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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在线

　　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元朝官员的腐败可不是一般的

　　读我的这篇草根货币史读到现在，相信大家对钱，都读出一点感情来了。钱这东西，是很好，很可爱——要不是它带来的烦恼那么多的话。

　　一般来说，钱带给我们来的烦恼，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爱她，她不爱我”，弄不到钱，手上一分钱的余钱都没有。

　　也许有的读者，个人账户上的存款从来就没超过3000元，不仅是“月光族”，还可能是“啃老族”。

　　所谓赤贫者，就是这种。

　　其实这个状态并不可怕，毕竟还没有到要饿死的程度，只是没有存款而已。该吃的能吃上，该喝的能喝上，只要不想吃天鹅肉、不得大病，是不会有太大痛苦的。

　　另一种烦恼比较讨厌，就是手里有那么一点点钱，以万为单位吧，但是不多。一部车，勉强能买下；一套房，或许就买不下来。

　　账号上数字的后面，排着几个“0”，像是在哭，也像在笑，更像是在干瞪眼！

　　环顾四周，真正的富人正在挥金如土——高尔夫已经不算啥了，马术俱乐部也不稀奇，弄个私人游艇啥的，不过是刚起步。

　　可是我们……把这几个钱攥出了汗，也不知该干什么好。

　　放进银行存“死期”吧，只要报纸上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在涨，就等于说我的钱在缩水。

　　拼死拼活赚那么一点钱，让它发汗似地蒸发掉，于心不甘哪。

　　可是投资呢，就更加茫然——投什么好？买房、炒股、买基金、做小本生意？不论哪个领域都有“雷”。

　　朋友们大概都希望我能给参谋一下：

　　——这点钱，干些什么才好？

　　也许已经有朋友感到困惑了：怎么你一会儿说“傻瓜才存钱”，一会儿说“钱还是攥在手里踏实”？

　　究竟哪个是真理？

　　这世界没有真理。

　　我要是能给出具体答案来，就是先知者了，大概也就没工夫在这儿瞎侃了。

　　真理不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技巧，不是猜谜，它只是一种原则。

　　《孙子兵法》有“谋攻”一篇。这里我只能给你“谋”，至于你往哪儿攻，怎么攻？那是你的事。

　　我要给你的“谋”，是凯恩斯先生的三张牌。

　　非常简单，非常清晰，非常实用。

　　56张扑克牌你都能玩好，这三张牌你要是玩不好，就别埋怨什么游戏规则不公平。

　　各位，看好了——

　　第一张，是“购物”；

　　第二张，是“谨慎”；

　　第三张，是“投机”。

　　如果你手里有了一点钱，就等于有了这三张牌，什么时候出什么牌，要看情况。

　　简单地说，如果是情况一：股市大涨、房市大涨的时候，你就出“投机”牌(包括炒房)。说“投资”，那是雅皮士们遮羞用的——白来的钱为什么不赚？

　　如果是情况二：股市涨得有点离谱、街谈巷议、甚至你身边对经济最迟钝的人都在说买股买基金能发财的时候，也就是逆转将至之时，你就出第二张牌“谨慎”。

　　不要动了，能收回的收回，能出手的出手，看看红绿灯再说。

　　至于股市、房市暴跌的时候，那就不用说了，傻瓜也知道要谨慎。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以为明天就差不多跌到了底，不要梦想“抄底”，不要做逆势增持的傻事——那不是跟赌博差不多？

　　要看到它明明白白“雄起”了再说。少赚一点，总比被套住好啊。

　　要是股市熊了，市场淡了，热闹也不知“何日君再来”了，好像是谷底——但走势不明，也还是这张牌，不急。

　　货币贬值是个沙漏，而一旦买错了股票之类，那就是桶掉了底。

　　两害相权，我们还是把钞票攥紧一点的好。

　　如果是情况三：股市不熊也不牛，房市不肥也不瘦，市场出现了长期平稳或缓慢向上，那么好，祝贺你，这是小富们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干脆你什么也不要想了，就当自己是癌症晚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把它了结了吧——可以出手买东西了。

