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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位普通教师的手,首先牵动历史的帷幕;“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打响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一枪。“凡是派”震怒发难,大讨论险象环生,危难之时邓小平拍案而起。

“两个凡是”横空出世

1977年,整个中国依然沉浸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中,然而许多觉悟者也深知,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粉碎“四人帮”而走出真正的危机。那时中国社会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些严峻的政治局势:党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依旧存在,大量的历史冤假错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行动依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更为可怕的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不但没有否定和批判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认为“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今后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令人更加胆寒的“两个凡是”横空出世了。中国的未来命运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抉择关头。

1977年的二三月间,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正在谋划着写作一篇战斗檄文,从根本上批判“四人帮”。他心里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驳的是“两个凡是”。

胡福明苦苦思索着:判断理论、认识、观点、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判断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历史上也经常按实践来修正自己的观点,怎么能说句句是真理?怎么能搞“两个凡是”?这完全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宣传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进医院。他白天在大学的讲台上讲课,晚上到医院的病床边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每当夜阑人静时,燥热的气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难以入睡。于是,他搬来椅子,摇着蒲扇,借着走廊的灯光看书,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有关实践真理标准的内容一边阅读,一边做摘录,一边进行认真研究。当妻子出院时,他写出了文章的提纲。

这年9月,胡福明那篇躁动于腹中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问世了,文章从哲学理论上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领袖人物的指示。在当时这实在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举动。

文章写完了,寄给谁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强华。原来在这年5月,江苏省委党校召开过一个理论讨论会,在这次理论讨论会上,胡福明作了个发言《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当时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胡福明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于是胡福明再一次走上讲台发言,坚持自己的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谁要反对唯生产力论,谁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两种观点在这个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同志把胡福明介绍给《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组组长王强华。王强华说:“在北京,一些理论家也赞成这个观点,跟你是相同的。希望你帮我们写稿。”

于是,胡福明将稿件投给了光明日报社的王强华,然而文章寄出去4个月都没有回信,胡福明只能静静地等待。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也不知道这篇文章将会在中国社会引发一场怎样的地震。

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起源于一个平凡的开端。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报》回信的这段时间里,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斗争,而当时直接领导这一斗争的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

反复修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刊出

11月,中央党校举行复校以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中央主要领导人前来参加。当时,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出:“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要认真研究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当时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就是总结“文化大革命”。12月2日,中央党校校委会开会讨论党史党建研究室提出来的“总结”方案。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实践标准。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能根据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 在如何对待“三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和标准,第一条是实践标准;第二条则是毛泽东思想。在当时之所以这样提,或许是出于策略考虑,但这种提法在党校学员中又造成了新的混乱。当时“两个凡是”所坚持和维护的实际上是被神话了的毛泽东个人,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并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更是一个没有人敢于触及的禁区。于是,胡耀邦要求重新研究路线斗争,并讲:“检验路线斗争的标准,一个是要看实践,以实践作为标准;一个是要看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也开始着手写作另外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而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南京的胡福明却突然收到了《光明日报》王强华的回信和文章清样。

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来信与文章清样后,便着手按所提意见修改。从此以后,稿子来来往往好几个来回。

胡福明当然不知道,此时《光明日报》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杨西光已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重要岗位。1978年的4月间,胡福明得到一个机会去北京参加一次全国哲学讨论会,他又一次见到了王强华,也见到了当时正在着手写同一论题文章的孙长江。饶有趣味的是,孙长江还是胡福明5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研究班时的老师。

后来,江苏省委原常委、著名学者胡福明回忆说:“我到北京开会当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了《光明日报》,接到了杨西光同志的办公室。杨西光同志是《光明日报》当时的总编辑,是胡耀邦同志把他调过去的。在他办公室里碰到了马沛文、王强华还有孙长江;孙长江是原来人民大学讲哲学史的老师,一看见嘛,很高兴,多年不见老师,同是经过了‘文革’的劫难,也更亲切一些,于是大家都坐下来。杨西光同志手里拿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对大家说,各位同志都拿到这份清样了,福明同志这个稿子,今天正要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要修改。他说, 4月2日哲学版就要发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学版里发表太可惜了,应该作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发表。当然,还要修改,文章还要提高质量。”

据《光明日报》原副总编马沛文讲:“是胡耀邦亲自点将把杨西光调到《光明日报》的,是胡耀邦决定把他调来的,因为胡耀邦当时不仅是党校副校长,还是中组部的部长,他当然有这个责任调配干部。调配干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的四大报刊从二比二变成三比一,什么叫二比二变成三比一呢?就是胡耀邦认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批判‘两个凡是’的,反对‘两个凡是’的;但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是宣传‘两个凡是’的。因为当时这篇文章的意义非常重大,杨西光就是要这篇文章产生比较大的反响,要发生轰动性的效应。他就把这个文章送到党校,为什么送给党校呢?说来也是巧合,因为杨西光来《光明日报》之前就是党校高级班的学员,当时就参加了跟实践(标准)有关的讨论,因此他认识了理论研究室的主任吴江、理论研究室的干部孙长江。”

