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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4-03 书摘



溥仪

清逊帝溥仪4岁即皇帝位,在位仅3年,宣统王朝便土崩瓦解。但溥仪却在此后一直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小朝廷中,宣统年号一直在这里使用,因此,从1909至1924年11月溥仪出宫,这15年的宣统时期,溥仪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个青年,满怀复兴帝业的“壮志”,大量宫廷字画、书籍、珍宝便在这一时期流失宫外。

流失宫外的珍宝古物,至今还没有一份翔实的统计,估计数目惊人,其价值也无法估量。

流失出宫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溥仪“赏赐”,二是“携带”出宫。

“赏赐”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门。从溥仪这一方来说,分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形。主动赏赐是指溥仪有意为之的,赏赐的是皇亲,目的是为复兴帝业积累资金。溥仪曾以“赐赏”的名义赏赐两位伴读,即皇弟溥杰、堂弟溥佳等大量的字画书籍。被动赏赐是指溥仪身边的师傅、近侍、政客等人以各种手段获得的赏赐。“携带”出宫的宫廷古物,各种情形都有,数目无法统计。

溥仪主动“赏赐”溥杰、溥佳珍宝古物,实际上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盗窃活动。生活在紫禁城小朝廷的溥仪很清楚地知道,他已经不是这里的主人,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赶出这座皇宫,一旦离开这里,一切的费用怎么办?这样,宫中珍宝古物便成为逊帝盗卖的目标。盗运出宫的活动是从1922年开始的,挑的是宫中最为昂贵珍稀的古版书和历朝名人字画,古版书以宋版为主,名人字画主要是好携带的手卷。这批盗运出宫的书籍、字画,颇费了溥仪的一番心血,也历尽了周折。

当时宫内各处所存的古物,都由专人保管看护,有账册登录在溥仪和胞弟溥杰及二位胞妹案。如果溥仪要赏赐某人某宫物品,需要在某宫账册上登录,载明物件名称、赏赐时间和赏给何人,还要到(内务府)司房登记,开具条子才能出宫。溥仪便想了一个自以为巧妙的办法,将古物分批赐赏溥杰、溥佳,让他们每天下学出宫时带出宫廷。

溥仪、溥杰、溥佳等在一起多次商讨,认为宫里不能居住时,惟一的安全地方就是天津租界——在1922年前后,北京正受战火威胁,溥佳的父亲恭亲王载涛就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购买了一所楼房以备溥仪不时之需。

溥仪这样写道: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的社会知识比我丰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

溥杰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

我记得的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

溥仪既赐赏溥杰,也赐赏溥佳。1922年起,溥杰、溥佳每天下学后就带一包赏赐物出宫。溥佳曾这样回忆:

当时,我们想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就是把这大批的古物以赏给溥杰为名,有时也以赏给我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带出宫去。我们满以为这样严密,一定无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长,数量又多,于是引起人们的注意。

不久,就有太监和宫伴(宫内当差的,每天上学时给我拿书包)问我:“这些东西都是赏您的吗?”我当时含混地对他们说:“有的是赏我的,也有修理之后还送回宫里来的。”可是长期以来,只见出,不见入,他们心里已明白大半,只是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批古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检、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十三号路一六六号楼内。

这批书画古籍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点查毓庆宫时发现了“赏溥杰单”,公之于世,这才大白于天下。清室善后委员会称这批东西“皆属琳琅秘籍,缥缃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籍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这批珍贵的稀世珍品书画古籍运到天津后,陆续变卖了几十件——购买的人以超乎想像的低价购得如此珍贵的宫藏稀世奇珍,真是喜出望外。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批珍品全部运往东北。

伪满皇宫也是仿照中国历代宫廷的样式,宫殿建造得像模像样,坐北朝南的宫殿,呈庭院式结构。皇宫向南,有两座大门,但正殿同德殿前的大门一直关闭着,只开西边的大门,然后再从西面的兴运门入院,门左侧便是宫内府,尚书府也在这里。

中和门是伪满皇宫的内外分界点,以北为办公区,称为外廷;以南是溥仪的生活区,称为内廷。勤民楼在外廷,缉熙楼在内廷,后盖的同德殿在外廷,这些都是极重要的宫殿建筑——勤民楼是溥仪办公和接见客人的地方,同德殿是溥仪生活、学习和会见客人的场所,伪满的藏书楼就坐落在这里。

溥仪对于学习一直不很用心,也不大入门,但他对古版书籍和古董文物珍宝却有偏好,甚至有时很入迷。伪满初年,在皇宫西花园内专用三间大瓦房装贮珍贵的古物和书籍,满满当当的,人在屋内很难转身。同德殿修成后,在后院增建了两层水泥楼,专贮书籍珍宝——将存放在天津静园的所有书籍、古物统统运到这里,这里便称之为藏书楼。

