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人是: Oliver

作者 | 姜建强

中国游客对日本的最高奖赏，绝不在语言上，而是在行动上。

（一）
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依旧是日本。

因为这位“熟悉的陌生人”始终就在你身边。尽管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但还有晚霞，还有残红，还有薄晖，还有微明。这些词语，歌德和尼采都曾乐意使用。如歌德就曾经感叹地说过一句话：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尽管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

对日本重新加以思考，它的语义转换就是你所知道的日本究竟是个怎样的日本。那么究竟是个怎样的日本呢？这里笔者结合近半年来日本媒体所报道的新闻事件来看看吧。

（二）

你所知道的日本是否是这样的：日本防卫省（相当于国防部）日前向东京大学提出协助改良自卫队新一代运输机C-2的飞行强度，但是遭到了东京大学的拒绝。据日本媒体报道，防卫省又通过主管学府的文部科学省希望对东大施压，但文科省则以“尊重大学自治权”为由婉拒。这迫使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7月4日的记者会上宣布，防卫省部署C-2运输机的计划将推迟两年。

这条新闻是个什么概念呢？说白了就是国防部命令大学协助科研。这当然来自于政府的旨意，来自于执政党的旨意。如果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如果从权贵主义的立场出发，如果从祖国强盛的观念出发，大学怎么能拒绝呢？大学的校长你还想干吗？你的政治立场不遭到清算才怪？再说，国防部有的是钱，就是从学校创收和个人创收的角度来说，大学也不应该拒绝才是。这可是赚大钱发大财的好机会呀。但是东京大学依旧说出了一个“NO”字。理由就是一条：与东京大学“禁止军事研究的方针”相抵触。而这个方针制定于1959年。一个制定于半个多世纪的方针，在没有遭到修正前，一代一代的东大校长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坚守。面对这样的不为权势所动的著名高等学府，“肃然起敬”一词也显得贫乏苍白。

（三）

你所知道的日本是否是这样的：

横滨地方法院日前做出一项判决，禁止自卫队的飞机在神奈川县的军事基地进行早晨和夜间的飞行训练。居住在神奈川县厚木基地附近的居民，近年来不断被战斗机的起降噪音所困惑，因此向横滨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噪音给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危害，命令自卫队的战斗机不得在早晨和夜间起降。

厚木基地是日本自卫队在首都圈的最大空军基地。一个地方法院能够左右最大空军基地的军演，你不能不说这是个相当到位的司法独立吧。你不能不说这是很精准的法制社会吧。就连日本政府对这一判决也毫无办法，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只能惊叹这是“十分严峻的判决。”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这个国家一般不做用军演的天然借口，使民航大幅度延误的事情。因为你军演又算老几？民航乘客才是最大。这就像厚木基地的起降训练算老几，周边居民的睡眠才是最大是一样的。

（四）

你所知道的日本是否是这样的：

东京都八王子市的一所公立高中，在今年1月的三年级期末考试试卷中，出现了批判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考题。考题为：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遭到了中国和韩国的严厉批判。

对这一问题：
一，根据自己的想法自由发表意见；
二，中国和韩国为什么批判？
三，中国、韩国与日本的关系是“战略互惠关系”，但是为什么安倍首相无视这种关系前去参拜？美国为什么“表示失望”？

请针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要知道安倍还在台上，自民党还在执政，一个公立学校竟然敢出这样的考题，用我们的惯性思维，怎样想都是想不通的，怎么想都是震撼的。但这就是现实日本的政治生态——你有表演权，我有批判权。最后的结局是相逢一笑，消解归零。可不，校长非但没有受到处分，更没有判罚政治不合格，反而还振振有词的说，我是根据学校订阅的《每日新闻》出的考题有何错。也就是说，我批判领袖人物是有依据的。
（五）

你所知道的日本是否是这样的：

日前日本爆出一条引人注目的社会新闻，住友不动产公司开发的2栋11层的公寓楼，由于地基打得不扎实，导致大楼出现倾斜。这2栋大楼位于横滨市西区，已经于2003年建成并出售完毕。该公司承认，建成并已出售的6栋公寓楼中，有2栋楼因为地基下沉而出现倾斜。经过调查，原因是支撑公寓楼的地基桩头长度不够，没能到达坚固的基盘部分，因此造成了大楼的倾斜。住友不动产公司发表声明说，对于出现这样的问题，作为开发商深感对不起广大住民。公司从6月份开始对于出现倾斜的2栋大楼的住民实施搬离，并免费向他们提供住处。对于另外4栋公寓楼的安全情况也将展开调查。

这里的看点在于：首先开发商并没有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倾斜？这个微微的倾斜并不影响坚固性呀，你看，3，11大地震都经历了，大楼也没有丝毫的损伤。安心的住吧。没问题。其次，公寓建造已经超过10年，但还能找到开发商。不但能找到开发商，而且开发商一点也不踢皮球，揽下全部的责任，并保证解体重建后，住民再搬迁回来。这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善后处理呢？开发商没有用“重利主义”的经商之道视倾斜而不顾，而是将诚实守信放置于最高端。而诚实守信恰恰是儒家精神治产的结果。而我们生为儒家之人，有时倒反把儒家的精神治产给弄丢了。这恐怕就是“汗颜”一词最好的解释了。

（六）

你所知道的日本是否是这样的：

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建筑材料价格的上升，2020年东京奥运会比赛所需的排球等三个场馆的建设计划将予取消。根据最新的测算，东京都建设奥运比赛场馆所需要的经费，已经比原计划增加了1538亿日元，达到3800亿日元，这给东京都的财政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也给奥运结束以后的场馆处理带来许多麻烦。

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不摆花架子，不做面子工程，更不乱花百姓的税金，是这一新闻的看点。通过这个看点，日本领导层的务实与重民精神令人敬佩。

（七）

你所知道的日本是否是这样的：

冲绳县新知事选举将于今年11月举行。日前一位经营商务咨询公司的社长大城浩（48岁）在那霸市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我当选冲绳县知事的话，我将会宣布冲绳的独立。那样的话，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的事情就会消失。”大城是第一位公开表明要参加知事竞选的人，也是历年来第一位将“冲绳独立”作为公约的竞选者。

你所知道的日本是否是这样的：再仔细想想，将自己国家的一个地理区域和行政区域，硬性拿出来独立，并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居然没有任何的政治压力和牢狱之灾，这要有一块怎样厚重的民主主义基石，放置于人们的心中才行呀。当然这位竞选者是否能选上是另一回事，或许他仅仅是“傻瓜”一个自我表演一番而已。但是他的存在则表明日本人的成熟度与市民社会的宽容度。

（八）

一位东京地铁公司的部长，因为使用公务IC卡用于个人消费，近日被宣布解雇。东京地铁公司称，这位50多岁的部长从2008年4月至2013年6月，使用公司用于公务乘车的“Suica”支付不属于公务出差的交通费并购买饮料等，使用金额约为5万日元（约3000元人民币）。这位部长将部分的私人消费作为公务来报销，属于贪污行为。

5年花了公款5万日元，而且基本是购买饮料用。这在我们的贪污行列中，还算得上一件事吗？恐怕拿出来晒都觉得要脸红。但这就是日本社会，不属于你的，一分一厘也不能动用。伸手必被捉。

（九）

你所知道的日本是否是这样的：

日前以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细川护熙为核心的反核电运动人士，在东京宣布成立“自然能源推进会议”。小泉指出，核电站并不安全，无法理解政府为何要强行推进核电事业。他表示，自己一直到死都会高举反核电的大旗。细川前首相也在发言中认为，安倍政府对于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毫无反省之意，无法理解他为何还要重开核电站。

明明知道核电仍然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明明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能源的博弈，明明知道一些大国还在扩建核电站，以致不输于竞争对手。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国民的安全，令可放弃速度放弃增长放弃GPT，也不能推进核电。也就是说，令可使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也要废除核电。这样的政治家，是一种怎样的心路历程呢？讲得是一种怎样的道义呢？而我们又能理解多少呢？这仅仅能解读成与安倍现政权作对吗？或者这仅仅能解读成寻找机会在国民面前再开小泉剧场吗？哦，恐怕不行。这就像若问：一归何处？若答：一归于无。那就失败了。不及格了。把它还原于观念论的逻辑学，那就太无味了。

（十）

你所知道的日本是否是这样的：

一名33岁的日本女性，日前清晨侵入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家中，要求见小泉的儿子进次郎。神奈川县警察本部以“不法侵入罪”将这位女性逮捕。

这位自称是“近藤章代”的女子，是来自枥木县足利市，她于清晨7时25分，未经许可侵入位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小泉前首相的家中。消息说，小泉的家人一早发现一楼的客厅有声响，于是下楼细看，发现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子。家人立即通知家门口站岗的警察，将这位女子扣押。事发时小泉前首相正在出差，不在家中。

这条新闻如果还有些看点的话就在于：第一，一名不知名的女子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小泉家，表明小泉家住在哪里，是怎样的房子结构并不是国家机密，周边的居民都知道。第二表明退位后的小泉，其警力配备相当有限，恐怕只剩下看家门的警卫。更不用说出门封路了。总之，这一新闻表明在日本政治家一旦退位，他们在位时的一些特权也就随之取消。去一般医院看病，去一般理发店理发，去一般料理店吃饭，都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相识。真正做到了与民共在，与民同乐。

（十一）

当然你所知道的日本还可能是这样的：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和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日本的儿童“幸福度”在31个先进国家中位居第6位，第1位为荷兰；英国BBC和日本的《读卖新闻》等24个国家的媒体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显示，认为“日本给世界带来了良好影响”的回答是49%，排名第5位，仅次于排名第4的法国（50%）；总部位于悉尼的国际调查机构经济和平研究所，日前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说，在世界162个国家的“和平度”的评比中，日本排名第8位。排名第一的是冰岛。在亚洲其他国家当中，韩国排名第52位、朝鲜排名第153位；日本65岁老年人中，有一半人还在工作。有的超市还贴出了招募70岁为止的服务员。这一比例创下了世界各国的最高纪录；日本政府日前在内阁会议上敲定了“健康医疗战略”，力争以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打造健康长寿型社会。新战略提出了到2020年把不需日常护理便可正常生活的“健康寿命”延长1岁以上，并把代谢综合症患者数量与2008年度相比减少25%。

（十二）

当然你所知道的日本还可能是这样的：

当国内的旅游团来到日本，从百货店到药妆店接连扫货的时候，当连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把小小的指甲钳都不放过，甚至在百元店连剥皮的刨刀都要大把大把买得时候，你就能足实感受到对一个国家的最高奖赏，绝不在语言上而在行动上。今年6月份来日本旅游的中国大陆客就达174900人次。日本人为此生出得意了吗？没有。他们把需求当作再开发的动力，工匠们则又在悄悄地改进工艺，等明年再来的时候送游客一个惊喜。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你所知道的日本我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啊。一个连马桶垫都要保持恒温的国度，一个任何的路面都有残疾人黄色通道的国度，一个护士与病人说话都要下跪的国度，一个小到只有十多人座的料理店都有婴儿椅的国度，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只能站立为读者服务的国度，一个区政府人员不能乘坐电梯不能过度使用空调的国度，一个连厕所的芬芳剂都有数百种的国度，一个连80岁的老太不化妆就不出门的国度，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神经质？脑子有病？变态？还是精致？细腻？宜居？或者是文学的？美学的？还是哲学的？这里如果要问文明的指标是什么？不就是看一个国家是如何对待精神病患者，如何对待残疾人，如何对待弱势群体的吗？那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是上乘的，无可挑剔的。所以，当问起观光客对日本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的时候，总是四个字：文明清洁。

（十三）

我所知道的日本就是屠杀侵略的日本，就是践踏无数生灵的日本。不错，你这样的认知没有问题。确实，作为书写的历史，作为工具的历史，作为经验的历史，这些都是事实。

但问题是除了侵略的日本和屠杀的日本之外，日本还是怎样的日本？战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原爆一时腾起的巨大火球而带来的刹那惊心，也已经非常的遥远。日本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日本还是我们眼中的那个《地道战》《地雷战》中的日本吗？日本人还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日本人吗？我们当然不忘过去的日本，但我们更要关注今天的日本和明天的日本。人，不能忍受太多的真实，但是人更不能没有真实。在所有的真实中，最高最大的真实就是亲在感——我思故我在。泰戈尔说：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里重新获得他的童年。这就说出了人们认知上的“在此”与“此在”的关系问题。总之，这个国家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一无所知或视而不见，就会成为问题。成为什么问题呢？思维非对称的问题。

