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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徐婉婵,采写:谢莹,作者:止小戈,编辑:孙春龙,设计:娜咤

再次见到我魂牵梦萦一生的恋人,是在70年后。

2018年8月29日,孔柏年先生急匆匆赶到我家,从手机中翻出一张照片,问我是 否认识。我戴上老花镜凑过去,瞬间呆在那里。

1949年,他在兵荒马乱中撤离大陆,从此杳无音讯。

一别,便是一生。

1.“徐婉婵,有三个空军来找你!”1947年的一天,一位同学跑进宿舍喊我。

那年,我21岁,正就读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医事职业学校。

我很惊讶,跟着同学下了楼,只见3个身着军装的人看着我笑。我认出来了,其中一位,前一天见过。

那是10月31日,杭州体育场举办了一场联校体育比赛,我是学校的女排队员。那天体育场人山人海,女排们正在场上奋力挥臂扣球时,天空突然下起大雨,我们像受惊的小鹿,跑到主席台上躲雨,那里,恰是空军官校学生们的观赛场。

身着白色球衣的我被雨淋湿,想找同学要张手帕,就在我回头张望时,突然看到身后一个篮球运动员,正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那年我21岁

再次见面,只见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美式空军制服,高耸的军帽帽檐压在眉毛上,英气逼人。

见到我,他显得有些紧张。同来的人笑着在背后推他一把,他才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我们想……想来参观一下你们学校……”

他叫王振康(后改名王斌),是杭州笕桥中央航校第25期学员。1944年,为响应“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正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的他弃笔从戎,赶赴印缅战场。抗战胜利前,又考入笕桥中央航校(后改为空军军官学校)。

2.后来,我们相爱了。

每天清晨,当太阳升起,总有一架战鹰如约从笕桥方向飞来,时而直冲云霄,时而低回盘旋,那贴着学校屋顶呼啸而过的轰鸣,至今难忘。

我常跑出教室,努力向天空挥手。



那时,航校学员每天都要驾机训练,振康常常将地点选在我的学校。

到了周末,他会身着绿色空军制服,开着敞篷吉普车到学校接我,然后去岳坟边的摊位租两辆自行车,并肩骑行到西湖。

那时的杭州姑娘,以有个笕桥空军男友为荣。

有一次,我们爬山时,我脚下一滑,他赶紧伸手将我扶住,那是我们第一次牵手。十指相扣的瞬间,我俩都羞红了脸。



不能相见的日子,我们就用频繁的书信表达爱慕。曾是哲学系大学生的振康文笔优美,柔情脉脉又体贴周到。

有一天,我们泛舟西湖,振康看着我,表情突然凝重起来,他握住我的手说:“假使有一天,我们不小心走散了,那么就在岳坟前等吧,最多十年,老天一定会让我们重新相聚的。”

我听了一愣,很感动,但也有些好笑:这么小的杭州城,我们怎么会走散?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好单纯,而身为军人的振康,已经感知到了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

3.1948年冬天,笕桥中央航校紧急迁往台湾,振康要随部队换防。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来到西湖边,他把我紧紧揽在怀里,迫切地说:“婉婵,我们结婚吧,和我一起去台湾。”



年幼无知的我,根本没有体察到他焦灼的内心,也不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告诉他,辛苦读书四年,再过半年就要毕业了,等拿到毕业证后就去台湾。

振康尊重了我的选择,送我一张别致的新年贺卡。上面写着:

祝您新年快乐、前途幸福,谨以此赠给我想念中的人儿。

那是1948年的12月15日,一个我至死也不会忘记的日子。是我们第一次分别,也是永远。

在之后纷乱的岁月里,我始终将这张贺卡带在身边,一直保留了70年。

2008年12月15日,我们分别60年之际,我在贺卡上写下一段话: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48年12月15日是什么日子,今又12月15日,两岸直航的时刻您在哪里?我们都是83岁高龄的人了,只有九泉相见,天堂之路又在何方,心痛难忍。



现在想起来,我万分懊悔,如果当时坚定地跟着他走,我的一生,或许不会有那么多的折磨。

4.1949年,解放战争烽火连天。

这年初,振康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封信,我这才知道,他已从台湾到了上海。

信中,他只简短留下自己在台湾的详细地址:台湾屏东机场,空军第十一大队第四十四中队,并希望我尽早动身去台湾。

可我,仍在等毕业。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长江防线只一天便被解放军突破,两天后南京解放,十天后,杭州解放,二十多天后,上海解放。

一夜之间,杭州再无吉普车和空军的身影,留守笕桥航校的看门人也不知去向。

杭州街头,到处是丢了魂寻找恋人或丈夫的女人,其中,就有我发疯般的身影。我天天看报纸,希望能从中寻找振康的下落,但一无所获。



振康曾对我说:“我是军人,命可能不长,你要好好考虑。”

我坐在岳坟前,想起他说过的这句话,立即起身离开,怕自己忍不住放声哭出来。

绝望中,我花了一块大洋请算命先生看相。我想知道:他在哪,还活着吗,我们何时才能相见,我刚从邮局寄出的两件亲手编织的毛衣,他收到了没有?

