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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辽沈晚报

1928年6月4日发生的“皇姑屯炸车案”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卑鄙的恐怖袭击。袭击者是日本的军人,被袭击者是北洋政府末代元首。

人所共知,张作霖出身草莽,他的发迹,充满了传奇色彩,更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年加入日本“东亚义勇军”,日俄战争中为日本出过力,在他几次陷入危机时刻都曾得到过日本的“援助”,日本也从他手中得到过一些想要的东西,日本也确曾对其扶植过、培养过,那么,日本为什么要炸死他?

为了说清这一问题,笔者勾画了两条线。一条是日本对张作霖态度的变化轨迹:观望——希望——盼望——失望——绝望;一条是张作霖对日本的应对策略:取悦——画饼——口应——暗顶——明抗。两条线各分五段,看似平行,实为因果。因此,笔者将其合而为一。

一、观望,自以为选择了一头高产的奶牛

张作霖曾经是日本选中的代理人,简言之,他符合当时日本代理人的诸种要件。

当时的日本没有占领东北,他需要的代理人首先必须是亲日者;第二,必须是反对革命者;第三,必须是有能力者;第四,必须是有野心但缺乏坚定信仰者。亲日者可远离英美;反对革命者即会反俄;有能力者值得支持;有野心者就有可能有独立倾向;无坚定信仰者多为唯利是图者,好利用。只有符合这几个要件,才可能成为代理人,才能成为有用的代理人,才能成为长期的代理人,才符合日本“先占领满洲”的国策。

日本选择代理人是个复杂的过程,先后进入其视野的有清宗室善耆、蒙古叛匪巴布扎布、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但日本人很快发现,这些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希望太小,风险太大。

经过12年的观望,日本政府开始将更多的目光移向在东北较有实力的政府官员身上。如张作霖、冯德麟、袁金铠、于冲汉等人。为避免再次失败,日本政府于1916年6月派出重量级谋臣后藤新平,亲赴中国东北进行“政治考察”。他走访了各界人物,听取了各方面意见,对数位预选代理人情况进行摸底排查、比较分析,得出初步结论:张作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后藤新平认为:(1)张作霖“朝中无人”,在中国官场没有靠山可以依赖,地理上、政治上都远离中央,国家统一的概念淡漠,与中央易生枝节,日本调拨离间也就有了空间;(2)张作霖无官场经验,处理复杂问题就容易有漏洞,日本可以钻空子,有缝好下蛆;(3)张作霖根基在东北,有势力有能力,日本可借张氏之力外抵其他侵略者染指东北,内抗各种势力反日;(4)张无学问、无理论、无信仰,唯权是重,唯利是图,日本只要帮其固权获利,即可换来日本想要的东西;(5)张认识到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有投靠日本之倾向;(6)张作霖有成为东北王之实力,一旦将未来的东北大权控制在手,东北成为日本禁脔为期不远。

这一分析是否合乎实情不说,最起码合乎日本选择代理人的标准,同时,排除了只有臭名并无势力的善耆、有点实力但根基不在东北的巴布扎布、既无根基也无能力的政客段芝贵、老牌亲日派但“没有做大事资格”的冯德麟、只知亲日并无实力的光杆谋士袁金铠和于冲汉。几乎与后藤新平提出张作霖做日本在东北代理人的同时,张作霖的老相识寺内正毅于1916年10月上台组阁,日本即把援张定为国策。

这项国策的制定,不是哪个人的个人意见,更不是感情用事之举,而是日本对张作霖长期观望、考察的结果。后藤新平提出的援张理由,每一条都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即张作霖以实际行动取悦了日本。张作霖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日本的赏识,除了后藤新平的分析之外,尚有数条:一是投靠日本时间久。早在1904年张作霖任“保险队”小头目时,即率手下仅有的27个人,加入了日本间谍组织“东亚义勇军”,为日本收集情报;二是誓言服从日本,反对民国统一东北。 1912年1月,张便亲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明确表态:身为东北人而附和南方人之共和,本人宁死不从。日本国如对本人有何指令,本人愿奋力效命。三是对沙俄怂恿的蒙古叛匪毫不手软,穷命追杀,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终将叛匪赶入俄境。

