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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摘



书案左首,架着一把名贵的古铜镜。每当读书倦了,杨广就揽起来,和镜中人对视。一股压抑不住的英气破镜而出,照亮了他的双眸:从俊朗的眉毛到挺拔的鼻梁,从光滑的皮肤到鲜润的双唇,每一根线条都千斟万酌,每一个细节都经得住推敲。很明显,这不是随手捏就而是精心设计的面孔。他百看不厌。(《隋书·炀帝纪》:“上美姿仪,少敏慧。”)

在内心深处,杨广一直觉得自己有两个父亲:一个是人间的杨坚,另一个是天上的上帝。

天上的父亲给了他几乎一切他想要的:

他被安排衔着金汤匙出生,并且投生在北周重臣隋国公杨坚的府第。还没出生,府里已经给他千挑万选出数十名的奶妈和仆妇,准备了成百上千的玩具、童衣和饰物。从懂事起,他的身边就跟随着庞大的仆从队伍,随时准备满足他每一个小小的需要。他的一颦一笑,都是无数人关心的中心。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歌咏长安灞河两岸的旖旎风光。这首诗从老师手中流传到文人学士圈中,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后来他成了到他为止的历代皇帝中最博学、最富才华的一个,隋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许多首优美的诗篇。

人间的父亲当然对他更加疼爱。保姆怀中那个粉红色的小脸上灿烂的笑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魔力,在第一瞬间扯“偏”了父亲杨坚的心。越长大,这个孩子的聪明、懂事、可爱就越让他感觉到父亲的骄傲。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做隋国公时,杨坚重金为这个孩子聘请了国内最博学的老师,做了皇帝后,他干脆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从杨广自少年起接受的一系列任命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读出杨坚对他的特殊器重和苦心培养。开皇元年(581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杨坚开国称帝仅十二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授武卫大将军称号。并州为当日防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突厥的战略要地,封杨广于这样的要冲,当然是为了让他尽快成长为帝国的藩屏。十八岁那年,晋王在并州表现出的才能被皇帝认可,于是皇帝召他回朝中,实习宰相之职。从此之后,帝国内最重要或者最关键的职务几乎都是属于这个儿子的。当突厥欲图南下时,杨广被立刻调回并州,继续屏挡突厥。由于南方全部反叛,杨广又被迅速从并州总管调为扬州总管。虽然任命皇子担当要职是隋文帝的整体政治筹划,虽然这些职务实习性成分居多,然而在五个儿子当中,杨广的屡次任命无疑是最风光的。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做“人生”的快乐游戏,为了像父亲那样收获万众的崇拜,尽享人生的每一点滴美好。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因为很少有哪个生命乐章的序曲能这样灿烂。

然而,天心永远不可能彻底被凡人所了解,命运的安排往往是让人费解的,它给了杨广一切,却唯独忘掉了最关键的一样:恰当的出生顺位。在他前景辉煌的命运之路上,横亘着一个巨大的阴影:兄长杨勇。



自从西周时起,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就一直遵循着一个明确的原则:“立嫡以长”。大隋天下的未来主角,应该由他的长兄杨勇扮演。

“嫡长制”最有效地保证了皇族内部权力延续的有序,杜绝了皇族间的竞争,所以被圣人称为“百王不易之制”。然而,这个制度的合理性是那么禁不起推敲。谁都知道,出生顺位与治国才能没有什么逻辑上的联系。正是这个制度导致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为什么要把帝国的前途囚禁在这样一个弱智的规定里呢?

相信在一千四百年前,杨广和他的其他兄弟们都是这样想的。

降生在政治旋涡中的杨广兄弟对政治的兴趣几乎是天生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政治几乎是一个中国男人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政治,才能体现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只有权力,才能赋予男人以非同寻常的力量和尊严。混合了鲜卑族和汉族血液的杨氏家族的男人们生命力都非常强健,“盖世英豪、儿郎虎豹”这句唱词用在杨坚家里异常贴切。杨坚其余的四个儿子,都像饿狼渴望鲜肉一样,对皇位垂涎三尺。虽然文笔出色,杨广从来没想到要当什么文学家。那样的前途对一个皇子来说几乎是一种耻辱。

在杨坚称帝、五兄弟同日封王之后,杨广就感觉到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些从小在一起嬉戏打闹着长大的兄弟看对方的眼神里都多了一丝阴冷和提防。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是中国历史上最富阴谋和血腥色彩的时期之一。为了争夺皇位,政治上层一直在钩心斗角、相互杀戮,而皇族间的兄弟相残是高层政治中最常上演的剧目之一。从这一刻开始,杨氏兄弟倏然惊觉:生在帝王之家,就是活在狼群之中,也许有一天,不是自己杀掉其他兄弟,就是其他兄弟杀掉自己。

既然生活在狼群之中,强壮、敏捷、狡猾就是竞争的资本。杨广坚信自己具备这样的天赋。虽然一个个野心勃勃,但其他兄弟都是碌碌之徒,只有杨广从杨坚身上继承了一个政治家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城府、机敏和悟性。

一般来说,豪门子弟都免不了一些共同的毛病:骄纵狂傲、眼高手低以及缺乏自制能力。可杨广似乎是个异数。

也许是因为师傅们教育的成功,也许是因为他过人的悟性,他从小就表现出非同寻常的自制力,举止端凝,“深沉严重”。其他兄弟多是典型的纨绔,为了一时之欲,多违父母之意:长兄杨勇缺乏心机,行事放纵,老三杨俊性格软弱,奢侈无度;老四杨秀则性情暴烈,甚至“生剖死囚,取胆为乐”(《北史·列传第六十三》)。只有他对父母之命奉之唯谨。父亲提倡节俭,他便衣着朴素,用度有节。母亲性奇妒,最看不得男人好色,他则与正妃萧氏举案齐眉,恩爱有加。

