场的其他人明确宣告自己的死亡。他会感觉到生理的衰竭到达极限。


2、从未体验过的舒服

“濒死体验”的初期有一种平和安详、令人愉悦的感受。首先会感到疼痛,但是这种疼痛感一闪而过,随后会发觉自己悬浮在一个黑暗的维度中。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最舒服的感觉将他包围。


3、听到奇怪的声音

在“濒死”或者“死亡”的时候,有奇怪的声音飘然而至。一位年轻女子说,她听到一种类似乐曲的调子,那是一种美妙的曲调。


4、被拉入黑暗的空间

有人反映他们感到被突然拉入一个黑暗的空间。你会开始有所知觉,那就像一个没有空气的圆柱体,感觉上是一个过渡地带,一边是现世,一边是异域。


5、自己看着自己的躯壳

发现自己站在了体外的某一处观察自己的躯壳。一个落水的男人回忆说,他自己脱离了身体,独自处在一个空间中,仿佛自己是一片羽毛。


6、你的话别人听不到

他们竭力想告诉他人自身所处的困境,但没有人听到他们的话。有一名女子说,我试着跟他们说话,但是没人能听到。


7、感官从未如此灵敏

视觉、听觉比之前更加灵敏。一个男子说,他从未看得如此清楚过,视力水平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增强。


8、孤独无助 无法交流

在这之后,会出现强烈的孤立感和孤独感。一位男子说,他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和别人交流,所以,“我感到非常孤单”。


9、周围有他“人”陪伴

这时,周围出现了别的“人”。这个“人”,要么是来协助他们安然过渡到亡者之国,要么是来告诉他们丧钟尚未敲响,得先回去再待一段时间。


10、最后的时刻出现亮光

在“濒死体验”最后的时刻,会出现亮光。这道光具有某种“人性”,非常明确的“人性”。
来源:奇闻奇事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生老病死谁都无法避免,特别是衰老,常常会让人们感到十分恐惧。皮肤是人类衰老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人生长的一生中,皮肤会从婴儿时期的细腻,到青年时期的紧致,最终到老年时期的褶皱和松懈,这个过程常常让很多爱美人士的内心都感到巨大的失落与无奈。而近日,哈佛医学院的科学家就公布了他们发明的一种能使人“返老还童”的神奇药剂,“长生不老”或许在未来的某天不再是梦。

每个人的细胞中都包含有染色体,它们相当于决定细胞特征及功能的重要蓝图。由于染色体在人体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它们也受到特殊的照顾,有着固定的“居住场所”即DNA。这些染色体之所以功能强大,也是因为每条染色体的末端都包含有92个染色体终端,它们负责帮助人类来“维护”染色体中DNA的质量。每次人类体内细胞在经历过分离和再生的阶段时,染色体终端就会变短一些,直到染色体终端达到最短状态,细胞也就会随之死亡。一旦细胞死亡,该细胞所组成的器官就会不断恶化,最终就会造成器官功能的衰退,从而加速人类的老化。

对此,哈佛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他们首先在一种名为黄芪的中草药中发现了一种珍贵的混合物,在将该混合物进行提炼后就得到了名为“TA-65”的神奇营养补充剂。之所以称它神奇,是因为它可以激活一种名为“瑞粒酶”的酶,而这种酶能够对染色体终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因此也就会间接保护细胞。在去年,该研究小组曾在老鼠身上进行了“TA-65”的一次试验,通过在老鼠体内注射“TA-65”后发现,老鼠的染色体终端不仅延长了,而且免疫系统也有了恢复,甚至连骨骼的密度都提高了。这就意味着若人类注射了这种“TA-65”营养补充剂,就会延长染色体终端,重新“复活”细胞的功能和特征,皮肤可以从松弛褶皱,自然恢复到年轻时的紧致美丽。

“TA-65”为人类带来的不仅是美丽,更是健康。据一份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报告表示,人类老化的速度与平时的生活方式和遗传基因有着很大关系,那些有着稍短染色体终端的人们患得心脏病的风险是带有长染色特终端人群的三倍。而“TA-65”的存在将会让人类的每颗细胞都活跃起来。
来源:奇闻奇事


这种用蜘蛛丝和山羊乳做成的皮肤可以抵御子弹。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17日的消息,荷兰科学家日前用蜘蛛丝和山羊乳研制出一种全新的人造皮肤,它已初步具备了抵挡子弹的神奇能力!

荷兰科学家贾莉拉·艾萨蒂跟该国基因组学联合会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了这个名叫“2.6克、秒速329米”的项目,2.6克和秒速329米分别指的是一颗0.22口径来福枪子弹的重量和速度。

科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经过基因改造的山羊所产出的乳汁含有跟蜘蛛丝相同的蛋白质,将两者混合后经过一定工序,可以将蛋白质分离出来,进而编制成一种材料,其硬度相当于钢铁的10倍。这种材料可以在5周时间里进一步跟人体皮肤融合,生出一层能够刀枪不入的“防弹皮肤”。

艾萨蒂表示,蛛丝在很久以前就被用于战争,曾有传言称成吉思汗曾在一次战役中命令骑兵穿戴蛛丝马甲以防御弓箭。“这或许听起来更像是科幻小说。但是我们通过实践发现了这样的方法,将蜘蛛丝防弹衣同人工培植的皮肤融合在一起,真的可以抵御子弹。”

虽然目前的测试效果并非特别完美,但科研人员有信心研制出能真正抵抗子弹射击的材料。人类之前已经发明出防弹背心,“防弹皮肤”的问世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让刀枪不入的神话成为现实。
来源:奇闻异事

元代社会处于蒙古统治者的严厉而高压的统治之下,《功过格》苛刻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生活。可是,皇帝却不受《功过格》的约束,也不受任何法律条款的制约。

御医忽思慧写了一部《饮膳正要》,进呈皇宫,献给皇帝。他提出了房中养生的观点,告诫快乐中的男人女人,不要在眼睛充血时行房,也不要在寒风、凉气之中行房,更不要在洒醉之时行房。他郑重地说:避色如避箭,避风如避雠。

崇尚性力的大乘教金刚乘,从印度传入中国,在元代宫廷之中极为流行。皇帝信奉金刚乘,后妃们也坚信不疑,一时之间,讲究男女双修的房中术,在宫廷之中盛行,并在京都蔚然成风。

元世祖忽必烈一身豪气,身边女人无数。他喜欢汉人修身的房中养生,也喜欢金刚乘讲究的双修。许多身怀绝技的房中术士,特别是密教术士出入宫廷,受到元世祖的特别宠遇。精通密教法术的八思巴大师,按照密教嘿金刚仪式,封忽必烈为世界君主。

在元代的宫廷之中,有许多画像、塑像,都是男女双修图,图形是尊神与称为明妃的女子合欢,藏语称为雅雍。这种男神与女性配偶合欢的造型,称为双修,就是通过与女性配偶的性交来超度自己,从而达到一种修炼的最高境界。

元世祖以北京为大都。当时,北京镇国寺中,建造了一座十分雄伟的佛母殿。大殿之中,雕塑了许多高大威猛的喇嘛神像,这些神像,造型都是与一位美丽的女性配偶相拥。

双修神像展示的仅仅是男女交合的场面,男女的神情虽然紧张,但还看得过去。可是,在一些书籍之中,有关双修的描述则近乎恐怖,是一种疯狂的淫乐修为,也是一种让女人献祭、成为祭坛上的牺牲品的血淋淋的修炼功夫。

《元史》记载了元代皇帝修炼的双修秘法,称为演揲儿:荐西蕃僧伽真于帝。

其僧善秘密法,谓帝曰: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见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秘密大喜乐禅定!

