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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7凤凰锐评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丁学良

如果问个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哪一个政治概念是使用最频繁的?只要静下心来稍微想想,就会答道:是“人民”。

“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无所不在。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或人民公安)、人民审判员、人民武装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公社(现在没有了)。所有国家一级的重要报刊杂志,几乎铁律一般,都冠以“人民”二字: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画报、人民音乐。

更重要的还有: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解放军(或人民军队)、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

虽然从最高层到最基层,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体育,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机构,都用“人民”这两个字做前缀,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人民”往往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而 “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导致很多的政治恶果。一个政策是好是坏,效果是良还是恶,衡量的标准如果不是具体的人,哪怕那个政策再荒谬、再疯狂,哪怕它造成的后果再可怕,如果不是以具体人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总会找到“正当”的大道理为其辩护。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会看出,把人民抽象化,有多么可怕。19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生争执。赫认为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一打起核战争,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整个世界也许都会毁灭,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以依靠?因此苏联不能与美国发生核冲突,要和平共处。毛泽东批评赫右倾,说我就不信打核战争全世界27亿人会死绝,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1958年9月,毛泽东表示苏联应派导弹部队到中国来,不怕美国用核武器攻击。毛再次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如果去问问那些具体的中国人民,你们家一半的人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被原子弹炸死,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不认为会有一半的中国人举双手拥护。

此后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动的1959-1961年大跃进运动,“一大堆人”(学术界推算在2600-4000万人之间)饿死,创下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记录。这期间刘少奇等人为缓解空前饥荒,施行少浮夸、少平调、少征粮的“纠左”调整,毛泽东极为不满,责备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意思是这三年饥荒导致 “人相食”,以后中国的史书不会不记下的。

1978年底发起的改革,使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扭转,转到具体的人民身上。当然,这个漫长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

1979年,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它提出了基本的施政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不应再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应以具体的实践效果去检验政策的好坏。多年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变成了一句老百姓都懂得的大白话。邓小平提的“三个有利于”中,一个“有利于”是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把“人民”逐渐具体化了。

“人民”从抽象变得具体,有很多衡量的指标,最基本的可以归纳成两条。第一,“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对政府能参与和监督到什么程度?第二,“人民币”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能得到多少实惠?

中国改革的早期,领导人扭转政策的方向,首要的是理顺 “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使具体的中国人民能享受到经济实惠。比如,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抽象的人民变成具体的人民。这之前的“人民公社”,虽然在纸面上优越无比,但闹得人民常常没饭吃,那就不应该再搞这玩意了。此后几年里,中国的城市也允许没有工作的人做个体户挣点钱,这在之前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具体的中国人饿死是小事,“主义”正确与否才是头等大事。

1983年,胡耀邦等人试图在理论高度把具体的中国人民置于施政的出发点。4月13日,中国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行大会,历经“文革”劫难的周扬做主题发言。周扬提出,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如果不是使个人活得有尊严、人的生活和自由得以步步改善、个人的价值得以提升,那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他大声呼吁,社会主义要以人为本,要讲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那一代从自身经历中痛感,如果中国的体制不以人为本,不尊重人性和人道,那什么可怕的恶行都会发生。确实也是如此,“文革”中受害者超过一亿,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都不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保护,被折磨而死。

现在又是25年过去了,当今的中国政府肯定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这是一个显著进步。客观地讲,中国人民大概是全世界最能体谅政府的人民之一。中国的执政者只要对具体的中国人民好一点点,具体的中国人民都会真心感激。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死难的普通的中国人民降国旗,中国人民是何等的感激!如果按照昔日时代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怎么可以为四川七万多人降旗呢?七万多具体的中国人不等于“中国人民”!

所以我讲,中国过去30年的改变,最为核心的就是,在这个叫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人民”正变得越来越具体,也即人民的实际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

对此,我的感想则是:过去中国30年的改良,在理顺“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以及“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上取得了大的进步,即把提升大部分人民的福利、给中国人民以具体的实惠,当做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亦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制定和落实政策时,如果忘记了具体的中国人民,偏离具体的人民的实在利益,就会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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