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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古代的妓女,她们就像市场上供交易和收藏的物品,可以随意地买卖和随意地被虐杀,这是男权至上社会里妇人的悲哀。在这些类似商品的妇女中,由于她们的出身不同、素质不同、服务对象也不同,因而她们在古代中国的娼妓业中分成不同的种类。

最早的娼妓和妓院

在中国,关于娼妓有确实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贵族已开始蓄养妓女,称之为“女乐”。“女乐”除了供主人玩乐之外,还需陪客人,且可作为礼物送人,诸侯之间,经常一送就是几十个。关于封建贵族们和女乐们玩乐的情形,楚国的大诗人宋玉在《招魂》中描写:士女杂坐,击鼓敲钟,吹竽弄瑟、弈棋赌博、酗酒不已、日夜寻欢作乐。那些饮酒饮得脸红红的妖艳女子,长发飘甩、眼神流盼、女乐们疯狂地跳起舞来,士女们怪呼乱叫,日以继夜。

这只是妓女的雏形。正式设立娼妓制度的是春秋时齐桓公的大臣管仲,他曾设“女闾七百”。“闾”是巷口的门,“女闾七百”就是说这条街上住着七百家(户)妓女,用当今的话说有七百的妓馆门面。《战国策·东周策》提到“齐桓公宫女中女市七,女闾七百,国人非之。”

齐桓公之所以设立妓院的原因有四:一是为了增加国家收入,例如清代的褚学稼在《坚瓠续集》卷中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治也。”二是为了缓和减少社会矛盾。三是优待游士、网罗人才,当时诸国争雄竞争激烈,齐桓公为了能称霸天下,通过以美女来招引人才。四是供齐桓公淫乐,齐桓公是一个好色之徒,这在很多文献中均有所记载:“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但他仍嫌不够,喜欢寻求刺激。

齐桓公和管仲首创市妓和妓院,对后世中国妓业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管仲是中国古代的一位著名政治家、改革家,在他的带动下,春秋时期各国争相效仿。位于南边的越国,是效仿最先的国家之一,《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曾经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也载:“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这就是说,越王勾践将要攻打吴国,为了“鼓舞士气”而“劳军”,将失去家庭的孤寡女子和有过奸淫劣迹的女子都集中在一个山上,用以慰问军士及一些单身远离乡土的男子。到了战国时代,城市进一步兴起,许多诸侯国的都邑都设有妓院,名曰“军市”,主要是慰问军队,但谁都可以去。

无独有偶,西方正式设置妓院始于古希腊的政治改革家梭伦,但齐国的改革家管仲对妓院的创设,要比梭伦至少早半个世纪以上。

身份有别的妓女

中国古代的妓女,她们就像市场上供交易和收藏的物品,可以随意地买卖和随意地被虐杀,这是男权至上社会里妇人的悲哀。在这些类似商品的妇女中,由于她们的出身不同、素质不同、服务对象也不同,因而她们在古代中国的娼妓业中分成不同的种类,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种:

宫妓:是指被蓄养于深宫,为帝王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她们往往数以万计,包括一些没有什么名份的宫女与大批歌舞伎。她们由宫廷供给衣食,生活条件很优裕,也都有向皇帝献身的可能性,但由于宫中美女如云,能得到皇上“恩宠”的机会是很少的。她们最大的痛苦是幽闭深宫,缺乏人身自由,而且青春虚度,性欲和爱情得不到满足。

官妓:官妓与宫妓都属于国家、政府所有,但区别于服务对象不同,宫妓只为皇帝及其家属服务,而官妓则为各级官吏所占有。对于官妓,官员们可以共享,可以做人情,或命官妓招待某个过境官员以侍寝,或给某个朋友狎玩。这是官妓的义务,她们只能随人支配,不得拒绝,也不得收费。不过狎玩她们的官员有时送她们一些财物,类似现在的小费。有的出类拔萃的官妓,往往被高级的官员所独占,有些官员还会因争夺某个名妓而争风吃醋。在汉代,宫廷权贵使用官妓(又名官奴婢)的地方也很多。《汉旧仪》记载:“丞相官府奴婢传漏起居。宫中乳母取官婢。宫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传言。太官汤官婢各3000人。”这是属于宫廷及京城内衙署的奴婢。对于官妓而言,如果可以出钱千万,则可以免为庶人,但很少有成功赎身的,无奈其何的只能终身为奴为妓。