帝习之。其法,亦名双修法,曰演揲儿,曰秘密,皆房中术也。

帝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以西番僧为大元国师。

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

于是,帝日从事于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

八郎可能是皇帝宠爱的近侍,是与皇帝一起双修的狎戏之徒。十六是一组女神,代表十六个精修密教的美丽女魔。

陶宗仪在《元氏掖庭记》中说:十六位跳舞的女子,头发梳成长辫,长辫披散下来,头戴象牙冠,身穿大红袍,红袍上缀满了闪烁着金光的流苏。她们一边漫舞,一边手持酒杯,酒杯是人头骨制作的,非常精致,用这种头骨酒杯喝酒,充满了刺激和野性。

元宫的这套男女双修法,一直流传着,进入明宫,成为明帝乐此不疲之秘法。
来源:奇闻异事

在公元1世纪,似乎《素女经》之类的性学书籍已有带插图的版本了。如《素女经》内的“九势篇”和《洞玄子》内的“三十法”,都可能有一些图画的附录说明。从《同声歌》可以看到,在汉时有可能以春宫画给新娘做嫁妆,以指导夫妻性生活,这被称为“女儿图”、“枕边书”或“嫁妆画”,这在后世的民间也有流传。

从唐代到宋代,出现了少数画过春宫画的著名画家,他们的有些春宫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些历史事实。无名氏所画的《熙陵幸小周后图》即为一例。多才多艺的南唐后主李煜曾和妻妹幽欢,他写下的著名的《菩萨蛮》词就记述了幽欢时的情景。在他的妻子大周后死后四年,李后主册封妻妹为小周后,又过了10年(公元974年),南唐亡于宋,李后主和小周后被掳至京师。小周后貌美,被好色的宋太宗赵匡胤看中了,把她宣至后宫,多次强行奸污。这件事被人画了下来,就是《熙陵幸小周后图》,“熙陵”是指宋太宗,因为他死后葬在河南巩县的永熙陵。

可是,历史往往会走向反面,金人灭了北宋,肆意强奸北宋的后妃宗室和民间妇女,后来南宋联合蒙古人灭金时,南宋的军人也施加了性报复,有人还把南宋军人强奸金后的情景描绘下来,题为《尝后图》,意即“尝尝金朝皇后滋味之图”。在佚名作家的《樵书》中,曾提到这幅南宋末年的《尝后图》说:

……又有宋人《尝后图》:一妇人裸跣,为数人抬舁,人皆甲胄带刀,有啮唇与乳及臂股者,至有以口其足者。惟一大将露形近之,更一人掣之不就。又有持足帛履袜相追逐者,计有十九人。上有题云:“南叱惊风,汴城吹动。吹出鲜花红薰薰,泼蝶攒蜂不珍重。弃雪拼香,无处著这面孔,一综儿是清风镇的样子,好将军是极粘罕的孟珙”。

画中露出阳具准备强奸金后的将军是不是孟珙,有人提出质疑,但金被灭后,此情此景想必有之,即使孟珙没有这么做,别的将军也会这么做。无论是金人奸宋室后妃,还是宋人奸金室后妃,都是性暴行,女子都是悲惨的性牺牲品。

自明代下半时期以后,春宫画特别流行,那时这方面的名画家首推唐寅。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学画于周臣,后结交沈周、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等,切磋文艺,历史上记载他是个风流才子,诗、文、画俱佳。他性格不羁,有时用“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由于仕途多舛,就游历名山大川,专门致力绘画,以卖画为生。他长于人物,特别以仕女画见长。他画春宫画,与他的生活情趣有很大关系,也是他风流性格不羁的表现,可能也是对当时官场和社会的虚伪以及封建礼教的讽刺和反抗。有人说,他作春宫画以所眷恋的妓女、情妇为裸体模特儿,所以才画得那么传神,那么惟妙惟肖。

唐寅还画了一套《风流绝畅图》,共有24幅,十分有名,但这套册页早已失传。

和唐寅可相媲美的还有仇英。仇英字实甫,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居苏州。他是工匠出身,后来也从周臣学画,为文徵明所称誉,从而知名于世。他主要以卖画为生,画春宫画也十分有名。他画全身着衣的恋人,也画裸体相交的男女。他从临摹古人名作下手,发愤苦学,兼取各家之长融一炉,从而创出自己精丽秀雅的绘画风格,终于能和唐寅、文徵明、沈周并列,成为明朝的四大画家之一。

人们认为明代后期是中国古代春宫画发展的顶峰,主要是指它的质,在量方面,清代的春宫画似乎较明代为多,也许是因为年代较近而存世的作品较多的缘故。从文献记载来看,清朝的春宫画能手主要有古濂和尚、王式、马相舜、马振、改琦等。

中国古代的春宫画虽然被许多人所喜爱,但总是有私密性,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只能在私下把玩欣赏,所以极少有大幅者。

这些春宫画不仅在内宫、在官僚豪绅之家流行,而且在民间坊肆中也十分流行,这是明代的春宫画和前朝不一样的地方。由于流行广,需求量大,有些出版商又在印刷上下功夫,其技巧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明末尤甚。荷兰汉学家高罗佩认为最好的套色春宫画印于1606年至1624年,使用了五种颜色,这些画代表了套色春宫画的全盛期,它只流行了约20年。1644年清王朝建立后,这种艺术已完全绝迹。总的看来,清代春宫画似乎比明代流行得更广一些,但其画艺都在唐寅、仇英之下,印刷技术也远远地逊色了。

一门艺术或一门科学之所以在某个时期广泛流行和发展,总是因为它有许多功能而符合了某个时代的某种特殊需要。春宫画之所以从宫廷到民间不断地发展和流行,正是因为它有许多它物所难以替代的功能:

一是激发性欲的功能。人们感受性刺激,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感觉器官实现的,其中触觉、视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是娱乐功能。在男女性生活中作为助兴工具,这是和春宫画的性刺激作用密切联系的。

三是教育的功能。即作为性学书籍的插图来昭示人们;或以“嫁妆画”的形式给女儿带到新郎家去,过夫妻性生活时照此去做。

四是辟邪的功能。例如“避火图”,认为春宫画能辟鬼神。
来源:奇闻异事

恐怖大佬拉登被击毙后,有新闻报道说,在他的豪宅中,发现藏有伟哥。拉登年岁已高,却拥有四个妻子。服用伟哥,想必是起壮阳的作用。

当然,即使是盛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家,一般平民,比起古今中外的独裁者─皇帝来说,也可说是小巫见大巫,微不足道了。自古至今,世界各国的君主们,大多都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而皇帝则天天都要消耗精力,以身体健康作为渲淫的资本。长年累月,积劳成疾。纵然每天山珍海味,各种营养滋补,恐怕都难以应付。一旦性功能减弱,势必要在壮阳上大做文章。

那时候,还没有发明伟哥,只能服用起阳的春药,或是吃一些增强血液循环的鹿茸、牛鞭、淫羊霍之类的壮阳食物。然而,频繁的性生活,毕竟会影响“龙体”的健康。所以,历代的帝王们虽然享尽荣华富贵,天天穷奢极欲。然而保养再好,也都很少长寿。这,肯定是与长期纵欲与服用壮阳药物有关。

在中国,儒教从汉代起,一直都很有影响,具有重要的地位。儒教提倡“忠孝”,讲究“血统”与“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让帝脉旺盛,多生“龙子龙孙”。

因此,皇帝的“性福”,总是受到拥戴与鼓励的。另外还有道教,在历史上,道教曾多次大起大落,在各个朝代,都受到一些帝王们的宠爱,深受尊崇。如宋徽宗就喜欢将自己当作道长修行,金朝皇帝则曾将道教全真派的丘处机召到中都讲学。元朝的成吉思汗更是将道教尊为“国教”,全力支持,明朝的历代皇帝,更是痴迷其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因为其教义有着一定的道理,获得当权者的支持与信任。

另一方面,我认为可能与道教擅长炼丹、采阴等“房中术”有关。所谓“炼丹”,便是制作壮阳的“土伟哥”。从金石、汞、硫磺等成分中,经炉火中炼成丹药。这些丹药,大多燥热异常,毒性很大。服用以后,遍身烦躁,欲火烧身。明代的嘉靖皇帝在服用丹药后,经常折磨后宫少女。以致激起宫闱叛变,差点被十几个宫女勒死。

而他的儿子隆庆皇帝则更加荒唐,他在服用丹药后,“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这些热衷于壮阳的皇帝,虽然能够朝夕御女,但最后都不免纵欲而亡。

像元朝的成宗、武宗、仁宗、惠宗,明朝的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等皇帝,几乎都是迷恋后宫妃嫔,不加节制,纵欲亡身,成为风流的“短命鬼”。
来源:奇闻网

南京大屠杀震惊全世界,比南京大屠杀更大的屠杀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劳工!

这段历史基本不被世人了解,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只是只言片语,不时映入人们的眼帘。在日本国内不是发现证据,从最早的花岗暴动到被三菱、三井等日本大财阀控制的矿山、工厂死难的中国劳工不时出现,这只是冰山一角。在日本工厂、矿山中累死、迫害死的中国人究竟有多少?随着原始资料被日本人销毁,时间的久远,幸存者渐渐离去,第一手资料越来越少,像刘连仁那样打赢官司的劳工少之又少。一般日本政府在此问题支支吾吾,法院也不予接受。毕竟在日华工总数只占总数很少一部分,在日华工毕竟存活率也比较高。

真正缺失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攻苏联在边境上修筑大量要塞,筑垒工事的劳工资料。

日军侵占东北以后在沿海拉尔、绥芬河、虎林等地修筑工事,在以虎头要塞、东宁要塞最为著名。从关内抢掳大量劳工战俘来到边境地区,例如虎头要塞:第一批来了两万多劳工,第一个冬天就冻死了8000多人。

第二批来了一万多人,也冻死了几千人,剩下的由于饥饿、工伤和活埋,两批劳工几乎全部死亡从1932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边境要塞、工事、筑垒地区基本完工。在期间,大量劳工、战俘被活活累死、害死、活埋,完工以后,劳工战俘都被秘密杀害,逃出魔窟者少之又少。日本当局把资料全部销毁,没有留下丝毫。据估计,被害人数多达百万以上!甚至达到二百万以上!