算命先生说:人还在,远在海角天涯。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我把振康从上海发来的那最后一封信看了又看,坚信他是随部队撤到台湾去了,多少心安了一些。

这年7月,我终于毕业,但赴台结婚已成南柯一梦。

3个月后,新中国宣告成立。

我们真的走散了。

5.1950年春,我收到母亲从老家寄来的信,她说,振康的弟弟振业参加了解放军,并随南下解放舟山的部队来到临海赤水村。那正是我的家乡。

振业找到我的母亲,打听哥哥的下落,可母亲一无所知,就将我的地址告诉了振业,振业说,等他打完仗,一定会再来找我打听哥哥的消息,并给我母亲留下了他家在安徽的地址。

收到母亲的信已是一个月后,我立即上街买了几块杭州绸缎,寄给远在安徽合肥的振康父亲王少山,以表自己的牵挂之心,但慑于局势,我没敢多写,只是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可绸缎寄出后,犹如石沉大海,说好打完仗就来找我的振业,也消失在茫茫人海。

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振康家当年的地址:安徽合肥市赵千户巷1号。

我曾让女儿去寻找,可女儿告诉我,赵千户巷这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街巷,早已荡然无存,连同名字一起消失在解放后的城市改造中。



我做梦都想着能与振康在西湖重逢

1950年后,经常有台湾飞行员驾机回大陆投诚的新闻,我已如死灰的心又复燃了,我期盼着恋人,也能成为驾机回归的英雄,与我团聚。可是,这期盼很快变成了绝望——听说驾机回来的人,有的被枪毙了。我十分恐惧,在心中一遍遍祈祷他千万不要回来。

6.做梦也没想到,振康驾着飞机在我们学校盘旋的温馨场面,后来成为我的“污点”。

五十年代初,我所在的医院改制为一所军队医院。按当时规定,所有解放前参加工作的统称为旧职人员,都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历史。从此,我的档案中,有了“恋人为台湾空军飞行员”的字样。

1952年的一天傍晚,由单位激进分子组成的“打虎队”将我关押起来,说我贪污巨额公款,通敌台湾恋人,把巨额贪污款转移台湾,助台湾反攻大陆。几天逼供下来,我濒临崩溃,只好签字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我

祸不单行,老家赤水村传来消息,我家被评为地主成分,房屋、财产全部没收。

我父亲早逝,母亲成为被批斗的“地主婆”。我的大哥在一个清晨被拉去枪毙了。那天,大嫂哭着去收尸,把大哥身上穿的毛衣脱下交给我洗,我洗着洗着,只见清澈的河面,瞬间被大哥的血染成殷红一片。

大嫂将洗好的毛衣拆成线,又打成小孩的毛衣,给已经失去父亲的孩子们穿在身上。

在政治高压下,我已没有别的路,痛苦地想了很久,最终决定把自己嫁了。

7.此时,一个叫王耀振的医生开始追求我,他与我在同一所医院。我注意到,他的名字,和振康只相差一个字。

我告诉他,我无法忘记振康,心里会一直留着振康的位置。他说,他都知道,也都理解。

1953年,我们结婚了。



我和丈夫耀振

后来我们陆续有了3个女儿,孩子的出生,曾一度让我在忙碌中忘记了振康。但当她们渐渐长大后,我又慢慢想起了他,回忆反复折磨,让我整夜整夜睡不着。

失眠的夜,我会拿出以前振康给我写的信,边看边哭。

在我的家里,至今还保留有振康当年送我的礼物,有旗袍、扇子、派克金笔、香皂、布料等,我一直细心保存了70年,连他当年用来包礼物的橡皮筋都一直留着。



叫它们不应,看它们不理,但它们能解我愁思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将振康送我的鹅黄厚呢衣料,请裁缝制成孩子的大衣,老大穿完给老二,二姐穿小了又给小妹。靠着这件柔软暖和的呢大衣,年幼的孩子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季。

振康曾送我一本暗红色的相册,里面有许多我们在一起的照片。天气好的时候,我会坐在阳光下一页页打开。年幼的孩子们时常趴在我的腿上,好奇地指着照片中的人问我是谁,我也不隐瞒。

当我和孩子们谈到我的空军恋人时,丈夫耀振总是默默地听着,有时也跟着笑。



后来我曾数次回过杭州,每次去都会想起当年振康和我的约定:“假使有一天,我们不小心走散了,那么就在岳坟前等吧,最多十年,老天一定会让我们重新相聚的。”