从很早开始,他就已经学会设计自己,虽然出身天潢贵胄,他却善待下人,从无骄纵之色。“大臣用事者,皆倾心与交”,“敬接朝士,礼极卑屈,由是声名籍甚,冠于诸王”。父亲杨坚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史万岁是国之名将,开皇十七年他远征云南回朝时,分别路过秦王杨俊所在的成都和晋王杨广所在的江都。两个王爷对史万岁的到来都很重视,亲自接见。不过秦王关心的是向史万岁索要征战中虏获的奇珍异宝,而晋王却“虚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礼”,与他探讨军国大事。杨坚见二人情好,乃命史万岁干脆留在晋王身边,督晋王府军事。

开皇九年(589年),在隋帝国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为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二十岁的杨广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引起举国瞩目。这次战争是他正式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亮相之作,杨广深知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全国性声誉就是在此刻建立起来的。腐败的南朝不堪一击,平陈战争胜得轻松愉快。攻灭南朝之后,杨广首先命属下收取陈朝政治档案和典章文物,“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著”。

二十出头的他成了隋帝国风头最健的政治明星,这个皇子的贤能实为历代少见。在杨广刻意表现自己的背后,隐藏着谁都读得懂的动机:虽然嫡长制原则横亘在面前,但熟读历史的杨广知道,“换太子”这样“大不韪”的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发生过。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历史不是一部人的历史,而是神或者鬼的历史。构成前者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诸葛亮、文天祥这些天纵神圣、料事如神、顶天立地、完美无瑕的形象;构成后者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这些穷凶极恶、无恶不作、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角色。中国历史中的人,身上往往充斥着“神性”或者“兽性”,唯独缺少“人性”。而在这些“鬼”当中,隋炀帝杨广是面目最丑恶的一个。

在老百姓的传说中,杨广原本是终南山间一只巨鼠转世,所以淫猥贪婪,无恶不作。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Top1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之所以被泼上了这么多层污垢,一切都起源于他犯的第一个“错误”:“夺嫡”。

在今人看来,对皇位的渴望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作为一个受到器重的皇子,杨广对皇位的“非分之想”,其实属于一个人的正常欲望范围。从能力、才华及素质看,杨广确实比他的兄弟们更适合当这个皇帝。在所谓的“夺嫡”过程中,杨广所做的主要是竭力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已,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良性竞争。

然而,在古人看来,对皇位动念,本身就是杨广的大罪。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杨广进行的竞争是不是良性,而是他根本不应该参与竞争。

在传统中国,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不守名分,是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中最危险的一个,因为名分关乎社会稳定。商子说:“一只兔子在野地里奔走而百人逐之,并非是兔子可以够这百人来分,是由于名分未定,谁都可以来争。卖兔者满市,却没有人敢不给钱就拿,是由于兔子有主,名分已定。所以定名分,才能天下大治;名分不定,必将天下大乱。”

中国文化推崇的最高价值是稳定。江山永固,万世不变,是统治者最大的利益关切。这就注定了它是一种反竞争的文化,因为竞争往往带来混乱和动荡。“雄心、进取”这些我们今天看来非常雄性、英武的词汇,在过去却是非常错误和不祥的。圣人说,如果大家都“各安其分”,那么社会就不会起冲突,天下就会永远太平祥和。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稳定肯定是压抑和缺乏活力的。然而过去的中国人却乐于忍受。由于对竞争的恐惧达到了变态的程度,他们宁可要嫡长制的草,也不要自由竞争的苗。如果哪位皇帝或者皇子胆敢挑战立嫡以长的原则,不但在当时他要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在死后也必将成为人们全力攻击的对象。

由于以勤俭著称的隋文帝被传统史学立为“基本正确”、“主流是好的”好皇帝,所以攻击的矛头就集中对准了杨广。他们以杨广为主角,编造了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以证明杨坚选择杨广是多么的错误。

出现在《隋书·炀帝纪》中的杨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平陈战争胜利后进入陈宫,寻找陈叔宝那个著名的宠妃张丽华。据说相见之后,杨广色心大动,“欲纳为妃”。幸亏老臣高颎杀了张丽华,避免了这个“狐狸精”祸乱大隋。

编造这个故事的动机当然是为了证明杨广本性好色。然而这个说法根本经不住推敲。传统史家也承认,杨广是一个善于蛰伏、处心积虑的人。平陈战争对他来讲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必然会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张丽华并非一般的女人,这个妓女出身的女人在那时以淫荡、邪恶、奸诈为全国所知,并被认为是陈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她的结局是战争胜利后举国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二十岁的杨广有性错位(在史书中我们并没有见到其他例证),喜欢一个孩子已经十五岁(张丽华所生的被立为太子的深时年十五)的半老徐娘,也不至于做出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来———那岂不是自绝政治生命?

