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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家庭》

一辆黑色“吉姆”径直驶进“一八○”院子,缓缓地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主席贴身卫士封耀松,为我们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贺子珍。我利索地跳下车,与小封一左一右地把大姐搀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主席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主席的卧室。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小封送大姐进里间时,我便到值班室稍事休息。

头一回见到的贺子珍

一九五四年五、六月间,尚奎在上海治疗鼻窦炎时,一天下午,有位中年女同志走进病房,尚奎和她非常熟悉,互相热情地问候。随即,尚奎给我介绍说:“这是贺子珍同志。”

贺子珍?这个名字好熟悉呀!想了很久才突然记起,这不是毛主席原来的夫人吗?

很旱听人说过,她在延安时,就到苏联去了,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呢?那时候知道贺子珍的人不多,私下议论的也很少,就是那些熟知内情的老同志,也不愿提起这件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是一种忌讳。

送走她之后,我对尚奎说:“这么一个又漂亮又热情的女同志,一个人孤寂伶仃地过日子,多可惜呀。”

尚奎嗯了一声,没有答腔,他不愿讨论一个命运与主席有关的人。

第二年,我从在贺子珍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那里得知,她是一九四七年回国的,据说,毛主席原来准备让她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但思想上却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

经过抢救,不久就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却再也无法恢复。

她感到有人要害她

我再次见到贺子珍的时候,已是一九五八年的初夏了。这年开春,上海市委派人和江西省委联系,说是贺子珍同志想回江西住一个时期。

五月间,贺子珍从上海到了南昌,住在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洋楼里。她一到,我便陪同尚奎前往她的住处看望。她的情绪不错,说了许多客气话,对省委的安排很满意。因为她是长征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省委副书记待遇,为她配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还是住在上海的时侯,贺子珍就患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发。到江西之后,反反复复,发病多次,而且复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复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她的体质也就急骤地衰弱下来。发病时,她疑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发得厉害时,不吃饭,不喝水,别人送来吃的东西,也要埋在树下,怀疑有人在里面下了毒。实在口渴了,就趁身边没人时用手捧自来水喝。有一回,她竟几天不吃不喝,身边的人慌了手脚,医生也一筹莫展。尚奎非常急,要我去看看她,一定要设法让她吃点东西。

我急急忙忙赶到她家,一看她那样子,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这那里是我们的贺子珍大姐呀!只见她蓬头垢面,面黄肌瘦,两眼呆滞,木然而坐,简直是换了一个人。

我连喊两声大姐,她只是点点头,一句话也不说。我左劝右说,要她吃点东西,保重身体。她摇摇头,一声不吭。看来,这样磨下去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怎么办呢?我和她面对面坐了一阵子,脑子不停地转悠,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我说了几句宽慰的话,便告辞出来。同时示意她的护士送我出来。

“你想法子让大姐出去走走。”我对护士说:“然后‘无意地’走到我家里来,我们再来劝她吃点东西。”

“我试试看。”护士说。

这位护士很负责任,对大姐也很有感情。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贺子珍果然在护士的陪同下到我家里来了。

我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她,问这问那,也不管她回答不回答。然后似乎不经意地说:“哎呀,大姐,我还没有吃早饭呢,你陪我吃一点好不好?”

见她没有说话,我便让厨师端上饭菜,又把她拉到我对面坐下,使她能看清我的每一个动作。我先盛好自己的饭,再帮她盛一碗;每样菜我都先吃几口,评说几句,再请她吃。她注意到我盛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样样菜我都尝了,这才慢慢地吃了一碗,喝了一碗汤。饭后我又如法炮制,使她喝了半杯茶。尽管我一连吃了两顿早餐,胃部很不好受,但心里挺高兴的。我毕竟使她吃了点东西了。

后来她又发了几次大病,又是几天不吃不喝,有了这次的经验,我便照此办理,效果都还不错。

大姐神经正常时,周身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头脑也清醒,还能回忆起许多往事。不过,谈的时间长了,也会出现恍惚感和眩晕感。所以我们每次见面时,总是找点轻松的话题说说,而且不会谈得太久……

她就是吴刚捧出的“桂花酒”

贺子珍到江西之后,她的亲生女儿娇娇,多次到南昌来看她。据娇娇说,每次都是主席让她来的,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以示他对她的关切。

有一回,娇娇带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同来看妈妈,看那神态,我估计他可能是娇娇的男朋友。娇娇一来,贺子珍便显得非常高兴,而这一次则似乎有些兴奋。我去看她时,她主动告诉我,那个小伙子叫孔令华,是娇娇的同学。