至60年代以来,在这些地方陆续发现了大量的万人坑!埋得都很浅,不是就露出白骨,有明显捆绑的印记。有些是被机枪杀死的,更多的是被活埋。不知什么原因,当局并没有宣传而选择保持沉默!谁来为这些冤魂来伸张正义!他们难道就这样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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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后为何自称哀家

哀家一词应该是太后用的,而且是皇帝已死情况下,其皇后也就是后来的皇太后用的,意思是未亡人,哀痛先皇。皇后自称哀家应该是个笑话,否则岂不是诅咒皇帝?那可是死罪。“哀”隐含先帝去世之意,称“哀家”的只能是太后、太妃,电视里的玩意儿不能够当真的。

皇帝称谓的由来

历史上把君主称为“皇帝”,是从秦始皇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称“王”或单称“皇”和“帝”,如周文王、周武王、“三皇”、“五帝”等。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一些国力强大的诸侯国的国君也自称为王,如秦王、楚王、齐王、赵王、燕王等。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灭掉六国,平定天下。赢政自认为这是亘古未

有的功业,甚至连三皇五帝也比不上他,如果不改变“王”的称号,“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让李斯等人研究一下怎么才能改变自己的称号,以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李斯等人商议后报告秦王说,上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可改“王”为“泰皇”。秦王反复考虑,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决定兼采“帝”号,称为“皇帝”,以显示自己的尊贵.

另一种说法

秦灭六国后,秦王政觉得自己的功绩超过三皇五帝,如果不改名号,显不出他的伟大,更不能让后代明白他的豊高德厚,於是他招集了李斯和博士们商议改帝号之事。

丞相王绾禀奏:“三皇五帝的名称,是天下共主,实际上本身所占有的领土,不过方圆千里,而自商周称王后,才真正拥有天下,而且周维持了八百年的朝代,所以臣认为王的称号最好。”

秦王政不悦的说:“我不要商朝七百年或周朝八百年的天下,而是要万世永传的朝代。”

李斯上奏道:“陛下平定天下,如今海内都已成为郡县,法令由中央统一,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的事,所以陛下的功业为三皇五帝所不及。臣认为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最尊贵,臣建议称泰皇。”

秦王政一听,高兴的说:“泰皇仍与以前分别不出来,我看,去「泰」留「皇」,采上古「帝」号,称「皇帝」。我称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直至万世,传之无穷。另追尊庄襄王为太上。”就这样,赢政被称为“秦始皇帝”,通称“秦始皇”

皇帝为何自称“朕”

在秦始皇以前,朕只是一个普通的字,谁都可以用的,并非国君专有。此前国君专有的是孤和寡人,意思是寡德之人,谦称。自秦始皇开始,只有皇帝才可以用朕。孤归了王爷以下的贵族,例如侯爵,孙权致书曹操,“足下不死,孤不得安”,当时他只是吴侯。寡人就没人用了,反正也不需要再谦虚了。

皇帝为何自称“寡人”

寡人,寡德之人。这个词的用法比“孤”复杂些。古代王侯可自谦为寡人,《左传》:“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邹忌讽齐王纳谏》:“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古代士大夫也有自称为“寡人” 的。《世说新语》:“晋王衍诸婿大会,郭家与衍婿裴遐谈,衍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古代诸侯夫人也有自称寡人的,《诗•邶风》: “先君之恩,以勖寡人。”这是卫庄公夫人庄姜自称。唐以后唯皇帝得称寡人。

“陛下”的由来

人们在文艺作品中,经常会看到臣民把皇帝称为“陛下”的情况。为什么把皇帝称为“陛下”呢?“陛下”是封建时代臣民对皇帝的称谓。“陛下”本来是指宫殿的台阶,又特指皇帝座前的台阶。皇帝临朝时,“陛”的两侧要有近臣执兵刃站列,以防不测和显示威风。群臣常常不能直接对皇帝说话,而要由站在“陛下”的侍卫者转达,以示皇权的崇高。“陛下”这一称呼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后来,人们就用“陛下”作为对皇帝的直接称呼,表示自己虽然是在对皇帝说话,但在礼仪上不敢忘记自己本来无此资格。

“太上皇”的由来

秦朝末年,楚汉争霸,汉高祖刘邦最终取得了胜利。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项羽被刘邦十面埋伏,围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突围不成,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的乌江浦)。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后,每天都去参拜自己的老父亲。谁知有一天当他又去参拜父亲刘太公时,却见父亲穿着一件旧袄,手拿扫帚,毕恭毕敬地迎接他。刘邦大吃一惊,急忙上前搀扶父亲,而刘太公却连连后退。刘太公说:“您贵为天子,谁敢不敬?我虽然是您的父亲,也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平头百姓不敬皇帝,是要被杀头的。我也不想为这事坏了天下的法纪。”汉高祖犯了愁,对于怎样才能不失礼度地对待自己的父亲,他一直想不出个好办法。后来,有个大臣说秦始皇曾尊去世的父亲为太上皇,建议封刘太公为“太上皇”。刘邦听了这话大喜过望,马上举行大典,将刘太公扶上太上皇位。皇帝的父亲从此就被称为“太上皇”,这一叫法历代沿袭下来。

鲁智深为何自沉“洒家”?

《辞海》修订本说:“洒”,,音s,,,,是“宋元时关西方言‘洒家’的略语,犹咱”。“宋元时关西一带人自称为‘洒家’。”《辞源》修订本则说:“洒”,,音zá,,与“咱”“喒”同,“洒家”即“咱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陆澹安的影响,陆著《小说词语汇释》说:“关西人自称为‘洒家’。‘洒’即‘咱’之转音。”

古代官服颜色的由来

我国古代官服的颜色从唐朝开始就已经有了区别:三品以上为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为绯袍,佩银龟袋;六品以下为绿袍,佩五鱼袋。如果官吏职务高而品级低,仍按照品级服色。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的字样;州的长官刺史,则不拘品级,都穿绯袍。清代官服原则上都是蓝色,只在庆典时可用绛色;外褂在平时都是红青色,素服时改用黑色。

清朝的官服上绣有各种鸟兽图案,代表了官阶的高低。

文官官服上绣鸟类:一品绣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鸿鹄,八品绣鹌鹑,九品绣练鹊。

武官官服上绣兽类: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品绣彪,七品和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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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三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九都详细记载了宋朝国宴的过程和完整菜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宫廷宴饮的一些情况。

宋朝的宫廷宴会,分好几个级别。根据《宋史》卷一百一十三记载,北宋仁宗天圣(1023—1031)之后,一级大宴在集英殿举行,二级宴会在紫宸殿举行,三级小宴在垂拱殿举行。《梦粱录》和《东京梦华录》记载的都是在集英殿举行的一级大宴。这里就根据这两种文献和《宋史》的记载,简略转述如下:

一级大宴,排场自然很大。宴会之前,“有司预于殿庭设山楼排场,为群仙队仗、六番进贡、九龙五凤之状,司天鸡唱楼于其侧。”张灯结彩,铺设锦绣帷帐,豪华场面不难想见。文武百官、外国来宾都按照级别,分别坐于正殿(殿上)、侧殿(朵殿)、两边走廊,屁股下的坐垫也有严格的级别划分。每个人的座位前陈列着不能吃的食物,叫“看盘”,看盘也有等级的差别,一般人面前陈列的看盘有环饼(相当于今天的馓子)、油饼、枣塔,辽国使节面前还要增加猪、羊、鸡、鹅、兔、连骨肉等看盘。

宴会宣布开始之后,先是斟御酒。斟酒期间,有一系列的表演节目,口技、奏乐、舞蹈,花样挺多。开始饮酒之后,也是每饮一盏酒都要有一番音乐、舞蹈、杂技的表演。参加表演的男女,一律以红巾彩衣装束。宋朝规矩,整个宴会,一般是行酒九盏。