　　——暴涨暴跌都不可能出现的时候，你不买东西还迟疑什么？

　　(至于做小生意，那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你啥时候做都行，只要选对了行。)

　　这就是第三张牌“购物”。

　　当然，要买那些值的，能真正愉悦你身心的、急需的，或是你的欲望中排在第一二位的(包括购买自住房)。

　　这个时候，要注意，“虚”的财产还是轻易不要购买，像股票、基金之类，千万要等到它们节节上升时再说。

　　除了这三张牌，投资理财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牌。

　　不管是什么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怎么对你说，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请把你的钱给我用一用。”

　　所以你不要信。

　　你就信凯恩斯的这三张牌。

　　玩好了这三张牌，你在投资理财上就将是无敌英雄。如果还不是，你再来找我。

　　你瞧，真理有那么悬乎吗？没有。

　　几个字就能概括，几百字就能讲清，小学生也能领会。

　　真理，它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基本常识。

　　元朝为什么招人烦？　

　　当代有很多人自视为英雄，也确实有一小批人的能量了不得。

　　可是说到底，商场上的英雄也不过就是水泥格子里的英雄。无非是吃不厌精、穿不厌精、玩不厌精。这其实和“英雄”的原始词义本不相干，倒是与“花花公子”相类。

　　而真正的英雄，原是指弯弓射雕的壮士，是指横扫万里的雄主。

　　这样的英雄，何处能觅？

　　恐怕只有到大元朝的猎猎雄风里去找。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元朝，是个有特色的王朝，它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

　　蒙元最早的创始人，是蒙古族的大英雄成吉思汗。

　　他麾下的蒙古大军是一支无敌的部队。

　　蒙古军横扫欧亚的功绩在这里就不提了，单是在华夏这一块，宋朝连同它的几门亲戚——西辽、西夏、金，都是被蒙古一个个给收拾掉的。

　　咱们后人对元朝的印象，似乎都不大好，也没听说过元朝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其实这都是偏见。元朝接管了宋、金、西夏这几大摊子，经济上不能不可发达。西方人最初认识的繁华中国，就是元朝。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是让西方睁开眼睛看中国的第一人。

　　当然也有人不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说他在游记里有好些中国的风俗没有提到。不过，就算《马可·波罗游记》里的情况是他听来的，那也是关于元朝的盛况。

　　他的游记里说，前南宋首都杭州，有10个庞大市集、房屋160万栋、工场14.4万家。

　　这规模让欧洲人惊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他还说，被欧洲人视为珍品的胡椒，杭州人每天都要消耗4740公斤。欧洲人就更呆了：这不是天方夜谭吧？神仙也不可能这么奢侈啊！

　　他又说：杭州城内石桥有1.2万座，桥下可通大船。

　　这可让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脸往哪儿搁？

　　马可·波罗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啊？

　　这是700多年的老话题了——没有答案。

　　可是，就算他是撒了一点谎，也是合理的夸大，元朝确实是繁华。

　　元朝的统治者，从元世祖忽必烈起，就很重视经济。他们从农业这个根本抓起，在中央机构里专门设立了“大司农司”，各地也设立了“劝农司”，经常派农业专家下乡视察指导。

　　这个中央的大农业部，还“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编辑了一本农业技术书籍《农桑辑要》，发给各级农业官员使用。

　　元朝的中央还设置了“都水监”，地方设有“河渠司”——这就是古代的水利局了。

　　不过蒙古人在刚进入中原的时候，对农业可没这么重视，曾经一度想不搞农业。

　　草原英雄们还没改掉靠抢掠补充军需的习惯，一下子占了那么多农耕土地，竟然束手无策——再抢吧，这都算是自己的臣民了；不抢吧，吃的喝的从哪来？

　　有个叫别迭的高官就说：“得了这些汉人有什么用？不如斩尽杀绝，空出土地来让草木繁盛，做咱们的牧场。”

　　这主意荒谬绝伦，可是很多蒙古高官深以为然。

　　幸亏契丹贵族出身的宰相耶律楚材反对，他给元太宗窝阔台出主意说：“可以收税嘛，那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一言，才解救了千千万万的汉人。