与《隋书》记载不同,同样于唐初修订的《陈书》和《南史》都明确记载杀张丽华的命令发布自杨广而不是高颎。《陈书》记载:“晋王广命斩贵妃,榜于青溪中桥。”而《南史》则说:“晋王广命斩之于青溪。”



虽然取代杨勇在理论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杨广却一直有一种直觉:自己会成为大隋朝新的主角。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是那么幸运。只要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就会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天赋的聪明让他很清楚怎样能达到目的:那就是像一只老狼一样蛰伏,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迅猛出击。他对自己的毅力、耐心和敏捷有信心,就像对长兄杨勇的愚蠢有信心。

作为具有鲜卑血统的杨氏家族的长子,“普六茹·见地伐”(杨勇的鲜卑名字)最鲜明地继承了胡人的天性。史称这个比杨广大两岁的王子“性宽厚”,才智尚可,品质不恶,然而却毫无政治敏感和政治才华。他“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父亲崇尚节俭,他却大手大脚,不惜代价四处淘弄国内最好的猎鹰、宝石和马鞍;父母都是极重门第之人,母亲独孤氏尤其对“生活作风”问题看得很重,他却正眼也不看父母为他娶的正妻,跑出去和那个妖媚的工匠之女云氏野合生子;父亲敏感多疑,他却公然和社会上的豪侠流氓来往,甚至允许他们身带刀剑出入宫廷……每当又听到太子的什么“丑闻”,杨坚都会下意识地想起远在江都的次子:太子如果能赶上老二一半,他也就放心了。

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不谨之处而外,杨勇并无什么显著的过失。然而,从这些小过,可以看出此人心智粗疏,以至于他找卜者算父亲的死日的事都能传到文帝耳中。如果登基,此人也必是一个昏庸之主。

杨广早就知道,杨勇很难把这个太子做得一帆风顺。储君这一职位其实乃天下至难居之地。在太子达到可以接班的年龄之后,皇帝的长寿就是对太子利益的损害,储权与皇权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在皇帝和太子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这就是古代的皇位接班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原因。杨广深知这种心理影响对父亲的作用,这头老狮子是在一系列的阴谋中登上皇位的,他不但具有普通人所不具有的铁腕、果断,更具有寻常政治人物所没有的对阴谋的敏感,“猜忌苛察,乃至子弟,皆如仇敌。”(《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在这样的人面前当太子,没有特殊的天分一定会翻船。

果然,在太子二十岁左右,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味深长的事:那一年的冬至,大臣照例要给皇帝行礼。考虑到与日渐年长的皇太子搞好关系的必要,许多大臣从皇宫出来又纷纷赶到太子东宫,于是形成了不约而同百官毕集的场面。

正在休息的杨坚突然听到东宫中隐隐传来朝乐之声,不禁十分奇怪,立刻命人出去问是怎么回事。

太监回报:太子见百官毕集,就令左右盛张乐舞,接受朝贺。

本来喜气洋洋的杨坚立刻面如冰霜:这是礼法所不允许的。他那颗对权力异常敏感的心立刻紧缩起来,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一系列不祥的词汇:“勾结”、“攀附”、“政变”、“逼宫”。他知道,即使太子没有不臣之心,然而难保没有小人,如同当初劝他夺北周帝位一样,捉摸皇帝的宝座。

史书说,由此之后,皇帝对太子“恩宠渐衰”,对太子的不满屡屡现于辞色。皇帝召集身边的重臣,与他们探讨更换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这一想法被大臣们劝阻,但皇帝的内心已经被帝国高层悉知。

消息很快传到了晋王府,杨广知道在这种形势下他要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一如既往地用出色的表现来做老大的反衬;另一个是看准时机,对杨勇这块摇摇欲坠的石头轻轻加上一把力。

这两方面他都做得很成功。在统一江南之后,杨广就任江南总管。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整整十年间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统治手腕也非常高明。他放弃了歧视南人的高压统治,从尊重南方文化、尊重和延揽南方精英人物入手,稳定江南人心。在他不遗余力“广搜英异”之下,南朝几乎所有知名人物都成了晋王府的常客。他主动学习南方方言,尽力资助文化事业,很快赢得了江南上层的人心。在他治理的十年中间,占帝国半壁江山的南方经济迅速复苏,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一次叛乱也没有发生。南方士人这样称赞他:“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

晋王的个人生活也十分检饬。他的节俭在诸王之间是出名的。人们来到晋王府,见不到古物珍玩,见不到鲜姬美妾,上上下下衣着都很朴素。因为无暇留心丝竹,王府里的乐器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史书记载:皇上及皇后每次派遣太监宫女们到杨广府中办事,无论地位高低,杨广必与萧妃在门口迎接,“为设美馔,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这种连今天每个科级小官僚们都精通的政治技巧,杨广夫妇当然会滴水不漏。他虽然远在江南,却借不多的进京机会,用人际能力和金钱在朝臣中构筑了牢固而秘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在南方所收到的称颂声传达到杨坚耳朵里时被放大了数倍。在帝国政治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像杨广这样条件出色的皇子历史少见。如果是这个皇子接杨坚的班,大隋天下会更有保障。

而在南方不断传来对杨广的赞颂之声的同时,杨坚与杨勇的父子关系却形成了恶性循环。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失宠,杨勇情急之下,错招频出。他不断派人去打探父亲的消息,窥测父亲的行止,然而由于行事不谨,探子居然被隋文帝抓住,文帝气愤地说:“朕在仁寿宫居住,与东宫相隔甚远,然而我身边发生纤芥小事,东宫必知,疾于驿马,我怪之甚久,今天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由于提防太子篡位,皇帝增加了数倍警卫,晚上睡觉怕不安全,居然从后殿移到了前殿。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许多大臣都预感到,杨勇确实没有什么希望了。

得知这个消息,杨广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了个借口,进京面圣,和母亲独孤氏进行了一次密谈。在密谈中,他说,长兄杨勇不知何故,近来频频挑他的错,甚至屡次扬言要除掉他。前一段,晋王府潜进一个刺客,刚刚跳入王府就被抓住了,虽然百般拷打也不吐口,但是他猜测可能是太子派来的。

杨广知道他的这番话会起什么作用。独孤后当晚就把杨广的话告诉了杨坚,并且指出,杨勇与云氏野合所生的孩子很有可能不是杨家的骨血。如果杨勇继了位,杨家的基业最后就要传给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

杨坚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怕老婆的皇帝,皇后的“枕头风”对帝国政治来讲,常常是一场台风。