下酒的菜肴,并非一开始就摆出来的,要等到饮第三盏时才开始提供。提供什么下酒菜肴点心,《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有所不同。《东京梦华录》记载,第三盏时的下酒物有:肉(可能是白肉)、咸豉(豆豉之类)、爆肉(不知道是油锅爆炒的肉,还是像今天爆肚那样的水爆肉),还有双下驼峰角子(大概就是两种烹饪法的驼峰形饺子,比如一煮一蒸)。第四盏时上的菜肴点心有:炙子骨头(大约是烧烤脆骨,类似今天肯德基的骨肉相连)、索粉(可能是麻花之类)、白肉、胡饼(烧饼)。第五盏酒时提供的菜肴点心有:群仙炙(或许是荤素各种烤串)、天花饼(可能是一种芝麻烧饼)、太平毕罗(一种馅饼)、干饭(炒饭)、缕丝羹(肉丝汤,类似今天西湖牛肉羹之类)、莲花肉饼。第六盏酒时提供假鼋鱼(可能是做成鼋鱼形状的面食)、蜜浮酥捺[柰]花(可能是今天日本餐“天妇罗”或曰“甜不拉”之类)。第七盏时提供排炊羊(羊排之类)、胡饼(烧饼)、炙金肠(类似今天烤肠,呈金黄之色者)。第八盏酒时提供假沙鱼(可能跟假鼋鱼类似)、独下馒头(可能是带馅儿的小馒头)、肚羹。第九盏时提供水饭(粥)、簇饤下饭(咸菜丝之类)。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也记载了集英殿宴请金国使节的九盏菜肴点心,依次是:肉、咸豉,爆肉、双下角子,莲花肉、油饼、骨头,白肉、胡饼,群仙脔太平、毕罗,假鼋鱼,柰花索粉,假沙鱼,水饭、咸豉、旋鲊、瓜姜。记载相对简略,但东西种类相差无几。

单从这些菜肴点心的名目看,宋朝的国宴用料都很普通,不但没有今天高级饭店普遍采用的燕窝熊掌参鲍鱼翅之类的山珍海味,就连普通的鱼虾水产也不用。推测费用,应该不是很大。

朝廷是比较节俭的,但是,贪官却有奢侈无度的,例如蔡京。一次宴请部下,单是制作蟹黄馒头一味,就耗费一千三百余缗。蔡京有一次招待客人,酒后高兴,就吩咐拿出十饼江西官员贿赂的咸豉,客人发现都是用黄雀胗做的。这样的咸豉,蔡家当时还有八十多饼(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还有一个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蔡家饮食的奢侈糜费:有个人在京城(汴梁,今天开封)买了一个女人做妾,这女人自称是蔡京家的厨娘。一天,主人让她做包子,她推辞说不会。主人质问她,既然做过蔡太师家厨娘,岂有不会做包子之理。这女人回答说:“我是包子厨房里专门切细葱丝的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由此可见,水浒英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是有缘故的。
来源:西部网


2002年7月戴安娜情敌卡米拉与王储查理斯在苏格兰梅伊古堡留宿时,在梦中赫然看见戴妃鬼魂出现,精神陷入崩溃。另一直盛传戴安娜冤魂不息,鬼魂在童年故居兼香冢、史宾沙家族封地的大宅及附近湖畔墓地出没。许多访客称在各处看到她显灵,甚至见过她在湖边饮泣,似有心事未了。


2009年6月加拿大西部城市一处墙壁出现令人无法解释的映射图像,可看到两个外形轮廓清晰的外星人!当地居民卡伦说,“起初我非常吃惊地看着这个图案,突然意识到非常像两个站立外星人!随后我叫来保姆看个究竟,当她看到这处幽灵般的图案时让她毛骨悚然,当场惊呆了!”


英国最著名UFO事件2008年7月又有新目击证据,这就是1974年在北威尔士郡发现的“与UFO近距离接触”事件。英国政府表示曾掩盖了1974年发生在北威尔士郡的UFO事件,曾有许多当地居民声称出现强烈地面震动、天空中出现奇特的光芒,同时该地区出现一些秘密机构的“黑衣人”。


2009年8月,英国男子杰森-库克通过“谷歌地球”软件查看尼斯湖一带的卫星地图时,震惊地发现在距尼斯湖岸边不远处的水中,竟有一只巨大的神秘生物在湖水中游弋。


传说公元前305年,那不勒斯市主保圣人圣亚努阿里乌斯受到罗马异教徒严刑拷打并被斩首,一名那不勒斯妇女设法收集他的鲜血并保存在一个玻璃樽里。令人惊奇的是,自1389年开始,他凝固的“血液”每年都会变成液体三次,尤其是将玻璃樽带到他遗体附近,“奇迹”就会发生。


2009年6月英国野营者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湖区野外露营时意外拍下了神秘发光的“UFO”穿越夜空的照片。这一发现让所有的“UFO”爱好者兴奋不已。


考古学家03年5月在托布鲁克市发现一具埋在地下3000多年前的女性木乃伊,仍保存完好并有微弱呼吸,看上去就像正常人,还能进行一些活动甚至说话。对她进行X光透射发现内脏完好无损,血液测试中发现一种不知名化学药物,据分析,该化学药物对木乃伊保存完好起到非常重要作用。


未知力量致登山者死亡事件是指1959年2月2日晚发生在乌拉尔山脉北部9位滑雪登山者死亡的事件。他们在登“死亡之山”的东脊时发生事故,整队死亡。调查显示登山者的帐篷是打开的,尸体没有任何打斗痕迹,其中一个颅骨断裂,两个肋骨断裂,一个舌头失踪。


那加火球是世上有完整记录但无法解释的现象之一。每年10月夜晚,上万观察者聚在湄公河岸观看自己从河里出来的火球。这些球淡红色,大小如蛋。缓缓从河里升起然后加速上升至消失,每晚可以看到成千上万个。这些火球并不在节日晚上出现,证明更像是自然现象而不是官方所为。


以色列圣城耶路撒冷在2002年7月出现不寻常异象,著名哭墙的一块石块竟流出泪水般的水渍。考古专家对此进行调查研究,指“这不像是水迹,看来是植物的分泌物”。但当中没有解释为何其它一样有植物的石墙没有水迹,也不知道水迹不蒸发保持长方形之原因等等,专家都无答案!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05年8月,丹麦一女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个男孩的亲生父亲竟然不是同一人。

据英国《卫报》网站近日报道,丹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母亲在《卫报》网站上分享了自己的一段传奇经历。2005年8月,她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的亲生父亲竟是不同的男子。

根据这位女子的自述,她在2004年8月与丈夫迈克尔离婚,同年秋天在酒吧结识了英俊的金发男子汤米。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开始约会。前夫迈克尔在离婚后一直想复合,两人在2005年元旦曾经见面并且大吵了一架,但最后却以上床结束。那个晚上,两人没有使用任何防护措施。女主人公介绍说,她与迈克尔在怀孕上有困难,他们此前的两个孩子是在医生的帮助下才受孕成功的,因此两人当时没有多想。

之后不到两天,她又与汤米发生了关系,因为太“性急”没有使用安全措施。她没有告诉汤米自己刚刚与前夫“一夜情”,一方面是因为她和汤米才刚刚开始恋情,另一方面是因为她最终决定跟前夫分开。

几个月后,女主人公因为身体不适去看医生,被告知怀上了双胞胎。她随后向迈克尔和汤米坦白,说自己也不清楚孩子到底是谁的。迈克尔一直想复婚,觉得如果孩子是他的,那么跟前妻破镜重圆的可能性很大;而汤米已经想组建自己的家庭,也认为孩子是他的。为了避免纷争,女主人公决定暂时离开争子的两个男人,自己一个人生下孩子。

孩子顺利地降生了,但是没多久问题来了:两个孩子尽管是双胞胎,但是长得不像。马库斯是圆脸,头发更红;卢卡斯是长脸,皮肤更白。孩子们的外婆说出了自己的怀疑,马库斯长得像迈克尔,卢卡斯长得像汤米!在孩子们一岁的时候,迈克尔、汤米和女主人公最终决定带着他们去做亲子鉴定,结果确定卢卡斯和马库斯的生父不是同一人。医生表示,这种双胞胎同母异父的可能性只有1/13000!