（十四）

因为这个国家对它的邻国——中国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

而且这个研究是全方位的，深入的，持续的。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并不受中日关系时好时坏的情绪性影响。

如他们研究中国皇帝的寿命为何不如他们的天皇。但他们并不为此生出得意，而是想找出短命是否也是一种活力？他们研究中国的历代王朝的寿命，最长的就是唐朝289年，但没有一个超过300年的。他们想知道为什么？

他们研究中国3000年前殷人和周人，认为属于东方系的殷人的气质是“贝的文化”，属于西方系的周人的气质是“羊的文化”。结果殷人的子孙名人辈出。如前6世纪的孔子。如前4世纪的庄子等；他们研究出中国的英雄流浪者多。如晋文公带家臣去诸国流浪了19年。孔子带弟子离开祖国流浪了14年。三国里的刘备在各地流浪了30年；他们研究《西游记》，从看似荒唐无稽的冒险情节里，解读出人类解释宇宙的强烈愿望。他们研究《史记》，认为司马迁以来的中国历史理论，主要亮点就是禅让和放伐；他们研究中国的《唐诗选》，发现465首唐诗中，男女相爱的诗歌只有10首。而且没有色感。而日本的敕撰集则以恋歌为中心。他们要问的是日本文学的原点为什么是情色的？他们研究陶渊明，认定他生得快乐，活得潇洒，是东洋人幸福的极致；他们研究中国文明的特质，发现了非常基本的三要素：皇帝，都市，汉字。其中最重要的要素是皇帝；他们用一句话道破中国历史：中国的近代像古代，中国的古代才是近代；甚至他们研究东亚生日观念的诞生。得出的结论是，最早为唐玄宗在729年，为庆祝自己的生日为“千秋节”。748年又改为“天长节”。在这之前，东亚人生日的意识完全没有萌生。

在日本，《红楼梦》的翻译有近20个版本，《三国志》的版本不下50种。300余年前僧人义辙、月堂兄弟用文言翻译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是有记载的最早版本。司马辽太郎写过《项羽和刘邦》；北方谦三写过19卷本的《水浒传》；津本阳写过《则天武后》；田中芳树写过《岳飞传》；宫城古昌光写过三大本卷的《晏子》；井上靖和白川静写过《孔子传》。而老资格的讲谈社花巨资出版过《中国历史》十卷本，代表了近年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准。他们也研究中国人的反日，今年7月出版了平野聪的《“反日”中国的文明史》。他们至今还在出老庄的书，如汤浅邦弘的《入门老庄思想》也在今年7月出版。他们连中国的现代文学也感兴趣。如今年6月河出书房就翻译出版了余华的《死者们的七天》小说，而且还是精装本，非常的漂亮。

反过来看，日本的《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万叶集》《枕草子》《徒然草》我们有几种译本呢？我们至今没有出版过《芭蕉全句集》。圣德太子，源义经，足利尊氏，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明治天皇等历史名人，我们有历史学家为其写过传记吗？我们有多卷本的日本历史书吗？我们有历代天皇传记吗？我们有《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研究范本吗？我们有甲午战争的社会文化史吗？

这就是思维的非对称问题。我们将日本置于“熟悉的陌生人”，而日本将我们置于“陌生的熟悉人”。如日本人至今还将外国人入籍称之为“归化”。殊不知“归化”恰恰是中华思想的产物。周边属国靠向中华皇帝的德，“内归钦化”，即归化中华。这里，日本人玩弄的是“历史的狡黠”。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不要以为，一个战败过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无关紧要的。不要以为，一个侵略过我们的民族，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不值得书写。尼采说过“上帝把健忘作为看门人安置在人类尊严之庙的门槛上。”为了防止健忘，我们需要了解日本。为了把这个邻国纳入视野，我们需要阅读日本。

（十五）
鸭长明在《方丈记》的开首说：河水滔滔不绝，但已经不是原来的河水。

这是鸭长明的历史视野。一个哲思者的历史视野。

芭蕉在《奥州细道》里写道：天地为万物之逆旅，日月为百代之过客。

这是芭蕉的历史视野。一个诗人的历史视野。

一个是已经作古了近800年的哲思者，一个是已经作古了400年的俳句诗人，还有这样的历史视野。那么一个在激荡的文明浪潮中成长的现代人，更应该具有怎么的历史视野呢？更何况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说过：“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还有比这更能表现中华文化的大气与自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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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不要让所谓学者们欺骗你。
因为无论如何你仍然会死!

运动不能长寿：

1.跑步机的发明者去世，享年54岁。
2.体操发明者去世，享年57岁。

3.世界健美冠军去世，享年41岁
4.世界上最好的足球运动员马拉多纳去世，享年60岁。

但，吃货可不一样：

5.肯德基发明家去世，享年94岁。
6.Nutella 巧克力的发明者去世，享年88岁

7.想象一下，卷烟制造商温斯顿去世时享年102岁
8.鸦片的发明者死于地震，享年116岁

9.Hennessey 酒的发明家去世，享年98岁。

试想想，

医生们如何得出运动可以延长寿命的结论？骗人的！

兔子总是跳来跳去，
但只活了2年，
而完全不运动的乌龟则活了400年。

因此，
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
多些吃喝玩乐，
过快乐的生活!

因为生活是为了生存!记住上面经验！

来源：@裸嘢李

情书范例

文革中，我因为出身不好，女友写来的情书常常被组织截获后审查，为此我多次受到土建工地书记的责骂，他说我的女友有严重的小资情调，公司已向她的单位发出公函，要求对她施以革命教育。后来，他把爱人写给他的情书拿给我看，想让我从中受到启发。那封情书至今还被我收藏：

尊敬的光玉同志：

你好！你的来信收到了。知你在单位政治上进步很大，我们家里人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家里一切都好，请安心工作，别惦记。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列宁说：“从来的爱，都是一定阶级的爱；从来的恨，也都是一定阶级的恨”。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是沐浴着党温暖的阳光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我俩的感情是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种感情是世界上最纯洁、最伟大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我们做革命工作的积极性会更高，工作热情会更加高涨。今年冬天，公社召开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我们大队的任务是帮助李家沟修“大寨田”，由于开展了“抓革命促生产”锦标赛，大家干得热火朝天，工地上，一辆辆小车推得飞一样的快。想到我是基干民兵，又刚刚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就主动提出参加“青年突击队”，和男劳力一样干重活累活，公社工作组的王书记到我们工地上来检查，还特别表扬了我。几天下来，虽然很劳累，还病倒了两天，但我的精神是愉快的，心里是甜的。在床上躺着的那两天，一想到你，我就觉得病好了很多。

现在春节刚过，地里活不多，正好有时间可以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只是我文化程度不高，有些字还得查字典对着看，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透，对毛泽东思路领会得深，你一定多帮助我，我想读完了四卷后，再读《马恩选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

最后祝你学习进步！工作顺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此致革命的敬礼

玉梅 1970年8月20日

徒工不准恋爱

文革期间，学徒工是不准谈恋爱的，如果私自谈恋爱，一但组织上发现，轻者延长出徒时间，重者会被开除公职。火电公司土建工地小型机械班的石景山，是部队专业下来的干部，到了35岁，老婆还没有着落。1965年，火电公司招了一批徒工，恰巧给他们班分去了一个小姑娘，那个女孩18岁，长得眉清目秀，石师傅天天晚上派那个女孩在泵房里看水泵，看的看的俩人就好上了，一天晚上，他俩正抱在一起亲嘴，被工地主任逮了个正着，那个女孩因此被单位除名了，石师傅也因此娶了她。

结婚要领结婚证，但那时具备结婚条件的人要写结婚申请书，经单位领导研究批准，并出具单位介绍信，婚姻登记处才予以受理。申请书必须要写的情真意切，能够感动领导才行。

我偶然翻出“文革”时期领的“结婚证书”，想起当年结婚登记的情景，颇觉好笑：

当年我是在呼和浩特回民区登记结婚的，记得我们先在单位拿到了同意结婚的证明，然后才去的区委民政办公室。正襟危坐的文书要我俩并排站好，对着毛主席像毕恭毕敬地鞠躬，然后跟着他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当时我们念的是：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在念语录时，办公室的门口、窗外早已围着一些看热闹的男男女女，他们也许想先学一学，将来轮到自己时好对付，但我感到他们好像在动物园看猴子表演，看得我浑身好不自在。

念完语录后是分头谈话，内容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做一对革命夫妻。折腾了约半个小时，文书才取出两本粉红色的《结婚证书》，叫我们分别填写和签名，这两本《结婚证书》如今看来倒有收藏价值。

《结婚证书》封面上方有颗红色五角星，牵带出一镜框图案，内印有毛泽东语录：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扉页在框内印着：

“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打开封面，第一页是一个放着光芒的毛泽东头像，下面是林彪手书的：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结婚证书的封底还有两条毛主席语录：

“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

一场结婚登记，就像上了一堂毛泽东思想教育课。不过，当时结婚登记是免费的，领到《结婚证书》没花一分钱。

那年去美国考察时，北京美国大使馆的美国鬼子，曾翻开我的结婚证好一阵研究。不知道他们的结婚证和我们的有啥区别？

《新婚夫妻手册》

领结婚证时，民政部门还发给我们一本《新婚夫妻手册》，翻开一看，第一页上半身是红彤彤的嵌框大号字──

“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

再往后翻，记不住是第几页，只见上写：

“革命夫妻在新婚之夜，要先团结，后紧张，本着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原则。尤其是男同志在一开始时，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关心和爱护革命女同志。”

再下一页接着写到：

“革命夫妻每一次不宜将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以免影响休息。要保持充分的睡眠，以便第二天能以饱满的激情投入到火热的革命工作中去。”

文革婚礼程序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初的婚礼简单如白纸，那么文革期间的婚礼就是燃烧的火焰了。文革中人们谈婚论嫁的时候，首先的标准是要看出身，看成份。工人和贫下中农成份是硬杠杠，共产党员是最佳的配偶。地富反坏右或者是他们的子女，即使男子是高大英俊，姑娘貌美如花，也常常是俊男娶丑妇，靓女嫁恶夫。虽说不合理，但那是当时的时尚。婚姻装束是清一色的蓝色制服，时髦一点的则穿上绿色的军装，“革命伉俪多奇志，不爱红妆爱绿装”，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

记得文革时期婚礼的基本程序是，婚礼开始，新人与宾客一起挥动《毛主席语录》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接着是新郎新娘共唱《东方红》或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那时有的婚礼也有“三拜”：先拜伟大领袖，再拜革命群众，最后才是夫妻对拜。

我对文革时代的婚礼印象最深的是，我家院子里有一对都是再婚的夫妻，俩口子结婚时，亲朋、好友、邻里送的结婚礼物都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泽东像章。我家当时随的份子也是《毛选》，记得在参加婚礼时看到成箱的红宝书，心里在暗想：这么多红宝书将来可咋办啊？很多年以后我心里还是充满疑问：不知道那些红包书的命运如何了？要是能一直留到现在可就发了。

我的不堪回首的婚礼

我结婚时，是租用呼市西郊孔家营子老乡的房当新房，婚床是把两张单人床合在一起的，还从单位借了一套桌椅。被褥也是两个人的被褥合在一起的，床上铺的哈尔滨制造的毛毯，价值54元，这是父亲送给我们的最为实用又是最为昂贵的礼物。这条毛毯我们一直使用至今。

四面的墙壁上，是写满了毛主席诗词的“红海洋”，还有妻子贴上的一些样板戏的剧照。桌上摆的两个暖瓶和一套水杯算是很实用的结婚礼物，还有三四个搪瓷脸盆也是同事们送来的。

“最最珍贵的礼物”是“中国革命摄影学会”编辑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画册。这是十几位大学同学凑钱买来的，入洞房的当晚我俩还在欣赏“最最珍贵的礼物”《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结婚的那天，我的几位朋友一早赶来，打扫卫生，贴毛主席像，还准备了一些香烟和花生、糖果之类的食物。几个不错的哥们，借几辆自行车，到新娘宿舍，把新娘接来，接着，不断有客人来祝贺，送上一幅画，上面签着好多的人名。人们抽烟，吃点糖、花生，说点笑话，然后就走了，也不请客。那时在农村还摆些宴席，城市一般没有。到晚上，有些关系不错的同事再来闹一下，很早就散了，唉！好没意思，哪象现在这么热闹。

党支部刘书记那天代表组织来庆贺时对我说：“你们结革命的婚，好得很，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你们不要度低级下流的蜜月，要照常出工干活。”他还用上了那时广播里反复说的话，要我俩“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婚后第二天我俩就照常上班了，各自在食堂里打饭吃，晚间回到这间简陋的新房里睡觉。