在野史传说中,还有另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它被创作出来主要是为了表现杨广的心机深刻,同时又冷漠无情。《资治通鉴》记载,在被立为太子之后的第三年,皇后独孤氏驾崩。太子杨广在皇帝及宫人面前悲痛欲绝,好像活不下去的样子。背地里却饮食言笑如常。每天他表面上只吃素米,实际上却偷偷命人取鲜肉肥鱼放在竹筒中,以蜡封口,裹在衣服里送进来。

确实,为了皇位,杨广是老谋深算的。一定程度上的“矫饰”,是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之一。然而,“母死不悲”的传闻无论如何都不合常理。从现存资料及传世诗文看,杨广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在文字中表现出的对朋友对亲人的缱绻情深,相当动人。更何况,他又是独孤后最喜欢的孩子,母子感情非常融洽,从未有失和的记载。杨广之被立为太子,独孤后的“枕头风”起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杨坚晚年,猜忌心日益朝变态的方向发展。在如履薄冰的太子位上,母后是比父皇还要坚固的保护伞。以人子之常理推之,杨广此时不可能不哀痛于心,从小锦衣玉食的他何至于在此时突然馋起大鱼大肉来?

其实,查遍《隋书》及《北史》、《陈书》等正式史料,均未见此记载。以严谨著称的《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竟然是采自野史小说。正统史家对杨广的不遗余力的丑化到了不惜牺牲自己著作学术水平的程度。



开皇二十年十月九日,大隋长乐宫文华殿里,群臣毕集,气氛严肃。皇帝杨坚面色沉郁地端坐在龙椅上,左首跪着长子杨勇,右首跪着次子杨广。他们身后,是黑压压的大臣们的头。杨坚沉默良久,说了声:“宣!”于是,站在他身边的内史侍郎薛道衡高声朗读起手中的诏书:

自古太子,常有怙恶不悛的不才之人,皇帝往往不忍心罢免,以至于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看,天下安危,系于储位之贤否,大业传事,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品性庸暗,仁孝无闻,亲近小人,任用奸邪,所做的错事,难以具述。百姓者,天下之百姓也。我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也不敢以一己之爱伤害天下百姓的福祉,听任勇将来变乱天下。勇着即废为庶人,以次子广继之!

群臣们都把头匍匐得很低,他们知道,废掉培养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皇帝的心中一定不能平静。不过,在内心深处,多数的大臣认为这一天对大隋王朝来说也许不是灾难性的日子,而是一个幸运的时刻。

头低得最深的是新太子杨广。虽然对自己的幸运一直有自信,杨广在江南的十年间心里一直是忐忑的。毕竟,挑战嫡长制原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大不韪”的事。不管他将来统治能否成功,他们父子都会因在无“大过”的情况下“易储”和“夺嫡”而受到历史永远的指责。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步棋。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杨勇为杨坚生了一个健康的长孙之后,杨广几乎已经放弃了竞争储位的希望。他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后路,一度做好了以一个恭顺亲王了此一生的打算。

像其他几次奇妙的体验一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他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这次非同寻常的心想事成再次让他感觉到自己与上天的神秘联系。在向父亲谢恩叩头时,他其实也是在向上天行此大礼。虽然已经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杨广还是没有想到他会如此激动。是啊,三十年的生命,其实只为等待这一时刻!他人生之路上那块最大的阻路石终于被掀开,他的未来看起来是那样瑰丽诱人。巨大的幸福感让他心神激荡,简直把握不住自己。

然而,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脸上,人们看到成为太子后,杨广变得比以前更加谦恭、和气了。新太子与前太子在东宫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进入东宫前,博览经史的杨广已经总结出做太子的秘诀:储权是世界上最不稳定的权力。一个明智的太子应当主动把自己当成老皇帝意志的囚徒。他不应该沾染任何可能危及皇权的事,不结交外臣,不干预国政,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令人窃窃私语的举动。只有极度的小心、恭谨、谦退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违心、作伪、装聋作哑作为储权与皇权间的润滑,才能使冲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着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变成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静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因到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古往今来的太子,没有几个能比杨广做得还成功。事实上,从懂事起,他就习惯了紧张的满负荷的生活节奏,东宫岁月表面上看起来悠然自得,实际上这种生活对他来讲是最大的折磨。在写给最好的朋友、正在北部边疆备战的将军史祥的一封信里,他不经意间流露了自己的一丝落寞:

“近者陪随銮驾……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隋书·列传第二十八》)

不过,他只是把这丝寂寞寄托在文字中,在老皇帝面前,他的表情从来都是安详凝重。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

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604年)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

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不治,他召百官入宫“诀别”,与百官“握手歔欷”。《隋书·何稠传》记载文帝临终前的细节说: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

杨坚得病、病重直到死亡的过程,史书都有明确记载。从这些史料看,老皇帝的死是从容的、安详的。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的帝国所托得人。

然而,为了证明杨广继位的非法,后世的编史者却把杨广整个前半生传奇的高潮定位于“篡位”。据说在杨坚病重的时候,这个野兽终于撕开画皮,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迫不及待地几乎就在父亲身边强奸了父亲的妃子,也就是自己的后母,然后又挥刀杀死了父亲,关押了自己的弟弟,宣布自己即位。由此完满完成了“谋兄”、“淫母”、“弑父”、“幽弟”这一系列经典罪恶。

