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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网易历史

年迈的甘地向蒋介石请求说:“尊夫人的英语说得很好,声音又非常美妙。您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同我这个平民交谈,可否不讲外交礼仪,让尊夫人为我们翻译,让我听听她美妙的声音?” 宋美龄一听,猜测甘地将有重要的话要说,不愿意其他人听见。


1942年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与甘地在一起

高度保密:总统专机突降昆明

1940年,日军加紧了对东南亚侵略的步骤,9月,侵入越南,切断了中越通道,严重威胁滇缅公路的安全,并把侵略矛头指向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国。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改变了英国长久以来对日的妥协态度。英国于10月重新开放了封锁已久的滇缅公路,并积极酝酿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为了保持滇缅公路的畅通,中国政府也迫切需要与英国建立军事同盟。1941年2月,英国方面邀请“中国缅印军事考察团”赴三国作了为期3个月的考察。

为了加强中国战场的抗日武装力量,牵制日军,美、英两国政府协商决定成立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境内联合国军队拨归中国战区指挥,由蒋介石任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任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统帅部负责领导中国、越南、泰国境内的对日作战。

1942年2月,日军进攻仰光,驻缅英军向中国战区统帅部求援。2月16日,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

为了巩固中英军事同盟,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同时,英属印度总督林里斯哥邀请蒋介石访印。蒋介石也希望英国增加对华军事援助,于是接受了邀请。

蒋介石的中国访问印度代表团主要成员有蒋夫人、外交部长王宠惠、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兼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侍卫官俞国华等人。

这次访印极为保密,访印团2月4日由重庆直飞昆明,机场无人送行。到达昆明上空,昆明机场询问得不到答复,机场警备司令王叔铭亲自带领一排卫兵赶至机场,准备扣留飞机。飞机降落之后,却见蒋氏夫妇和中央要员先后下机,大为惊讶,连忙热情招待蒋氏夫妇一行到机场接待室歇息。

王叔铭私下问张道藩:“你们开什么玩笑,事前不露点风声,到了机场上空还不答话?”张道藩说:“这次访印要绝对保密。如果事前通知你们,万一电报被敌人译出,则访印之行危险了。”王叔铭说:“幸亏我们判断绝不是敌机,要是判断失误,开高射炮轰击,那就不堪设想了!”俞国华也跟王叔铭开玩笑说:“你们的头儿(指昆明警备司令)应该知道委座要到昆明,你的官还是小了点,没必要知道嘛。”王叔铭似心有不快。

飞机在昆明加油后,再飞腊戍。在腊戍住了一夜,次晨飞抵加尔各答。

急中生智:张道藩口唱谱就国歌

在访印团中,张道藩是一个重要角色,是蒋介石组团时特别点名的。张道藩学识渊博,通过浏览一本英文版《印度年鉴》,他发现过去中国称甘地和尼赫鲁的党为印度国民党,是错误的。当时,印度确有一个小党叫国民党,甘地所领导的党是印度唯一大党。张道藩立即报告蒋介石夫妇,经核定,即通知国内各机构及新闻单位,更正为“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印度国大党)。

2月9日,访印团乘专用火车赴新德里。抵达新德里的第三天,印度总督夫妇设国宴招待蒋介石夫妇和代表团成员。按照印度招待国家元首的礼节,宴会时须奏中国国歌。为了慎重起见,印度乐队先以他们准备好的一份“中国国歌”送交中国代表团审核。中国代表团发现竟是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歌”,即“卿云烂兮,虬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立即告诉印方,此歌绝不能用。

但是中国代表团未携带当时的国歌,在当地也找不到。怎么办呢?王宠惠通知中国驻印总领事馆,要他们设法解决此事。也许平素少用的缘故,总领事馆方面也表示没有现成的国歌,需找内行的职员拟写。由于时间紧迫,张道藩于是自告奋勇,亲自高唱国歌,由印度乐队队长记谱,再弹钢琴,由张道藩逐一校正。国歌谱就后,印度乐队用了一天的功夫练习演奏,再经张道藩最后核准认可。席间奏起当时的中国国歌,雄壮悦耳。张道藩受到同行的赞扬。宋美龄说:“教育长不仅会做文章,歌也唱得不错,是多面手呢,人才难得。”蒋介石也说:“学军事的人,不应单纯地专攻一门,比方说学炮兵的,也可以兼学工程和防化方面技能,今后军队应该把重点放在培养多元化技术人才,与学文学专业的兼修哲学、美术等一样,这样打起仗来可以一个顶两个、三个用。”张道藩对这件事颇感自豪,后来常在友人面前提起。