“他们相爱了很长时间,现在要结婚了。”大姐笑嘻嘻地对我说,“主席写信来,让他们征求我的意见。”

“那是应该的。”我说,“女儿出嫁,不能没有母亲的意见。”

“嘿,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主席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她开心地笑道。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小孔各方面都好,就是有点胃病。”

我说:“那不要紧,在饮食上注意一点,很快就可以治好的。”

“我也这样想。”她点点头说,“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很周到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条件,他不会想不到。”

这件事,又一次说明了主席心中还装着一个贺子珍。

毛主席是个刚毅坚强的人,是不轻易落泪的,但是,为贺子珍就落过两次泪。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底,贺子珍执意要去苏联,主席怎么劝说都没有用,终于走了,于是他哭了。另一次是一九五四年,贺子珍因为在广播中听到他的声音,引爆了在心中积抑多年的思念、痛苦与悲伤,严重损坏了神经系统,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又落泪了。这种眼泪,应该说是一种压缩在心的深层的被液化了的感情。

据我所知,主席曾多次给贺子珍写信,有时贺子珍还亲口告诉我,主席让娇娇带信来了,并且也会谈及信中的某些内容,如嘱咐她治好病、养好身体,征求她对女儿婚姻的意见等等。这些一般听过就算了,但有一回在她身边的一位近亲告诉我一件事,却使我感触至深。那位近亲说,娇娇每次来南昌,都带了主席的亲笔信,而且信的抬头总是“桂妹”两个字,这是因为贺子珍是在一九○九年桂花飘香的日子出生的,小名就叫桂花。可以想象,一声桂妹,足以使贺子珍回到几十年前井冈山苍松翠竹所掩映的脉脉柔情之中。由此我又想到毛主席的著名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吴刚捧出桂花酒”句中的“桂花”,是不是贺子珍这支桂花呢?我想是的。这首词里的杨、柳、桂都是用以喻人的,杨、柳分别指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已为世人所知,但人们却忽略了桂是何人。因为文艺评论家们从未提及,这也许或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贺子珍的小名,或者有碍于江青的忌讳罢。

至于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感情,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在苏联时,同学们都已经知道主席已和江青结婚,有的便向她表示自己的爱;当她回国之前,又有人重提此事。她毫不考虑地说:“我一生只爱过一个人,他就是毛主席。不会有第二次爱情了。”

互相思念而又不能相见,显然是十分痛苦的,贺子珍的病,就是这棵扭曲的感情之树的苦果。那么毛主席呢?难道就不难受吗?我曾经对尚奎说:“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尚奎摇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我仔细想了想,尚奎说的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领袖,他的感情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从这一点来说,远不如普通老百姓自由。

然而,毛主席到底也是人,并不是神,而且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他终于决定撇开一切有形无形的障碍,和贺子珍这位曾和他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历史时期的妻子、共同经历了10年峥嵘岁月的战友——尽管现在她已经不是他的夫人——见上一面。

这个使人振奋的消息,是尚奎告诉我的,同时交给我一个不同寻常的任务……

主席亲自授命

“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7月7日中午,尚奎郑重地对我说。

“什么事?怎么这么急?”我问。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尚奎说得很严肃,“毛主席要见她。”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一旦成为事实,又觉得有些突然了。

“啊,这可太好了!”我几乎叫了起来。

“你听我说,”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我大声说话的手势,“这是一个特殊任务,主席强调要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又如此这般地作了许多具体的交代。

下午两点多钟,我便和朱旦华同志一道乘车下山。在车上,我们商量了一下用什么理由请贺子珍上山,并且统一说话的口径,以免节外生枝。因为尚奎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主要是怕她过于激动因而触发旧疾;并且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6点正,我们便到了南昌。车过八一桥,便直向三纬路贺大姐的住所驶去。

大姐恰好在厅堂休息,一见我们进屋,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生活起居之后,我便“言归正传”了。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我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们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大姐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我说,“明天下午3点我们来接你好吗?”