这实在匪夷所思。

在那几天里,杨广当然是全帝国心情最紧张、最复杂的人。不管内心是否如野史小说中所说的盼着老皇帝早一天咽气,至少在皇帝诀别了百僚,全帝国都知道皇帝熬不了几天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必要像传说中的那样提前谋杀父亲。在这些天里,他的全部身心都必须调动起来,力求完美地扮演孝子的角色,尽可能多地待在老皇帝身边,亲自端水尝药,衣不解带。另外,需要他做的事还有很多。一方面他要代理老皇帝处理积累起来的日常政务,一方面要筹备、计划、拍板老皇帝的医疗以至规模巨大、头绪纷繁的国葬事宜,同时,更重要的,他还要掂量、分析、捉摸各派大臣的内部争斗情况及心理,特别是掌握各地武力的调配情况,以防止国家大丧之际出现任何变乱。据内线报,他最小的弟弟已经连日招兵买马,准备动手。一个人的精力无论如何应付不了这么多的事情,连日睡眠不足,面容迅速消瘦,两眼布满血丝,说话偶尔前言不搭后语都应该是正常情况。

在这个时候,杨广怎么会不着四六地打起父亲宠妃的主意以致闹出了强奸案来?

香风密密帷幕重重的后宫是民间历史爱好者的笔触掀开时间之帘后最热衷探究的地方。这些离奇的情节,主要是由野史作家贡献的。在《大业记略》中,记载了这样一段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

高祖在仁寿宫,病重,杨广侍疾。高祖晚年最喜欢的美人,唯陈、蔡二人而已。杨广乃召陈美人于别室,美人既还,面部有伤而头发凌乱,高祖问之,陈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咬指出血,召柳述、元严等,要换杨勇当太子。杨广于是命杨素、张衡进毒药。杨广选了三十个健壮的太监穿上女人的衣服,衣服下面藏着刀枪,立于宫内道路边,不许寻常人入内。杨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另一种野史《通历》中记载得更为离奇。它说杨广试图强奸文帝宠妃就发生在杨坚与百官举行别仪式的重大时刻。隋文帝死亡的情形更为具体详细:

张衡进入殿内,拉住皇帝,不知怎么回事,只见血溅屏风,老皇帝惨叫之声达于户外,崩。

简直成了一部强奸暴力片。

这些野史,把那个善于蛰伏、长于自制、强毅隐忍、雄图大志的杨广描写成了一个急吼吼的多年没有亲近过女人的色情狂。于众大臣聚集、举国聚焦的焦点之地,权力授受的关键之时,演出这极可能毁自己二十年积累的夺嫡成果于一旦的愚蠢下流故事。杨广再愚蠢,能有此乎?

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虽然这是丑化杨广的最好武器,正史也不敢直接使用。事实上,就连用力搜集炀帝的反面材料以为批判的唐太宗君臣,也没有一人指控杨广弒父。试想,如果果有此说,则李唐起兵之时,何不以为宣传材料?

关于杨广的故事就是这样漏洞百出,存在太多逻辑上的硬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明显不合常理的传说,却被人们津津乐道了千余年。我们不得不说,杨广是古往今来被历史学家们侮辱和损害的人中最严重的一个。然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不过是罗织的开始,在以后,还有更大的罪名等着他。不过相对于曲折惊险、色彩丰富的前半生传奇,他后半生的故事显得平铺直叙、色彩单调。这个原本被描述成狼一样坚强狡诈的人在登上皇位后立刻变得猪一样昏聩糊涂。在位十四年,他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就是在深宫中变着花样地不停宣淫。除此之外,他所做的其他事也无一不是离奇荒唐的:仅仅为了一次旅游,他动用数百万人修建了大运河;因为算命人的一句话,他就抛弃了长安,跑到洛阳另建新都;为了满足毫无必要的虚荣心,他举全国之力三次打高丽……总而言之,他用尽一切办法毁灭帝国,并终于成功地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与后世读者想象的不同,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儿,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其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政治新鲜人(Fresh Man)心中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开国之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为人行政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

先从小节数起。父亲的第一个缺陷是过于严苛。因为过人的勤政节俭,老皇帝杨坚在中国史上留下了很高的声望。然而,仁寿年间的大隋臣民们感觉到更多的却是老皇帝晚年变本加厉的猜忌多疑。也许是因为老年的人格改变,越到暮年,杨坚越担心大隋天下的安全。为了震慑天下之人,他用刑越来越酷。一开始是“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后来甚至发展到“盗一钱已上皆弃市”的程度。(《隋书·刑法志》)百姓举手投足便有可能触犯刑法,弄得怨声载道、人心惶惶。

许多成功的儿子都是踏着父亲的尸骨建功立业的。杨广知道,刚刚登基的他要务是争取民心。而父亲的错误正是自己的机会。

一上台,杨广就下令重修《大隋律》,文帝晚年制定的酷刑全部取消。用酷刑来维持统治秩序的做法在杨广看来太小儿科了。杨广称圣人之治应该“推心待物”,所以他“每从宽政”,新的《大隋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宽大的法律之一。历代王朝均规定,犯谋反等大罪,父子兄弟均斩,家口没官为奴。杨广认为这条法律太不人道。他说:“罪不及嗣,既弘于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新的《大隋律》断然取消了连坐之罪,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先河:废除了对谋反大罪的连坐。(《隋书·刑法志》)这是中国法制史走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可惜这一步到了唐代又退了回去。

相对严酷,杨广更反感的是父亲的吝啬。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善于搜刮的皇帝,他一再巧立名目,提高税率,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甚至饥荒时也舍不得打开仓库救济百姓。杨广认为,这实在不是人君应有的气度。即位之后,他即大赦天下,普免天下全年租税。在位十四年间,他多次宽免百姓租税,一再降低税率。

隋文帝“素无学术”,对文化十分轻视。晚年甚至认为学校没有什么用处,各地学校,均予废除。杨广即位不久便恢复了被隋文帝所废除的各级学校。并且发布诏书,宣布帝国的文化方针是“尊师重道”,“讲信修睦,敦奖名教”。(《隋书·炀帝纪》)

杨广初政的这些举措,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天下百姓和读书人的拥护,也迅速在大臣们中间建立了威信。看来,当初文帝选这个“天下称贤”的王子为储,是何等的明智啊!新皇帝的仁慈、慷慨、文雅的形象随着这些政策传遍了帝国,颂扬新皇帝仁德圣功的奏折一再呈进到杨广面前。



对于大臣们呈上来的充满了谀词媚语的奏章,杨广只是淡淡地扫一扫,嘴角浮现出一丝不容易察觉的嘲笑:怎么,这么几下简单的初级政治招式,就值得称颂为什么“圣王之治”、“尧舜之业”吗?