　　大元朝的弯子转得很快，从此把农业作为了立国的根本。

　　从不会到会，元朝高层也是极聪明的，以至于元朝成了中国古代最善于修建水利工程的一个王朝。

　　不过，河里总是淹死会水的，元朝最后也是因为修黄河把天下给丢了的——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那么，元朝有宋朝繁华吗？有！

　　——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怎么可能震慑住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商人？

　　我只简单讲几条。

　　在咱们的印象中，我国古代的农民除了种稻谷，就是种棉花吧？不对，一直到宋代，棉花的种植地区还仅限于西域、海南、闽广这些边缘地区，是元朝才把棉花向全国推广的。

　　咱们在大夏天一天恨不得吃两个才过瘾的西瓜，也是在元朝才广泛种植的。

　　元朝的棉花种得多，棉织品也就发达。有个黄道婆大家都应该知道，她从海南岛黎族人那里学了先进的棉织技术带回中原，还自己发明了脚踏纺车。

　　这也算是小小的技术革命吧，从此元朝的纺织业就搞得红红火火。民间都说，当时仅松江府产的棉布，就够天下人穿衣服用的(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元朝在泉州、宁波、广州三地都设立了“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对商船抽税。那时候的泉州，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有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经到过泉州，据他所见，泉州港内停有大船百余艘，小船无数。他说，泉州实可谓全世界唯一最大港口。

　　各位可能要问了：既然元朝的经济发达，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也不错，为什么史家对元朝的评价却不怎么高呢？

　　这是不是有什么偏见？

　　不，评价不高，跟元朝以武力“入主中原”或者国运较短无关，跟意识形态无关，主要就是因为——元朝的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

　　首先一点，是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的情况非常严重。

　　元朝的居民身份很不平等，在政治地位上分四等人，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江南人)。这里边的“色目人”是指西域人，因为西域人这个概念包含得太广了，除了回回人、西夏人、畏兀尔人这些我们可以想到的之外，还包括了中亚人甚至欧洲人。“色目”的意思，就是“诸色名目”，据说有31种人之多。

　　这一、二等人里面的蒙古、色目贵族，通过合法的受赐、职田与不合法的巧取豪夺，占有的土地实在太多了。皇帝一次赐给宠臣的土地，往往就是一千顷。

　　那时候的寺院也是大地主，动不动就是占地几十万顷。

　　土地一集中，佃户(给地主打工的农民)的地位就极为低下。元代的地主能干预佃户的婚姻、能指使佃户的子女干活，还经常把佃户随田转卖。

　　在元朝，还有比打工地位更低下的“投下户”和“驱口”，也就是战争俘虏，基本就是主人的财产，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也有因为交不起租税或因遭遇饥荒，自己卖身为驱口的。

　　可以想象得出，这类人的生活，非常悲惨。

　　其次是元朝的差役非常重，除了正常的劳役之外，官府还经常征发民夫，担负繁重的修建工程、治河、运输、筑城、为驿站服务等任务，老百姓的劳役负担特别重，被迫出工出力，荒废家业，甚至有被弄到家破人亡的。

　　还有就是官员们普遍太跋扈。历朝各代的官员其实都想搞腐败，但多少还有点忌惮言官和监察御史，元朝的官员可不管那个，比较放肆。

　　举一个例子来说。

　　有证据表明，元代的妓女业很繁盛。马可·波罗曾说，杭州的妓女“其数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场附近此辈例居之处见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饰灿丽，香气逼人”(《马可·波罗游记》)。

　　由于妓女太多，所以各地政府还专设了一个低级职务“管勾”，来负责管理妓女。

　　元代的诱惑甚多啊！而最容易被诱惑的，是官员。

　　据《元典章·兵部》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岭北河南道有一个“管勾”张椿告状说，有个过路住在驿站的“崔局长”(原文如此)，写了一个手帖，向张椿索要钱财，还要三名妓女去驿馆伴宿。当天因为夜深了，妓女叫不到，崔局长发了火，竟然把张椿痛扁了一顿。