随着年龄的增长,双胞胎的差别越发明显:马库斯长得较矮一点,体格结实、一头红发、精力充沛,跟他爸爸一个样;卢卡斯则长得更高一点、肩膀更宽,一头金发,性格温和,也跟他爸爸一个样。

女主人公后来选择跟汤米在一起,迈克尔和汤米也“握手言和”。女主人公和汤米现在一起照看着四个儿子,包括汤米的亲生儿子卢卡斯及迈克尔的三个儿子。迈克尔每隔一周会接走自己的三个儿子过周末,有时候也带着卢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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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命名是贯穿于新中国的整个创建过程之中的,它最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是我们党关于人民共和国思想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名称虽无"民主"一词,却无不蕴涵着新中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本质。

一、在新政协筹备会前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中国命名中暂占上风。

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不渝的追求。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到“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口号的相继提出,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形势与任务相适应的。不过,我们党关于新中国政权性质和阶级基础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就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这也决定了新中国国名的基本走向。毛泽东在1947年元旦发表新年祝词时指出:“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关于国名问题,毛泽东在当天的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副实的。现在,我们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他在讲话结束时高呼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第二天,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把“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列为筹备会的一项中心任务。当晚,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下设六个工作小组。其中,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组长谭平山;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各工作小组在起草有关文件的初稿时,都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然而,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则只使用了“人民共和国”的概念。这表明,尽管当时“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中国命名中暂占上风,但国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处于待定状态。此后关于国名的争论,主要围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名称而展开。

二、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张奚若提出“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

国名问题是新政协筹备会在筹备政协会议期间讨论与协商的一项中心议题。其中,以第四小组为主,在讨论“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的过程中,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问题提出了三种意见。一是“简称中华民国”说。此说针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过长而提出,认为这一名称可不变,必要时则使用简称。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曾有过“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内容。二是“中华人民民主国”说。持这种意见者以黄炎培、张志让为代表,“两先生曾经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他们认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中华人民民主国”节略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的“共和”,而保留了“人民”和“民主”。其词源依据是,汉语中的“共和国”,系译自英文“Republic”,而“Republic”与“Democracy”原无实质区别,也可译为“民主国”,只是前者指民主的国家,后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因此,“民主”与“共和”无并列的必要。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说。这个意见虽与“简称说”都以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过长,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用简称,而是“去掉民主二字”,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讨论中,张奚若说:“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因此,他认为与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根据上述讨论意见,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并在征求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该组织法草案,其使用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据董必武后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所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报告中关于新中国国名问题的说明,之所以采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三、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将新中国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在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文中使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阐述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这里所用国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周恩来于9月7日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就国名问题解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他还特别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由此,新中国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也确定下来。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新中国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此,伴随新中国成立的步伐,一个伟大而光辉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诞生,并向世人昭示: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人民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理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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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为阻止我解放台湾,把台湾纳入其西太平洋的反共“岛屿锁链”,屡次图谋分离台湾,诸如台湾“自立”、联合国“托管”台湾、“台湾地位未定论”、“两个中国”、“划峡而治”等等,可谓花样迭出,煞费心机。

阻止蒋介石退台,在台湾“维持一个分离的政权”

1949年,三大战役行将结束,南京政府濒临大厦之将倾。美国政府预见到蒋介石已准备退逃、选定台湾为卷土重来的“复兴基地”。美国认为他如逃往台湾,中共必渡海东征,台湾如落入中共之手,其西太平洋的“安全”体系出现断层,于是便策划如何分离台湾。

1949年1月18日,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前3天,美国分离台湾的阴谋出笼,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关于美国对台湾立场的报告》提出了分离台湾的四项可行性办法:与国民党谈判,由美国接管台湾;通过谈判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并由美军协防该岛;支持台湾国民党政府,承认它是中国政府;支持非共产党的台湾地方政府。

美国政府认为最可行的是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设法扶持一个非共产党的台湾政府,并阻止蒋介石入台。于是指示驻台总领事克伦茨:设法说服台湾当局与大陆脱离关系,维持一个分离的“自立”政权。

2月间,美国驻华使馆参事莫齐特飞往台湾,与时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的陈诚相见,提出5点意见:由陈诚主持台政;台湾政治与国民党分离,与共产党绝缘;美国每年给予经济援助,并提供空中海上保护;蒋介石如想来台,只能以政治避难者身份;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但陈诚的回答使莫齐特大失所望:“追随蒋先生20余年,不忍临难背叛而自立。”

美国不甘就此作罢,把目标转达向台湾第二号实力人物,新军训练司令孙立人身上。上海解放前夕,美籍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出面,以“会商台湾安全防务”为名,把孙立人请去东京商议,希望孙立人搞“台湾自立”结果被孙立人拒绝。蒋介石在得知美国的用心后,不顾上海战事紧张,于5月26日飞往台湾。美国阻止他入台计划破产,台湾“自立”胎死腹中。

以联合国“托管”之名,行分离台湾之实

蒋介石已到台湾,并控制了台湾,美国不能不与他打交道了,遂变换花招,企图以联合国“托管”之名,行分离台湾之实。

1949年6月9日,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份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建议书,内中旨要是:中国政府在台湾治理不当,已丧失了行使主权的能力,应由美国和部分盟国出兵占领,形成既成事实后,操纵台湾公民投票,要求联合国“托管”。

6月20日,麦克阿瑟以美国官方身份,向国民党驻日本代表团放出刺探性气球,蒋介石迅即复电代表团,训示向麦克阿瑟郑重申述:“台湾移归盟国或联合国暂管拟议,实际上为中国政府无法接受之办法。”为表示有能力治理台湾及对台湾的治权,蒋介石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以海空军封锁了大陆沿海口岸;二是建立总裁办公室,打着以党治国的旗号,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主持台湾党政军事务;三是出访菲律宾与南朝鲜,兜售组建东亚反共联盟。

由于蒋介石的反对,美国只得把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搁置。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亦不拟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局势。

显而易见,杜鲁门的“目前”两字,是为今后分离台湾预留后路,事实正是如此。

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作为武装入侵台湾“依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台湾的需要变得明显而又迫切。杜鲁门出尔反尔,下令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 为掩盖其侵略行径,他在6月27日的声明中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声称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或经由联合国考虑。这是美国的武力阻止我解放台湾,分离台湾的开始。

蒋介石出于依靠美军而使自己能在台湾苟延残喘的需要,欢迎第七舰队进驻,但他妄图反攻大陆,故对“台湾地位未定论”表示异议,指示“外交部长”叶公超于6月28日发表声明:“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国所公认。美国政府的建议和政策,只是针对共产侵略威胁之紧急措施,自不影响中国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之立场。”

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激起我国举国同愤,周恩来总理发表严正声明,指出:“美军侵入我台湾的行动,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公开侵略行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何种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解放台湾。”

但美国政府意欲通过联合国,使“台湾地位未定论”合法化,在当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将所谓“台湾问题”列入大会方案。

鉴于蒋介石的反对,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于10月20日约见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说:“美国的意图是暂时冻结台湾的地位,以避免台湾落入美国之不友好者手中。如果你们在联大反对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势必增加美国确保台湾不为中共所夺的困难。假使美国已将台湾视作完全是中国领土,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亦将失去理论上的依据。”

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反对并由“外交部”发表谈话后说:“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联合国无权讨论。”

海峡两岸一致反对,并得到苏联等国家的支持,美国作无奈的退步,联大投票表决暂缓讨论“台湾问题”。

杜勒斯宣称: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中国”。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军再赖在台湾成了师出无名,需要制造新的借口割裂台湾,在蒋介石也离不开美国支持的情况下,双方遂于1953年3月起,磋商《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其间发生了分歧,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主张条约只适用于台湾、澎湖,而不包括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其用心是:台、澎曾割让给日本,战后又由蒋介石收回。金、马等岛屿一直在中国管辖下,与台、澎的地位不同,放弃了正可为在台湾建立“独立国家”扫除障碍。蒋介石则坚持“共同防御”的范围应包括沿海岛屿在内,台、澎也好,金、马也好,都是中国领土,都要固守。

双方意见相左,谈判时断时续。1954年9月解放军炮击金门,台海局势紧张,美国趁机压蒋介石就范,蒋介石讨价还价,同意在“条约”正文中规定美军只取于协防台、澎,但要求以秘密换文的形式,载明美军帮助他守卫金、马等沿海诸岛。美国为换取蒋介石的“合作”,作了相应让步,同意了,12月1日,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

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蒋介石又紧张了起来,美国又趁机发难,压蒋介石以“两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1月19日。艾森豪威尔对新闻界说:“把台湾与红色中国看作是分开的独立的国家,互相保证安全,是解决台湾危机的可行办法。”2月间,杜勒斯会见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时说:“海峡两岸存在着两个中国,如同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一样。”

在美国策动下,新西兰代表致函联大主席,要求安理会讨论中国沿海岛屿停火问题。杜勒斯即表示附和:“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冲突,是国际战争而非内战,联合国有责任作实现停火的努力。”

蒋介石反对美国公开推行“两个中国”,指示台湾代表蒋廷黻在联大投反对票。2月8日,他在“国父纪念日”上演说时,斥责美国分裂中国,“大陆台澎均我土地,中华民国领土不容任何人割裂,联合国讨论停火和两个中国的设想荒谬绝伦”。