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古往今来还没有比杨广更自负的皇帝,《隋书》记载,皇帝自负其才学,每每傲视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人说我当皇帝纯粹是因为血统吗?其实假设令我与士大夫们考试选拔,当为天子的也是我。”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就是对大隋臣民利益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的瑰丽奇谲的梦想。

在杨广看来,父亲政治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完成帝国精神上的真正统一。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人民乐业。其实,帝国的统一像一张纸一样一捅就破。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仁寿四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一,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日,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隋书·炀帝纪》)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待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皇、汉武,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们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们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在这四百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贵族势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门阀士族政治。几个世家大族联合起来,就可以更换皇帝。他们一旦失和,又必然会烽火连天。分裂的势力如同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经隋文帝的初次刹车,虽然势头大大减缓,但势能还十分巨大。到隋初之时,贵族势力仍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听说杨广登基,这个一直也渴望皇位的弟弟立刻举起了叛旗。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将更加长远。虽然已经统一,南北方之间却如同刚刚通过手术联结在一起的器官,不断发生排异反应。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如异族。事实上,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隋的统一会持续多长时间,习惯了战乱与纷争的臣民们在下意识里还在准备应付下一场背叛、政变或者改朝换代。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划了一下: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通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都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十一

史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隋书·炀帝纪》),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大臣们对这个年轻人开阔的政治眼光、不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巨大的政治魄力不禁刮目相看。

一场轰轰烈烈的举国建设运动在隋帝国开展起来,整个帝国都被皇帝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疼痛。大臣们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跟随皇帝夜以继日地加班加点。皇帝每天都不断询问工程进展情况,不断亲自查看图纸、督促进度。

在国内诸项大工程的前期工作安排得差不多了以后,杨广又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巡视。他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淹留深宫的缺乏男人气的君主。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他先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南下江都活动,一方面为大运河一期工程剪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他离开四年后南方的发展情况。从南方回来,他又率领五十万大军出塞,巡行北方草原,意在陈兵耀武,以坚突厥内附之心。从那之后的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待在宫中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远赴涿郡(北京),亲自考察进军高丽的路线。他出巡青海,了解吐谷浑王国的情况……即使在巡游路上,他也没有一天停止处理政务。这个精力充沛得令人惊讶的皇帝在长时间登高涉远之后,每天还要看奏折到深夜。在巡游期间,他还不断地关注工程进展情况,发布一个接一个重大的命令,推行一项又一项重要的改革。事实上,他应该登上中国皇帝勤政排行榜而不是“好色排行榜”。他实在是没有多少时间用来与更多女人谈情说爱,卿卿我我。自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与元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这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十二

如果以不带任何偏见的眼光来看隋炀帝的这两项政治构思,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雄才大略的构想。

然而,在古代史家眼里,这些举动正是隋炀帝的罪恶纪念碑。

隋炀帝修建东都的理由在他的诏书中说得已经很充分了。这篇全文载于《隋书》的诏书论证充分、言辞得体,十分明确地从地理、经济角度说明了迁都的必要性。可是千余年来,这篇诏书都被视而不见,隋炀帝的高瞻远瞩被后世史家解读为神志昏乱。比如《资治通鉴》即采用野史的说法,认为隋炀帝修建东都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术士的一句胡言乱语:

隋炀帝刚刚即位,术士章仇太翼对他说:“陛下是木命,居住在西方不祥。谶语有云:‘修治洛阳还晋家’,所以陛下应该修建洛阳为首都。”隋炀帝深以为然。……下诏于伊洛建东京。

而修建大运河的理由,被曲解得更为可笑。《开河记》称,由于“睢阳有王气”,隋炀帝为了防止此地造反,凿穿“王气”,遂兴此大工。另一种更为流行的说法是,杨广此举,仅仅是为了方便到南方游玩。

杨广地下有知,一定会不解这些历史学家究竟与他有何深仇大恨,如此不放过任何一个诬蔑他的机会。

其实,历史学家们与隋炀帝没有私仇,他们有的是公愤。因为在他们看来,继“不守名分”之后,杨广又犯了第二个大错:“多欲好动”。

十三

“欲”在中国人眼里是一个充满邪恶气息的危险词汇。在它充满渴望和张力的外表背后,潜伏着不可预知的惩罚和灾难。在中国文化中,时刻标识着对“欲”的警告:

酒是穿肠的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气是下山的猛虎,钱是惹祸的根苗。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悬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分歧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贫穷文化与富足文化的区别。希腊—罗马文明产生的背景是富足而不是贫穷。贸易船队源源不断地从海外给希腊带来巨额金币,而罗马帝国则靠对外扩张来攫取惊人的财富。富足的经济背景使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与当时的中国人截然不同。西方文化肯定欲望。希腊人主张人在有限的年华里应该大胆地追求享乐。他们不吝于建筑豪华的浴室,聘请最好的厨师,购买许多奴隶来服侍自己。他们花巨资建起容几万人的剧场,为市民发放看戏津贴。罗马人则有比希腊人更大的竞技场、斗兽场、公共浴室与神庙。这些建筑大多以大理石建成。罗马人似乎生来就为了享受,他们每年的节日加起来长达三个月。公元106年,图拉真在罗马城庆祝达西亚战役胜利,庆祝活动居然长达一百二十三天。在西方文化中,欲望是快乐的源泉,是人生的动力,是丰富这个世界的画笔。