记得那天晚上客人散后，妻子望着小山似的《毛选》堆对我说：“这么一大堆书，卖不能卖，吃不能吃，烧更不能烧，用的话，不要说我们的儿子、孙子，就是到了重孙辈，恐怕都用不完呀！”

“没关系。”我开导她说：“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我们的小书山虽然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用一本就会少一本，有什么用不完的呢！”

唉！如今已步入晚年的我，参加过多少亲朋的婚礼都已淡忘了，但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非常婚礼却记忆犹新，每当想起来都会有一种涕笑皆非的苦涩感。

资深媒体人高瑜今日（5月10日）在推特上转发了一段视频，显示孔庆东在一个饭局上声称，“人类发展几千年了，……积累到现在，最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就是毛泽东思想”，迄今没有超越者，还称“人类艺术的高峰就是样板戏，不可超越”。

据高瑜推文，这是孔庆东今年五一期间的言论。

1964年9月出生的孔庆东，外号孔和尚，中共党员。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祖籍山东费县。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自称孔子和平奖发起人及评委，常有极左的具争议性的言论，有“大五毛”之称。

孔庆东还被网民称为“叫兽”，因为他骂《南方周末》是“汉奸媒体”、骂记者“三妈的”、骂香港人“是狗”、骂记者为“汉奸记者”、骂不会说普通话的是“王八蛋”、骂台湾总统民主大选是“选举电视秀”等，他曾在警察局骂“这些记者排起队来枪毙了，我一个都不心疼！”等。

文/方方

有些人总也难忘

01
为什么你的脸上满是忧伤？

一九六六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余”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

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八十平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已出，想不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
　　
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下派到外业队。

得乍听这消息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
　　
何家有六个儿女，其中两个在新疆，另外三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

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
　　
邻居做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

何伯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工作。

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我后来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

大约在五十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
　　
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地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地附和，仿佛已成习惯。

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两个字实在是可怕。

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
　　
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

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
　　
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

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

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

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

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
　　
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它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02
一个人失去了尊严怎么办？

在“WG”的中后期，我们房子旁边的墙根下盖了一间平房。房子十分狭小简陋，冬天极寒夏天极热，许叔叔和许婶婶就搬进了那里。

他们没有孩子，房子勉强可住。每天上午，许叔叔便拖着一辆垃圾车，摇着一只铜铃，开始在宿舍扫地和收集垃圾。他和许婶婶负责着我们整个宿舍的清洁卫生。

印象中许叔叔的蓝外套已经发白了，上面打着些补丁。他常常面无表情，很少与人讲话，更不曾见他笑过，仿佛他只知道做事，其他一切都再与他无关。

然而我知道，曾经很英武很洒脱也很热情的许叔叔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的工程师。比起我父亲这些人，他要年轻得多。正是因为年轻，青春洋溢，置身于一个老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便很容易地成为火热运动中的激进分子。

隐约听说许叔叔似乎还做过一个群众组织的小头目，只是，人们都说他站错了队。在那样一个年代，何为对何为错，我们到现在也弄不清楚。

但是许叔叔却因了这个缘故，被人从舒适的办公室中赶了出来，成为宿舍大院里每天垂眉低头缄默不语的清洁工。他的旧日同事或天天与他擦肩而过，或提着垃圾桶去他的身边倒一桶垃圾。虽然彼此间都不说什么，没有白眼也没有讽刺，但对于许叔叔来说，那仍然是无比难堪的场景，是根本没有自尊的时刻。

一个人这样活着，需要怎样坚强的意志才能撑得下去呢？屈辱地活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比许叔叔脆弱或者说比许叔叔更自尊的是他的亲哥哥许伯伯。许伯伯也是工程师，他的资格自然比许叔叔更老一些，他的地位也要高于许叔叔很多。许伯伯一家在我们宿舍非常受人尊敬，因为许妈妈是一个待人格外亲切的老师，还因为他们家所有的小孩全都是大学生。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并不多见。

许伯伯和许叔叔两兄弟同住一个宿舍区，当许叔叔每天拖着垃圾车沉重地从许伯伯家门口走过时，许伯伯心里将会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伤痛，还是无奈？这一点只有许伯伯自己知道。
　　
“WG”对于许伯伯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有一天，许伯伯也被关了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毕竟还小，并不知道为什么关他，记得的只是那时有很多人都是关在办公楼的地下室。

那地方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人在其中，与囚犯无二，自由与尊严都一起被人剥夺。许伯伯自然也在其间。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许伯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反抗。一时间宿舍里遍传许伯伯畏罪自杀的消息。说许伯伯被关前就把刀片放在帽子里，带了进去，然后割脉自杀。

许伯伯割的是哪个部位，我吓得连问也没敢问。所幸许伯伯并没有因此而丧生，他被人及时发现，送到了机关医院。经过抢救，他活了过来。

对于许妈妈和儿女们，这自是件天大的幸事，但对于决意去死的许伯伯自己呢？很难说是不是好事了。

有一天，我从医院门口过，偶然地看到了那里贴着许妈妈率儿女们写的感谢信，感谢党感谢领导感谢医院救了许伯伯，看时心里竟有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那张贴在墙上的红纸感谢信便久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许多年后，我又一次从那医院门口过，脑子里还浮出感谢信的样子。突然间，我就想，不知道当时的许伯伯是不是也怀有这样的感谢，不知道许妈妈写这份感谢信时心里又是怀着怎样的伤痛和酸楚。
　　
我父亲说，一个人最怕被剥夺的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身份甚至连家庭都不是，而是他的尊严，把这个丧失掉了，他活着的意义又有什么呢？

我并不认为我父亲这话说得多么对，但我却记住了它，同时也记住了许叔叔没有表情的面孔和贴在医院门口那张大红色的感谢信。

03
善良一生难道就会真有善报？

花伯伯家同我家是世交。这个交情一直得追溯到我母亲上中学的时候。花伯伯的妻子静湘阿姨是我母亲二姐的同学。当我母亲去九江一所教会学校读书时，母亲的二姐便将我母亲托付给了静湘阿姨。

这大约是六十年前的事情。

自此后，我母亲同静湘阿姨的友谊一直延续着，直到母亲去世。因为静湘阿姨的缘故，多少年来，花家对于我家来说，就如同一门亲戚。
　　
在我见过的人中，再也没有比花伯伯脾气更好的了。我几乎从来就没有见他生过气。他哪怕跟最不讲道理的人或最顽劣的小孩说话也都是笑意满面，轻言细语。

尤其对小孩，不论哪家的，在花伯伯眼里，都是自己的孩子，他在他们中间，脸上总会由衷地露出欢喜之情，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来。

记得六十年代末，花伯伯带我上街，我难得一次出门，出去了便满街乱窜，花伯伯便跟在我后面在人群里跑来跑去，不阻止我也不批评我，仿佛随了我的意也是他最大的乐趣。

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当时甚至想到要是大人都像花伯伯这样多好啊。花伯伯对小孩的热爱，不分任何等级，也没有任何止境。或许是因为花伯伯是天主教徒的缘故。
　　
花伯伯曾经在日本学医，回国后就当了医生。抗战期间，我父母在昆明时，花家也在那里，花伯伯开了一家诊所。常常有些穷苦的病人看病没钱，花伯伯便不收费。这且不说，他还经常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来让病人拿去买药。我母亲常说，花伯伯这个人心肠最好了。
　　
我家和花家有着不解的缘分。我父母离开昆明后，几经周折，搬到了南京，而花家竟也在南京；然后，我父亲又因工作调动到武汉，此时的花家也在我家之前先迁来了武汉。

两家大人坐在一起时，就常常奇怪，说是职业又不相同，事先也没约好，怎么一走就走到了一起，竟一连走了三座城市，不晓得是什么缘故。

在武汉几十年中，花家几乎是我家唯一可以走动的亲戚。
　　
但在一九五七年，善良的好脾气的花伯伯竟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花家便生活在阴影之中。

花伯伯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似是因为花伯伯喜欢写一些普及卫生常识的小文章。如果说这一类的小文章也能对国家造成伤害，真正是让当今人笑掉大牙。然而花伯伯却因了它们断送了自己的一生：他再也没有当医生的资格了。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了“改造”。

“改造”这两个字，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一言难尽的内涵。在这支庞大的“改造”大军里，花伯伯同大家一样，只能低头认罪，唯命是从。
　　
六十年代末，花伯伯被安排在医院里负责挂号。虽然这样的事不应该由花伯伯这样的人来做，但被“改造”过的花伯伯竟也没有半句怨言。他带着他永远的笑容和谦和，很敬业很认真地做这份简单的不必有任何医学知识即可以做的工作，认真得让你觉得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天真呢？

等到七十年代，花伯伯终于等来了平反的一天，但他却已经老了。而且很快就得了病。所有他应该得到的东西，比方房子，都因了这“老”而不再有他的一份。

老而病弱的花伯伯在床上躺了七年，一家人就始终住在两间很小很小的房子里，用着公共的厨房和厕所，很痛苦也很无奈。
　　
我最后一次见到花伯伯时，他已经不能开口说话了。那是在我一次出差的前夕。正是那天，我离开后几分钟，花伯伯便离世而去。

当我出差回来再去花家时，便只看到了花伯伯的一份遗嘱。遗嘱上写着要把自己的尸体给医院留作解剖用，还写着他的丧葬费和抚恤金不必发了，请用那些钱买些糖果给幼儿园的小孩子们吃。

读着那份遗嘱，我心里有些难过，也有些茫然。我想像花伯伯这样的人，他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怀着怎样的一副慈悲情怀呢？为什么生活对他那样恶，他却永远以善来回敬生活？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善有善报”。我曾经对这句话深怀敬意。然而，当我看到了花伯伯的善良一生却又坎坷一生的经历，便觉得生活给我们的感受和书本给我们的道理，相距十分遥远，甚至想，人一生总是善良是不是就对了？

　04
人格的力量无法抗拒

我父亲所在单位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叫“长办”。父亲常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办公室，它下面的职工有好几千人。

“长办”是专门治理长江的。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以及长江上许多水电站，都是他们设计的。“长办”的主任叫林一山。他是个级别很高的领导，我们小时候听说在湖北只有当时的省委书记王任重可以同他一比。

而且还听说周总理和毛主席都特别欣赏他。一度传言毛主席曾表示不想干主席，想要跟他一起去修三峡。这当然是大领导对属下的一句玩笑话，可林一山却因了这样一些趣事，在整个“长办”都颇有传奇色彩。
　　
“WG”开始后，林一山受到冲击是自然的。记得那时我们宿舍院子里的红墙上到处都用墨汁写着“打倒〇一三！”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经我小哥指点，方恍然：〇一三就是林一山。

小哥还告诉我说，林一山有一只手受过伤，大字报说是他因当叛徒而受伤的。这个信息令我吃了一惊，于是想到爸爸竟在一个当过叛徒的领导底下做事，真是有着万分的委屈。那时我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有强烈的爱憎感，但却不懂得对与错。
　　
“长办”有一个俱乐部叫长江俱乐部，绿色琉璃瓦屋顶，乳黄色的外墙，很漂亮很典雅，是我们很喜欢去的地方。“长办”所有的庆典都在那里举行，理所当然，“文革”中所有批判大会也都在那里召开。

一九六六年的一天，长江俱乐部开会批判林一山。虽然林一山是叛徒的说法流传很广，但他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始终有一种神秘感，我们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欲望很是强烈。于是我和几个同伴决定去看这场批判会。
　　
长江俱乐部的看门人因我们是职工的孩子故而对我们并不严加看管。我们很轻易地混在大人堆里看开会。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这种会议自然毫无趣味，而且林一山坐在台下的第一排位子上，我们根本就看不见他。

我们盼来盼去，才好容易盼到了休场。大人们纷然出去透气，林一山却仍然坐在那里。
　　
我们跑到他的跟前，看见他正在一个小本上记录着什么。他的手果然是受过伤的。我挤上前去问：“你的手是当叛徒时受伤的吗？”

林山抬起头，严肃地说：“不是，我是跟日本人打仗时受的伤。”
我说：“你骗人。”林一山说：“我从来都不骗人！”

我没来得及问后面的话，便被其他孩子挤到了一边。
　　
回家后，我告诉父亲。父亲感叹万千，说林一山这个人是个硬骨头，他不像别的领导人那样为权宜之计从头到尾都认错。他始终很强硬，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他从不承认他在执行资产阶级路线。

