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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论坛

  “大跃进”中,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以鼓励人民的奋斗热情。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讲得最为具体,不妨抄录下来。他说公社的好处在哪里?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这幅人民公社的美景,真让几亿农民乐得合不上嘴。只是谁也没有去想一想,那稀有珍贵的猴头菌菇从哪里获得?价格昂贵的燕窝(大饭店里名为“一品官燕”)从哪里进口?得养多少亿只狐狸才能让农民都穿上狐皮大衣?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64000多户,320000人口,248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000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家中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如吴庄社一连的社员献粮1296斤,刘花子一户就交出粮食500多斤。当时被认为是削弱家庭私有观念,共产主义因素萌芽的新事物。在办食堂方面较为消极的南张丰乡,受到县委批判后,第二天一天之内就建起92个食堂,实现全乡食堂化。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万1千多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各地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在河南他又说:学校是社会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可以每天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也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6小时。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农民可以撇下农活不干,都去大炼钢铁,学生也可以只参加劳动,不读书。看起来,“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白卷先生”、“凭双手的老茧上大学”的构想,在10年前的“大跃进”中,就已经在这位摇羽毛扇的人物心中形成了。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粮食太多就吃五顿饭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麦子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国普遍开花了。以天津市为例,1958年8月23日,距领袖指示不到20天,4个郊区的59个乡镇、240多个农业合作社的40多万人,就成立了9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其中最小的有6千多户、3万多人口;最大的人民公社有1万8千多户,8万多人口。

  后来毛到安国县,看到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景象,就问安国县长:“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可这得要用一部分土地。”县长忙说:“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呢,占地没问题!”毛又具体指示:“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于是各地修飞机场的计划纷纷出台,有的公社还加修直升飞机场,使村与村之间的联系更方便、快捷。修飞机场可不像修打麦场,最终全国公社飞机场一个也没建起来。
  
  炼钢铁加中药

  “全民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的核心。1958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向全国工会第八次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一口号。

  1958年1月下旬,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十五年后,要搞4千万吨钢,5亿吨煤,4千万千瓦电力。”从此,不断批判保守思想。6月21日冶金部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向中央报告,1959年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到八九千万吨。这个报告被批转全国。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甚至在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小土炉,点火冒烟。农村、城市,到处有小土炉。机关大院、工厂、学校、街道,也都投入炼钢热潮中。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的18所大学,每年可以炼钢692000吨,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的4.38倍。济南市的中学在一个星期内建成77座小高炉。哈尔滨市19中学有10名少先队员5天学会炼铁,1天盖起小厂房,又用1天零半夜安起炼铁设备,在全校少先队员支援下,3天挖出3000多斤废铁,办成一座“少年卫星炼铁厂”,在7月中旬,炼出第1炉铁水。这个小工厂一年的产品够1800台拖拉机零件使用。少先队员10多天就成为冶炼工程师,能不是奇迹?

  谁都能炼钢。某市中山路的十几个家庭妇女,白手起家,不懂技术,缺乏材料,硬是当天建起小高炉,当天就炼出了钢。副食店的职工奋战两昼夜,建起各种土炼钢炉9座。河西区委机关,用1斤无烟煤能炼出3斤钢。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顾不上诊治病人,在医院里砌高炉,也炼出了钢铁。第二皮鞋厂土法炼钢更为简单,他们建造的坩埚土平炉,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普通砖和耐火砖砌成,一次可以放8个坩埚,炉内不用焦炭作燃料,而使用劈柴和普通的块煤,下面用鼓风机吹风,两个半小时就可以炼出100多斤钢来。尤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业社办事处,大胆试验用中药炼钢,在小土炉内,加入中药槐角、鸡内金和龟甲等,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中药炼钢据说已试验成功。看起来中药治疗痔疮的槐角和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竟然有炼钢功能,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

  别说炼钢,就连制造原子弹的铀,农民都能炼出来。他们用木桶装满铀矿石、硝酸、硫酸,反复浸泡,最后用布袋豆腐包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再把溶液慢慢烤干,就炼出铀来了,方法就像是民间做豆腐。
  
  狂热躁动的“大跃进”歌谣

  “大跃进”歌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狂热浮躁时代的社会面貌、人民心态。全国人民充满幻想,在歌谣中编造着亿万个美丽的神话。像《举得起天提得起地》:“天有把,我们举得起,地有环,我们提得起。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体,你看哪项不胜利?”西域边陲维吾尔族的歌谣《毛主席向高山招手》:“一座高山顶破天,山顶上有无尽的清泉,毛主席向高山招手,泉水就奔下来灌溉我们的花园。”赞颂伟大领袖是贯穿“大跃进”歌谣的一条中轴线。

  农村是“大跃进”的主战场,所以反映农村变化、农业生产的歌谣数量最多寄托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川一首出现较早的歌谣写道:“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既具体又富于想像力。再如:《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甘肃一首改造山河的《两只巨手提江河》也很有气势:“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大山被搬走》与上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山歌一声吼,万人齐动手。两铲几锄头,大山被搬走。”比起愚公移山,社员真是神威无敌。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曾有两句歌谣概括:“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于是把“人民公社”比喻为通向“共产主义”桥梁的歌谣遍地皆是。河南有一首《人民公社是金桥》:“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全国最早办“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河北徐水下属的谢坊,公社社部的高墙上写了一首赞颂人民公社的长诗,开头4句是:“谢坊是个幸福庄,幸福全在公社长。公社好处唱不尽,集体力量造天堂。”其中“造”字堪为诗眼。

