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派到右派，我为什么乐见最高法院推翻大学招生平权法案大地360

Original 空间作者二湘的六维空间

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大学招生平权法案，这个判决让我产生了前世今生之感。2018年该案第一次打到高院的时候，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哈佛的难言之隐》。那时我还是个左倾分子，文章基调是为哈佛辩护。谁能想到，就在我已经忘记了这个案子的时候，最高法院作出了裁决。更没想到的是，五年之后，浓眉大眼的我已经变成右派了。

必须声明：我不反对照顾弱势群体。我过去、现在、将来都不反对并且还会身体力行照顾弱势群体。我在社区大学上数学课的时候，期末考试前突然收到一个同学的电子邮件问我一道数学题。我根本不认识发邮件的同学。我在班上年龄最大，从不跟同学社交，总是上课来下课走。但大概因为我是班上唯一一个亚洲人，自然就被当成了数学课代表。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正在陪儿子练击剑。我心想：有问题为什么不早问？明天就考试了才来临时抱佛脚。正腹诽中，突然收到了另一个同学的邮件，问我另一道数学题。这时我便想起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开头，尼克的父亲教导他：“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我想到：这些社区大学的同学很多都是边工作边上学，负担很重，不像我是专业学生。他们虽然缺乏时间管理，但他们好歹是愿意上进的，不然也不会在考试前临陈磨枪。于是，我找了张白纸，在击剑场边上写了三大张，拍了照片给他们传过去。第二天考试结束后，两个同学向我表示感谢，我才看清谁是谁。不出所料，两个都是西语裔。

划重点：我不反对照顾真弱势，我反对的是照顾假弱势。现在的平权法案，实际上受益的是非裔的中上层，而真正需要照顾的底层根本也不上大学，完全享受不到所谓的平权。

我的资深右派朋友说：美国社会，早已在过去的 60 多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权法案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纠正美国历史上对非裔犯下的罪恶，提升整个非裔族群的教育水平。然而，60年来，平权法案的受益者们，一旦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离原来的社区，并没有回馈自己的族群。而那些非裔的底层，仍旧住在贫民区，逐渐陷入死循环，根本没人理睬。

而且，现在特别有能量嗓门大的非裔，往往都是最近几代才移民来美国的。他们在自己的出生国本就是中上层，到了美国来，一边享受美国的自由平等，一边天天拿奴隶制说事儿，要美国补偿奴隶制欠下的债。其实美国并不欠他们的，因为他们和当年被贩卖来的黑奴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们之所以天天揪着白人的脖领子要求道歉，就是为了占领道德高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平权法案对非裔的照顾，往往落到这些人头上。

再说，当年的黑奴贸易也是先由本地非裔首领抓了黑奴再贩卖给白人。这在第一批非裔作家的作品里都有记录。我上美国文学课的时候，读过Olaudah Equiano 自传。他自传的第一部分，就是讲他如何在丛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童年，然后突然天降横祸，被一个酋长抓走，变成了奴隶。他在几个（非裔）主人之间被卖来卖去，逐渐从非洲大陆的腹地被卖到海岸。有一天，海上开来一艘船，主人发现把他卖给白人挣钱更多，于是他就成了白人的奴隶。这部分记述让我恍然大悟。其实仔细想想，在奴隶贸易的开始阶段，毫无经验的白人怎么可能深入第一线去抓人呢？必须得有非裔当带路党。课堂讨论的时候，我指出了这个问题，教授（白人）说：对，非洲也有奴隶制，美国也有奴隶制，但是我们要看到：非洲的奴隶制不是基于种族主义，而美国的奴隶制是基于种族主义。我们重点要批判的是种族主义。

我之所以变成右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感觉左派越来越脱离逻辑和现实。上述言论就是脱离逻辑。同样都是剥夺人的自由和权利，不拿奴隶当人，非裔压迫非裔难道就比白人压迫非裔好受点儿？为什么要避谈非裔奴隶主的责任，而纠缠于种族主义？这些白人知识分子，有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出于好心，但是由于执着于某一个议题而不讲逻辑，反而起到了更坏的作用。比如在疫情期间，出现了一些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于是就有一些人提出一个口号：“Stop Asian Hate.”（终结对亚裔的暴力）。但是在实践中，如果一个白人打了亚裔，CNN之流都要大肆报道；如果一个非裔打了亚裔，主流媒体就装聋作哑。这时候我就想：左派的“Stop Asian Hate”和右派的“Law and Order”(法律与秩序)，哪个更能保护亚裔？

再来看左派如何脱离现实。首先需要肯定：左派在上个世纪的美国起到了推动进步的作用，而最早的左派都是白人，是白人带着负罪感在反思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同样是在美国文学课上，我读到了很多美国进步知识分子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逆流而上充满正义的表达，比如在美国为了西扩而驱赶切诺基人的时候，爱默生就写了声援切诺基人的文章。这些进步主义者表现出的良心和勇气都让我感动。但是良心、勇气、正义感都要从现实出发，而当下美国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就是脱离了现实。