斥责美国“不守信义,不讲公理,系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之举”。2月14日,蒋介石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严申了一个中国立场:“在4000余年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统一,国民政府决不放弃‘汉贼不两立’之立身报国立场。”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大主席,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新西兰提案,一针见血地指出:“要联合国来干涉,就是要造成两个中国。”

联大开会时,苏联明确反对新西兰提案,要求讨论其制止美国侵略中国的提案,双方争吵不休,安理会最终决定搁置对新西兰提案的讨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压蒋放弃沿海岛屿,图谋“划峡而治”

第一次台海危机过后,蒋介石不但未从金、马撤出,反而加紧经营,至1958年夏,更把相当数量的部队部署在此,不时袭扰我福建沿海。

毛泽东主席当机立断,8月23日开始万炮齐轰金门,双方海军也几度交战,台海危机又起。

美国以战争叫嚣威胁中国的同时,为蒋介石舰船护航向金门补充供应,然其军队并不参战,而是提出“划峡而治”,要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军。9月30日,杜勒斯通过与新闻界的谈话,批评蒋介石:“美国以前就认为,把为数众多的部队放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

蒋介石反唇相击:“杜勒斯先生只是单方面的声明,我的政府没有任何义务遵守它。”

10月初,毛泽东主席洞悉了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阴谋,作出了暂不解放金、马的决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宣布暂停炮击7天,使岛上蒋军得以运补物品,但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

美国为使蒋介石就范撤军,于10月8日宣布停止为蒋军护航。蒋介石大为恼火,15日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尖锐抨击美国 :“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说法是空洞和愚蠢的,金、马是台湾外围屏障,其重要防线地位决不可改变。”他还与宋美龄前往金门视察,又派蒋经国慰劳驻军,以此向美国表示:坚守金、马,反对“划峡而治”。

毛泽东主席运筹帷幄,宣布再停炮击两星期。10月20日,杜勒斯飞往台湾,称此行完成和平使命,劝说蒋介石让出金门、马祖以换取停火。就在他途中停留时,毛泽东主席有意恢复了炮击,他说:“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援蒋抗美,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杜勒斯现在到台湾,如果我们不炮击金门,那实际上联美压蒋,我们炮击金门,打乱了美国的阴谋和计划。”

事实证明:恢复炮击使杜勒斯的“和平使命”破产。

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布以后逢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以使金门军民得到充分供给,两岸紧张局势渐趋缓和。蒋介石见中共并无攻占金、马的行动,心始宽解,并以此作为拒绝美国要他撤军的口实。

炮击金门打的是政治仗,是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同一原则下,海峡两岸不谋而合对付美国“划峡而治”的默契,诚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亦即把金、马等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手中,以挫败美国“划峡而治”分离台湾的阴谋。
来源:奇闻网

1900年,为镇压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北京的古城墙和城门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有一些城楼在战火中遭到完全或部分的摧毁。但是北京这样高大厚实的城墙、城门究竟是怎么被八国联军攻破的,以及守城的十万清军又是如何抵抗敌人的,中文史料大多语焉不详,且前后矛盾。相比之下,西方史料对此却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为此,北京大学英语系教师沈弘特为本报投稿,用老照片和现有中西文资料中的叙述为我们完整再现了1900年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惨烈往事。

前门箭楼被火星点着,整个楼层建筑都被烧毁

自从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逼迫清廷签订“北京条约”以后,京师实际上对西方已经打开了门户,来到北京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除了西方列强的外交官之外,还有商人、传教士和旅行家。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图片和照片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西方人的游记之中,成为中国门户的标志。

1900年6月16日,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于前门外大栅栏点火焚烧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一下子烧掉了附近的铺户1800余家,民居7000余间。远远望去,因火灾造成的浓烟铺天盖地,前门的箭楼也被火星点着,从窗里冒出了滚滚的浓烟,整个楼层建筑都被烧毁。

攻占北京的八国联军实际是日俄英美四国的角逐

京师的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前往总理衙门的途中遇害,在京的外国人全都退入了被清军和义和团重重包围的英国公使馆,急切盼望从天津出发的八国联军前来解围。

从天津出发时,八国联军的总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其中日军约1万人,俄军4千人,英军3千人,美军2千人,法军800人,德军100人,奥军与意军加起来不到100人。由于德、奥、意的大部队尚未到达,加上法军在前往北京的路途上消耗人数过半,所以谁先攻进北京城,实际上成了日、俄、英、美这四国之间的角逐。

俄军抢先向离英国公使馆最近的东便门发起猛烈攻击

俄法联军用大炮向东便门抵近射击,揭开了联军攻城的序幕。东便门的箭楼被炸得面目全非。

按照八国联军事先约定,这四国军队成四列纵队于8月13日开拔到了北京城东面约三英里处安营扎寨,准备在第二天同时向守城的清军发起攻击。最靠北的俄军被指派为攻打东直门,作为第二纵队的日军沿大路攻打正前方的齐化门(朝阳门),而美军和英军则分别攻打东便门和沙窝门(广渠门)。这本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谁知俄军根本就没打算遵守规则,乘着13日半夜的暴风骤雨,抢先向离英国公使馆最近的东便门发起了猛烈攻击。原来俄军的先头部队对北京东面的这几个城门都进行了试探性的侦察。他们得出结论:东便门的守军兵力不足,是一个防守的薄弱环节和通往英国公使馆的捷径。俄军司令李尼维去于是派出了一个营的步兵和半个连的炮兵,由俄军参谋长瓦西里耶夫斯基率领,前去为大部队探路。俄军乘天黑雨急,摸过了护城河上的桥,消灭了东便门外的清军哨兵,然后架起两门大炮,在城门上轰开了一个洞口。瓦西里耶夫斯基和曼德首先率领俄军尖刀班穿过洞口进入瓮城,但在那儿遭到密集的火力阻击,伤亡惨重,无法向前推进。但在天亮之前,仍留在城门之外的那部分俄军设法从边门强攻了进来,终于占据了整个城楼,并一直坚持到了14日早上10点俄军大部队到来。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拉锯式的阵地攻坚战和巷战。瓦西里耶夫斯基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而为俄军拉炮的马匹也全都被守城清军打死。

日军集中几十门大炮,轰击朝阳门,摧毁箭楼,攻入城内,并向东直门、安定门方向,扩大战果。清政府10万守兵溃散

俄军提前打响战斗之后,联军协同作战的计划被打乱,其余各国军队仓促上阵,场面一片混乱。日军借兵力雄厚的优势,集中了所有44门大炮,先后向齐化门发射了一千多发炮弹,使整个城门箭楼都变成了一堆废墟。但即便如此,他们在攻城时仍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不得不冒着枪林弹雨,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在齐化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日军司令山口素成(MototomiYamaguchi)也向东直门派出了另一支部队,并且用烈性炸药炸开了城门。激烈的战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直到15日凌晨,日军大部队才得以全部进城。

美国沿着沙窝门裂缝攀越而上

由于被俄军抢了先,美军不得不另外寻找攻击的目标。作为前锋的美国第十四步兵团的士兵发现在东便门与沙窝门之间的一段城墙有裂缝,便沿着裂缝攀越而上,占领了这段城墙的顶部,并迅即向北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清军对俄军的压力。

英军从沙窝门的下水道进了城

英军自广渠门攻进外城,又从外城、内城间找到图上这一泄水口,潜入内城,最先进入使馆区。

处在最左翼的英军直到14日的中午才投入战斗。当他们的先头部队来到沙窝门前时,只遇到了清军零星的抵抗。在内城墙的另一边,可以看到英国公使馆悬挂的英、美、俄三国国旗。正当英军士兵小心翼翼地向内城墙靠近时,忽然看见城垛上出现了一位美军的信号兵,他用蓝白相间的手旗打出了以摩尔斯电码表示的一句话:“从下水道进来。”接着他又用手旗指了指正下方。作为前锋的印度士兵迅速向前推进,一个七英尺高的水门展现在他们的眼前。就在印度士兵拆除水门上锈迹斑斑的铁栅栏时,美军也从铁栅栏的另一侧帮着清理了水门内部的障碍物。不一会儿,这些印度士兵和军官就踩着没脚的淤泥,穿过了幽暗的门洞,踏上了英国公使馆旁边的御河西河沿街。8月14日下午两点半,这些浑身被汗水所浸透,脚上沾满污泥的印度士兵便出现在英国公使馆的网球场上。