父亲过去并不喜欢林一山这个人，可在“WG”中他却对林一山的傲骨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因为像林一山那样不管你怎么批我、斗我都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派，是父亲这类软弱的知识分子们想做而不敢的。
　　
后来我们就听说林一山被关进了大楼的地下室——那个阴暗潮湿不见天日的地方。再后来我们又听说被囚的林一山竟找看守讨得一些沙子，然后利用遗弃在地下室的水泥和那里面长流不断的阴水，一捧一捧地筑起了一条小小的挡水坝。

这件事是怎么传出来的，我并不清楚，但它足以让所有听说过的人都产生万分的感动：为一个人不垮的意志感动，为一个人不屈的精神感动，为一个人永不放弃的追求感动，更为一个人永远挺立的人格感动。
　　
以后，父亲去世了，我也离开了“长办”的宿舍大院。可每当我想起少年往事时，总会想起在长江俱乐部的我站在第一排座位前质问林一山的情景，想起林一山认真的对答。

虽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林一山，但他的精神他的人格却一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悄然地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我的生活。

本文选自方方散文集《闲聊》，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文/阿城

“专门说当代作家，后来我才知道这很犯忌。”

阿城：我习惯跟不超过20个人讲话，人多了，我就有点热(脱外套)。

二十年前有一个小册子叫《中国闲话闲说》，讲的是中国世俗和中国小说。那本书是台湾《时报》出版社的经理跟我说约一本书，我就把历次关于该话题的讲演集合在一块，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听众的水平。外面的人比较直接，经常会问，比如对贾平凹的小说怎么看，问了关于莫言的小说，所以才有这部分的集合，专门说当代作家。后来我才知道这很犯忌，不可以这样指名道姓地说。当然产生了恶果，这个恶果我承担了。我对贾平凹先生很尊敬，但提问里具体回答，就针对该问题，但不够全面。回到国内时候，他们就说你不可以这么想，要绕点弯子，直接说的话销售会受影响。所以以后这个问题我不太回答。

当时大家和海外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在那个时代势头很旺，我根据这个势头做了稍微的调整，就讲讲世俗，不讲先锋，因为先锋牵扯到现代性的问题。中国不是没有颠覆继承的系统或者颠覆主流说法、主流思想，比如明朝李贽写的《焚书》，《焚书》都是颠覆性的是。李贽死在北京，墓在通州，通州现在是北京的副中心，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李贽的墓，以免拆迁的时候把墓拆了。李贽对当时主流东西的颠覆性很大。

现在说的先锋小说，实际上是西方概念。为什么从西方来？因为那时候的西方已经完成现代化，走进后现代了。“现代”和“后现代”的概念，如果大家不是很清楚，或者没有一个大致判断，会影响我们的理解。同时如果在座很多人想创作什么，也会影响你的创作。实际而言，现代性是针对欧洲一直以来的专制，将其颠覆掉，比如英国，英国一开始比较好，在这方面的经验比较成熟。同时我个人觉得英国对中国的启发是最大的，或者最值得我们去研究，为什么？因为也一个帝制传统、皇帝传统。

中国皇帝的潜意识一直没有消退。我记得1980年我从云南回来，正赶上改革开放，那时候有些人倒牛仔裤。牛仔裤本来是工人穿的，比较结实，后来变成高级消费品。卖牛仔裤的人给我一个名片，以后你要买或者你朋友要买，你给我打电话，我看这个名片上写的是“总裁”。我说你手下有几个人？他说就一个人。我说那怎么叫总裁？他说自己管自己就行了。很多这样人的拿出“总经理”、“总裁”等名片，都是最大的。这其实是皇帝思想的投射，一旦有机会就要过一下瘾。现在有些换成“大师”，比如我在大街上看到“皇家牛肉面”，一个平民食品前面要家“皇家”。所以我们潜意识里做皇帝这件事的权威一直都在。而现代性首先颠覆的是这个。

第一次颠覆的是君主立宪派，现在英国女王是象征性的，整个国家的运转靠议会和政府总理大臣。另外一个是日本和欧洲君主立宪。这个是怎么完成的？——其实是现代性完成的，把绝对权威颠覆了，颠覆后才有可能有现代。这个现代在二战的时候——一战的时候有些没有颠覆，但立宪这件事情比较普遍，或者民主政府已经基本实现了。但为什么会发生一战？欧洲知识分子对于一战或者欧洲认为自己是文明的，就怎么会发生一战进行了深刻反省，反省一战的积极成果是对现代性要继续走下去，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但接着发生二战，二战的希特勒是通过选上来的，所以做了一次集权、专制，知识分子又反省：为什么现代性建立之后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二次二战之后，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基本固定，政治上的权威要被颠覆。

与之相应的是什么？以小说为例，或者扩大到艺术时，什么叫现代艺术？现代艺术首先是不承认一个继承的、已经存在的系统。因此先锋是侦查连，首先突破，后面的才跟上。所以关于颠覆主流话语，如果文学有一个主流话语要去颠覆它，绘画上有一个主流话语要去颠覆它，音乐上有一个主流的话要去全颠覆它。在绘画上，为什么杜尚的小便池很重要？从小便池之后，大家对绘画有点莫名其妙，说这个是画吗？——不，颠覆的就是这个概念，“这个是画吗？”——作品的概念转化了，艺术的概念也转化了。

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家或者先锋小说家是王朔

五四倡导的问题是现代性，但中国的现代性一直没有解决。尽管现在大家穿的、吃的、用的，好像跟现代国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颠覆性上面，在艺术上的颠覆上，我们基本上是前现代。如果我们对自己、对现代艺术有一个比较清楚认识时，会比较踏实一点。比如余华，当时说是先锋作家，但是我看不太像，我觉得王朔是。因为余华是另开一桌，系统语言是一桌，我另开一桌，你开的这个小桌，但那个大桌还在正常吃，这个不叫颠覆。王朔的语言是大桌语言，但是大家吃菜时觉得“味道不对，是不是坏了？”这才是颠覆，原来的意义被颠覆了。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小说家或者先锋小说家是王朔，这个颠覆性非常大。后来有不少的播音员使用王朔的语法。大家对毛语言的东西一听就笑，这是王朔造成的。90年代这么多先锋作家没有完成这件事，他们在主流的大桌上开了一个先锋的小桌，大桌没有被黜。

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上不断有这么大动静，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社会没有现在丰富，所以文学承担了非常多的任务，比如新闻的，比如评论的。到了九十年代末期至本世纪时，国家比以前开放得多，这时候文学就不承担那么多任务，所以相对地回到它本分的地方。回到本分地方时，大家的注意力不在上面，有那么多的东西，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自己不必借助文学——微信都能提供这个场所——所以文学这部分也不承担。慢慢这个文学回来了。文学到底承担着什么，这个问题现在讨论比较有意义，否则之前会跟其他很多意义勾结在一起，谈不清。

中国人的基本文明和文化状态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

今天在人大这里重提20年前的《闲话闲说》，更多是将文明和文化做一些联系。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基本文明和文化状态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糟糕。现在有很多人忧心忡忡，其实这么多人忧心忡忡正好证明这个社会没有崩溃，如果都不忧心忡忡，那么这个社会已经崩溃了，不需要再操心了。忧心忡忡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文脉，该文脉是由原始儒家传下来的，也就是孔子传下来的。雅斯贝尔斯说的，公元前800—200年世界大文明时不约而同产生的一些觉醒者。就东方来说，孔子是一个。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觉醒者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巫教社会，巫教社会只有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没有个人思维。没有个人思维才决定了古思人著述。自己但凡有点想法时就要跟人家不断地说说，有机会就会有著述，但古思人著述描述的正好是巫教社会的集体意识。孔子有个人意识和思维，很有名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四样（怪力乱神）就是巫教的本质。因为处在一个巫教的社会，这个社会正好是中国礼慢慢转的时代，孔子转的快，不谈巫教的、集体没有个人意识的东西，把巫教的东西具体化了。我们看到老子讲“道”，讲这个讲那个，不讲神也不讲怪，所以老子也是“不语怪力乱神”。因此这两个人都是轴心时期的代表人物、觉醒人物。看《论语》时，孔子碰到人，说你的样子长得很像丧家犬的人，或者你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从这些技术来看，那时候有一批人处于觉醒状态，对于集体无意识的东西已经突破了，开始有个人、个性的思维。

我们失去了一个词——社稷

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和中国文明发生的关系在哪儿？中国人很早开始叫自耕农。自耕农，我们老觉得好像都是农场、都在一起干活，不是的。以前有井田制，劳作、农作的井田制，什么是井田，为什么要划分成这样的？其他的是私田，也就是“井”字其他的这几块是私田，这些私田是自耕农，但他们要耕种当中的这块公田。公田是用于公共事务、往上交税。

巴金抨击旧式家庭、旧式家族时，他应该明白宗祠的宗姓里有公田的概念，我们都姓李，都来种豆，每家都有自己的田，但有一块是公祠的田，种的这块田交给祠堂，祠堂拿它来做社会保险。什么叫社会保险？李姓的人得了大病，个人完全负担不起，医药方面负担不起，就从这里面拿出来由大家评议给他补助，帮他渡过难关。还有老爷子死掉了，寡母孤儿需要救助，也是从公田里面资助。姓李的宗法圈子里，有一个人特别聪明，念书不费力，这个族长就召集各家商议，说送李家的二小子去读书，但是寡母拿不出钱来，就从宗祠里拿出这部分钱，就去了清华、北大，然后去了美国读博士，最后这个人一定会回来，因为他知道他怎么上的学，是公田宗族养他的，因此会回来，回来不一定报效祖国，但是报效宗祠。他的感恩非常具体，国家太大时，感恩不具体就这么划过去了。我们早期那么多在外读书的人会回来，与宗亲制度有关系。抗战的时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回来？也跟这个东西关系。因此宗祠那时候代替的是社稷的概念。我们现在在微信上、微博上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其实我们失去了一个词——社稷。以前的人是“我爱社稷”。社稷是什么意思？有祭祀，有这一片土地的粮食养活你，有神有土地，生你、养你的这一小块土地叫社稷。因此你必须得是非常具体的，你说爱这个，这个东西好回答，但为宏大叙事时就不好回答。“社稷”的概念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有的是非常庞大的党，没有具体的“家乡”。“家乡”在以前就是我的社稷在那儿，知道这是我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子孙，我姓这个姓，你说我爱这个、忠于这个，就找到了具体的连接。扩大的时候，就是儒家说的“天下”。爱一个东西要非常具体。反过来说，中国世俗充斥其间，这个世俗有效地抵抗了绝对权威，动力比较实在，宗祠文化在现在基本没有了，安徽老宅子是宗祠，是大家种公田一点一点盖起来，但是那个也被卖掉了，等于把祖宗也卖掉了。当时我写文章用笔名，不能加“钟”，我姓钟，就把名拿出来，名是自己的，姓是传下来的，我发表《棋王》，作者如果是“钟阿城”的话，以前会说，因为你卖祖宗，出书会给你稿费，会赚钱，你加了“钟”，所以要把祖宗这个命去掉。我个人为了谋个生路，发表作品，不能卖祖宗的事。这些都是一些不成文法。

世俗一直是中国小说最坚实的支持力量

世俗一直是中国小说最坚实的支持力量，做现代小说对于这个主流究竟持颠覆态度，而是把它作为资源发掘的态度？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只是提醒。中国小说里，世俗基础非常雄厚。西班牙有一个《堂吉诃德》，我对西班牙不了解，这样的小说跟世俗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起小时候（五、六岁）家里请的两个阿姨，这两个阿姨都是老北京，而且当时院子里家家都有阿姨，她们上午做完早餐、打扫完房屋至中午饭前有很长一段闲时。做什么？一个阿姨拿《红楼梦》念，其他阿姨纳鞋底、打补丁，听她念，该笑的地方都笑。后来我发现她们笑的地方对于文学评论家来说是“这有什么可笑的”。这就是区别。当时没有记录材料，没有录音机，也没有摄像机，如果那个东西记录下来会很有意思，如果有这个材料，我就提供给文学评论家，比如搞红学的，你知道她为什么在这儿笑吗？跟世俗的人情世故特别契合的地方就笑了。但是我那么小就记得她们说的“谁家敢娶林妹妹，这么刁的一个人，使性子，不能娶这样的，跟婆婆的关系一定处理不好。”这一层的评论很有意思，这就是世俗评论。