但是我从来不敢去西湖,更不敢到岳坟。

8.1957年,我所在医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

为响应号召,性格耿直的耀振在会上给医院党委领导提意见,第二天,医院里贴满了针对他的大字报,他被停职。

1958年,耀振被打成右派,被迫离开他心爱的手术台,开始长达21年的劳改生涯。

他遭迫害后,21年间没有一分钱工资,家里经济条件一落千丈。



1960年的耀振

耀振被押送到原籍宁海农村劳改时,三个孩子都很小,最大的还不满五岁,后来他又调到宁夏盐池劳改。

196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屋内睡午觉,忽然听到窗外有人说话:“小朋友,你知道徐婉婵家在哪里吗?”只听二女儿奶声奶气地说:“不许去,我妈妈在睡觉,不许你去我妈妈家!”

我立即起身跑出去,只见8岁的女儿两手呈“一”字伸开拦在陌生人面前。

对面的人,正笑呵呵地看着她。

他头戴西北皮帽,身着破旧的黑色棉大衣,肩挑一担行李,风尘仆仆。

看到他,我眼圈红了,对女儿说:“是爸爸,快叫爸爸。”

耀振一把将女儿抱起来亲了又亲,女儿却只呆呆地看着他。

这是耀振21年劳改生涯里,屈指可数的一次回家,是我们全家少有的团聚。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他之所以能回家,是因为他救了农场领导妻子和孩子的命。

耀振后来一直驻扎在农村,为让穷苦百姓看得起病,他自学中医,救人无数。

9.1966年,文革爆发。

我档案里的历史“污点”再次被翻了出来,造反派说我利用家里的收音机,偷听敌台,试图与台湾恋人里应外合,反攻大陆。

预感到红卫兵要来抄家,在一天夜里,我流着泪把振康给我写的信一封封丢进火里,但那些照片,我却无论如何舍不得烧掉,我侥幸地想或许他们不会在意,便把照片藏在了箱子底下。

一天早晨,造反派冲进我的家,翻箱倒柜搜出那些照片后扬长而去。

我的女儿,被划为黑五类子女,不仅被同学看不起,连老师也另眼相看。1978年恢复高考,成绩优异的二女儿想要报考美术学院,却被告知右派子女不得报考大学。

当时女儿们心里恨极了父亲。



我和三个女儿

领导频频找我谈话,要我和丈夫离婚划清界限,但我始终不肯,我知道,他是冤枉的。

终于在1979年,耀振迎来平反,回到原单位上班,这一年,他已经54岁,两鬓花白。

荒唐的是,在平反后他才知道,自己右派分子的身份,并无当地官方批文。他21年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葬送,事后无人过问,更遑论赔偿。

耀振找到那名陷害他的领导,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最为困苦的时候,我和丈夫耀振相敬如宾,不离不弃。当苦难终于过去,年逾古稀的我们争吵却越来越多,他便常常躲到女儿家里。

二女儿后来告诉我:有一天,一向豁达风趣的耀振突然神色凝重的对她说:“你妈像是得抑郁症了,她是有心病的,王振康至今生死不明,你妈怎会放心?存了那么多年的照片、信件,又在文革中被洗劫,现在怎么办才好?”

耀振希望几个孩子,能帮他打听王振康的下落,以了却我多年的心愿。

我知道后,内心十分感动,只有他知道我的心病。我告诉孩子们,只想知道当年的恋人是否还活着,如果能得到他的一张照片,便心满意足了。

在耀振的建议下,孩子们带我去医院检查,我果然被确诊患了抑郁症。

我心里清楚,那么多年来振康一直在我心里,暮年更是剪不断理还乱,以致久思成疾。那时,我早已没有信可怀念,只有时常拿出振康送我的礼物以慰相思。



振康70年前送我的旗袍

耀振从此再没有和我吵过架。

但我的体重,从130斤,掉到了70多斤,形销骨立。

女儿们心疼我,动用了一切关系,想尽办法去帮我寻找振康的下落,但多年来,结果都是深深的失望。有一次,女儿给一家电视台的寻亲栏目打去电话,对方以我不是振康家属为由,拒绝了。我知道后,十分难过,病也越来越重。

2014年10月的一天,我吞下一把安眠药。因为耀振发现的早,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后,我被救了回来。

10.这件事让耀振坐立不安,为了帮我寻找振康,他专门为此召集了一次家庭会议。

在耀振的建议下,2014年12月,二女儿试着给台湾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收到了台湾“国空安抚局”的回信。

知道这个消息后,全家人老小都赶回来围在我身边。

因我患有眼疾无法看信,耀振便亲自念给我听:

经查,我前空军飞行员王斌(改名王易斌),于中华民国44年9月20日因驾机参加演习失事,为国殉职,英烈留芳。



听完后,我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耀振望着我说:“你怎么不哭呀,心肠这样硬?”

