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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海的博客

在红军时期,特别是早期,毛泽东还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那时在红军中人们常将“毛、朱、彭、黄(公略)”并称,因而彭德怀称毛泽东为兄长,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那时彭德怀凭着对党的忠诚和对毛泽东的信任,正确地处理了关系红军团结与分裂的大事,这就是所谓“毛泽东叛变投敌”的一封信。



肃清“AB”团的斗争和“富田事变”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是空前的大战,毛泽东为其所制定的方针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即把敌人引进根据地内来打。应该说这是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可是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省委)对于上述方针提出异议,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不是进攻路线。他们的方针是“打到南昌去”,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始则对红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军见面,继而散发传单,发表什么告同志书,写出大字标语:“拥护朱彭黄,打倒×××”,这就不简单是党内路线斗争,而是分裂党、分裂红军了。“大敌当前,如不打破这种危险局面,就不易战胜敌人。”(《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3页。)

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一个对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最为严峻的考验,这一事件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当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渡过赣江后,驻在东固东山坝一带。这时中央苏区正在开展肃清“AB”团的斗争和发生了“富田事变”。

在20世纪30年代初,红色区域内大肃反时,AB团、改组派、第三党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反赤团”。“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它是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郑异来、洪轨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罗党羽,于1927年1月秘密组织的。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其建不到三个月,即遭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1927年4月2日国共尚未分道扬镳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四·二”大暴动,一举推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正如1931年4月,曾经是AB团头子的段锡朋所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同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已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这段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即是说当时苏区内的AB团,完全是子虚乌有。

李文林本人被定为AB人物逮捕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在清理敌人檔时,发现了一张条子与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于是,李文林成了重要特嫌,被红军总前委在黄陂扣留。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在朱德军官教育团任军事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11月领导路口山区失散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九纵队。1928年1月指挥部队配合延福党支部领导农民武装攻打阜田获胜,不久任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同年7月、11月领导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任第二团团长兼两个团的政治委员。曾率部攻克吉水、峡江、乐安、兴国等县城。创建了以东固、延福、桥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支撑点和策应地。毛泽东称其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1930年初成立赣南红六军,他任第一纵队党代表。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务委员兼军委书记,3月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中共党团书记。6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即去上海,向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汇报并参加会议。李文林是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二团与四团的创建人,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泽东交口赞誉的英雄人物。李文林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曾是当地抓AB团的带头人。12月,李文林本人被定为AB人物逮捕。

李文林被捕之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身份,带红军一个连队由东固到富田,帮助江西省委进行肃反。

李韶九到富田后,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一封指示信交给了曾山和陈正人。当时曾山任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正人任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宣传部长、代理书记。总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江西省委秘书李白芳、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都是“AB团”,要免除他们的职务,监视他们的行动。中共江西省委见了前委的指示信,不敢怠慢,立即将上述人员免除职务,并进行监视审查。接着,总前委又派了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中共江西省委和红二十军中协助进行肃反工作。于是,红二十军中大批久经战争考验的领导和骨干,大部被认为是“AB团”分子。

李韶九、古柏二人到了二十军后,见到了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向他们二人讲了总前委的指示,二人不由分说在红二十军抓起了AB团。据统计,从1930年10月4日红军占领吉安发现那张与省委书记李文林家属有牵连的条子时起,到12月,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李韶九和古柏即以AB团名义,在军队和地方抓捕了四千多名干部。在红军中杀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约占红一方面军和湘赣红军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当时红二十军第一七四团政委刘敌,与李韶九是同乡。看在老乡的面子上,李找刘谈话说:“刘敌,不少AB团分子都供出了你。”刘敌惊出了一身汗,说:“我是不是AB分子,你还不清楚吗?”李韶九说:“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有甚你就说罢,免受皮肉之苦。”刘敌说:“容我想想。”刘敌回团后,立即和营长张兴、教导员梁学贻紧急商议。刘敌说:“李韶九是个反革命分子,他抓了许多干部,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也抓了,还要捉我们。我们不能让反革命分子阴谋得逞。”张、梁同意刘敌意见。于是他们集合了一营人包围了军部,捉住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当时恰好没在军部,他闻讯之后,慌忙逃走。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曾炳春也不在军部,听说军长被捉,吓得不敢回队,而是躲到了家乡。谢汉昌便带着红二十军进攻富田镇,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AB团分子”——被捕的省苏维埃和省行委100多人。李韶九逃走的时候被捉住。古柏、曾山闻枪声连夜逃走。

富田事变发生之际,红三军团正驻在于都的东山坝,总前委驻在黄陂,两地相距六七十里。此时敌军已分路进入苏区边境,红军正面临打破敌人“围剿”的严重形势,三军团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前委收到“毛泽东给古柏(毛的秘书)的信”及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