以前西单、东单有说书的，靠说书挣钱的人。以前宣武门外有小说书馆，其特点跟一个人念、别人听有什么区别？——说书人一边讲一边评，全由他一个人承担，说书绝对不能少了评，如果只说书不评的话就没人听。因为这个故事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就是要听你怎么评，你评得不好，调侃得不好，揶揄的不好，没人听你的。原来扬州有一个说书人叫王少堂，一个商人去听他说书，听到武松到狮子楼找西门庆。但不能继续听下去，生意不能耽误了，就走了，他听到武松从楼上往下走，忽然白光一闪，武松怎么样，就说下回再讲。商人听到这儿就走了。做了一个月生意回到扬州时，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以后发现武松还没有下楼。这是世俗，世俗不是不要批评，世俗最重视批评，但这个批评拖了武松的后腿，不断有评，评占了2/3，所以武松这个楼下得非常慢。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把它当资源看就浪费了，世俗里的这些资源，如果我们看成旧的东西，看成低俗的东西，价值观改的，资源就利用不上。80年代先锋小说不认为这是资源，反而认为《百年孤独》是资源。《百年孤独》可不可以是资源？可以是资源，莫言做得好的地方是两头取资源，一头是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一头是家乡资源，把这两个用起来，就比不会用本土资源的人要好得多，自己也觉得要好得多。

我不知道讲什么，跟认识的人可以掏心窝子，今天这么多人我怎么掏心窝子。光这么讲，越讲越觉得恐惧。所以现在跟大家交流。

提问1：您写“三王”时，有没有意识到世俗资源是可以拿来用的？我觉得读“三王”，觉得民粹色彩比较浓，普通民众很厉害，下棋很棒，自然观念也很超前，似乎跟您刚刚讲的世俗考量不大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谢谢。

阿城：“三王”是知识青年。不一样，做的是颠覆。小说“三王”已经变成古代的东西了，跟现代不一样，因为语境消失的时候，不知道颠覆的是什么，其实颠覆的就是主流问题。比如《树王》，当时的主流是只管生产不管其他，说不上环保，对整个自然是一个破坏，《树王》跟这个颠覆有关。《孩子王》跟教育有关，怎么挑这件事，是主人公有自己的东西，如果主人公不允许他这么教的话，那他就离开了，所以应该是结尾时说的，离开回生产队去，走着走着就高兴起来了，不是就这件事情跟你斗争，不可能，文革时最高做到的是只能不合作，做不到抗争。《棋王》也是，老师跟世俗特别地融在一起，但还是有一个界限。

提问2：阿城老师您好，您介绍世俗时，是诞生于中国帝制兴起以后，那么我们继承世俗资源这个东西时，有没有和权力相关的东西？比儒家更儒的东西有一些不太相洽的地方，不知道您怎么看世俗的继承？

阿城：我们现在更多讨论和议论的是权力关系。我们刚才说现代性，当它颠覆了政治权威时，接着要颠覆什么权威？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分子一直在他们的命题中兑现金融绝对权，我们现在的金融还没有成为绝对权。现在是挣钱的时候，怎么能颠覆这个权力？80年代初，北大请詹姆斯给大家讲现代，当时很多人很奇怪：电视那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其实指的是金融这个绝对权力做广告等，等于广告是搜刮你。他明确地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要颠覆金融权威，这个权威比政治权威还厉害，因为金融是有学习能力和改变能力的。当时很多听讲座的人说，我们电视现在还买不着，他们都把电视要颠覆了，我们买电视还要用票。以前我们看得很明确，把这个耽误之后面临的是政治和金融联合的形势，也就是大家说的“政商联合”，这个更强、非常强。讨论权力于中国现实而言，已经没有八十年代初那么简单了，那时候没有金融权，现在金融权和政治权在一起，政商结合非常强大。

中国有一个传统叫“皇权不下县”。我们学历史时，感到皇帝一个人说的话是口衔天宪，权力是绝对的，但它知道适可而止，在县这儿就截断了，县底下这一层有活力，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和文明的特殊之处，绝对权力有收处，在县截止。县以下的社会，乡绅、宗法社会自行管理，由此创造性没有被压制。很早有一句话“帝力于我何有焉”，如果在县以上，权力会管你，权力会控制你，县以下是没有的。所以这个跟现代的世俗有点不太一样。我老家在河北白洋淀，农民说话不象话，现在农民不这么说，那时候民国已经往下，突破了县一级，但宗族一直顶着绝对权力。梁漱溟在山东县一级做农村改造，后来跟毛泽东的冲突也在这儿，认为他了解农民、农业、农村，毛的意思是你有我了解吗？其实梁漱溟了解的是“皇权不下县”的农村，毛的了解是突破县，这是两个概念，冲突肯定是激烈的。你问的问题很好，让我能够有一个区别，对传统世俗和现代世俗有一个区别。

提问3：阿城老师，您说关于世俗有一个关于礼貌的问题，30年代或者40年代的北京，南城、东西城有些话不能说，骂人的、带脏字的不能说，南城会出现那种情况，这个是不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比如现在哪儿都有带脏话字词，包括区域有人口的涌入，发生改变。随着社会变成，整个趋势已经变化了。

阿城：这个趋势发生的特别多，从孔子的记录和言行可以看出来，古代社会，先秦的时候是“道德有区隔”，“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讲的就是道德区隔，大夫这些人有尊严，因此不可以对他用刑，用刑以后，权威没有了。礼也不能下庶人，为什么？非常多的礼那不是一般老百姓脑子里能够记得住的。刘姥姥入大观园讲的就是这和事情，刘姥姥在礼之外，进入“礼”的时候一定出笑话。这体现的是道德区隔。所以古代社会设计时，你要是不想用“刑”的话，对不起，就别违反礼。对老百姓来说也别跟他繁文缛节等等讲这么多东西，你做错了给你一巴掌，然后就记住了，下次不会再犯。有区隔的设计是中国文明里很聪明的一点，让你选，你选哪个。

一直到汉武帝时，皇家教育才算成熟，然后重新建立汉代的道德区轨。你刚才说东西城，在我上中学时不许骂人，不许带脏字，否则老师会直接训斥。如果拐着弯骂人，老师听出来要说你，说你这是骂人。没听出来就行。

苦水跟甜水打穿了，就全是苦水。比如文革红卫兵，红卫兵刚开始打流氓、抓流氓。流氓说话非常有意思，吃饭不叫吃饭，叫“搓”，红卫兵就学他们这个话。《老炮儿》这个电影没有把这一层揭示出来，如果把这一层揭示出来会非常有意思，当时红卫兵以说流氓话为荣。但当时的流氓以能穿军大衣为荣，后来冯小刚穿假军大衣，意思是红卫兵是我哥们。这两个结合起来，流氓话，也就是苦水层把甜水层给侵蚀了。女学生在街上说“盖了帽”，街坊老头就说这闺女瞎说什么，怎么这个话都敢在街上说。这是以前做妓女说的话，从上往下一坐进去了，这叫“盖了帽”，为什么喊这一句？意思是外面的人可以收钱了，实际发生性行为了。满街说“盖了帽”这就是苦水层。刘索拉和我说，六几年时候，因为不会骂人和说脏字，就觉得特别落后，被其他红卫兵看不起，专门在学校大操场上扯开嗓门练骂脏话。这是苦水层跟甜水层的关系，道德区合的关系是文化大革命时破坏的。一直到现在，我看有的电视广播员还说“盖了帽”的，这是全国性的。

提问4：您刚刚提到颠覆，现在很多畅销书作家的书，比如大冰的。这种书我觉得有他的内容，但不是好书，内容很世俗，同时又很大冲击，这算书吗？颠覆有没有好坏观念？世俗应用到文学作品中，有没有好坏之分，有的话，度在哪里？

阿城：中国的世俗传统产生了跟世俗有关系的小说，这有一层东西——解决下层道德区隔的问题，主要是劝善。劝善，你说把这个颠覆掉，我不知道……因此我们都说中国人很善良，不是，中国人不善良，如果都善良就不用劝善了，是因都不太善，所以要倡导这个东西，说这么做会有报应。这是世俗小说很重要的功能。说书也是，一开始讲大轮回、报应，然后进入不善良的细节，先是善的宣言，然后是不善的细节，结为是一个不善的教训。大致是这样的。

提问5：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西方现代性主要特征是颠覆性，又提到王朔作品颠覆性比先锋作家如余华更强，您怎么理解王朔作品的颠覆性呢？我觉得他的作品更多体现在语言方面的颠覆。

阿城：这个很厉害，就是颠覆语言，我们是语言思维，我们把思维变了，语言就变了。

提问5：老师您看重语言方面的东西？

阿城：我要不看重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王朔要颠覆的是大桌，他的颠覆结果是重新吃菠菜的时候，发现菠菜变味了，不是原来的味道，这就叫颠覆。

提问5：我觉得王朔虽然用不同的非常新奇的语言形式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但实质上表达的东西没有太多变化。

阿城：没有吧？从学理、从理论上常常要把他剔得很干净了才是，有些作家专门为评论写小说，你怎么写评论文章我就怎么做，成为一个范本。王朔没有这一套，但是他的行为是颠覆的，也就是你以前听到的主流话语，对不起，全变味了，变味不是颠覆是什么？

提问6：您的小说短句非常多，文言文也有短句传统，汪曾祺也有短句传统，你的小说短句从哪里来的？是有意为之？还是有传统？

阿城：世界语言最重要的是节奏。我们学西方的长句子造成很多人不知道应该在哪儿断句，不知道怎么断。我采取笨方法，标点符号不仅仅是语法的作用，同时是节奏点的作用。《礼记》更多是语法，现在用它做节奏式的标点。中国节奏从古代传下来是四言，后来到唐代时，因中亚音乐进来，才开始有五言、七言，比如《蜀道难》。为什么会写成这样的长短句，和后来的曲、词跟西进来的因素有关系，这就出现了新的节奏。对现代的人来说，以四言为基本节奏，里面产生一些小变奏，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我只是利用标点符号勾画出来。

提问6：我感觉到您的使用的标点符号痕迹，但这样写短句是否太刻意了？

阿城：那我就改呗，如果你觉得是刻意的话（现场笑）。

提问7：阿城老师您好，我知道您跟侯孝贤导演有合作，他对于世俗是对分寸的一种恰当好处的拿捏，对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阿城：我拿捏的不是很厉害，当时有一个语境。

提问7：我读了您的《常识与通识》一书，说先锋小说颠覆了之前的催眠系统，之后又形成了新的催眠系统，还说现在没有一种新的系统建立意识流，你写这篇文章时是很多年前了，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还这么看这个问题？

阿城：是啊（现场笑）。意识流这个东西在中国发生的很早，但那个时候不用这样的批评去看。我们看曹植的《洛神赋》，这个赋通篇是意识流，不是连贯的，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一会儿是这儿的感触、那儿的感触，累起一个赋。他老说乍阴乍阳，形容阳光透过树叶子在脸上，这是闪烁一时的感觉。又说鸟儿，“将飞而未翔”，扒着水面往前跑还没有起来。接着就转别的。《洛神赋》是最典型的中国古代意识流的价值观。《汉赋》里这种东西特别多，我小学、中学的时候对《汉赋》的批评是堆砌，但其实不是的，真的读《汉赋》那个意识流很厉害，而且那时候是公元左右的时代，是老意识流，学学他们的写法。何立伟写过一个《白色鸟》，看他的小说我想起了《洛神赋》，跟《洛神赋》的方法是一致的。

医典

　　老子在《道德经》中表达了“少则得，多则惑”的极简主义观点。

　　极简主义，就像其代表性观点“less is more”一样，是一种极力追求简约化的生活态度，也被引申为不再注重外在，只注重自我内心平和与舒适的处事原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对自我的认知探索。

世界上有很多奉行极简主义的人，他们用“断舍离”的方式抛弃繁杂、抛弃欲念，信守他们自己的“道”，享受着他们自己简单、空灵的世界。
　　世界上有一种生命形态，与所有其他生命都不同。他们没有复杂的结构，没有细致的功能，没有强大的欲望;因偶然而生，不去激烈斗争，却活成了终极赢家。

　　就是这样一种生命形态，自远古一直延续至今，虽然有时会异军突起成为世界舞台的焦点，但大多数时候，则是安静的待在自己的角落，冷眼看着时间流过。

　　这种生命形态，就是病毒。

　　一、偶然而生，却活成必然

　　《道德经》云：“因其无私而成其私。”

　　病毒这种生物，从它出现开始，就没有把“为自己获取利益”作为初衷。一切始于偶然。

　　远古时代，世界上诞生的第一个病毒，可能源自细胞内的DNA突变，也就是DNA的复制差错。

　　那是几十亿年前的一个夜晚(也可能是中午，不要在意这些细节)，某个地方的某个始祖级的细胞正在准备自我复制。这个始祖级的细胞，很可能是一个远古细菌，这个细菌的DNA在复制的过程中，某个片段发生了一次偶然地、极小概率地突变。