美军第五炮兵轰击紫禁城的第三门

与此同时,在内城的城墙上,美军与俄军的水兵合力攻占了哈德门的城楼,又继续向前推进,最终攻占了正阳门。15日清晨7时,美军在炮兵的掩护下,向大清门和天安门发起了进攻。在顺利通过大清门之后,他们强行推进到了天安门城楼前,架起两门炮,近距离对东侧门进行了连续的轰击,试图打开一条通往紫禁城的道路。然而,包了铁皮的厚实大门在炮弹的轰击下竟岿然不动。最后,在紫禁城东面攻城的日军工兵送来了云梯,美军这才得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在那儿升起了星条旗。紫禁城危在旦夕,美军只要再攻下端门和午门,慈禧太后的皇宫便唾手可得。可就在这时,天安门城楼上的第十四步兵团接到了美军司令查飞(A.R.Chaffe)的命令,要他们立即停止进攻,重新撤回到正阳门。原来在联军的高层会议上,对美军和日军各自强攻紫禁城产生了争议。俄军司令李尼维去在法军司令福里(NicolasFrey)的支持下,强烈反对美军的做法,主张对满清皇室要持宽容的态度。在各国的压力之下,美军只得做出了重大的让步。

辛丑条约签订后,重建和整修城墙和城楼成了当务之急

往事已过百年,当年鏖战正酣的这些北京古城楼和城墙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然而从存世的一些老照片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城墙顶上纵横交错的工事和战壕,以及清军无名战士的尸体,仍然可以想见这场艰苦卓绝的京城保卫战的惨烈情景:驻守齐化门和东便门的清军将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对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抵抗;而另一方面,守卫沙窝门的清军将领则贪生怕死,临阵逃脱,将整个城楼和进城的通道拱手让给了敌人。

由于城墙和城门是京师的门脸,所以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重建和整修在战争中被毁坏的城墙和城楼便成了清政府的当务之急。1902年,奉旨重修正阳门的袁世凯聘请了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RothKegel)主持重建工程,此工程进行了整整五年,耗资43万两白银。与此同时,朝阳门等重建和整修工程也得以启动。各个城楼在战争中不同程度所受到的毁坏逐步得以修复。但由于在北京城内修筑铁路,使城墙的完整性彻底受到了破坏。1900年以前,天津至北京的铁路终点站是永定门外的马家堡。战后,英国人马上就将永定门西侧的城墙扒了个口子,将火车站修到了外城的天坛。但即便这样,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人坐火车仍嫌不便。于是在1901年,英国人又在永定门东侧扒开了口子,把火车站又迁到了前门东侧,离使馆区仅一墙之隔。由于铁轨紧贴着内城墙南侧,前门、哈德门等内城南门的瓮城城墙后来也不得不被拆毁,以便让火车从中间通过。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本至今无人超越的盖棺之作

1920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美术史教授喜仁龙首次来到北京。下车伊始,他马上就被京师古城墙、城门的独特艺术风格和氛围所深深地吸引。此后他多次来到北京对这些富有魅力的中国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终于在1924年出版了一本至今无人超越的盖棺之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正如他开门见山地在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城墙和城门之所以能成为他研究的对象,是因为它们凝聚了华夏文化和历史的深厚内蕴:此书的灵感来自于北京城门的美丽、它们作为京师最典型特征的重要性、它们周围的古老建筑、葱翠的树丛和年久失修的护城河等奇妙的背景,以及它们装饰性很强的建筑风格。其中有些城门至今被视为是北京历史和地理上的里程碑。它们跟与其毗邻的城墙一起,反映出这座伟大城市的早期历史,而且它们与周围的街道和景物一起组成了京城最具有特色和最赏心悦目的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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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命百岁是许多人追求的理想,因此就有学者针对世界上的长寿村进行了研究,发现人瑞的长相有以下的共通之处:
  
首先,他们的老人斑比起一般人要少很多。
  
第二,嘴巴是属于偏大的一型。
  
第三,鼻子下方的人中部位很长。
  
第四,耳垂多半柔软肥厚。
  
第五,几乎都有一个蒜头鼻。
  
第六,手脚比一般人来得小。
  
除了上述的这些长相特征外,这些人还有以下的个性特征:一般说来,他们多是属于性情中人很富有人情味,而且非常幸运的是,当这些人有任性行为时,周遭的人都还能够包容他们、疼爱他们。

从婴儿哭声来看出语言天分
  
每一个婴儿啼哭时,音调变化都不尽相同,德国的研究人员就发现,声调变化越丰富的婴儿,长大之后语言能力就会越强。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针对35名幼儿进行实验,他们先就婴儿发出的声音进行分析,然后再从啼哭声中归纳出如同曲调的不同声调出来。结果发现,刚出生的婴儿,声调曲线只有简单的起伏变化。可是到了出生第二个星期之后,他们的声调就会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而这些愈早发出丰富声调的婴儿,在以后学说话时,也能够愈早学会较多的语句。所以说,如果你家婴儿的哭声过于单调,可以尝试性地进行音乐方面的训练,这样可以帮他提高将来的语言能力。

刚起床脸肿得像猪头
  
除非是十分熟稔或是非常亲密的人,不然一般的女孩子是不会轻易让人看到自己刚起床的样子。这其中的原因除了怕没化妆的模样吓到人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苦衷,就是许多人起床都会有水肿的烦恼。
  
其实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没有必要太过大惊小怪。因为人类的细胞,本来就是靠着动脉在运送水分,至于多余出来的部分,则是由静脉来代谢出去。借由此,人体才能够保持适量的水分在体内。所以一旦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不动,细胞内就会累积过多的水分,水肿也就因此发生了。
  
改善的方法是,早上起床后尽快起来梳洗、走动,或是做做简单的家事都可以,因为变换姿势就是让水肿消除的最有效秘方。如果一心一意想赖床的话,水肿只会继续保持下去!
 
人在几度时会冻死 
  
一提到冻死人,相信每个人脑海里浮现的就是冰天雪地的画面,因为印象中似乎只有在寒冷的地方才会冻死人。
  
其实,人之所以会冻死,跟所处区域的气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我们自身的体温上。特别是直肠的温度要是过低的话,就是非常危险的讯号。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当人失足落水时,即使水中的温度并不低,但是这种情况却往往会让人体渐渐失温,造成体温的急速下降,一旦直肠温度降到35度以下时,人就会失去调节体温的能力,接下来就会四肢无力、虚脱,然后意识开始昏迷进而出现幻觉。
  
如果情况继续恶化,等到直肠温度掉到30度以下时,人就会失去意识、脉搏紊乱、血压急速下降,最后只好一命呜呼了。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冻死人事件,发生在1812年的10月,当时莫斯科有一个大寒流,造成拿破仑的军队约18万人集体冻死。
 
一洗澡就会想尿尿

家里有小朋友的人往往会发现,小孩子常会在洗澡的时候想要尿尿,劝也劝不住。
  
其实这根本不能怪他们,因为就算是大人,在入浴前得先上洗手间的人也不在少数。甚至就连那些前列腺肥大,小便困难的人,洗完澡之后往往也能够很顺利地解放呢!
  
到底这是为什么呢?推究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找到两个原因:
  
首先就是我们的身体一碰到热水时,血液循环就会变快,膀胱会因此膨胀,所以就会感到有尿意了。
  
另一个理由则是习惯使然的反射动作,有些人是从小就被训练成洗澡前要先小解,有些人则是会从水声回想起小时候被嘘尿的记忆,因此很自然地一进入浴室后,尿意就会随之而来了。
  
总而言之,洗澡时想尿尿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没必要太过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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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1月7日,波罗的海舰队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击冬宫的一声炮响,迎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曙光,也迎来了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男人们“共产共妻”的黄金时代。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布尔什维克在各大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并实施“共产共妻”制度。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辉煌一时的前苏联瞬间解体,大量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的私生活秘密以及革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共妻现象相继曝光。据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

如今许多媒体都在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这一罪恶制度给当时的苏联妇女带来的严重的肉体上摧残和心灵的创伤。俄罗斯《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命令并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俄国革命成功后的共产共妻

深入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史的史学家指出:在共产理论中,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写明了家庭必将消亡、一夫一妻制是私有制的产物。共产制度,就是要消灭建筑在私有制上的婚姻和家庭。因此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仅限于抢掠财产和屠杀,这个革命还要全面破坏人类道德价值的所有准则,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社会性关系的混乱是布尔什维克造成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直译应为“社会化”,和俄文原文对应的英文词,是socialization。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

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

革命者性的全面解放其实有两方面:革命者倡导并且实践性革命:非革命者的性资源被强行“公有化”,即被强奸。一九九雩年第十期的俄国《祖国》杂志,曾对俄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这本杂志指出,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在苏共和苏联的正式文件中,也许根本找不到关于性资源“公有化”的文字,可布尔什维克有一个让性全面解放的立场,性道德的沦丧源于党的这个思想。

1902年,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家庭与共产主义国家》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只倡导和完全满足革命阶级的性需求,把恋爱当作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玩意儿,为无产阶级所排斥。

革命将革命者强暴女性合法化

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十六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