营妓:营妓类似官妓,但她们是对兵将提供性服务的,她们的身体属于兵将们“公有”,兵将们可以任意召唤,但其中的佼佼者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被将帅所独占,成为变相的姬妾。有的历史专家认为军妓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古来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侍候军士之无妻室者。”有些兵将杀人如麻,野蛮粗暴,所以有些营妓的处境和下场甚为悲惨。例如在唐代,岭南的一名营妓有一次在席上得罪了宾客,被长官处以棒刑,在她受刑疼痛哭叫时,官吏们还赋诗拿她开心:“绿罗裙下标三棒,红粉腮边泪两行。”唐末富州驻军长官的手下有一个叫罗虬的官员,在宴席上看中了一个叫杜红儿的营妓,要她唱歌,并赠以缯采(即礼物),长官因为副帅早已中意红儿,所以不让她接受馈赠,罗虬恼羞成怒,竟当场拔刀杀了杜红儿。

家妓:家妓属于官宦、豪富的家庭,只为主人及其家属服务,属于私人所有,而不像官妓、营妓是“公有”的。家妓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是公元前562年晋悼公赐给魏绛的八名女乐。西汉、东汉、三国时期,贵族、官僚蓄养家妓已蔚然成风。到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家妓的发展进入兴盛时期,有些大贵族、大官僚蓄家妓成百上千,其规模几乎可与宫廷女乐媲美。家妓是关锁在家庭这个笼子里供主人玩弄的性奴隶。她们不是人,只是工具。历史上曾记载有些官僚、贵族在冬天手冷,不近火,却把手伸进家妓的怀中取暖,称之为“肉暖炉”;在冬天时让一群家妓围着他,叫“肉屏风”;吃饭时不用桌子,而叫家妓手捧菜肴,站在周围,叫“肉台盘”:吐痰不用痰盂,而让家妓用口来承盛,美其名日“香痰盂”。甚至还有的把家妓出售、赠人、换马兑物等,而任意虐待与杀害家妓的事就更多了。

私妓:所谓“私妓”,一是指相对于官妓而言,由私人自发经营的妓馆;二是指在城市妓院出卖肉体的妇女,她们不是属于少数官僚、贵族、地主所有,不是对某一特殊阶层提供性服务,而是面对社会上所有男子,主要不是以歌舞技艺来博取男子的欢心,而只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娼妓。

歌舞伎:宫妓、官妓、营妓、家妓都是以服务的对象来区分的,若以妓女的行业来分,则又可以出现歌舞伎这一类型。与单纯卖身、供男子发泄性欲的妓女不同,歌舞伎要经过较严格的艺术训练,掌握歌舞技艺,为主人提供声色服务,当然,有时也要提供性服务。在中国古代,歌舞伎代表了当时歌舞艺术的最高水平,这是妓女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歌舞伎了。如“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野”;在春秋战国时,楚庄王“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齐景公当政时是“左为倡,右为优”;魏王饮宴时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把从六国掠来的宫人女乐据为己有,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到了汉朝,也是同样,“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磐,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到了隋朝,隋炀帝设立教坊乐舞制度,“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唐朝时,唐玄宗设立了“梨园”这一乐舞机构,到了五代十国,后蜀、南唐等,这在历史上都是很扬名了的,这些皇宫里的达官贵人,终日和妃嫔宫妓以及歌舞伎寻欢作乐,甚至在国破家亡时,还沉浸在酣歌醉舞之中,乐不思蜀。

青楼会馆高级妓

在古代中国,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又称为“三教九流”,妓女是属于下九流中的第八位,地位低于乞丐,但高于戏子。在妓女中也有高低之分,低级妓女出没街头巷尾,高级妓女多住在青楼会馆里。

高级妓女中有一部分是来自落难的豪门,像抗金英雄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明末清初“秦淮八艳”中的董小宛、寇白门等。她们曾经有过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因祖上得罪了皇帝或重臣,被朝廷抄了家,女眷们悉数被卖入娼门。对这类妓女,老鸨们一般不敢太得罪她们,担心有朝一日她们的祖上平了反。也不太强行要求她们陪客人上床。因此她们往往只是陪客人说说话、唱唱曲、聊聊诗词之类的,文人雅士多喜欢这类女子。

低级妓女就是那些出身穷苦人家的女孩子,她们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教育,一旦入了娼门,因文化素质不高,完全是陪人上床。但她们中也有一些凭自己的姿色和天分,在琴棋书画上出类拔萃的,同样会博得文人雅士的欣赏,从而跻身高级妓女之列,成为一代名妓,如李师师、杜十娘、陈圆圆、李香君等。