　　这个DNA小片段因为这次突变，而刚好拥有了将自己从远古细菌DNA链条上剪下来的能力，而这条被剪下来的DNA片段，还刚好能够进行自我复制。

　　“刚好”与“刚好”的完美结合，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否则就只能去相信智慧设计论了，该论点认为“地球生命起源于高等智慧的设计创造”)。

　　生命的伟大之处之一，在于其无限的可能性，一切偶然也就都成为了必然。

　　这一小片剪下来的DNA片段中，可能正好有一些能够合成蛋白质的信息。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小片段随着远古细菌的自我复制而得到延续，得以生存在所有的子代细菌中，并在细菌中不断地复制与突变。

　　随着时间不断积累的偶然性，让这些DNA片段合成的蛋白质，最终正好演化成能够包裹DNA片段的外壳，上面还有一些特殊的蛋白质，正好能够粘附并打开细胞膜。

　　“正好”与“正好”的完美结合，也只能用“缘分”来解释(否则又只能去相信智慧设计论了)。

　　生命的伟大之处之二，在于其跨越时间的延续性，在时间面前，一切小概率事件都迟早会发生。

　　拥有了蛋白质外壳保护，又拥有了进出细胞的能力，就算身处的细胞死亡，这些小东西也可以在环境中扩散，寻找与其它细胞接触并进入的机会。

　　找到了新的细胞(也就是“宿主”，就像它的旅馆)，它就能把自己的那一小片DNA注入细胞内部，继续复制、并继续制造外壳。

　　等到新的细胞无论是被耗竭资源而死，亦或自然死亡破裂，这些小东西又能继续向环境中释放大量自己的复本。周而复始。

　　这些小东西的行为方式很简单，寻找并接触宿主-进入宿主-自我复制-离开宿主。他们眼中只有一个小目标，自我延续。简单纯粹。

　　病毒的行为方式：寻找并接触宿主-进入宿主-自我复制-离开宿主

　　这可能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病毒诞生的故事。

　　从大约38亿年前，地球出现单细胞生物至今，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所有生命的身边都伴随着病毒的身影。这些小东西现在依然活跃在地球上，而且数量已然超过了所有其它生命形式的总和。

　　因其无私而成其私。不带欲念，用最简单的方法做最该做的事，这也许是病毒的“成”之道。

　　二、病毒的终极版极简主义

　　《道德经》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病毒在极简主义的路上走到了极致，它除了自我延续之外，舍弃了全部的欲念，以至于作为生物本身的大部分特征都一并舍弃了。不过仅剩的一些东西，病毒却也把它用到了极致。

　　生存之道，它舍弃了几乎全部。

　　病毒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部寄托在了别的生命体——宿主身上。他们在宿主体内混吃混住，过着不劳而获的日子。

　　获取能量的器官?不需要的。防御和逃跑能力?不考虑了。

　　就连自我繁殖，都是借助宿主细胞里的现成工具和素材来完成。

　　生命的尊严?不存在的。

　　而一旦离开宿主呢?病毒的终极极简主义，让病毒在离开宿主之后，连自己是个生命的名号都保不住了。

　　在宿主之外，病毒不从外界获取能量，自身也不消耗能量，做到了完美的能量守恒，进出都为“0”;它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不动、不繁殖，做到了完美的静止与沉默，整个世界与它无关;它会混迹在灰尘之中随风飘散，或是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淡看岁月静好。

　　2013年，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的两位微生物学教授得到了来自俄罗斯极寒之地西伯利亚的冻土样本，这份样本来自地表30米深的永久冻土层。

　　两人使用高分辨率显微镜分析冻土样本后，发现了冻土层中的一种病毒：阔口罐病毒(Pithovirus sibericum)。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巨型病毒，已经在冻土层中待了超过3万年。让两位科学家非常激动的是，他们发现的病毒，还是活的。

　　繁衍之道，它也舍弃了几乎全部。

　　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基本都是一个繁衍逻辑：

　　首先，他们把自己的生物学特征全部记录储存在DNA分子中，需要繁殖的时候，自己保留好自己那份，然后复制一份DNA分子用来产生后代。之后，每一个子代生物，也都利用这一份父代DNA分子所携带的信息，转录出对应的RNA分子，再以这个RNA分子的信息来制造跟父代一样的蛋白质，正式形成子代生物。

　　过程就是这么繁琐。

　　于是……奉行极简主义的病毒，干脆从头到尾全部舍弃!

　　病毒中，确实有一些是使用DNA来记录遗传信息的，比如乙肝病毒。不过乙肝病毒的DNA中，只包含4个基因。

　　相比之下，人类的DNA中记载了超过2万个基因，即便是在大肠杆菌的DNA中，也记载了超过4千个基因。

　　就是这么极致的简化。

　　不过千万不要小看了乙肝病毒那区区4个基因。它在接触宿主——肝细胞后，会进入肝细胞，把自己这只有4个基因的DNA片段，嵌入到肝细胞的DNA中。

　　肝细胞是个名副其实的化工厂，每天都在生产大量的各种蛋白质，生产蛋白质的图纸，就是DNA，于是，乙肝病毒就利用把自己的图纸混入图纸堆里的策略，让肝细胞替自己大量生产4种所需的特殊蛋白质——蛋白质P、X、C、S。

　　虽然手头只有4种蛋白质，但对乙肝病毒来说，已经足够了。P和X蛋白负责复制乙肝病毒的DNA片段，C和S蛋白负责构成乙肝病毒的蛋白质外壳。有了DNA片段，有了外壳，一个新的乙肝病毒就组装完毕了。

　　虽然简单，却极为高效。

　　还有大量的病毒，连用DNA分子纪录遗传信息都舍弃了——它们把遗传信息记录在各种各样的分子上，比如单链DNA、双链RNA、正单链RNA、负单链RNA，都可能是纪录着病毒遗传信息的遗传物质。

　　病毒舍弃了所有以“DNARNA蛋白质”为核心的繁衍法则，也舍弃了独立完成繁衍的能力。然而，“有”与“无”之间，病毒把握住了该把握的，舍弃了能舍弃的，这让病毒最终能够继续长久延续下去。

　　三、大道至简，不争之争

　　《道德经》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病毒自诞生之日，似乎就懂得遵循自然之理，顺应趋势，不做不必要的杀伐和争斗，一心只求自身延续。

　　病毒在刚刚接触新的宿主，或经历一次大的变异变成新品种后，致病力和致死力都非常强，但随着时间推移，病毒会随着变异而逐渐消除“戾气”，逐渐变得温和，以便能够和宿主长期共存。

　　最有趣的例子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孤悬大洋的岛屿国家，原本国内是没有兔子的。因为英国移民农场主想狩猎野兔取乐，于是从欧洲引进了24只兔子。

　　结果，到20世纪初，这24只可爱的兔子因为当地没有天敌等原因，已经繁殖到突破100亿只了。大量耕地被兔子大军毁坏，激起了人们对这些兔子极深的敌意，在猎捕、毒杀无法控制的时候，人们想到了病毒……

　　1950年，人们在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盆地将一种病毒——粘液瘤病毒释放到蚊子身上，这些蚊子很快将病毒传染给兔子。这是一种对兔子而言极为致命的病毒，致死率达到99.8%。1952年统计，粘液瘤病毒杀死了整个澳大利亚80%~95%的野兔，把兔群数量控制在了人们可接受的较低水平。

　　不过，病毒却在之后发生了变异，对野兔的致死率直线下降，在1952年统计时，人们就发现粘液瘤病毒对兔子的致死率下降到了90%，随后短短6年内，致死率更是不断下降，最终降低到25%左右，野兔数量很快又恢复了。现在，粘液瘤病毒对澳大利亚的野兔已经构不成威胁，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方式来降低野兔数量。

　　1918年开始的西班牙流感病毒也是如此，在初期，患者从感染到发病仅需3小时，从发病到重症死亡只需要10几个小时，保守估计西班牙流感在全球干掉了至少3000万人。

　　而到了1933年，当科学家从当年保存的标本中提取出病毒后，发现其致病力已经大幅度下降，甚至比普通感冒病毒还温和，只会让人产生轻微的症状。

　　为了能够自身延续，病毒似乎演化出降低毒性，与宿主长期共存的特性。这难道是病毒城府极深的“策略”吗?

　　其实，病毒何曾有过智力，又何曾学习过博弈论拥有什么策略呢?

　　这一切，都是不断演化的自然结果。

　　演化是随机的，拥有朝各个方向同时前进的机会，但最终留存下来的，是前进得最远的那一个方向。

　　病毒也是如此，在感染宿主的过程中，只有那些降低毒力，能够与宿主共存更久的演化分支，才能得到更长久的繁殖周期，也能得到更多更广泛的传播机会(太过激烈的病毒还没来得及传播，就会随宿主的死去而于宿主同归于尽了)。

　　不争之争。

　　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病毒既不追求消灭谁，也并不刻意与谁妥协追求共存。

　　病毒没有策略，没有城府，一切顺其自然，只是自顾自地生存和繁衍。

　　恰恰是因为其没有目的，不去争斗，才让病毒在各个演化方向上都能够进行随机尝试，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延续自身的机会。

　　生命的终极形态是怎样的?

　　也许拥有无限的机会和可能性，就是生命的终极形态吧。

　　这也许就是病毒的生存之“道”，用心体悟的人，也自然能从中得到启示。

　　*本文内容为健康知识科普，不能作为具体的诊疗建议使用，亦不能替代执业医生面诊，仅供参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ID：Guokr42），作者：S.西尔维希耶

有句俗话叫“枪打出头鸟”，许多人对此深以为然，觉得太优秀就终将被诋毁。

在现实社会中，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人们是否真的更乐于看那些优秀者出丑？

最近，科学家们做了一些研究，结论是：嘿，还真是这么回事！

越是能力不行，越爱抱团排挤人

明尼苏达大学助理教授伊丽莎白·坎贝尔（Elizabeth Campbell）、马里兰大学教授廖卉等人对台湾地区105个美发沙龙中的350个理发师做调查后发现，那些表现优秀的理发师总免不了遭受同行苛刻对待和排挤的命运。

在研究者眼中，美发沙龙代表了一种很普遍的合作形式。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理发师既必须独立工作，同时也必须分工合作来完成任务。这样，对美发沙龙的研究将会有助于人们理解社会中类似这种“工作组”式团队的合作方式。

伊丽莎白发现，理发师倾向于对那些水平较差的同事比较宽容，而对行业中的佼佼者则极为苛刻和严格。有趣的是，伊丽莎白还发现，在越是合作的理发师团队中，这样的倾向越明显。看起来，“排挤优秀者”反倒还成了使团队更为团结的粘合剂呢。

排挤你，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早在2010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拉马尔·皮尔斯（Lamar Pierce）和弗朗西斯卡·基诺（Francesca Gino）做了这样一个调查，他们观察汽车的质检员也有类似的“双重标准”。他们要做的是检测汽车的排放数据并判断是否合格。
拉马尔发现，这种本来非黑即白的问题，也能引起质检员的“区别对待” ——他发现，质检员对收入群体与自己类似的群体会格外“宽容”，让他们的车有机会勉强过关。而面对富裕阶层的车辆，他们会表现的格外严苛。

对于拉马尔的研究来说，质检员对豪车消费者的嫉妒和对普通车消费者的共情，是他们行为最显而易见的解释。人们同情那些在顺位上与自己相仿的群体，又对那些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人充满嫉恨。

不过，这却不太容易解释伊丽莎白对理发师行业的研究——你也许有理由嫉妒那些表现出色的同事，可同情那些好吃懒做的同事？没门儿。更何况，他们的业绩可是能影响到你的薪水呢。

那么为什么在与拉马尔实验不同的场景里，人们出现了类似的反应？为了进一步阐释这类人群的心理动机，伊丽莎白团队在完成对美发沙龙的调查后，又在美国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这项涵盖284个商业团队的实验中，团队成员将在特定任务中与研究人员派出的“使者” ——一个电脑伪装成的员工——来进行竞争。不用说，人们很难竞争过这个特殊的员工。那么，他们会作何反应呢？伊丽莎白发现，当他们必须要胜过电脑才能拿到好处时，他们对这位“员工”嫉妒和排挤就出现了。而如果大家一起合作也能拿到很不错的奖励，人们反倒会欢迎这位未曾谋面的“优秀员工” 。

据此，伊丽莎白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它事关资源分配：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竞争环境中，那些工作更为出色的人们会有机会获取最多的资源，而这会显著限制落后者的生活水平。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落后者必须结成同盟，通过一些“盘外招”来对强者加以限制，最终使得大家获得的利益妥协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点。