据溥仪的远房侄子、曾在宫内府学习并陪伴溥仪的毓嵣回忆,从宫内带到天津再转运到伪满皇宫藏书楼的许多宋版、元版、明版、清版古书从运来入藏以后,溥仪很少有时间来此阅读。伪满垮台、日本溃败后,溥仪一行逃往大栗子沟时,匆忙中也没有携带这些古书,损失了不少。国民党占领长春时,张嘉璈任东北行营经委会主任委员,曾接收伪宫宋版书13箱,后转交国立长春大学图书馆保存,到1949年以后由东北大学接管,现存于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是馆中最珍贵的善本。

溥仪闲来无事时,喜欢看藏书楼收贮的字、画手卷或珍宝古玩。携带出宫的手卷古玩太多了,如晋王羲之《曹娥碑》拓片,是历代宫廷奇珍,上有乾隆皇帝的印玺;王献之《二谢帖》,系墨迹本,是罕见的珍迹;张瑀的《文姬归汉图》,乾隆曾认定为神品,上面钤盖有许多收藏章、鉴赏章;苏东坡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手卷真迹,称为二赋,是世间仅存的稀世之珍,仅上面钤盖的收藏印章就多达66个,还有元、明、清历代名人的题跋,乾隆皇帝曾先后题跋三次,墨迹淋漓。还有马远、夏珪、马麟等人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宋徽宗的花鸟画,以及钟繇、僧怀素等人的手迹。这些作品,经历代皇帝、名人鉴定后钤盖印章收藏,上有乾隆的“古稀天子”和“天禄琳琅”印,系清宫所藏真品。

毓嵣说,这批古物、古书,溥仪处有目录,由严桐江掌管,溥仪指定要看什么,看管人员立即去取,看完后归还原处。逃跑前,古书太多无法携带,就挑选了手卷中的精品,将最珍贵的装成57箱,都是现钉的白木板箱子,每箱长一米余,高五十厘米,宽四十厘米,全部运往大栗子沟,寄放于该处矿山株式会社、矿长住宅西头的两间房内;溥仪还随身携带了一些珍宝,放在电影放映机的皮匣子里,包括乾隆皇帝的田黄石印以及黄金、白银制品和钻石、珍珠、宝石之类的古物珍宝。

溥仪说,这批古书、古物,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毓嵣说,据他爱人回忆,大约11月,伪宫内人员等待无望,就包租了一列小运转火车,将所有宫内眷属和物品都转移临江,放在新租的朝鲜式旅馆院内。

从伪满宫廷留下的《书籍簿》和《字画簿》等账册中,可以清楚地了知其古书、字画的收藏情况。《书籍簿》共4册,首册是总目,其余3册为细目。字画类簿册有《御笔手卷册页挂轴簿》1册、《新旧手卷册页挂轴簿》1册等。

伪满宫廷的图书,约略可分为三部分:内廷藏书,为溥仪私有,大多为清宫古书;宫内府藏书,为数很多;尚书府藏书,数量很少。

溥仪私人所有的内廷藏书,有目录4册,首册是《书籍簿》,为总目,第2至4册为《书目簿》,是细目。书目著录内容很简略,只简单地写出书名,许多书名也写错了,没有版本项,少数写出著者姓名,也没有分类,看来是由知识有限的司房人员编写。书目所列古书,共计820余种,34500余册。对照近人陶湘所著《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可知有十分之九的清廷殿本精品书籍转运到了伪满宫中,其余的便是宫藏的历代古书珍本。

伪满的内廷藏书,主要有五大类:一是清代各朝皇帝的御制诗文集;二是御纂、御选、御批、御定、钦定书籍;三是政书,四是实录,五是满文书。

第一类的御制诗文集,几乎蒐集齐全,包括顺治文集、《劝善要言》;康熙文集、诗集,《数理精蕴》、《耕织图解》、《避暑山庄诗》、《千叟宴诗》、《几暇格物编》;雍正文集、诗集;乾隆文集、诗集(乐善堂诗集、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等),《日知荟说》、《日知荟说讲义》、《盛京赋》、《全韵诗》、《古稀说》、《棉花图》、《评鉴阐要》、《避暑山庄图咏》;嘉庆文集、诗集,《全韵诗》、《嗣统述圣诗》;道光文集、诗集;咸丰文集、诗集;同治文集、诗集;光绪文集、诗集;附醇贤亲王《修齐俚言》。