有鉴于此,张道藩建议将当时中国国歌词曲制成精品,分送给各驻外使馆,并致各国政府,以备礼仪上使用。

不拘礼节:尼赫鲁的“拿大顶”与张道藩的“侧手翻”

按照中国“行客拜坐客”的规矩,蒋介石夫妇一到新德里,就先访问当时正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甘地和尼赫鲁先生。这二人是英属印度政府圈定的“危险分子”,所以印总督很不赞成蒋氏的决定,只应允约甘地、尼赫鲁二人到新德里来见面。

其实尼赫鲁听说蒋氏夫妇抵达新德里后,就主动从家乡赶来相见,随行还有他的妹妹班茅特夫人。

2月13日,印度总督请蒋介石阅兵。蒋介石具有双重身份:中国政府首脑和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究竟以何种身份进行阅兵呢?如果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阅兵,则好办,按礼节行事就是了;如果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则是上下关系,是最高统帅检阅下属部队,印方当然感到不光彩。当时印方提出以外国元首的身份检阅,蒋介石稍显不快。宋美龄对他说:“我们这个代表团,是中国访印代表团,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对一个非主权国家的友好访问,从礼仪上讲,适用招待外国元首的礼节。”最终蒋介石依从了印方安排。14日、15日两天,印方请蒋介石赴印度西北边境参观要塞设施,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后来的印度总理甘地夫人)及印度著名女诗人乃都夫人,盛情邀请王宠惠、张道藩、保君健(当时中国驻印度总领事)三人,到新德里近郊的哥托米拉古塔游览。

大家本想登上塔顶眺望新德里全景,但塔阶有300多级,登了一半,大家都半途而下,在塔旁一片柔软翠绿的草地上或坐或躺,休息聊天。尼赫鲁比较健谈,与王宠惠谈得很投机。闲谈间,尼赫鲁将上身长褂脱去,只穿白长汗衫和黑背心。他的女儿英迪拉见状,忙大声阻止:“父亲,你怎能……”她的意思是嗔怪父亲在中国客人面前不讲究礼貌,有失本国风度。

尼赫鲁全不理会女儿的嗔怪,就在原地表演他的拿手绝技纳顶(中国叫“拿大顶”)。他两手和头部着地,倒立起来,惹得乃都夫人大笑,说他是“老顽童”,在场的人也都笑了。唯有英迪拉眼泪汪汪,讨厌父亲的作派,却又无可奈何。

尼赫鲁表演完毕,要求中国友人也来一手。王宠惠因年纪大无法表演,保总领事也说难于此道,于是推张道藩来打个圆场,以谢主人之请。张道藩时年四十余,正值壮年。他看立在一旁的英迪拉含泪欲哭的模样,怪可怜的,于是就把孩时学会的几套武术招式施展出来,做了一个侧手翻,直立起来,又两手着地侧翻旋转,继而右手撑地,两腿劈叉。这时,英迪拉看到中国大员也不拘礼节,才破涕为笑。

当天晚上,在总督府聚餐。印度朋友在席间合

唱《印度,我们的母亲》,歌声悲切动人。他们说,印度获得独立后,要把这支歌定为国歌。印度朋友唱完后,要求中国贵宾也唱一曲助兴。王宠惠推荐张道藩。张道藩引吭高歌,唱起了中国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歌声悲壮激昂,气势磅礴,在座主客为之动容。

夫人翻译:蒋介石与甘地密谈

蒋介石夫妇不能亲往拜会甘地,在尼赫鲁的安排下,2月20日从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甘地则从他的故乡司瓦格拉木赶来加尔各答相见。蒋介石派张道藩与保君健代表他前去迎接。

甘地到新德里后,谢绝传媒采访,住进朋友比拉家里,蒋介石夫妇闻讯,立即前往拜会。2月21日,蒋介石夫妇和甘地就在比拉家里举行会谈,张道藩作记录,董显光任翻译。会晤前,年迈的甘地向蒋介石请求说:“尊夫人的英语说得很好,声音又非常美妙。您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同我这个平民交谈,可否不讲外交礼仪,让尊夫人为我们翻译,让我听听她美妙的声音?”

宋美龄一听,猜测甘地将有重要的话要说,不愿意其他人听见,就请董显光去办别的事,她亲自给蒋介石与甘地作翻译。甘地指定他的秘书德赛作记录,尼赫鲁也在场。甘地年老体弱,不能长谈,每过15—20分钟就休息一下,谈话自上午起,直到下午6时许方告结束。当晚,蒋介石夫妇离开比拉家,甘地也乘火车返回司瓦格拉木。

访印期间,尼赫鲁成了访问团的常客。当蒋介石夫妇不陪客人时,尼赫鲁常在他们身边。而当来了客人,尼赫鲁就和张道藩等在一起交谈。一次,蒋介石问尼赫鲁:“贵国有没有一本记述印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读物,是印度人写的,介绍给中国人?”