不要小瞧这些排挤，后果很严重

永远不要低估这些产生于群体内部的不和谐音符。科学家发现，当群体内嫉妒情绪蔓延开来后，整个团队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嫉妒情绪会显著降低整个团队——包括那些优秀者——的工作表现，会造成更多的员工缺勤，也会使得员工必须花费额外的时间应对社交带来的困扰……它还会从内部瓦解团队，最终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而对于群体中的个体来说，嫉妒情绪也绝对无益于身心健康。

根据研究表明，对于那些人们编造出来诋毁优秀者的事情，怀有嫉妒心的人们会比常人记得更牢。而这种异常出色的记忆力，要归功于他们对优秀者的关注。这种额外的关注会消耗人们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认知资源，一方面会造成人们的记忆偏差，另一方面也会损害人们在“正经事” 上的表现。

我们能改变它吗？

被嫉妒者

如果你是团队中的明星人物，你应当意识到自己早晚将会受到嫉恨。所以当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不要太感到意外和手足无措。与其反复追问“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恨我”，不如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相信伊丽莎白的假说，那么，不妨试着采用更多合作的方式来与大家实现共赢。如果人们在与你的合作中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大多数人不会介意你拿得更多的。

嫉妒他人者

而如果你不幸是那个对团队中的领头羊怀有无限敌意的后进生，那也许你应当好好反思自己了——不只是自己为什么工作能力那么有限，更重要的是，你应当意识到这种负面情绪不仅不会有任何意义，还会进一步损害你的工作能力。尝试与强者合作，远离自己的负面情绪，都会比坐在工位上不停的八卦和诋毁带给你更多的益处。

管理者

最后，如果你是公司或团队的管理者。当你意识到团队中出现了这样的情绪，你应当考虑的要更多。

你已经为那些优秀的员工提供了更好的报酬，自然会有更高的期望。而如果他们受限于同事的压力而束手束脚不能完全发挥，那就构成了资源的浪费。为此，雇主有必要采取措施，来确保自己的花费没有白费。制定一系列规则来保护优秀员工应对压力是一种方式。而更聪明的做法是，雇主需要让那些落后的员工意识到，比起一味的排挤和限制，与优秀者合作分享更有助于落后员工提高自己的资源获取能力。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对于双方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而更关键的是，你应当在很早的时候意识到这种问题——当人们开始孤立你的员工，当他们开始出现更多不必要的不满和争执时，你就应当采取措施。如果放任自流，就不要奇怪为什么你的团队迅速分崩离析咯~

人心啊，复杂得很呢！

来源：高分子科学前沿

俗话说：少即是多。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人们为什么总是做的太多，让自己疲惫不堪呢？

在工作中、学习中，生活中，你是不是总想着加点什么，会让事情做得更好？事实果真如此吗？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2021年4月7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Gabrielle Adams、Benjamin Converse等人在Nature期刊发表了一项题为： People systematically overlook subtractive changes 的研究论文，该论文还被选为当期封面论文。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系列问题解决实验，通过这些实验观察人们对不同问题的处理方式，发现人们在解决问题时更喜欢做加法（通过增加元素来解决问题），即使做减法（通过删除一些元素来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

研究团队进一步发现，人们更喜欢做加法，不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做减法的效率更高，而是压根就没有想到还可以通过做减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项研究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疲于应付处理不完的工作安排，机构总是陷入各种繁文缛节。此外，研究团队表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类总是如此滥用地球资源。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搭乐高积木实验，一个塑料小人站在仅一个角落被一根柱子支撑的屋顶下，你会如何改变这个结构，在屋顶放置一块砖块，而又不会导致屋顶塌下压到塑料小人？同时，每增加一块乐高积木就要花费10美分。

研究团队发现，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选择通过增加支柱来稳定屋顶，从而防止放上砖块后屋顶坍塌。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更简单也更省钱的方法，那就是去掉原本存在的那个支柱，让屋顶直接固定在底座上。

对于这些实验结果，论文作者Leidy Klotz副教授表示，人们总是考虑通过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来解决问题，例如，写作、烹饪、工作安排等等，人们总是首先想要不要加点什么来做得更好。即使做减法的效率更高、更经济，人们仍然倾向于去做加法，这种现象在生活和工作中非常普遍。

那么，问题来了，人们为什么总是倾向于选择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加法策略，而不是选择更简单高效的减法策略呢？

研究团队想到了两种可能性：要么是想到了做加法和做减法这两种策略，但是不成比例地放弃了做减法，要么是压根就没想到做减法的策略。

研究团队更认可后一种可能性，论文作者Benjamin Converse表示，做加法的策略可以快速轻松地想到，而做减法的策略往往需要更多的认知能力。由于人们经常快速做决定，因此他们往往选择了第一时间的想法，从而使用做加法的策略解决问题，根本就没有考虑做减法。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个格子实验来验证他们的上述想法，参与者被要求移动尽量少绿色格子，让图案变成对称状。参与者更多的选择增加绿色格子来凑成堆成方案，当提示他们可以做减法时，减少绿色格子的比例明显提升。

论文作者Gabrielle Adams表示，人们越依赖做加法的策略，就越容易获得认知上的便利，长此以往，通过做加法来解决问题的习惯可能会越来越强，长远来看，这将使最错过许多通过做减法改善自己，甚至改善世界的机会。

作者：林伟雄医生

今天，当我在推特里，寻找关注已久《真相工程》（Project Veritas）的创始人与负责人詹姆斯（James O‘Keefe）的推特时，突然发现找不到他了，才知道他的推特已经被封杀了。看来得把这几天他曝光CNN的事情，真实的一面分享给大家，这是一份很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2021年4月13日星期二，《真相工程》公布了主流媒体之一的CNN - 技术总监查理.切斯特（Charlie Chester）的卧底镜头，查理在酒后兴致勃勃中吐了真言，承认CNN就是一台宣传机，如何进行反川普的"宣传"，目标就是让川普在2020年的大选中下台；如何利用疫情制造恐慌等......

当时查理与同事在餐馆进餐多喝了几瓶啤酒，畅所欲言着各种话题，把CNN的老底揭了个底朝天。而《真相工程》的一名卧底记者就参与其中，查理并不知道自己被拍摄。

查理自诩川普总统未能连任，就是CNN的功劳："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让川普出局了，且我百分之一百相信，如果不是CNN，我不认为川普会被投票的方式淘汰！"

查理承认自己加入CNN，就是为了成为反川普"宣传"的一部分！

视频中的对话：

背景中的记者即是《真相工程》的一名卧底记者。

记者问：CNN做政治宣传吗？
查理答: 不知道，我......

记者：能够为我们定义一下政治宣传吗？我想我知道政治宣传是什么，不过，怎么样操作呢?
查理答: 如果我们的议程是要打击盖兹(Matt Gaetz - 佛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因为他是很保守的共和党人，能给民主党制造很多麻烦，比如说通过某些法律等等。对于民主党来说，能够把它搞下来那就再好不过了。

所以我们在CNN就会一直不停的播放那些对他有伤害的故事，让这个新闻持续发酵，比如他有什么事情要庭外和解等等，你知道，只要我们不停炒作这件事就对我们有利。这就是政治宣传，这就是对我们有利。

真相工程的最新发布

真相工程最新发布的CNN卧底记者录像更清晰地揭露了CNN在所谓反对仇视亚裔的运动中掩盖真相，企图把仇恨的矛头转向白人的政治宣传。

CNN技术部的主管查理看到他们很多的录像视频是黑人在袭击亚裔的时候说，“你们找到的是什么录像啊？我们现在是要帮忙黑命贵的不是吗？” 他说保守派的人士一定会抓住这样的证据来大肆攻击，因为我们这些视频会告诉人们，实际上是黑人在攻击亚裔，那就与我们支持黑命贵运动背道而驰。他说，这样不行，这样会产生完全错误的视觉效果，在这些细节上不注意就会使我们的运动蒙受损失。他并不知道他在那时候正在被录音。

真相工程的卧底记者再问他，那我们的这些视频是不是只专注于攻击者是白人的时候呢？他回答说，我就没有看到过任何报道会注意除了白人以外的攻击者的皮肤颜色。如果攻击者不是白人，我们就闭口不说，慢慢这个新闻就失去热度，就不再有人谈论。

在这之前被真相工程卧底记者所拍到并公开的视频里面，查理已经谈论过新闻就是政治宣传。他说，你可以通过你如何在你的平台上报道和热炒一件事情来改变公众对某事的观感。

对于这透露出来的视频，CNN没有公开表态，也拒绝回应我们多次对他关于查理是否仍然在任的询问。

在视频中，查理证实：“CNN不仅大规模关注川普总统的健康状况，而且完全是由‘猜测’推动‘宣传’。川普的手一颤抖，我们就请来了医疗人员来猜测，可能是神经受损了，川普不适合当总统了。我们当时是在编故事，这就是宣传。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没什么其它的内容可说。“

查理还说，你看看我们把川普弄下台了。他说可以100%肯定如果不是CNN的这些操作，川普现在仍在台上，不会被选下来。

然而，CNN却努力把拜登设计成一位"较年轻的老人"，查理说到：“CNN会不断播放他慢跑的镜头。播放拜登慢跑显然是让人们不那么关注在拜登的年龄上。我想我们让拜登已经过了关。"

怎么炒作疫情? 查理说，疫情给我们带来很高的收视率。这就是为我们为什么总是把死亡数字摆在我们的屏幕上面的原因，其实我对每天死亡的人数的方式心里有些问题。他在这次被卧底录音的视频里面说，他心里面暗暗的希望每天死亡人数攀升，这样更有利于CNN的政治宣传。

另外，查理说：“下一个重点将是气候变化的话题，让人们感到气候变化类似于疫情，让人产生恐惧！“ 他强调恐惧是最有卖点的！

查理的线上个人资料在还没被删除之前写道，他在2020年大选的新闻报道中是核心团队成员之一。

真相工程通过用卧底记者的方式来录下新闻界或政治人物以为私下交谈的时候所说出来的，不加掩饰的真相，将这些视频公诸于众，以揭露事实真相。

相父

哈耶克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等。他对市场经济理论、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研究十分深入彻底，但极端的自由主义，也令他被贴上了“保守主义”、“反理想主义”的标签。哈耶克思想深刻影响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同时他对于社会主义的预测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完全获得证实，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高度赞扬。

1944年，哈耶克发表划时代名著《通向奴役的道路》。他是这样论证的：如果社会主义用中央计划取代市场，那就必然要建立计委来负责制定计划。为了贯彻计划、控制资源的流动，计委就必须拥有对于经济事务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取消了市场，就无法形成价格；计委没有市场价格作为决策的依据，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知道何种生产计划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1988年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书中说：人类文明的诞生是起源于私人财产的制度。价格是唯一一种能使经济决策者们透过隐性知识和分散知识互相沟通的方式，如此一来才能解决经济计算问题。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统制经济，必然造成无孔不入的全面压制，因而导致现代最为严酷的政治控制——极权主义。

计划经济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首先在于他们都坚持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社会目标；其次，在他们达到目标的方法，他们都要将整个社会组织起来，控制社会的一切资源，以达到其单一的目标；第三，他们都拒绝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拒绝承认在该领域内个人自身的目标是至高无上不容侵犯的。而要推行作为理想的计划经济体系，独裁专制乃是最有效的制度性工具。因此，这种中央管制的计划经济，是最典型的极权主义。其对个人自由的摧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政治。只有在自由竞争的私有经济制度内，民主政治才可能实行。然而，当民主政治受到集体主义教条支配时，民主政治将走向自我毁灭。

在计划经济下，也不可能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思想的国有化，正是工业国有化的伴随物。哈耶克指出，极权国家集中控制宣传，一切宣传工具都被用来朝一个方向影响所有的人，隔绝外界，没有任何其他声音，天长日久，任何人都难免受其影响。民主国家虽也有众多宣传机构，但它们相互独立、互相竞争、目标各异、声音多元，二者截然不同。极权的宣传技巧之一，就是仍然使用旧字眼，但换上新的意义，如自由、民主、真理等；其次，则是控制一切信息来源，实施资讯垄断，决定一则新闻是否发布的唯一标准，看其是否会影响国民对政权的忠诚；第三，是严厉压制不同见解。如此，在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环境下，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萎缩，在长期单一的垄断的声音的灌输下，统治者的思想就成了全体国民的思想，统治者的目标也就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这一现象扩展至一切精神领域：科学、法律、历史、文学……