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和罗马人提倡消费主义相反,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片土地产生的圣人只能提倡一种节欲的人生观。朱熹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

确实,在物质供应持续匮乏的情况下,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举动经常会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的痛苦。帝王们营建宫室、四出巡游、奢侈浪费,背后的代价常常是民不聊生、转死沟壑。中国历史学家据此认为,一切与皇帝的“欲”和“动”相关的事情,都是巨大的危险。“游观”、“田猎”,这些离开皇宫的事情,都是皇帝的大忌。从春秋战国时候起,我们就不断地读到劝谏君主远离游猎、停止兴作的著名文章,比如《子虚》《上林》之赋,以及魏徵的《十思疏》。“改革”、“兴作”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发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做皇帝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熄灭自己体内的欲望,抑制住四肢好动的冲动,“端居垂拱,面南而治”。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然而,杨广却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在杨广看来,父亲最大的功绩是给他留下了一个异常富裕的统治基础。在父亲的辛勤聚敛下,在他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苏轼称:“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通典》记载文帝时天下富足情况时说:“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

从小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杨广对财富的看法与父亲不同。在父亲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财富聚敛起来。在杨广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钱花出去,并且花得漂亮,花得值得。

十四

做皇帝的感觉真是太high了,藩王虽然也权力巨大,却根本不能与皇帝相比。皇帝是天下万物的主人,是人间的上帝。坐在龙椅上,一个人几乎可以实现他身体内所有的欲望,不管这个欲望多么富于挑战。在即位后的前几年,杨广每一天都是在兴奋中度过。虽然他以前也以精力充沛著称,然而权力这剂兴奋剂让他的精力又提高了一倍,夜以继日的工作丝毫也不使他感觉疲倦。虽然每天睡得很少,第二天醒来后他仍然精神抖擞。他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开到了最高挡的马达,思路异常清楚,反应异常迅捷,想象力、创造力异常出色,一个又一个想法争先恐后去跳进大脑,千万条思绪如同飘云般迅速掠过。

几十年的隐忍过去了,他现在要的是尽情享受。权力对他来讲就是最大的享受。用自己的意志来任意改造河山,在他来讲是一种如同艺术家在画布上淋漓泼墨般的超级享受。事实上,只有挥动巨大的权力之柄,才能带来与他的身躯相适合的运动量。所以,不管任务多么繁重,他从来不会皱眉头。除此之外,作为中国历史上兴趣最为广泛的皇帝,他决不放过世界上所有的新奇和美好。他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味蕾,最敏锐的耳朵,最挑剔的眼睛,最汹涌澎湃的欲望。作为上天的宠儿,他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享尽生活的瑰丽和壮阔。

他现在可以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事实上,他也几乎做了所有他想做的事。他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热爱旅游也是唯一一个到过西部的人。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饱览了由雪山、草地、浩瀚无垠的荒漠构成的西部风光。他从小就对自动装置十分感兴趣,登基之后,他令人建造了一座装有许多自动装置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一共十四间,所有的房门、窗子及窗帘都安装有自动装置。当人进入时,门会自动开关,窗帘也会自动开合。他还命人制造过一个机器人,模仿自己一个宠臣的模样,“施机关,能起坐拜伏”。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袁刚《隋炀帝传》)

他经常冒出奇思异想。他听说吐谷浑的波斯马放牧在青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无效而罢”。就像黄仁宇所说:“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然而,上述的每一件事,都令后世的史臣们摇头不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好奇心”、“探索欲”、“创造力”、“新鲜事物”等词汇都不是正面的。它们与另一些可怕的词汇紧密相连:“不安分”、“破坏性”、“颠覆”。

十五

因为有钱而且有闲,希腊和罗马贵族才有多余的精力来发展自己多方面的兴趣,静静地坐在庄园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求“实用”之上来“求真”,从而发展起“奢侈”的西方科学和哲学。因为对财富的毫不讳言的热衷,才有了西方人的扩张心态和进取精神。因为受“欲望”的蛊惑,在“省力”、“好玩”的推动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才不断发展。

而在中国,作为一个皇帝,“兴趣广泛”绝对是坏事。富足文化与贫穷文化的差别之一,就是好奇心在富贵文化中有正大光明地存在的权利,而贫困文化认为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东西都是无益的。在今天看来,作为少有的对技术改进与发明提供大力支持的皇帝,杨广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工匠与技术专家们可以大展才华的黄金时期。大运河、赵州桥等著名工程即在此期间完成,而玻璃、可携带式水漏计时器等后来得以广泛应用的发明,也出现于此时。然而,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技术与发明都被认为是“奇技淫巧”。所谓“奇技淫巧”,就是超出了人们基本日常需要的精巧工艺品。就如同吃饱是天理,吃好是人欲一样,能满足实用是天理,追求省力好玩就是人欲了。在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无用”仅仅是满足人们智力和好奇心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雍正皇帝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奇斗巧,必将多用工匠以为之。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此逐末之所以见轻于古人也。”(《清世宗实录》卷七五)

而杨广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兴趣则更为不祥。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至天宇,小至尘埃,一切都已经有了圣人给出的板上钉钉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一切探险、好奇,唯一意味的就是“浪费”、“不安分”、“危险”。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百动不如一静”。