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发放这样的许可证。波罗斯登给他的一名助手一张这样的许可证,该助手就凭此证“公有化”了十个姑娘。以下是这类许可证之一:

持有这分文件的卡马谢夫同志,有权在叶卡捷林琳娜堡公有化十个十六至二十岁的姑娘。卡马谢夫同志可任意挑选看中的姑娘,被选中者不得违抗。

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

许可证签署人:总司令伊华谢夫。

按照该城党组织的决定,红军士兵“公有化”了六十多个姑娘,她们全都年轻漂亮,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出身和在学女生。在城市公园的一次围猎行动中,好多姑娘被抓走,其中四个姑娘当场就被强奸,有二十五个被送往波罗斯登的司令部,另有一些被送往布尔什维克占据的旅店,悉数被强奸,无一幸免。

有一些女孩后来被释放,如红色刑警队头头强奸了一个女孩,然后放了她。一些女孩在红军退却时被带走,从此下落不明。还有一些女孩的命运很悲惨,她们被折磨后被杀害,尸体扔进河里。一个五年级小学的女生连续十二个昼夜被红军轮奸,然后被绑在树上,用火折磨她。她最终被枪杀。

有许多资料表明,当时苏联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着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1902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

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三百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

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样的情人都是“委员”,这是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

圣彼得堡一个“分配中心”,即俄国内战争期间,收容流离失所的孩子的机构,安排体检后出现一个数据:百分之八十六点七的女孩已不是处女,她们都小于十六岁。

二战后苏联才重新重视婚礼

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取代旧王朝的苏维埃政权不要结婚的礼仪。克朗黛们在那个时候,如果不借政治的力量,推广他们的性观念,倒是不合情理。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婚宴要延续数天,或一周,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隆重的婚礼还有一个不可少的程式:新婚的次日晒床单,以展示新娘的贞洁,显然,婚礼是革命应当革去的东西。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结婚仪式在苏联才重新被重视,家庭的价值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当今的俄国私生活准则,也不是很清楚。漂亮女郎常抱怨难有好工作,存在着好职业和上床相联系的问题。性骚扰到处都有,区别在于,俄国从不处理性骚扰案。

于是,有的漂亮姑娘宁愿选择地下色情业,同样上床,收入可不一样。权力可以和性的占有权画等号,也是“娼盛”的原因之一。人们不免会有这样的联想:私生活规范不明确,以及权力几乎等于性特权的现象,除了社会失序这个导因之外,是不是和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也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

其实,在苏联历史上,性革命的典型表现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诺夫、克朗黛。他们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样随便。中、低层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在他们领袖的后头,曾有历史学家这样评说,普通革命者也有好多个情人,革命者随意强奸没有护卫力量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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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蒙特利尔了解白求恩,接触一些了解他的人,认为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女人和酒的人。不仅蒙特利尔,整个加拿大都是如此。白求恩在中国的知名度远高于加拿大,在中国他是英雄,在加拿大很平常,甚至近似于有点“流氓”。

白求恩染病的时候,立即下令全力抢救。主管白区地下党的周恩来马上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它必须的抢救药品。当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看到传来的采购药单时傻了眼了,因为这么大的需要量,别说是没钱了,就是有钱也无法在上海买到这么多的严禁私自采购的药品。

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找到上海的杜月笙帮忙,这杜月笙看了这单子后也是半晌没说话。当时来找杜月笙的地下党负责人一见杜月笙没动静,就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缓缓地说道:“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白求恩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埔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当这批急需的药品运到唐县黄石村的时候,白求恩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时,负责抢救白求恩的一些同志出现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这些药品太珍贵了,就是给白求恩用了也不见得管用了,要是不管用就白瞎了。另一种意见是管不管用也要用。最后大家僵持不下,于是一致认为听听白求恩自己的意见,如果白求恩自己说要用,我们就用,如果白求恩自己说不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样即使出现了问题我们也没有责任了。

于是大家就派了一名翻译与两位负责人前去问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弄明白了来人的意思后,缓缓地说道:“还是用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重要的。”可是等白求恩这话传回来后却变成了“还是算了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可以奉献的。”

最后白求恩终于闭上了眼睛,但一批珍贵的药品却节省了下来。白求恩当时说的话,是英法两种语言搀杂着说的,所以当时的翻译只能揣摩,并且结合英雄通常的想法而翻译出来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当毛主席听到下边的真实回报后,是悲愤交加,什么也没说,只是挥笔写下了一文,从此几万万中国人就都知道了有个加拿大来的叫白求恩的大夫,并且还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

但是杜月笙1951年死于香港时,大陆不但没有悼念,也没有人写《纪念杜月笙》,甚至还要背负不少黑锅。杜月笙本人,也不是我们平时所想象的那种凶神恶煞、青面獠牙似的黑恶势力。

据新进出版的陈存仁先生所著《阅世品人录》介绍,杜本人也是一个颇具侠肝义胆、乐善好施的江湖豪杰,而且自始自终地支持抗战,“八·一三”中日开战之前,日本松井大将以及土肥原贤二,均往杜宅拜谒,杜氏托病不出,让日人恨之入骨,所以战火燃起后,就匆匆逃离上海了。所以,京剧名家孟小冬下嫁杜月笙,完全是甘心情愿,英雄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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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工地的南汉地层近日发现了一处大型宫殿遗址,面积超过2000平米。根据出土文物,专家推定这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的宫殿遗址。一个淹没于历史角落的小王朝从而再现于现代人的视野里。

南汉国存乎乱世,是“五代十国”之一;堪称短命,只有五世相袭,存在54年(917年-971年)。不过,这一短命王朝的荒唐却是史上闻名。南汉国曾称大越国,为刘隐、刘岩兄弟所创。刘隐其实是唐朝的岭南东道节度使,因唐末国运衰微,因而得以割据,独霸一方。907年朱温篡唐,改国号为后梁,刘隐先后被封大彭郡王、南平王和南海王。在奉后梁为宗主期间,刘氏兄弟借中原混乱,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其周围,依靠贬谪岭南的名臣后裔、任满无法回中原复命的官员作为辅佐,平定岭南东西两道割据势力,占据了两广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全盛时拥有60州。刘隐卒,刘岩立,917年称帝。

南汉皇帝,几乎没有一个清明仁慈之主,皆为荒唐皇帝。以刘岩为例,此人虽善于用人,颇有文治武功,但是穷奢极欲,残忍无情。《南汉书.高祖纪二》云:“暴政之外,惟治土木,皆极环丽。作昭阳、秀华诸宫殿,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榱桷皆饰以银;下设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分列东西楼上。造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晚年,出新意,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此外,此人极度精神变态,以酷刑和杀人为乐。史载,他创设了汤釜、铁床等刑具,还热衷于殷纣王的虿盆之刑。

刘岩之子刘玢是个短命皇帝,但荒唐起来更是离谱。刘岩驾崩,尸骨未寒,这个家伙就在父皇零钱狂歌乱舞,和优伶游戏。此人还有最大的毛病,窥淫癖,常常命男女现场交媾,作为赏玩游戏。不仅如此,他还将此荒滩不堪的XX之风带到宫外民间,搞得当时的番禺城乌七八糟。

刘晟本来是弑兄自立的主儿。此人在残忍和荒唐上绝不亚于乃父,其父刘岩翻新了很多刑罚,其人则制造了“生地狱”。其父制造的宫殿是金屋顶银地面,他修建的千间离宫则以珠宝装饰。由于刘晟弑兄自立,因而对诸弟十分猜忌,害怕王位不保,于是斩尽杀绝自己的兄弟和侄子。诸弟妻女则被其充实后宫,做下违背伦常之事。此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耻,他还将自己打扮成修行炼丹之人,期望示人以道德明君形象。

刘晟的儿子刘鋹继位,从而使南汉国的荒唐达到了极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人笃信宦官,大权全部交付龚澄枢和陈延寿。这个皇帝对宦官的极度宠信,更是充满了精神病学的偏执。他认为,有家室的人私心杂念过重,不可能对南汉和自己贡献全心全意之忠。因此,他因为世上只有宦官才最为忠心。索性,他做出了只有阉割才能重用的荒唐决定。于是乎,南汉大臣,一下子都被割掉了身下三寸,整个国家的士子们为了升官发财早忘了儒家道德之训,纷纷阉割自奉,南汉国成了太监国。只是苦了这个岭南小国的女人们,个个成了怨妇。不过,刘鋹这个混账皇帝倒是乐不可支,他可以让天下男人都无法雄起,自己独享南国丽人。

刘鋹的全国阉割政策,给南汉国留下了数万名高级阉人,成为后来覆灭南汉王朝的大宋朝的笑谈。不过此人降宋后却得以善终,成为历史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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