身为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正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危险局面,1930年12月中旬的一天半夜,红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突然收到一个不知姓名的年轻人交给彭德怀的一份材料,其中有毛泽东给古柏(毛的秘书)的信。信内要古柏在审讯“AB团”时进行逼供,把彭德怀打成“AB团”。

信后另附近万字的《告同志和民众书》,上面写道:“党内大难已经到了,毛泽东叛变投敌了”,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边看边对周高潮说:“送信的人呢?”周说:“在外面。”彭说:“是一个什么样人哪?”他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彭说:“请他进来。”

彭德怀看了信和传单,大吃一惊,同时还未见周进来。随后,他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找来,将信与他们看后,滕代远说:“这封信有诈,毛泽东不会写给古柏这样的信,其中定有阴谋。”袁国平也说:“这是封挑拨离间的信。”

彭德怀看过材料,回想一年多来对毛泽东的印象,如他率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建设工农革命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胆识,传达“六大”决议时的认真严肃的态度,争取袁、王联盟,对行军中错杀群众者的坚决处理,对红五军守井冈山问题上的自我批评,特别是古田会议作出的决议,这一切都是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政治家风度,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可信赖的同志,他“决不是一个阴谋家,而是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4页。)决不会背地里搞阴谋,置战友于死地。

彭德怀还觉得这封信大有文章。仔细看来信的笔迹,虽然酷似毛体,但落款处的日期是阿拉伯数字,而毛泽东一贯是署中文数字的。他又想,信系给古柏的,为何又送到这呢?这些都足以说明来信是伪造的。其目的显然是要挑拨一、三军团的关系,分裂红军。

同时,彭德怀认为,这样的信不可能送给他一个人,还可能送给了朱德和黄公略等同志。如果真的送给了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阴谋,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一个最大的不幸。

在与滕代远、袁国平等商议后,考虑到他们驻地与总前委相距六七十里,请示来不及,怕发生意外事变,彭德怀当即写了一篇不到200字的《红三军团宣言》。宣言大意是,“打倒×××,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是敌人分裂红军的阴谋。一、三军团要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的领导。

随后,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红三军团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彭德怀把那封伪造信和告同志和民众书,先给到会人看,读给他们听,决定把三军团的宣言和那封假信派一个班送到黄陂总前委去。后邓萍立派一个班将宣言连同伪造信一并送到黄陂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呈毛泽东。毛泽东看过,“增加了对彭德怀的信任”。(黄克诚:《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载《横刀立马大将军》,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页。)

彭德怀以敏锐的眼光,识别了伪造的书信

会上,彭德怀说,蒋介石调重兵来进攻红军,总前委决定“诱敌深入”,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战胜敌人的方针是正确的,我完全拥护。彭德怀接着说,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敌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是AB团的阴谋毒计。

彭德怀继续说道:从战略方针来看,我赞成三军团编为第一方面军的建制,统一指挥,这是革命的需要。诱敌深入,利用山地,依靠群众,增加自己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这一方针。如果违抗这个方针而又坚持自己的错误方针,总前委即可撤销我的工作,何须用阴谋办法呢?

通过这个讲话,到会同志的情绪转变过来了:拥护总前委,拥护毛委员,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

后查明这封假信是富田事变的头子丛永中写的。他平时写毛体字,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用汉字,不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

第二天,彭德怀将三军团开到了小布,这里离黄陂总前委十五里。彭德怀亲自到总前委邀请毛泽东参加红三军团干部会,毛泽东欣然应邀到会。毛泽东第一次给红三军团干部深刻的印象。这一切都进一步巩固了总前委的领导。

此时,国民党军正在对红军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军前线指挥张辉瓒发生了错觉,以为红军内部分裂了,迅速进到龙冈。但最后结局是,他们的全师被消灭,本人也被红军俘获(后被愤怒的群众打死)。正如毛泽东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所云: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应该说,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战前敌情严峻的形势下,彭德怀独具慧眼,识别分裂红军、分裂党的险恶阴谋,从党的利益、红军的利益、全局的利益出发,维护红军的团结是分不开的。因为在红军初创之时,党中央远在上海,各地红军揭竿而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说有“野心家”(后来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这正是历代农民战争最容易发生“火并”之时,可是从这件事上,我们不知到何处去找彭德怀的“野心家”影子。

恰恰从这里,我们看到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认识尽管还只是初步的,但他自从认识到毛泽东的革命质量和正确领导之后,就敬佩之、服从之。

从彭德怀识别并正确处理这封伪造的毛泽东叛变投敌的书信的事件中,进一步奠定了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关系。正如后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弗雷德里克·泰韦斯所说:“彭在富田事变、遵义会议和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给予毛泽东以决定性的支持后,到40年代初期,一直坚定地在毛泽东的阵营中。这两人的主要关系是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澳〕泰韦斯:《庐山冲突的根源》,载《澳大利亚中国问题研究》,1985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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