　　张椿还诉苦说，自从他分管妓女以来，不过才两个月，来往使臣要妓女提供服务的达88人次，只有4名官员知道名字，其余都不知道名字。在他经办的过程中，据他所知，有妓女32人次陪睡以后，分文未得。

　　这个案例一看便知：元代的干部风气，可真是不咋的。

　　在元朝，谁能快乐而自由？

　　是上层——官僚、地主、高级僧侣。

　　他们不明白：这国家就算是你们的，也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呀。一个国家，对老百姓的盘剥总还要有一个度，不能让下层人总活在非正常状态中。

　　这样的王朝，老百姓的口碑肯定不会好。当积怨到了一定程度，一个火星儿就能点燃燎原烈火，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超出了民众负担的极限，终于把老百姓逼反。

　　当时民工们还编了一个民谣出来，说是：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此言一出，就预示着天下要开始大乱了。

　　元朝之所以在几个大一统王朝里最为短寿，看来是有必然原因的。

　　不是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么？

　　——那么，历史就是所有统治者的总债主。　

　　摇啊摇，一摇摇到“银锭桥”　

　　说起这个不怎么样的元朝，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却有重要地位，它是古代纸币的鼎盛时期。

　　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看见过纸币流通，他大感神奇。

　　——你付给我一张纸，我就卖给你东西。

　　在欧洲，闻所未闻！

　　他把这个见闻带回欧洲，竟引起讪笑：一张小纸头，就能买东西？胡扯！马可先生从东方回来，喝多了酒吧。

　　可这是事实。

　　元朝发行纸币比较成功，开初管理得也很好，致使财政收入大增。不过先紧后松是王朝行政规律。到了后半期，政府就不按照规矩办了，一缺钱，就增发纸币，搞通货膨胀，想方设法把百姓腰包里的钱变到国库里。

　　元朝纸币的特点，是以银两为单位，后来渐渐成为不可兑换现银的纯纸币，完全脱离了代金券的性质，成为本位币。

　　纸币于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开始发行，跟宋朝一样也叫“交钞”。

　　元交钞很奇怪，是以丝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每张“面额”银50两，值宋朝的“丝钞”1000两。

　　稍后又发行了代表钱的“中统元宝”交钞，以此来收回宋的各种旧钞。这就是元朝著名的“中统钞”。

　　中统钞的“面额”，从十文到二贯，共分10等。最大的“二贯”当白银1两，15贯当黄金1两。

　　因为旧丝钞是以“两”为单位的，所以元朝人就约定俗成：把贯也叫做两、百文叫做钱、十文叫做分、文叫做厘。

　　中统钞的发行不分界，也就是不用到期更换，而是长期使用，只是在以旧钞换新钞时要缴纳30文“工本费”。

　　中统钞发行之后，为了保持币值稳定，政府就用买卖金银的办法来调节币值。因此中统钞可以说是金银本位。为此，元廷在燕京和各地都设立了“平准库”。

　　“平准”，是指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来调节市场价格，最早是汉代大经济学家桑弘羊提出的理念并付诸实践。

　　政府还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只有国家才能对民间买卖，并且规定金银只有储值功能，没有流通功能。这就有力地保证了纸币的价值稳定，使纸币成了唯一的流通货币。

　　中统钞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宋朝前事不远，所以主持货币发行的大臣都非常谨慎，史书上说他们战战兢兢，犹如捧着一口破锅，唯恐掉到地上摔碎了。这样敬业，当然管理得很好，历经17年，没有任何贬值。

　　但是在平宋战争开始后，元朝政府用钱增多，就加大了发行额。我们多少都有点货币知识了，知道这么做就是发“虚钱”。当时一年的发行额是过去一年的4倍，中统钞应声贬值，在后来几年间物价也涨了近10倍。