政治权力与真理划上等号，真理也就死亡了。《通向奴役的道路》第十章的标题是：为什么最坏者当权？他驳斥所谓的“现存的极权统治的恶劣，是由该统治者品质造成的，与（极权）制度无关，因而是一桩历史偶发事件。”本章深入分析在极权社会管理阶层上发生的普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指出其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极权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即“精英淘汰制”。

第一，低素质的社会大众。在极权社会中，一个人数众多、组织严密、意识形态统一的团体，往往不是由社会中素质较高的人构成。原因在于，人们的教育水准越高，理智越强，其观点和趣味就越独立，也就越多样化，因而就越不易认同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因此，高度划一的看法和意志，势必降低团体的道德标准。同时，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便于独裁者掌握控制，以达到其政治目标。另外，大多数人是并无自己的坚定信念的，适合成为被灌输的土壤。

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断地向群众灌输极其简单又极其粗糙的不需思考的信条。这样，最坏者将得到一切温顺的和易受骗的人的支持，这些粉丝没有坚强信念而只准备接受一个现成的价值体系。只要“大声地、喋喋不休地向他们鼓吹这种体系的话”，那些思想模糊、随波逐流、感情与情绪易冲动的人就会接受他们的体系。

第三个原因是，不断地煽动仇恨。最坏者都是训练有素的政治煽动家，他们利用忌妒等大众心理，强调“我们”与“他们”间的鸿沟，划分“敌我”，以凝聚自己的团体，故他们易于成功，这也是坏人易得势的原因。在德国，成为敌人的是犹太人，一直到财阀阶级接替了其地位为止。这和俄国把富农挑选出来当作敌人，同样是整个运动都以之为基础的反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的结果。在德国或奥地利，犹太人曾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因为人民当中广大阶层对经商怀有传统的厌恶，致使犹太人更容易接近经商这个受歧视的职业。

第四，不择手段，践踏道德底线。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确。因此，“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合法的。极权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假定是，如果我们的行为是“为全体谋福利”的，则天下没有什么事不可做。其结果，是对一切道德价值的否定。因此，这就是那些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人得以爬上高位的关键，也是斯大林能残酷杀害那么多同志、战友的原因。这就表明，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规则的容身之地。

品格完善的人难于在极权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为在该社会中，许多坏事都是以“共同目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而施行的。所以，存心干坏事，乃是增进权力、爬上高位的必由之路。因道德良知而无法做这些事的人，将被摈弃于权力之门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今天读起来，仍有很多振聋发聩之处。只要宪政和民主没有建立起来，最坏者当政就永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世上有好人，但绝无好人政治。乞求圣君、好人当政，那就是乞求暴政。

历史终究站在了哈耶克一边。曾经繁荣强盛的计划体制渐次衰亡，苏联帝国走向覆灭，把它的无数反人类罪行暴露在阳光下。而这一切，哈耶克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预言过。

王小波

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也许这纯属巧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聪明人的范围之内，道德上的敏感度是高些好，还是低些好。

在道德方面，全然没有灵敏度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也承认。但高到我这位朋友的程度也不行：这会闹到鸡犬不宁。

《廊桥遗梦》上演之前，有几位编辑朋友要我去看，看完给他们写点小文章。

现在电影都演过去了，我还没去看。这倒不是故作清高，主要是因为围绕着《廊桥遗梦》有种争论，使我觉得很烦，结果连片子都懒得看了。

有些人说，这部小说在宣扬婚外恋，应该批判。还有人说，这部小说恰恰是否定婚外恋的，所以不该批判。

于是，《廊桥遗梦》就和“婚外恋”焊在一起了。

1

我要是看了这部电影，也要对婚外恋做一评判，这是我所讨厌的事情。

对于《廊桥遗梦》，我有如下基本判断：第一，这是编出来的故事，不是真的。第二，就算是真的，也是美国人的事，和我们没有关系。

有些同志会说，不管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反正这电影我们看了，就要有个道德评判。

这就叫我想起了近二十年前的事：当时巴黎歌剧院来北京演《茶花女》，有些观众说：这个茶花女是个妓女啊！男主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玛格丽特和阿芒，两个凑起来，正好是一对卖淫嫖娼人员！

要是小仲马在世，听了这种评价，一定要气疯。法国的歌唱家知道了这种评论，也会说：我们到这里演出，真是干了件傻事。演一场歌剧是很累的，唱来唱去，底下看见了什么？卖淫嫖娼人员！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总觉得中国的观众应该有点长进——谁知还是没有长进。

2

小时候，我有一位小伙伴，见了大公鸡踩蛋，就拣起石头狂追不已，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制止鸡耍流氓。

当然，鸡不结婚，搞的全是婚外恋，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有伤风化；但鸡毕竟是鸡，它们的行为不足以损害我们——我就是这样劝我的小伙伴。

他有另一套说法：虽然它们是鸡，但毕竟是在耍流氓。

这位朋友长着鸟形的脸，鼻涕经常流过河，有点缺心眼——当然，不能因为人家缺心眼，就说他讲的话一定不对。

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也许这纯属巧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聪明人的范围之内，道德上的敏感度是高些好，还是低些好。

在道德方面，全然没有灵敏度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也承认。但高到我这位朋友的程度也不行：这会闹到鸡犬不宁。

他看到男女接吻就要扔石头，而且扔不准，不知道会打到谁，因此在电影院里成为一种公害。他把石头往银幕上扔，对看电影的人很有点威胁。

人家知道他有这种毛病，放电影时不让他进；但是石头还会从墙外飞来。你冲出去抓住他，他就发出一阵傻笑。

这个例子说明，太古板的人没法欣赏文艺作品，他能干的事只是扰乱别人……

3

我既不赞成婚外恋，也不赞成卖淫嫖娼，但对这种事情的关切程度总该有个限度，不要闹得和七十年代初抓阶级斗争那样的疯狂。

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反婚外恋、反通奸，还反对一切男女关系，不管它正当不正当。

这是很好的文化传统，但有时也搞得过于疯狂，宋明理学就是例子。理学盛行时，科学不研究、艺术不发展，一门心思都在端正男女关系上，肯定没什么好结果。

中国传统的士人，除了有点文化之外，品行和偏僻小山村里二十岁守寡的尖刻老太婆也差不多。

我从清朝笔记小说中看到一则纪事，比《廊桥遗梦》短，但也颇有意思。

这故事是说，有一位才子，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散步，走到篱笆边，看到一对蚂蚱在交尾。要是我碰上这种事，连看都不看，因为我小时候见得太多了。

但才子很少走出书房，就停下来饶有兴致地观看。忽然从草丛里跳出一个花里胡哨的癞蛤蟆，一口把两个蚂蚱都吃了，才子大惊失色，如梦方醒……这故事到这里就完了。

有意思的是作者就此事发了一通感慨，大家可以猜猜他感慨了些什么……

4

坦白地说，我看书看到这里，掩卷沉思，想要猜出作者要感慨些啥。我在这方面比较鲁钝，什么都没猜出来。

但是从《廊桥遗梦》里看到了婚外恋的同志、觉得它应该批判的同志比我要能，多半会猜到：蚂蚱在搞婚外恋，死了活该。这就和谜底相当接近了。

作者的感慨是：“奸近杀”啊。

由此可以重新解释这个故事：这两只蚂蚱在篱笆底下偷情，是两个堕落分子。而那只黄里透绿，肥硕无比的癞蛤蟆，却是个道德上的义士，看到这桩奸情，就跳过来给他们一点惩诫——把他们吃了。

寓意是好的，但有点太过离奇：癞蛤蟆吃蚂蚱，都扯到男女关系上去，未免有点牵强。

我总怀疑那只蛤蟆真有这么高尚。它顶多会想：今天真得蜜，一嘴就吃到了两个蚂蚱！

至于看到人家交尾，就义愤填膺，扑过去给以惩诫——它不会这么没气量。

这是因为，蚂蚱不交尾，就没有小蚂蚱；没有小蚂蚱，癞蛤蟆就会饿死。

今天有两件非常荒诞的事情可以放在一起对比看。第一件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冯玮到B站开课。通过他的课和著作，大家惊讶的发现了他真实的水平。就相当于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个老师到中国学习中国历史，回到日本给大家讲三国，然后课上把三国演义里的草船借箭和诸葛亮三气周瑜当作真实的历史教给学生，说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还专门就此写了本书去研究以三国演义为基础的中国历史。

你让我去评论，这就是体制内的温暖。冯教授也是不学无术的典范了，就他这个水平，硬是能在复旦大学的讲台上站一辈子，“教书育人”，甚至混到了博士生导师。他在合适的时间占到了合适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干得怎样没关系，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那位置一辈子都是他的。

事情爆出来之后，网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复旦的学生出来替他们的这位老师说话，说他其实有一些学术水平，只不过是因为他本科阶段没有接受过什么良好的教育，所以作为一名历史系教授很难分清演义和真正的史实。
可是为什么之前就没有学生去讲他的问题呢？

另外一件事情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一个豆瓣用户因为在网上对一本书的翻译评价很低，觉得和机器翻译的很类似，就被找到了学校，由学校来做他的思想工作，并且最后由他道歉。

转：感谢纽约记者 Laura Uhle 提醒为何纽约人看到犯罪过程有特别原因 “见死不救, 视而不见”.

因为纽约州民主党议员支持的 “罪案证人的个人私人资料被起底, 必须要提供私人资料给罪犯” 的新法律在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 任何在罪案发生前 / 后提供帮助受害人, 甚至只是打 911 报警, 或做证人的 Good Samaritan 好心人士, 他们的个人资料受到州法律规定必须要提供给案件的罪犯, 纽约 90% 的罪犯受到 “No Cash Bail" 州法律保护不需坐牢等待审判, 被逮捕的罪犯无条件被释放, 然后罪犯从警方必须提供的资料知道证人的住宅地址, 姓名, 工作地点, 好心的证人可以随时被罪犯走到证人的住宅或工作地点恐吓, 甚至伤害或杀掉.

所以我明白为何纽约人亲眼见到罪案发生也 “就手旁观, 视而不见”, 因为做纽约州的证人分分钟被无条件释放的罪犯走到住家骚扰, 伤害, 甚至被杀死.

根据皇后区检控官办公室 (Queens DA office), 一部份 “好心证人” Good Samaritan 被罪犯以法律诉讼控告, 一部份 “好心证人” 后悔做 “没有私隐” 的证人。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3841694105913813&id=100002197845744

newtalk

美国俄勒冈州教育局13日为实现「公平数学」的指导方针，推出总计82页的教学「工具包」，其计划认为「准确的数学」是白人至上文化、种族主义的渗透，体现在寻找正确答案上，欲「减少数学中的种族主义」的教育方向，引发网民热议。

　　根据《DJY》报导，这份工具包中提及，「认为数学客观的概念是错误的、教学就更不客观了。坚持总是有对与错的答案，使客观性以及对公开衝突的恐惧永远存在。」举例而言，若你相信客观数学中存有绝对答案，如2 + 2=4，便会被视为「种族主义」，因另一派不相信2 + 2=4的人将处于弱势、恐惧和他人「公开衝突」。另外，工具包也鼓励教师，可以提出至少两个问题的答案，而非坚持唯一的正确答案；通过获取所谓『正确的』答案来挑战标准化的测试问题，而通过解开问题中提出假设来证明其它答案的合理性。

该工具包还鼓励教师采用“中心民族数学”，具体包括各种指南，其中之一指示教育工作者“确定和挑战数学用于维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观点的方式”。

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描述的极权主义寓言《1984》中，其最终权力是训练公民绝对相信2 +2=5，即使他们知道2+2=4，也要对2+2=5坚信不移。人们的思想被意识形态扭曲得面目全非，主角温斯顿·史密斯的思想最终也彻底投降，被迫同意“2+2=5”。

　不过，这并非美国数学教学界近来才兴起的潮流。这份教学指导早在2001年便发表，《CNN》于2016也有刊文称「数学是种族主义」；2017年美国两个全国性的数学教师协会则曾联合发表报告，认为美国数学教育存在「制度化的歧视」，通过数学标准化的考试成绩，将阻碍某些种族、性别、甚至阶层的学生学习高端数学，造成社会的不平等。

　对此，杂志《美国思想家》（American Thinker）14日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撰稿人威德堡（Andrea Widburg）表示，过去三个左派处理教育问题所秉持的信念是：「少数民族无法达到基础教育标准，而实现左派「平等」的唯一途径是降低标准或完全废除这些标准。」，他认为左派似乎认定少数民族无法达到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为了所谓的种族平等，他们宁愿「摧毁该地区的一所理想学校」，并大批左派「通过愚弄所有人来创造『平等』」。

15岁高中生做了15年公益

我爷爷9岁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残忍的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