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放弃了它的使命，跪向恐惧和压制的文化！大地360

作者：Dorian、Cheungchim

如果要确保对我的取消是最后一次，那么我们就要开始站起来对暴徒说不！

我是一名教授，由于推特上一批愤怒暴徒的缘故，我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举办的一场著名的公共科学讲座被取消了。他们控诉我的罪行是：我认为所有学术上的争论，应该基于学术价值的学术评价而不是其他因素。这是一个有关 ”取消文化“ 如何在现时社会进行的故事，它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感到担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危险的趋势？

在过去的10年里，我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地球物理科学系担任教授。我使用数学、物理学和计算机模拟研究从气候变化到太阳系外行星上生命的可能性等课题。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人物。
例如，在选举前几天，我去ISideWith.com 网站回答政策问题，然后根据我与候选人的重叠程度，使用加权抽签的方式，分配我的选票。这是一种高效的算法，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书呆子。

但是，大约五年前，事情的发展使我开始感到震惊，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观点，在校园里变得无法讨论。我只是想做我的科学，而不是有人冲我大喊大叫，我想如果我闭上嘴，这些问题最终会消失。我也知道，如果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可能会对我的声誉和职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很多年来，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值得的。

但是2020年夏天发生的街头暴力，其中一些是我在芝加哥亲眼目睹的，以及在社会上伴随着这些暴力的各种荒谬的理由和不诚实，使我确信，我不能再昧着良心去保持沉默。

2020年秋季，我开始公开提倡学术自由和择优评价。我录制了一些简短的 YouTube 视频，其中我论证了将每个人视为值得尊严和尊重的个体的重要性。在学术背景下，这意味着在每个人申请职位时给他们一个公平和平等的机会，并允许他们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你不同意他们。

结果，我立即成为取消的目标，主要是我系的一群研究生。举报人后来透露，这次攻击是我系的一名研究生在福特基金会奖学金计划（Ford Foundation Fellowship Program）列表服务器上部分策划和协调的。（请不要攻击这个人或任何攻击我的人）

那群研究生组织撰写了一封告发信，它声称我威胁了 “系内所有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安全和归属感”，并将其提交给了我的系主任。这封信要求限制我的教学和研究，以削弱我作为科学家的能力。由于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 (Robert Zimmer) 发表的支持教师言论自由的强烈声明，让这件事结束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再次发生，直到 2021年夏天。

8月12日，我和一位同事在《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认为目前在校园内实施的所谓“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的政策，“违反了对所有人平等对待的道德和法律原则”，并且 “把人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将统计数据置于人类个性之上”。相反，我们提出了 “一种称为优异、公平和平等（MFE）的替代框架，在该框架中，大学申请者被视为个人，并通过严格和公正的程序，仅根据他们的优点和资格进行评估”。我们指出，这将意味着终结对运动员和传统的优先，这种优先对白人申请者非常有利。

此后不久，我的批评者们制定了一项新策略，试图孤立我，并恐吓其他人，让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在推特上争辩说，不应邀请我在其他大学举办科学研讨会，并协调替代演讲者。这是一种旨在提高异议者所付出的代价，阻止他们发声的有效且日益普遍的方法，因为向同事传播新工作是科学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果然，当我被选为麻省理工学院卡尔森讲座（Carlson Lecture）的演讲者时就采用了这种策略 - 这是我所在领域的一项重要荣誉。这是一个年度公开讲座，面向广大听众，我的主题是 ”气候和其他星球上生命的潜力“（climate and the potential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9月22日，由一群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博士后和最近的校友组成的一个新的推特暴徒，要求不邀请我。

这种方法很有效，而且很快，9月30日，麻省理工学院系主任打电话告诉我，为了避免争议，他们将取消今年的卡尔森讲座。

再次发生的事情说明：一小群意识形态分子发起了一场推特运动，要求取消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场杰出的科学讲座，因为他们不同意演讲者采取的一些政治立场。他们在八天内就成功了。

此类故事已成为美国生活的日常特征，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们是多么令人震惊，以及它们对自由社会的破坏程度。麻省理工学院，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一，如此迅速地屈服这一事实，只会鼓励其他人采用同样的策略。

在某些圈子里，声称 “取消文化只是让人们承担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挑战你，请你阅读导致我受到攻击的材料，找出任何需要我 “承担责任” 的事情。相反，你会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认真对待自己的道德责任，并试图强烈但尊重地表达他的关切的人。你可能同意我的一些立场，不同意其他人，但在自由社会中，他们不能被认为是超出了可接受的行为范围。

我将这一事件视为一个例子，也是对 ”觉醒“ 意识形态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自由构成威胁的突出的例证。我一直认为，所谓 ”觉醒“ 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它试图将整个人类存在纳入一个狭隘的意识形态观点，并使任何持不同意见的人保持沉默。

我认为，这些特征最终源于这种意识形态对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原则的摒弃。只有在摒弃这一原则的哲学框架内，才能将个人工具化，以设计基于群体的结果。同样，如果您的意识形态否定了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的个人尊严，那么很容易为使持不同政见者闭嘴的行为辩护。显然，觉醒主义还没有达到可怕的破坏最低点，但历史的教训是，我们需要在极权主义造成灾难之前，在仍有可能的情况下，阻挡它们并对抗它们。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将在1月份迎来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都需要决定，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国家长大？我们是否想要一种恐惧和压制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少数意识形态分子发挥他们的力量和文化优势来压制任何不同意他们的人？或者，我们是否希望我们的孩子享受寻求真理的话语，这些话语包括最终基于认知谦逊精神的善意交流？如果你想要后者：

是时候该站起来说话了；
是时候该对暴徒说不；
是时候对取消文化说不；
现在就是坦率表达你真实意见的时候了！

这不是一个党派性的问题，任何对追求真理和促进健康运转的社会感兴趣的人，都与这场辩论息息相关。现在说出来似乎有风险，但保持沉默的代价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