日本观望张作霖12年,最后才下决心选定他为日本的代理人。因为日本人认为他反俄、反对统一、唯利是图、有野心无信仰、有自己无国家,这些最符合日本代理人的条件。

二、希望,产生于给他一瓢水之后

自从寺内正毅内阁定下“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之后,日本基本结束了对张作霖的猜疑,转而扶植他。每遇关键时刻总是扶他一把,张作霖表现得也很乖,总是恰到好处地画张“饼”,作为回报。

日本在没有选定张作霖之前,对东北的政策是“分而治之”。选定张作霖之后,日本改变了这种政策,因而,张作霖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统一了东三省。许多人,包括个别学者都认为,张作霖的势力之所以膨胀得如此之快,是张作霖卖国求荣的结果。若不然,日本在东北的势力那么大,“分而治之”对日本最为有利,日本怎么那么愚蠢,看着张作霖膨胀而袖手旁观呢?得出这样结论者,多为不了解张作霖,也不了解日本的人。只有走近张作霖,走进那段历史的深处,才能理解日本为何坐视张作霖势力膨胀。

日本援张国策的制定,是经过长期的考察,最后经号称日本政治理论家的后藤新平系统阐述才确定下来的。执行“援张国策”最坚决的人多为张作霖身边的日本顾问。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了解历史必须走入历史的深处。如张作霖图谋黑龙江前,远离张作霖的日本人指斥张得陇望蜀,张作霖日本顾问菊池马上站出来向政府建议:得陇望蜀是人之常情,只有在此时此刻,支持张作霖,对日本的将来才大有益处。菊池之所以如此建议,一是维护日本的国策;二是顺水推舟;三是比较分析的结果。包括援张国策的制定,也是日本顺水推舟之举,是在东北找不出第二人选的无奈之举。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细节决定成败;人是感情和智慧的动物,忽略了细节,去除了感情,摒弃了智慧,就没有办法正确地理解历史,理解人物。另外,要想奶牛多产奶,就得先把奶牛养肥。

1925年,郭松龄举兵反奉,张作霖大难临头,连老百姓都纷纷议论:“奉军黄到脖子上了”(当时奉军与郭军交战,无法识别敌我,为避免误伤,奉军每人脖子上围一块黄布),意思是说快完蛋了。可松井七夫、町野武马、仪峨诚也等日本顾问围在张作霖身边,帮助出谋划策,不离不弃。为什么?一是因为张作霖下达的讨郭令,写得妙:“郭松龄与左派相提携,欲使中国赤化,为苏俄所用,实为东三省之公敌。”寥寥数语,即将郭松龄推向了日本的对立面。日本在东北最怕的就是苏俄,就是赤化。因此,松井七夫致电日本政府:郭松龄是纯粹的激进派。如果他接替张作霖进入奉天,将立刻废除一切条约,日本的所谓特殊权利,将归于零。二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派出代表与郭谈判,提出“援助”条件:如果郭答应将金州、复州、海城、盖平等割让给日本,日本即给郭以便利。谈判破裂后,日本又转向张作霖,向张开出“援助”条件:承认日本人在满洲享有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东边道、洮昌道等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张不假思索地说:“行、行。”张作霖两个“行”字,换来东山再起,也招来骂名;郭松龄一个“不”字,展现了气节,也导致全军覆没。

日本援助张作霖,这次不是最大的一次,但它是最关键的一次。张作霖给日本人画的“饼”不是最大的一次,但它是最迅速的一次,迅速得连几秒的间隔时间都没有。

张作霖每次画出的“饼”,都在日本人眼前放射出一道希望。

三、盼望,要他产十瓢乳汁

侵略者的野心总是大于它的胃口,总想以最小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它把代理人既当坐骑来骑,又当奶牛来用。最野蛮的是它给牛喂一瓢水,却期盼着在牛身上挤出十瓢乳汁。牛渴的时候,你要求挤出多少乳汁它都能答应,因为它需要那瓢水延续生命。牛答应的时候,压根就没想兑现的事儿。这既是牛的聪明,也是驭牛者的愚蠢。

郭松龄反奉事件在日本人的干预下,很快就平息下来。张作霖发表了一个声明,等于是给事件画个句号,对各方做个交代,也透露出几分忏悔的味道。声明承认由于连年内战,致使东北人民生灵涂炭,今后要修明内政,不再兴兵远征,以期与民休息。可不到两个月,张作霖以刚刚侦知郭松龄反奉是受国民军冯玉祥所鼓动为借口,再次举兵入关。