比如我前面讲过的那个教授，曾经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谈到平权法案。我说：“平权法案本身是好的，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任何事都要有制约，不能完全脱离meritocracy（唯才是用）。现在的舆论已经把meritocracy当成了反义词。一提唯才是用，就是种族不平等。”

然后我举了个例子：我儿子学校推荐了两个人去参加一个宪法论坛。所课宪法论坛实际上就是一个夏令营，考上了能免费去首都参加一周活动。学校推荐之后，组织方还要选拔。两个孩子都写了作文，填了各种表格。我儿子是学校《法律评论》的主编，而他们学校的《法律评论》是全国唯二的中学生主办的法律杂志。但最后的结果毫无悬念是另一个学生被选上了。为什么毫无悬念呢？因为他是非裔。我说：虽然我没证据，但我不相信他的作文比我儿子的好。

教授说：“可是你的经济条件比他家好。你可以暑假带你儿子去首都参观，而一个非裔可能一辈子都去不了首都。”

我说：“但是他家比我家还有钱。他家住拉荷亚大豪宅，我家住学校旁边小公寓。”

教授就耸耸肩。

这就是典型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左派，他们完全不考察现实，一听非裔就认定这是个各方面都弱势的人。一看到自己学校里出现了非裔就认为自己为社会进步做了贡献，就开始自我感动，完全不考虑每个非裔的具体背景。前总统奥巴马的父亲为什么能到美国留学？因为他的祖父是肯尼亚的一个酋长。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的父亲也是个农场主。哈里斯曾经在访谈中说她从小在贫困中挣扎，她父亲表示这是子乌虚有，咱家土地多着呢。哈里斯就和他父亲断绝了关系。

很多华人反感的其实就是经济上并不弱势，但纯粹因为肤色而受照顾的人。平权法案初衷是好的，但是发展到现在，实际上成了某种族上层享受特权的方式，照顾了不该被照顾的人。

虽然但是，话说回来，我对最高法院裁决的欢迎，并不是因为从此后可能会有更多华人上哈佛。我五年前在《哈佛的难言之隐》里表达了对华人诉哈佛的微词，我现在仍然是这个态度。我过去、现在、将来都认为上什么大学并不重要。是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就算哈佛不要咱，谁也挡不住咱成功。华人总有一种“门槛”意识，仿佛一旦进入了这个门槛，自己的身份就会从此不同。这种门槛意识妨碍了华人的格局。

那么我到底为什么乐见这个裁决呢？我拥护的是这个裁决背后的理念。

殊不如，现在激进左派已经到了认为数学和科学是种族主义的地步。换句话说，如果某些种族在考试中回答1加2等于5，你敢给零分，那你就是种族主义。现在医学院入学也看肤色，那么靠平权而进入医学院的人水平能有保证吗？他们在医学考试中如果弄错了动脉静脉，教授敢给低分吗？这样的医生出来开业，我敢找他们看病吗？将来出了医疗纠纷，法院能秉公执法而不是看肤色下菜碟吗？只要你用肤色将社会割裂，你就会发现生活中处处是陷阱。

除了数学和科学这些硬实力有种族主义之嫌以外，相当一些软实力也被打成了种族主义。我现在在一个教会办的文理学院读书，去年有一个耶鲁神学院的教授Wiley Jennings来我校做讲座，该教授的理论核心就是认为现在的神学教育已经被白化了，需要彻底的革命。他认为：殖民地白人基督徒用自己的标准来改造被奴役的非裔美国人，这些标准包括：独立、自主、自给自足、自我控制（independent, autonomous, self-sufficient, self-possessing)。非裔美国人的同化就意味着自我身份的毁灭，而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在课堂讨论上我问：独立、自主、自给自足、自我控制这些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一种价值观碰巧先被白人提出来，难道就一定是错的？虽然从审美上来说，每种肤色都同样美丽，但从道德上来说，难道独立不比依赖更可取？自主不比无能更可取？毅力不比懒惰更可取？教授（不是Jennings教授，是我校的教授）说：要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如果这些标准被当成了殖民的工具，那么就需要拨乱反正。

这就是左派的荒唐之处：就因为白人历史上犯下了对黑人的罪恶，我们现在就不应该坚持数学和科学，就不能有道德与是非标准，就不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这次最高法院的裁决意义重大的原因。对我来说，有没有平权法案，我孩子都离哈佛很远，可是一个社会是否讲逻辑，是否尊重现实，却能影响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华人赢了诉哈佛的案子，并不能把我家的学酥推进哈佛，但是却能给他们创造一个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正常社会。最高法院认定平权违宪，也就是从此后拿种族说事儿是违宪的，这个裁决对于在各个领域正本清源意义重大。

再划一次重点：我对于任何一个种族都没有偏见，对于凭智慧勤奋在逆境中突围的人更是无限崇拜。前文提到的Olaudah Equiano就是我的榜样。瞧瞧人家，成年后才学英语，从奴隶文盲到作家。跟他一比，我只有惭愧的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