据马沛文回忆,当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也正在写同一论题的文章时,决定将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样稿交给中央党校,由他们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夺发表。原中共中央党校教员孙长江在接受湖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差不多写完了的时候,杨西光就派王强华把胡福明这篇文章的校样送来了,拿给我看,送给吴江,吴江又给我。吴江看完了说,这篇文章思想跟我们的差不多一样,你把这两篇文章捏在一块,把我的跟他的捏在一块,文章里有用的就拿过来,把它写成一篇。”

当时,一南一北几乎同时酝酿出实践标准这一重大论题,而胡福明、孙长江两位主笔居然又有着师生之缘,这恐怕并不仅仅是命运的巧合。中共中央党校原教员沈宝祥接受采访时讲:“当时同一个时期有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一个是《人民日报》,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呢,就请哲学家邢贲思写一篇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一个呢,中央党校在学员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基础上,觉得是非标准问题需要进一步写文章,所以吴江跟孙长江两个研究决定要写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三个地方是南京的胡福明,那是他独立的思考,写成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文章。3个地方写出同一主题的文章,英雄所见略同,这反映了客观需要,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这个问题是共同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但是这种巧合背后有着必然性。”

5月10日,这篇经过反复修改,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稿子最终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11日《光明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公开发表全文,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又予以全文转载。这篇历史雄文共分为4个部分: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三、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四、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文章结尾,作者勇敢地宣称:“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文章的发表在当时沉闷窒息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11日一早,胡福明听到了中央电台的广播,随后看到了《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时,胡福明喜不自禁,高兴地拥抱着妻子说:“我们终于胜利了!”

文章遭到严厉批评 斗争硝烟四处弥漫

然而,文章的发表很快就遭到了严厉批评和斥责,一时间斗争的硝烟四处弥漫。从一开始,这篇文章就被上升到路线问题、旗帜问题上来。

13日,《红旗》杂志负责人质问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的。”国务院研究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胡绩伟遂电话转告杨西光,杨西光坚定地说:“这篇文章根本没有错!”

这一天,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对胡耀邦说:“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后来,还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遭到最高领导和宣传部门领导的责难,而此时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也承受到巨大的压力。当孙长江的妻子一听文章是“砍旗”,压力很大。胡福明的一位朋友对他说:“老胡,你已经转进了中央高层内部的斗争了,风险很大,你知道吗?这可是已经陷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了,要有思想准备。”胡福明表示:“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并半开玩笑地说:“你呢,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要给我去送饭。”

那些日子里,杨西光整天眉头紧锁,神色严肃。王强华的心里也是沉甸甸的。一天下午下班后,王强华到杨西光的办公室汇报工作,只见杨西光独自坐在办公桌前,只是喃喃自语:“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把‘乌纱帽’给摘了!”

邓小平发出坚毅声音 军队率先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邓小平没有注意。后来,他听说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反得很厉害,才找来看看。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于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的困境这一关键时刻,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契机,发出了坚毅的声音。5月30日,他在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掷地有声的讲话,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有力的支持。

军队率先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步也前进不了。”

这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唯心论,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要求部队干部要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胡耀邦再次组织中央党校撰写《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反驳种种责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又一次得到罗瑞卿的大力支持。罗瑞卿先后仔细看了三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要求文章做到无懈可击。在他即将去联邦德国治病之时,还惦记着这篇文章,上飞机之前还指示《解放军报》负责人:“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先挨50板。”遗憾的是,罗瑞卿不久即病逝,没有看到真理的最后胜利。可以说,对这篇后来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姊妹篇的文章的关心,是他最后参与的一项政治活动,把他最后的生命奉献给了真理,成为真理旗帜上一颗闪耀的明星。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指示他: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为了将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邓小平离开了北京,他先后去了四川、广东,9月又到了吉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是到处点火”。邓小平所到之处,都宣讲实事求是的精神。

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的“到处点火”,对于争取各省市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样,从最早响应的甘肃,到最晚的湖南——除台湾省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对“真理标准”问题表了态,各地部队首长们也对此表态,都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示拥护。

然而,斗争依然是艰巨的。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连续报道各地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论述时,作为中共中央权威性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却奇怪地保持缄默。沉默还是被谭震林打破,使他们陷入无比尴尬之中……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谭震林的文章大部分是支持实践标准的,《红旗》奉行的不卷入原则对此事很为难,尚未决定,谭震林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只得告知中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可击中了《红旗》杂志的“心病”。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杂志的“方针”。这个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万分为难。

在派人直接跟随谭震林挑明态度得到“不客气”的回答后,他只得走“下策”,即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在上面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于是,那位总编辑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为此,“三比一”的阵势打破了。

这样,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就意味着,党的中央主导权开始转向了邓小平这边,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回首往事,著名学者胡福明感慨:“这篇文章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顺应人民的愿望而诞生的,它是许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个集体创作。邓小平同志也是顺应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顺应历史的要求,来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来领导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目的是破掉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破掉一个‘天才论’嘛。否定多年盛行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一个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历史需要回眸。同样,回眸历史需要距离。一个人、一本书、一篇文章,要经历史的检验考查才看得出其真正价值。1998年北京某出版社推出了一本畅销书《影响中国人一个世纪的最重要的文章》,被列入开篇之作的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确,此文的发表掀开了社会主义中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崭新篇章,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从此,“左”的思想冰封开始解冻。它犹如一株报春花,拥抱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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