张于1926年6月底到达北京,布置完作战任务,郭松龄之变的那幕场景又浮现在脑海之中,尤其是他随口说出的那两个“行”字,一想就觉得悔不当初。那商租权和杂居权不是“二十一条”里的内容吗?如果日本得到了这两个权利,自己岂不成了罪人?越想越后悔。尽管来京之前,他已经密嘱省长王永江找省议会议长张成箕召集议会,在法律上否定对日本的允诺。张本人也和日本领事当面说过,杂居权问题和土地商租问题往后推一推,等风头过去再谈。

张作霖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一定要亲自到日本关东军的大本营走一趟,将此事做个了断。

7月18日,进攻冯玉祥的南口战役已经打响,张作霖顾不得这些,起身返奉。回到奉天的第一件事,即将存在日本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里的500万日金统统取了出来,带着现金驱车直奔大连、旅顺。到了大连、旅顺,张亲自登门拜访日本关东厅长官儿玉、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和满铁社长松岗洋右。对日本在郭松龄反奉时对奉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借机极力强调郭松龄赤化、郭进攻奉天是受苏俄指使,郭名义上是反奉,实际上是为苏俄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

言下之意,郭是代表苏俄和日本争夺东北,张因为和日本站在一起,维护日本的利益,才遭此一劫。没说出来的话是:你们援助我其实是在援助你们自己,郭打我,是因为我先帮助了你们日本,我替你们效命,你们还跟我要什么好处?张作霖其实心里十分明白,郭松龄反奉和苏俄没有任何关系。郭在1925年11月30日发表的政见通电中,特别提到,是因为东北“赤化勃兴,苍生战栗”,他才举兵讨伐祸首张作霖。在新民发表的《告奉天父老书》中,还提出,郭军一旦获胜,立即进行改弦更张,重新治奉,治奉方针共十项,其中一项是“节制资本,以消除赤化隐患”。可见,郭不仅与苏俄没有联系,还明确反苏。张作霖宣扬郭赤化的目的是淡化郭反张,故意将郭说成亲苏反日,以降低日本援张阻郭的分量,为不履行战争中他对日本的允诺做铺垫。

张作霖在临别时,将带去的500万日金交给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以此答谢日本助张出力人员。并表示:张作霖受人一饭之恩,终身不忘,以此私款,聊以酬答日本协助好意。

大连、旅顺之行,张作霖以为是棋高一招,亲自登门致谢,以示知恩图报;强调反赤,将日本人拴在一挂车上;以私款酬答,突显日本帮助的是他个人,而非东北,将公事化为私事。其目的不言而喻,你帮了我,我酬谢了你,此事应该到此结束,不要再提什么兑现承诺了。回到奉天,张对其左右说得更为直白:“日本人这次帮我……应该有个报答,我张作霖受日本人的好处,只有拿出自己的财物来报答他,我将日本银行的存款,全数赠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张作霖个人所有,我决不吝啬,但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共有的财产,我不敢随便慷他人之慨,我是东北的当家人,我得替中国人保护这份财产,不负他们的付托!”

自日本将援张定为国策的10余年里,张经历了数次危机,得到过日本不少的支持,每次支持前,日本都无一例外地提出要求,但张作霖当时所答应日本的要求,事后多不履行。有人说,这是张作霖草莽生涯中形成的习惯。也有人说,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奶牛,给他一瓢水,就要他奉献十瓢奶。哪能挤得出来呀?不履行是因为履行不了!

挤不出奶,答应的事不办,日本人当然不满,后来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不能说与此无关。

四、失望,他只钟情脚下的那片土地

张作霖和日本打交道一共24年,以1916年张作霖执掌奉天为界,前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恰好每个阶段各12年。前12年,张作霖对日本以巴结、逢迎为主,日本对张作霖以观察、考验为主;后12年,主要是互相利用,在互相利用的过程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日本对张作霖主要是控制与索取,张作霖对日本则主要是摆脱与抵制。张作霖对日本的控制和贪婪地索取逐渐由忍耐走向反抗,日本对张作霖的摆脱与抵制则逐渐由希望走向失望。

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失望。日本最希望什么?希望从张作霖手里得到更多的土地商租权、铁路控制权;希望他只买日本的军火、只聘日本顾问;希望他割断与中央的联系,实行满蒙独立……

土地、铁路、军火、顾问、独立,是日本最想要的,可张作霖只钟情他脚下的那片土地,这五样,他一样都没有给,令日本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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