史学家认为,杨广的欲望是危险的火种,必将烧毁王朝的前途。

十六

史家对杨广的非议并非全无道理。应该说,显赫的功业并不能掩盖杨广政治中的致命缺点。就像史家一再提示人们的,他身上有着太多贵公子的气息。

那个曾经刻意以俭朴示人的王子被时间证明是历史上最讲究排场的皇帝。事实上,杨广最瞧不起父亲的,就是他那守财奴般的节俭。豪奢是锦衣玉食中长大的人的天性。没有几十道山珍海味摆在面前,在杨广看来就不叫吃饭。不修建覆压数里、隔离天日的宫苑,在他简直就没法游玩。没有几十万旗帜鲜明的军人跟从,那简直就不能叫出巡。在政务之余,杨广又创建了由三万六千人组成的巨大仪仗,“及辂辇车舆,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务为华盛”。(《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每一次出巡,他都要由这衣饰绚丽的三万六千人前呼后拥,后面还要携带十余万甲胄鲜明的庞大军队。

也许是文人气质的体现,他对形式非常迷恋。形式对他来讲主要是能力、威严、与众不同(与众多帝王不同)的体现。在内心深处,他觉得只有这样前无古人和近乎完美的巨大、煊赫、雄壮,才能配得上他这个古往今来最有才华、最富雄心、最高瞻远瞩的皇帝。端坐在形制奇特、高大华丽的辇车中,俯视道路两旁数十百万官员百姓在帝王的威严前匍匐战栗,他心安理得。

毫无疑问,大业前期,他是整个大隋帝国,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幸福、自我意志最舒张的人。他绝不委屈自己,不守陈规陋习,绝不浪费自己生命中的一分一秒。他活着,就是为了把自己的雄心最大化,把自己的快乐最大化。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然而,年轻皇帝很少想到,他“自我实现”、“燃烧生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过程,是建立在老百姓们的血汗之上的。帝国的百姓越来越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不了解新的政治高层的雄心与蓝图。他们只知道换了皇帝之后,劳役负担一下子加重了。

在皇帝快节奏的工作带动下,国内的几项大工程都在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周长近六十里的新都竟然仅仅不到十个月就出现了轮廓,而大运河的一期工程通济渠用时更短,这段千余里长、四十步宽的河道,仅用了一百七十一天!(刘善龄《细说隋炀帝》)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杨广的峻急严厉之下,大臣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完成任务。为了获得皇帝的嘉奖,营建东都工程负责人把民工分为三班,昼夜不停。修治运河督工更急,男人在工地上干活,女人也被征发来负责炊制伙食。本来政府规定每人每年参加劳役最多一次,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然而大臣们早已经开始一年两次,甚至三次地征发民工。严格的工期要求,以打骂为主要手段的严厉监工,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恶劣的伙食,加上医疗、劳保设施的缺乏,已经导致大批民工生病甚至死亡。史书所载“僵仆而毙者十四五”,“死者十五六”(《隋书·食货志》)当然是夸大其词,但相当高的死亡率是不可避免的。

在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人观察世界的角度是有盲点的。在酝酿规划时,杨广考虑了财政平衡、物资储备、技术难题,却独独没有考虑那些提供劳役的底层民众的承受能力。从出生开始,杨广视力所及,都是奇珍异宝、雕门绣户;所交游的对象,都是王公贵族、名爵显宦;所关心的事情,都是军国大事、人事升迁。他的生活圈子从来没有踏出过贵族圈一步。仅仅是在打猎途中,他远远望见过普通民众居住的低矮草屋,却从来没有产生过进去看一看的兴趣。在众人呵护下成长起来的人心中往往过多地装着自我,给其他人留下的位置太少。那些肮脏、“愚蠢”的底层人,在杨广眼里和他们这些贵族根本不是同一类物种,他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给他们提供粮食、布帛和劳动力。他认为免除这些民工家庭的国家租税,就已经是浩荡的皇恩。面对大臣们奏报上来的民工死亡率过高的奏折,杨广只是用眼角淡淡一扫,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每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的丰功伟绩都是建立在平民百姓的巨大付出上,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十七

幸运之神并没有被他那风驰电掣般的进取速度甩下,到现在为止仍忠心耿耿地跟在他身边。自古及今,没有哪个帝王的事业进展得如他那样顺风顺水。从即位起,大隋天下连年丰收,诸项大工程都进展神速,隋帝国在杨广的领导下“凯歌行进”,皇帝的废寝忘食、百官的辛勤工作与老百姓的巨大付出见到了效果。大业五年,他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之年,刚刚年届四十的皇帝喜事连连、春风得意:一座崭新的都城奇迹般地耸立于中原,这个新城周长六十里。规划大气,气宇不凡。宫城内殿阁高耸,金碧辉煌;洛阳市里甍宇齐平,外码头上舳舻万计,整个城市榆柳交阴、通渠相注。杨广正式命其名为东京。

大运河的巨型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两千里的运河已经将黄河和长江沟通,这是有人类以来从没有实现的奇迹,它必将成为全国经济价值最高的黄金水道。

朝廷设立的国家图书馆藏书达三十七万卷,创中国历代之最,杨广亲自主持编纂图书三十一部,一万七千卷。科举制正式确立,大隋文治成就显赫。

也就在这一年,隋朝大军攻灭西方强国吐谷浑,在其故地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正式将西域东南部地区纳入了隋朝版图之内。自汉武帝以来,还没有人立过如此辉煌的武功,隋朝疆域扩大到极点。

已经连续四年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这一年的统计数字汇报上来,隋朝疆域共有五百九十个郡、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朝廷控制的民户达到八百九十万户,全国统计出的人口四千六百零三万人。《资治通鉴》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要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只要与号称中国第一盛世的“贞观之治”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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