在中国民间流传的学士与名妓的故事里,最广为传颂的要数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的爱情故事。梁红玉原籍池州(安徽省贵池县),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祖上几代都是武将出身,受家庭的影响,梁红玉自幼就随父兄学武,且熟知兵法。宋徽宗宣和二年方腊起义,朝廷派兵镇压,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因贻误战机被处死,梁家从此衰落,梁红玉也沦落为官妓。后来起义被镇压下去,方腊被韩世忠所捉,在一次庆功宴上,英雄韩世忠与陪酒的官妓梁红玉意外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并最终结为夫妻。婚后,他们相亲相爱,并肩作战,共同杀敌。当时金军大举进犯中原,韩世忠留守秀洲,建炎四年元宵节金兀术下战书与韩世忠,约定第二天开战。韩世忠听从妻子梁红玉的计策,兵分两路,以中路军摇旗为号,对金军进行夹击包围。结果金军大败而逃。梁红玉因功被封为安国夫人。不久,金军渡江再犯,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策,屡败敌军,迫使金军不敢轻易渡江。岳飞被害后,韩世忠也被罢去兵权,夫妻两人索性不问世事,白头偕老度过晚年,善始而善终。

“枯杨生蒂”狎雏妓

在中国古代,年事已高的人,如果仍混迹于风月场中,纵情声色,一味追求年轻异性会被称为“枯杨生蒂”,它反映了某些老年嫖客的变态性爱心理及行为。

一生风流倜傥的清代文学才子袁枚,曾撰文记录了一段“枯杨恋”的趣话:某老翁年已80岁,仍喜欢狎妓。有一次,他嫖了一个才18岁的妓女,临别时,偶发感慨,赠那妓女一首小诗: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恰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其实,袁枚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枯杨恋”者。据说有一次,已是花甲之年的袁枚在船山上与一叫蕊仙的妓女相遇,他主动上前戏弄蕊仙道:“老夫吟诗题字,须要美人磨墨才佳。”蕊仙当然赶紧应承。在这个过程中,蕊仙的一颦一笑和袁枚的一顾一盼,互为呼应,可谓灵犀暗通,于是袁枚赏她一把碎银。蕊仙离开后,在旁的朋友们戏谑袁枚白白浪费笔墨和碎银,连个手都没有牵成,有点得不偿失。袁枚却说:“今夜艳遇,乃真风流,千载难逢,非皮肉之淫可比也。”

袁枚的结发夫人王氏一直没有生育,他便纳了第一房侍妾陶姬,可惜只生下一女便病故了,此后一连又纳了三房妾,结果不是妾流产了,就是儿子一出生就夭折了,或者是妾根本就不孕,直到62岁时,又纳了第五位才19岁的叫钟姬的官妓,次年才生下一子,取名“袁迟”,袁枚为此写诗道:“六十生儿太觉迟,即将迟字唤吾儿。”为了得到子嗣,袁枚连娶五位妙龄女子,期间还常常以“无子为名又买春”,为此曾受到上司的责问,但他并未收敛,总是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狡辩。

在古代,像袁枚这样“枯杨生蒂”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从袁枚身上,我们从另一侧面看到了男权是建立在妾、妓的悲哀之上的。

家妓的血和泪

蓄妓赏妓、放荡不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权贵或文人士子们自命富贵风流的标志。在当时蓄养家妓不仅仅是只为取乐,而成了一种比富斗豪的筹码,甚至发展到竞相斩杀家妓取乐的地步。

西晋有一暴富之人叫石崇,他听说贵族王恺请一些朋友到自己家饮酒时,席间总是让家妓吹笛助兴,倘若有的家妓不小心吹走了音韵,王恺就会叫下人将那跑调的家妓拉出去打死。在座的所有宾客都为此大惊失色,而王恺却依旧谈笑风生,以显示自己富有和豪爽之气。石崇听了,为了和王恺较量,他每次宴请宾客时也请家妓陪酒劝酒,倘若哪个客人不能喝完所劝之酒,他就会让家奴立即把那个劝酒的家妓拉到门外砍头。有一次,石崇请了王将军来府上喝酒,家妓陪酒劝酒,王将军故意不喝,石崇一气之下,竟在席间连斩了三个陪酒的家妓,足见其残忍。不过,这残忍的石崇也有报应的时候。他非常宠爱一个叫绿珠的家妓,这绿珠“美而工舞”,当时赵王司马伦的死党孙秀偏偏看上绿珠,派人向石崇索要,石崇当然舍不得,孙秀怀恨在心,随便找了个借口,告发石崇谋反结果被斩首示众,可怜的家妓绿珠也在他们的争斗中跳楼自杀。

在唐代,尽管当时的朝廷依据官员品级的高低作了“三品以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的规定,却仍阻止不了互相抢夺家妓、肆意虐待家妓、甚至争风吃醋、摧残致死家妓的风气。这类现象,在唐代文献中屡见不鲜,文人士大夫之间亦如此。诗人刘禹锡有个美妓,朝中官吏李逢吉便想夺到手。有一天,他在家中设宴,招待刘禹锡和朝中的几个大臣。所有的宾客都带着自己的宠妓而来。酒饱饭足后刘禹锡作别时,李逢吉却扣住他的爱妓不放。万般无奈,刘禹锡只得先回家,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写了一首诗给李逢吉,希望他能把家妓还给自己。第二天,刘禹锡又约了几个朋友去了李府,不料李逢吉只是一个劲地称赞刘禹锡的诗写得好,却不打算放人,刘禹锡在愤懑之中又写了四首诗,题为《怀妓四首》。至此,李逢吉占据他人家妓已成为公开的霸占,并不需要什么借口,而刘禹锡的美妓,也就成了他们争斗的牺牲品。