第二天,我们准时把车开到大姐住处。大姐上车后,我们便向庐山飞驰。一路之上,我们和大姐尽谈轻松、高兴的事,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汽车在成熟中的田野起伏,我们心花怒放。几乎在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庐山枯岭。

按照尚奎事先的安排,我们把车子直接开到特地为大姐准备的住处:涵洞左侧的“28”号房。这里附近只有几幢房子,都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朱旦华已经回到自己的住处,只留下我陪同贺子珍大姐。我们住的房间,摆了两张床,电话,卫生间一应齐全。吃过饭,安排好大姐休息之后,我先给尚奎挂了电话,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尚奎叫我陪着大姐,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我又和主席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主席问道。他好像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我回答说。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主席说。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机会,独自乘尚奎的车,到了“180”。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汇报了一下,并且告诉主席,大姐情绪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主席点点头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我说。

“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说,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我想起旦华原是毛泽民的夫人,她们之间的感情更亲近些,旦华又同我一起接大姐上山的,便问主席:“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说。

显然,主席很谨慎,想要尽量缩小知情面。一切问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抽着烟,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我不知道主席这句话的内涵,也不敢多问,只是说:“再见,主席!晚上9点我一定陪大姐来。”

待我赶回“28”号时,大姐午睡还未醒。

我很困,但是睡不着,直到我坐在“180”值班室等候大姐时,仍然处在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之中。

“铃、铃、铃……”

清脆的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拽了出来。这是主席召唤小封。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捉摸,也许谈得不错吧,要不怎么这么久呢?人哪,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一会儿,小封把贺大姐扶进值班室,让大姐坐下,然后对我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着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我已经注意到了,在离“28”号不远的河南路,就住了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康生也住在那里。我想,主席考虑问题真周到,连这样一些细微末节都了解到了。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她一步。”我说。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主席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我说。

我很清楚,这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我怎么开这个口呢?大姐是很敏感的,如果说话不当,引起她的怀疑,那就糟了。要是不能从她手里拿下来,后果更为严重,主席睡眠不好,有个吃安眠药的习惯,他吃的安眠药是高敏的,如果服用不当,特别是在精神失常的时候,肯定出问题。否则,主席也不会这么着急呀。

从主席房间出来,到陪大姐回住所,我脑子不停地转,可就是想不出一点办法。

大姐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睡到床上了还一直说个不停,如果突然插进一个毫不相干的安眠药问题,非得把事办砸不可。于是,我只好在一旁静静地躺着,偶尔说一两个字表示我在听哩。至少她现在还没有想到吃安眠药,真要吃了,我再制止不迟。两张床相隔不过两三尺,彼此的一举一动,互相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她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我不经意地问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她回答说,“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了安眠药,我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不放。

“是呀,主席太忙,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我紧接着说,“尚奎也是这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我像忽然想到似地说:“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大姐待人一向很客气,而且我们之间交往很多,已经建立了感情,所以听我这么一说,马上找出那三瓶安眠药,侧过身递给我,说:“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未见过哩。”我接过安眠药,边看边说,然后坐了起来,侧过身去说道:“哎,大姐,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大姐说。

我暗暗地嘘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我给小封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

彻夜长谈

大姐给了我安眠药之后,又继续谈下去,从她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地说了一夜。

“我是1928年在永新和主席结婚的,当时还不满19岁。”

大姐记忆美好的往事时,眼里闪耀着灼灼光华。“不过,我并不是一个对革命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她说,“大革命时期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大姐说,1925年她才16岁时,就参加了“CP”(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就转为“CY”(共产党)。北伐军进驻永新县时,根据党指示,她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以这种身份成为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妇女部部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永新大批共产党员和农民领袖被捕,她当时正在吉安做妇女工作,于是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同志的组织工作和打开永新县城的武装斗争,后来又亲手击毙了两名攻城的敌人。当反动派纠集大批兵力反扑时,她毅然随宁冈农民自卫军撤到井冈山下的茅坪。她就是在这里头一次见到毛主席的。

自从1927年10月初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区域之后,贺子珍就回到永新做群众工作了,主席“大力经营”永新时,她就经常跟着主席进行调查研究,参加了主席所作的已经丢失了的《永新调查》。他们在工作中逐渐建立了感情,并于1928年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就结婚了。从井冈山到瑞金,从瑞金到延安的10年间,尽管戎马倥偬、岁月峥嵘,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像任何一对夫妻一样,也会发生一些争吵,但同样也是吵一回,好一回。那时她年纪轻,任性,但主席一般都不计较,所以都没有什么大的风波。在瑞金期间,主席一度被左倾路线排挤,能做的事不多,实际是“靠边站”了。这时她的身体很差,还闹过一次大病,主席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小事情都跟她聊,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10年之中,她10次怀孕,如果把小产也算上,她先后生了10个小孩。

“大姐,你们感情这么好,为什么你要离开主席到苏联去呢?”我不解地问。

她叹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说道:“那是到延安以后的事了……”

红军长征抵达延安时,全国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延安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抗日圣地。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内国外的各种人物都纷至沓来,其中还有不少从大城市来的非常洋气的女学生和打扮怪异的外国记者。主席特别繁忙,而她却十分苦恼。延安这地方比井冈山、瑞金的范围大得多,人口也密得多,整天不知他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回家之后很少像从前那样,大事小事都说说。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