尼赫鲁先说没有,继而想了一下又说:“这样的书倒有一本,但不是印度人写的,是英国人写的。”接着,他又问蒋介石:“贵国是否有这样的书?如果有,我乐意拜读,并向印度人介绍。”

蒋介石将目光投向张道藩。张道藩平时在国内所见到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都是大部头,而且不是综合性的,就如实告诉尼赫鲁,并表示回国后准备组织编写一本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读物。过了两天,尼赫鲁给张道藩送来了一本英国人写的《我们的印度》英文本。

言出肺腑:尼赫鲁谓中国未可轻言强胜弱败

逗留印度期间,蒋介石指示张道藩要与尼赫鲁多谈政党问题,特别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组织纲领、活动方式、发展方向及其在印度民间的力量、影响等,张及尼赫鲁二人作过几次较长的谈话。

有关资料记录,蒋介石曾在一次晚饭后私下问尼赫鲁:“你看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印度?作为印度的邻国,我们中国也有马克思主义,而且其发展势头不容小看……可以说,中国目前除了我们国民党是唯一的大党之外,共产党已是第二大党,而且是拥有相当武装力量的政党。这个党很令我头疼!一旦对日战争结束,中国政府就要采取措施对付这个党。”

尼赫鲁说:“以我的拙见,马克思主义不适用印度的国情。因为印度原是个宗教统治的国家,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以后,宗教在政治上的地位没有削弱,比方说信奉印度教的人,你要他信奉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中国人也有信奉佛教的,但不及印度人那样沉迷,印度有人说,中国人拜佛往往是一种投资,是有求于佛才烧香礼拜的,而把佛当祖宗或心中的救世主供奉和祭祀者甚少,所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应该比印度人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站住脚,说明中国人还是愿意接受新事物的。贵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从哲学方面讲,毕竟是站在民众的对立面,而共产党要争取民心谋求壮大,就必须与贵党争衡。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自己军队的党,而且与贵党的斗争由来已久,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蒋先生说,对日战争结束后就着手对付它,从战略上讲,从本党的切身利益上讲,我认为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我劝蒋先生不要轻视它,不要单纯从军事观点作结论——日本侵略贵国,原以为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亡华,结果打了这么多年还未达目的,贵国的抗战力量依然为国际所看重。可见,军事力量有强弱,但未可轻下强者胜弱者败的结论,因为形势是在不断变化的,强者有变成弱者,而弱者也有变成强者的可能。蒋先生是举世瞩目的军事家,看问题远比我深刻。再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深,所言不一定正确。”

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立即倾注全力实行“剿共”,其“必胜”的根据之一,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认为国民党的武装力量远远优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蒋介石并没把尼赫鲁当年这番话放在心上。

数易其稿:蒋介石发表《告印度国民书》

访印团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三天,尼赫鲁每晚都到行馆陪蒋介石夫妇用餐,餐后常谈到午夜,由蒋夫人翻译,张道藩记录。有时乃都夫人和班茅特夫人也跟蒋夫人谈论文教方面的事。蒋介石与尼赫鲁所谈涉及世界大战、亚洲问题、中印关系等等。综合各次谈话,尼赫鲁有请求中国帮助印度人民摆脱英殖统治、争取独立之意。而每谈及这些,蒋介石的态度都显得含糊,此时他也不便公开热心地声援尼赫鲁的反英复印主张。

张道藩十分敬佩尼赫鲁念念不忘复国的精神,蒋夫人也赞许尼赫鲁致力谋求民族解放事业的雄心壮志。

2月22日,访印团赴大文豪泰戈尔的家乡访问。晚间,当地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和舞蹈表演热情招待了代表团一行。23日,代表团返回加尔各答。

访印团即将离开加尔各答时,蒋介石觉得应该对印度人民有所表示,遂决定发表《告印度国民书》。该文告中有“我希望我们的盟邦英国‘不久’(willnow)将给印度人民以政治实权”的话,这句话的英语译文颇费斟酌。因为这样的语句很容易招致英国方面的非议,甚至指责。经蒋夫人、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反复推敲,按照蒋介石“既不得罪英国,又表明支持印度独立的心愿”的旨意,几易其稿。尼赫鲁在录音之前,读了原稿,他激动地对张道藩说:“很好!很好!印度人民听了广播,一定对蒋先生和贵国政府表示深切的感谢。”

发表了《告印度国民书》,旋即打点行装,中国访印团一行告别了古老而美丽、文明而多难的印度,从加尔各答飞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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