唐朝时还有个宁王叫李宪的,家有宠妓数十人,个个姿色出众,但他偏偏又看中了当街卖烧饼师傅的老婆,就派人强夺进府。

一年之后,玩腻了,宁王心血来潮,立即又派人把那卖烧饼师傅召进府,在几个宾客面前让他们夫妻相见,结果夫妻两个抱头痛哭,惹得在场的客人们都为之动容。于是,宁王下令每个宾客文士均以此为题赋诗一首。其中诗人王维写成了一首《本事诗·情感》:

“莫以今时宠,宁忘昔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之后,宁王又让他们夫妻二人一同回家团聚。

严厉禁娼下的娼妓业

中国官妓的鼎盛时期是唐代,唐代没有针对官员狎妓的禁令,所以当时的官吏大都比较风流放荡。宋代则对官吏嫖妓的约束甚严,规定凡军营、郡守等官员,可以让官妓佐酒,却不能私侍枕席。所以宋代嫖妓的人数比前朝少了许多。明朝自朱元璋始,就有皇帝赐诸王“乐工二十户”的规定,因而明代宗室玩妓之风大有抬头之势,直到明世宗朱厚熄下令裁革各诸王妓乐,玩妓之风才有所收敛,但到了万历皇帝时,玩妓之风又愈演愈烈。

到了清朝,政府目睹明朝末年的腐败,于是颁布了禁止官员狎妓的法令,咸丰登基以前执行得尤为严厉,以至于妓院大量减少。咸丰皇帝驾崩之后,随着国势衰微,禁令渐弛,官员狎妓之事与日俱增,但不敢公开,后来慢慢地发展到堂而皇之,并形成风气。有些地方的官场甚至酒席间无妓不饮、无妓不乐。光绪中叶以后,禁令更加松弛,这使得官员狎妓之风空前兴盛起来。此时的妓院,高张艳帜,车马盈门,南娼北妓纷纷角逐于官场,一些官吏还公然纳妓为妾。清朝娼妓业的发展与其他朝代不同,有自身特点:一方面是清初的几次严厉禁娼,另一方面是娼妓业滋长蔓延。清初娼妓群居出没的地方,一般在城外。明朝时京城“妓女活动的单独地区”在今天的东四南大街路东的几条胡同,当时被称为“勾栏”。而所谓的“八大胡同”则是在清初兴起,至清末才得以成名。“八大胡同”也是老京都花街柳巷的代称,又称“八大埠”,位于前门外大栅栏观音寺街以西。与此同时,清末除盛行狎妓、娼妓业迅速发展外,狎象姑(男妓)之风也随之兴起。有人曾作诗嘲讽过清末北京官僚士大夫狎妓之事:

街头净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

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

诗中的“郎员主”,即京官中的员外郎、司员和主事。“胡同”,指的就是所谓的“八大胡同”等妓馆。

《京华春梦录》记载的“八大胡同”中,南北两帮妓女曾“鸿沟俨然,凛不可犯”。“北班”中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旗人,相貌姣好,但文化素质不高;“南班”妓女则主要来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风情。赛金花之后,南国佳丽大举北上,民国后“北班”甘拜下风。“南班”的胜利,使得“八大胡同”的档次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花名冠京都。胭脂胡同、百顺胡同、韩家潭、陕西巷,集中着一等娼妓和妓院,以喝茶、宴饮、填词弄曲为主要营业,并非只有皮肉生意,这里自然是达官显贵的出没之地。石头胡同聚集的“茶室”,属于二等妓院,嫖客多以富人商贾为多。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充塞着三等妓院。这里的嫖客是小商人、小掌柜等“中产阶级”。而另外的“老妈堂”和“暗门子”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面的,那是下等阶层,是体力劳动者们消费的娱乐场所。

尽管,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里,娼妓业遭到过无数次严厉的、无情的整肃,然而,各种努力始终没有成功或者说收效甚微。其中重要一点是,娼妓制度的历史源远流长。根基这么深厚的制度,欲以一蹴而就的努力废除之,岂非梦话?另外,以妓女本身来看,她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她们也渴求真正的爱情。然而要挣脱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枷锁,要妓女弃暗从良,谈何容易,唐代名妓鱼玄机写过一首《赠邻女》的诗云: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耶。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其中的“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已成千古名句,大概这就是历代娼妓们历经沧桑用血泪凝结成的心声。试问,古今中外,有多少嫖妓宿娼的座上客把娼妓当成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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