　　元政府见势不好，连忙推出《整治钞法条画》，规定官家用金银兑换中统钞仍按照原价，但是物价已经涨上去了，政府若按原价兑换，那不得亏死。所以整治也就是喊喊罢了。

　　元朝对货币的管理，到后来就不那么有章法了，矛盾之处甚多。比方政府禁止民间金银交易，但是中央给各行省的财政拨款有时候用的却是银锭，这明显又是把银子当成货币来使用了，当然也就挡不住银子在暗中进入流通领域。

　　有一个概念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古代小说里常说“一锭银子”、“两锭银子”，这里的“锭”，是银子的计量单位，是从过去的“铤”字演化而来的，在宋代有时候就这么写，在元代最终固定了下来。

　　锭，过去在宋朝有不同的重量等级，在元代则有了一个固定标准，等于50两银子，或等于50贯中统钞。

　　至元三年(1337年)，有一位货币总管官员发现，各地的平准库在白银出入库过程中有偷窃行为。为了防止“硕鼠”，他奏请皇上，干脆把50两白银铸成一锭，命名为“元宝”，这样库官若想作弊就有一定难度了。

　　过去唐钱的名称就叫元宝，现在借过来用很方便，又可寓意“大元的宝贝”，岂不两全其美？

　　从此，银锭就正式被称作元宝。

　　顺便说一句，北京现在有个酒吧汇聚的“小资圣地”，叫做“银锭桥”，位置在什刹前海与后海连接处。它之所以叫银锭桥，就因其形状酷似一只倒扣的银元宝。

　　要是有机会，大家不妨去那桥上走一走，也好沾一沾财富的光。我想，就心理作用而言，这不比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吉祥车牌”差多少。

　　朱元璋是在“货币战争”中起家

　　中统钞贬值贬得像“猴子拉稀”——没完没了，怎么办？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有人提出对策建议，说应该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这个主意，是尚书左丞叶李提出的。

　　叶李是南宋杭州人，宋亡后隐居富春江。但不知怎么的，越隐居名声越大，元世祖忽必烈看上了他，召他入朝做了大官。

　　叶李老夫子可一点也不迂腐，他很推崇商人执政，后来推荐了吐蕃人桑哥做右丞相。这个桑哥，就其本性来说，几乎就是个商人，敛财有术。任职后，忽必烈很欣赏他，将其视为“财神爷”。

　　不过桑哥后来越闹越不像话，不光为国家，也为自己敛财，财富仅次于皇帝。

　　历史无数次地验证过：一般情况下大臣若是威风到了这个程度，下场往往也就悬乎了。

　　桑哥最后是因为贪污被砍了头。

　　我们还是接着说叶李。叶老夫子的最大功绩，是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份《至元宝钞通行条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兑换纸币发行条例，内容相当严密，主要亮点如下：

　　一、新发行“至元宝钞”纸币，1贯当中统钞5贯(这显然是大票，可以把中统钞的“泡沫”吸纳)。新钞叫做“至元钞”，与中统钞同时使用。

　　二、各地设立官库，设立准备金，用适时买进卖出金银的办法平衡钞值。官府可用银1两向民间兑换新钞2贯，金1两兑换新钞30贯，且兑换价长期保持不变。中央发多少纸币下去，同时也就要按比例发多少现银到各地官库，作为准备金。

　　三、在发放盐引、收税、公私债务等过程中，凡使用新钞者，都一律按官定币值计算，官方决不贬值。

　　四、新钞面额从5文到2贯，共分11个等级，比中统钞多出5文的一等，以便利群众兑换。

　　其余还有各种处罚渎职、贪污、抬高兑现价格等违法行为的措施。

　　这个建议书，在中国货币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文件。叶老先生已经完全搞清楚了纸币的功能和本质，对纸币的认识大大超过前代。

　　叶李所提出的办法，一切以维护纸币的币值为目的，使纸币成为可当做真金实银来用的货币。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官家随时可用金银买卖纸币，但老百姓却没有这个权力，因此官家就可以通过回收或放出纸币的量，来控制币值。

　　再通俗一点讲，就是：如果市面上的钞票不值钱了，就用金银买回一些，使之流通得少，纸币自然就会升值——反之亦然。

　　大家明白了吧？以金银为本位的纸币，它的准备金就是干这个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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