“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大姐谈到这里时很激动,说道:“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

大姐接着说: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既然如此,我就不得不认真想想了。”大姐继续说道,“我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我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我还只20多岁嘛。正巧,这时有位同志刚从苏联回国,我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到苏联学习去。”

大姐说,开始主席不知她要走,等她收拾行李了,才醒悟过来,于是极力劝阻,不要她去苏联,不要她离开他,以至流了泪。可是她那时年纪轻,脾气倔,任主席怎么劝说也听不进。

她终于走了。先到西安,再经新疆到苏联。一路之上,她都收到主席劝她速回延安的电报,各地办事处的同志,也都按照主席的意见再三挽留。可是她决心已定,谁也无法使她转过身来。

她1937年底从延安动身,直到1938年10月才到达莫斯科。可是不久她就后悔了。

在苏联,她就听说过主席重新结婚了,但她始终将信将疑。她认为,她和主席是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坚信主席是爱她的,到达苏联之后,主席还打过电报催她回去,怎么会变呢?

她对他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的,正是因为爱他、永远拥有他,才离开他到苏联的。

直到1947年回国之后,她才确信自己走后被江青钻了空子,主席果真和江青结婚了。

她感到大错已经铸成,后悔已经莫及。她大哭了一场。

此后,便是日日夜夜、无止休的思念,以及一个比一个更令人失望的梦幻了。直到今晚,不,是昨晚,才终于会得一面。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次庐山的相见,既是延安别后的第一回,又是此生的永诀。

历史是不能虚构的

贺子珍在庐山的头尾三天里,只有我陪着她。在到达庐山后,朱旦华同志也离开了,所以除我这外,她身边没有任何人,更没有带什么护士、女伴之类。当时,毛主席对这件事是非常谨慎的,因为知情面极小。即使事过之后,也没人敢于任意扩散。

直到“文革”那场浩劫收场,社会上才渐有传闻。

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说的人越来越多了,贺子珍成了一些文章作者的热门题材,许多报告文学陆续问世。关于贺子珍庐山见毛主席一事,成了必不可少的章节。

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我觉得至少有几桩事情需要澄清。

一、贺子珍到达庐山之后,接触面极窄,顺序为我、朱旦华,“28”号房服务员、司机、卫士小封和毛主席,除此之外,没有见任何人。尚奎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都没有去看她,为的是缩小知情面。而有的文章却任意给贺子珍“增加”护士、女伴,还“设计”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交谈对象,显然与事实不符。

二、贺子珍会见毛主席的那个晚上,“180”里面只留下了小封一人值班,连卫士长李银桥都出去了。我陪大姐进屋时,没有见到任何别的人。大姐到室内与主席谈话,我一直在值班室等候,也不见任何人来访。可是有的文章却说,贺子珍听到彭德怀用“雷鸣般的吼声”和毛主席“争吵”。彭德怀出来的时候,还“很紧”“很久”地与贺子珍握手。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三、有的文章还写道,毛主席那天晚上请贺子珍吃了饭,喝了酒,然后又趁着“皎洁”的“明月”,陪贺子珍观赏庐山夜景。所有这些,包括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细节都是毫无根据的,连一点影儿都没有的事。

四、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避暑,是主席亲口说的,而且有据可查。而有些文章却说,当时江青正在杭州,接到庐山一个秘密电话,便立即赶来,大闹一番。其实这年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有的文章还说,王光美“邀了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曾志、郝治平、水静等夫人,打算到美庐(即“180”号房)来向‘江大姐’问候,结果吃了闭门羹;于是第二天又再次去拜会。这是很荒谬的。1961年庐山会议时,江青才上了庐山。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她会组织这种“夫人造访团”吗?而蔡、邓、康、曾这些德高望重的大姐,会一而再地结伴去“问候”那个“江青大姐”吗?就是像我和佳楣、胡明、余叔这批较为年轻的夫人,也不愿和江青往来,觉得她太傲慢了,而夫人们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因此,一些作者的那种写法,不仅无视事实,且有损于几位大姐和夫人们的声誉。

五、贺子珍患有精神分裂症,平时,头脑很清楚,记忆力也蛮好;一旦发病了,便畏惧、怀疑,总觉得有人在害她。这一点是无需回避的,否则,好多事就说不清楚;同时,这也不会损害大姐的形象。有的作者是出自好意而隐讳,这还情有可原;而有的则是基于某种政治褒贬的需要,那就不足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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