他不知道,人真正悲伤到绝望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

他也忘了,我泪腺堵塞,已二十多年不会流泪。

那天晚上,我再次翻看1948年12月15日振康送我的那张贺卡,心痛难忍,上面那寥寥几十个字,已是他仅存的字迹。

如今,我已是年逾9旬的白发老人,而我一生挚爱的振康,他的生命却停在了32岁,芳华永驻。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

年寒岁暮,今又似,看到这些您点点滴滴的痕迹,是您对我的爱的启示。容颜已老而痴情依旧,原来还有更多的纪念品,都被动乱的文革抢劫一空,无法再得。祝您在天之灵逍遥快乐如在生时一般,这是我最真诚的祝福。

婉婵 2015年2月21日星期六



11.在帮我找到振康的消息半年后,耀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那天半夜,我还给他盖过被子,待清晨六点叫他起床时,才知他已西去。

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回忆往事,想起他坎坷的一生,以及那么多年对我的包容和理解,心痛如绞。

丈夫去世后,女儿问我:“妈妈你到底爱不爱我爸爸?”我告诉她:“我当然是爱你们父亲的,否则文革早就和他划清界限,不会和他相守60余年,但我也爱振康,这是不一样的两种爱。”

我患抑郁症后,女儿常带我去医院看病拿药,耀振就一个人坐在养老院的门口眼巴巴地等我们回来。车子开到他身边停下,见女儿招手,他便会立即迎上前来,高兴得就像个孩子。

他悄悄告诉女儿,我不在的时候,他也总以为我在他身边。一个人去打饭,常常打了两人份的饭,回到宿舍才知道自己做了傻事,到了该吃药时,他会把我的药放好,对着我的床说,婉婵,吃药啦,扭头一看,才发现床是空的。

耀振去后,我十分思念他,万念俱灰,再次吞安眠药自杀。



我和耀振

可命悬一线的我,又被救了回来。

孩子们的心情更沉重了,为了却我最后的心愿,找到一张振康的照片,她们四处奔波。

2018年8月,我的大女儿偶然认识了抗日名将孔墉之孙孔柏年,他是宁海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闲聊中,大女儿和他说起我的往事。

8月29日,孔柏年先生来访,不待我下楼,他便急匆匆跑到我的卧室,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问我:“老太太,你认识照片上这个人吗?”

我戴上老花镜凑过去,瞬间呆在那里。



振康戎装照

1948年,他在兵荒马乱中撤离大陆,从此杳无音讯。70年后再见,他依然保持着当年分别时的芳华与帅气。

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照片,70年前的影像一幕幕从眼前闪过,心痛难忍。

一旁的女儿看着我,惊呼到:“妈妈,你流泪了呀!”

我紧紧握着孔先生的手,老泪纵横,许久,才说出一句:“他比当年分开的时候,老了。”

当天晚上,我把振康送我的那张贺卡压在枕头下,吃了安眠药,却一夜未眠。

12.随后的几天,有关振康的信息纷至沓来,从一份详细的档案中,我知道了他后来已在台湾结婚,去世时遗下妻子和一儿一女。

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抗战空军烈士陈怀民的侄孙陈功先生来我家拜访,他也是帮我寻找振康照片的恩人。他告诉我,当年台湾当局为避免空军驾机投诚,要求他们必须在台湾结婚,否则不得再驾驶飞机。

我知道,他是怕我难过,但其实,知道振康在台湾成家并有了孩子,我才放心,我最担心他在台湾孤苦伶仃,如果是那样,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1952年,振康在台湾屏东,改名为王易斌

后来,我还知道了振康一生曾参加大小战役69次,包括徐蚌、京沪杭、金厦、大陈等,奉颁一等宣威奖章。

看到京沪杭战役,我这才晓得,1949年初振康从上海发来的那最后一封信,为何如此简短,那是我们分别后他距离我最近的一次,却无法相见。

一时间突然收到那么多有关振康的消息,就像做梦一样,我一遍遍询问女儿是不是真的。每天,我都对着照片喃喃自语:

振康,我那么老了,你却永远这么年轻,在天国相见时,你可还会认得我?

9月3日,台湾志愿者在台北碧潭空军公墓找到了振康的墓碑,并帮我献上一束玫瑰。看到从台湾传来的照片,我十分欣慰,此生心愿已了。



翻看笕桥空军的历史,令人心碎。这支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丰功伟绩死伤无数的部队,在1949年后,又成了反攻大陆的炮灰。

看到这些作战经历,我突然想起了振康的弟弟振业,当年,振业曾经随同解放军南下,他们兄弟俩个,是否曾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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