  “全民大炼钢铁”也是“大跃进”中的一大热点。山东青岛有一首《小高炉》:“小高炉,像宝泉,铁水源源汇成川。小高炉,像笔杆,蘸着铁水画乐园。小高炉,真好看,吞下矿山吐铁山。小高炉,全民办,全国竖起千千万。”全国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甚至医院、幼儿园竖起的小高炉何止千千万。河南洛阳有一首《铁水滚滚似火龙》:“炼铁要登云梦山,云梦山上把家安。白云深处搭帐篷,铁炉建在高山巅,拉起风箱火焰高,炼出铁水像山泉。别看俺的铁炉小,产品堆起撑破天,铁水滚滚似火龙,能把地球缠三圈。英帝看见心发慌,美帝气得干瞪眼。”还真有点儿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味道。

  有些歌谣的题材既广泛又具体。如《深翻》:“红色大军千千万,深翻土地突击战,冲天干劲如猛虎,铁锨飞舞似闪电。寒风凛冽汗满面,手中血泡磨成串,保证质量深二尺,超过定额驾火箭。”“大跃进”时提倡“深耕密植”,在农田上掘出二尺的深沟,大把地撒入麦种。麦种有多大力量才能顶出二尺的生土生芽成长?麦子都烂在沟里,颗粒无收。这样的歌谣确是当时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大跃进”中有一次“全民除四害”运动,大概也是一项世界纪录。《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人们上房敲铝锅、脸盆,真的把麻雀震得发昏,头朝下跌落地上。几年后发现麻雀不是害虫,而是益鸟,又下文件予以保护,才使麻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绝种。军队战士的歌谣也是铺天盖地,如《英雄本色就是诗》:“战士人人是歌手,战士人人是作家,歌声直冲九天外,新诗多如五月花。字字如珠放异彩,句句如鼓震人心,英雄本色就是诗,唱绝前人启后人。”当时职业作家、诗人,更是挥舞如椽大笔,豪情万丈地写了很多“大跃进”诗歌,真不知道几十年以后,他们还敢不敢再吟诵那些锦章绣句?“大跃进”歌谣,白纸黑字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热火朝天时代的雪泥鸿爪,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一定不会忽略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创作奇迹的。
  
  公墓编号:“多、快、好、省”

  “大跃进”如狂飙海啸,一时间席卷全国。各地为了表示紧跟,纷纷改地名,改单位名,改人名。时至今日,近半个世纪了,各地不是还有很多地名为跃进道、红旗路、卫星里、跃进里、东风里、红旗饭店吗。有的大学改名东风大学、红专大学。1958年出生的孩子,名叫“跃进”的,不下数万人。可见“大跃进”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是何其深远了。

  有些事邪乎得不可思议。某市有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仓公墓。1958年建立土葬公墓群时,恰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招展高潮。为了宣传配合政治形势,依照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把土葬公墓分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几百个坟头。为了便于管理及尸主家属扫墓时寻找辨认,每座坟前石碑或木桩的侧面,都用红漆写着“多字第xx号”“快字第xx号”等字样。有人推测,当时决策者的动机,可能是不仅让活人记住“总路线”,死人也应该烙上时代的标记吧。

  每年清明节前后,附近农民扛着铁锨,在公墓门前等候扫墓者,为旧坟添新土、清杂草,挣些辛苦钱。见到扫墓者第一句话就问:“什么字多少号,我带您去找。”来者说:“多、快、好、省都有。”农民工前头带路,说:“咱们按顺序,从‘多’字开始吧。”也有的扫墓者特忌讳“争”“上”“多”“快”这几个字,谁愿意家人争着死、上前死、死得多、死得快呀,就换一种说法:“第1个字××号”或“第2个字××号”。打工者心领神会:“明白,跟我走吧。”某家比较幸运,其父1959年10月辞世后,遗体葬在“省”字区,也是巧合,其后40年内家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亡故。人们开玩笑地说:“他们家碰上了‘省’字这块风水宝地,省着死,多好呀!”这块土葬公墓存在40多年后,因城市扩建已于前两年推平改葬。但遗骸火化后的登记顺序号仍是“总路线”那12个字。看来上帝那边也不得不服从“总路线”的口号,按顺序接待了。

  还有一个听来的真实故事。某地公墓扩建,在新的入口处,临时搭建一个牌楼,正面用红布书写一副对联,上联为“跃进跃进大跃进”;下联是“增产增产再增产”。横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许是天意难测,不幸而言中,两年后渡荒,这个公墓果然爆满,争了上游。多年以后,一些计划生育的标语,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贴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内容是:“生产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误会巧合,实在是文不对题,令人哭笑不得。
  
  为首用“跃进”一词的人颁发博士头衔

  1957年末“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552877人。1959年又补漏一批,右派总数约为百万人左右,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0%—20%。抓右派告一段落,反右倾仍在继续。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中提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中央某领导赞扬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并在有关这篇社论的批语中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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