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自由与西方文明大地360

文：米塞斯编：蓝凰、李强

公元前500年前后，东西方在完全隔绝的状态下，却几乎同时达到各自智慧的高峰：在东方，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在西方，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把这一时期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

15世纪末的大航海，开启了人类历史的第一次全球化，随后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东西方文明从此分道扬镳，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曾经同样璀璨的东西方文明，为何结出不同的果实？这个问题有无数个答案，而米塞斯的答案不仅深刻，更具现实意义。

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为他们理想中的前程而努力。分工竞业，各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这种自由，在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

计划经济是由官方决定每个人的职业。每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决定于上级的意旨，个人的前途，完全靠权力者的眷宠。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战。

如果他觉得，他有能力以价更廉、物更美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他就可以试显身手。资金缺乏并不妨碍他的企图，因为资本家经常是在寻找善于利用资金的企业家。工商业活动的成败兴衰，靠的是消费者的选择；争取消费者，靠的是价廉物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所得者也不受雇主的任意支配。

一个企业家，如果雇不到最合适的员工，或者不能以足够的工资防止他们转业，那么，营业的纯利就会减少。

雇主与受雇者之间，无所谓恩惠。雇主雇用员工，同购置原料与设备一样，是营业上必要的手段。员工方面也可自由选择最适合于自己的工作。

这种决定个人地位与所得的社会淘汰，在市场经济下不断地进行。

一方面，有些巨富日渐衰落，最后化为乌有；另一方面，有些贫贱出身的人物，地位与财富一天一天显赫起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特权阶级；政府对于既得利益，并不给予特殊保护，任凭后起之秀向它们挑战。在这种社会里，已经致富的人，为保持财富，仍须努力不懈，与他人竞争。

在分工合作的社会架构里面，每个人都要靠他自己对于购买者群所提供的劳务，而他自己也是购买者群当中的一个人。

每个人，当其购买或不购买的时候，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的一分子。这一权力，指定了所有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在这所有的人当中，自然也包括每个购买者和不买者在内。

某些人的所得较高，另一些人的所得较低。在这一分配过程中，每个购买者都是影响因素。每个人都可自由提出一种贡献以换取较高的报酬。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就是：某甲依赖于别人的，并不多于别人之依赖于某甲。除此之外，可以说没有其他的自由。生产分工，谁也不能完全自给。

谈到自由问题，我们必须指出，西方人之所以不同于亚洲人，完全是由于前者过的是自由生活。亚洲的日本、印度等国家，以及近东的一些国家，在没有接触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前，他们并不是在野蛮状态下生活。

这些民族，在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以前，已经在工艺、建筑、文学、哲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有了辉煌的成绩。他们也建立过强有力的帝国。

但是，他们的努力一旦被阻，他们的文化就陷于麻痹迟钝的状态，失掉了适应新的经济问题的能力。

他们的智力与艺术天才也为之消失。艺术家与作者，赤裸裸地抄袭前人的格局。神学家、哲学家、法律家，也只以注释古人的著作为能事。

他们祖先所创造的那些纪念物黯然无光，他们的帝国也已解体。他们的元气与活力消失了，面对日益贫弱的趋势而漠然无动于衷。

东方古代的哲学与诗篇，是可以与西方最好的作品比美的。可是在最近几百年当中，东方却没有任何重要的著作出现。在现代文化史的记录上，难得找出东方作者的姓名。

东方人对于人类文化久已没有任何贡献了。有许多问题与争论，在西方曾经闹得有声有色，对于东方人则是陌生的。一方面是波澜壮阔，一方面是死水一团。

理由是很明显的。东方缺乏一件最重要的东西——相对于国家而言的自由的观念。东方人从未举起自由的旗帜，从未强调个人的权利以对抗统治者的权力，从未把专制君主的任意专断当作问题来讨论。因此，他们从未建立一套有效的法制体系以保障私人财产，防止暴君们随意没收。

反之，大家总以为富人之有财富，就是穷人所以穷的原因，因而对于统治者之剥削工商界财富，反加赞许。所以大量的资本累积成为不可能。因此，凡是需要大量投资的一切进步设施，这些国家都做不到。

资产阶级不发达，著作家、艺术家和发明家也就无所庇托以发展其天才。对于后生辈，所有发展个性的道路都阻塞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就是服侍统治者这一条路。

西方社会是每个独立的个人可以个别地力争上游的个人社会；东方社会则是一群臣民糜聚起来，靠着统治者的恩惠而过活的社会。

西方活泼的青年把世界看作一个竞技的场所，在这里，他可以赢得盛名、地位、光荣，与财富；在他的野心之下，天下没有太难的事。

至于东方人，因其父母们都是迁就环境、遵循传统的，所以他们都养成了优柔谦卑的习性。

自立自恃的西方人，那股得意洋洋的朝气，表现出来，就像热烈的赞美诗一样，索福克丽兹（Sophocles）的安提娥尼赞美歌（Antigone-hymn）与贝多芬（Beethoven）的第九交响曲（Ninth Symphony），就是这种气概。这一类的音乐，是东方人所未曾有的。

西方文明的建造者，其子孙将舍弃自由而自愿地投降于万能政府的保护下，这是可能的吗？由一个最高权力者，设计一具庞大的机器来运用，把人当作这具机器的螺丝钉，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他们会满意吗？停滞了的文明，其心理竟会对于那些牺牲了成千累万的生命而争得优势的观念，发生扫荡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