第二类御纂、钦定书籍包括:御纂类《性理精义》、《周易折中》、《诗义折中》、《日讲书经解义》、《日讲礼记解义》、《日讲春秋解义》、《日讲四书解义》、《承华事略补图》、《内则衍义》、《朱子全书》、《医宗金鉴》、《分类字锦》;御选类《唐诗》、《语录》、《悦心集》、《全唐诗》、《宋诗选》、《金诗选》、《元诗选》、《四朝诗》、《历代诗余》、《经海一滴》、《古文渊鉴》、《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御定类《历代记事年表》、《七政四万余年书》、《佩文斋咏物诗选》、《资政要览鉴》、《渊鉴类函》、《执中成宪》、《陆奏约选》、《康熙字典》、《群芳谱》、《词谱》、《曲谱》;御批类《历代通鉴辑览》、《资治通鉴》;钦定类《十三经注疏》、《七经》、《皇清经解》、《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书经图说》、《孝经衍义》、《古今储贰金鉴》、《明鉴》、《历代职官表》、《大清一统志》、《皇舆图》、《皇清职贡图》、《热河志》、《盛京通志》、《日下旧闻考》、《律吕正义后编》、《授时通考》、《授衣广训》、《万年书》、《选择历书》、《月令辑要》、《熙朝雅颂集》、《古香斋十种》、《佩文斋书画谱》、《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石渠宝笈》、《同文韵统》、《叶韵汇辑》、《西清续鉴乙编》。

第三类政书包括:《十朝圣训》、《圣祖仁皇帝圣训》、《康熙皇帝遗训》、《朱批谕旨》、《圣谕广训》、《圣像广训直解》、《圣谕像解》、《圣祖仁皇帝敕选六谕衍义大意》、《孚惠全书》、《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图》、《大清会典事例》、《律例图说正编》、《大清律例汇辑便览》、《皇朝礼器图式》、《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皇朝词林典故》、《殿阁词林记》、《清谥法考》、《金吾事例》、《皇清帝典简明册》、《国朝宫史》、《宫中现行则例》、《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西清仪仗谱衣服谱武备谱乐器谱仪器谱祭器谱》、《皇朝三通》、《皇朝续文献诵考》。

第四类实录包括:《满洲实录》、《大清历朝实录》、《大清宣统政纪》、《康熙政要》、《嘉庆三年太上皇起居注》、《皇朝开国方略》、《满洲编年纪要》、《东华录》、《贰臣传》、《逆臣传》、《清皇室四谱》、《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圣祖仁皇帝六旬万寿盛典》、《南巡盛典》、《幸鲁盛典》、《星源集庆》。

第五类满文书包括:《满文字母注音法》、《清文汇书》、《清文补汇》、《满汉文论语孟子》、《增订清文鉴》、《初学必读》、《劝善要言》、《满汉合璧四书集注》、《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满汉字清文启蒙》、《清语指要四种》、《清汉对音字式》。

伪满古书中,还有清宫所藏的珍贵的毛氏刻本和闵氏刻本,计常熟毛晋毛氏刻本543种,闵齐笈闵氏刻本117种。内廷所藏毛氏本和闵氏本的精华几乎尽在其中。著名的毛氏本有: 《十三经注疏》、《十七史》、《陆状元增节音注释义资治通鉴》、《李善注文选》、《元人十家集》、《列朝诗集》、《苏门六君子文粹》、《忠义集》、《郭乐府集》、《唐诗类苑》、《六十种曲》、《津逮秘书五集》。闵刻精华有:《易传》、《书传》、《战国策》、《兵垣四编》、《南华经》、《楞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古诗归》、《花间集》、《西厢记》、《明珠记》等。

伪满宫藏的字画,大多数是从清宫紫禁城中盗出运到这里的。从《御笔手卷册页挂轴簿》、《新旧手卷册页挂轴簿》、《日本手卷册页挂轴簿》3本簿册记录的统计看,计手卷112件(御制20件,清中叶前的旧作55件),挂轴258件(御制110件,旧作32件),册页73件(御制13件,旧作16件)。

伪满宫廷的字画中,较齐全的是清历朝皇帝的字画,显然是溥仪有意搜罗的,共有143件,约有40余件是从清宫紫禁城中盗出的。这百余件清帝字画,包括:顺治帝6件,康熙帝22件,雍正帝7件,乾隆帝73件,嘉庆帝8件,道光帝7件,咸丰帝1件,同治帝2件,光绪帝3件。在旧字画(清中叶前作品)中,有41件手卷系清宫旧藏,是宋、元、明、清名家佳作,包括宋徽宗《柳鸦芦雁图》;马远《江山万里图》;夏珪《江山天尽图》、《秋江风雨图》;关穜《秋山平远图》;马麟《荷香清夏图》;赵伯驹《仙山楼阁图》、《江山秋色图》;赵孟《清溪渔隐图》等。

这批古书画、古物丢失、损毁十分严重,只有一部分被接管和接收,有些则流失散落,甚至有的流失国外。

溥仪在逃命途中被苏军俘虏,他身边一直带着的一个夹层皮箱也同时被没收。1950年,溥仪被移交回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夹层皮箱也随他到了抚顺。到1955年,溥仪主动将皮箱内的珍宝献给国家,国家将这批珍宝交回故宫博物院收藏。这批古物虽只百余件,但都是做工精细的稀世珍品,系清宫廷所藏旧物,有内务府造的,有地方进贡的,还有外国进献的精制工艺品,包括:乾隆六十年刻的田黄石印章,是宫廷印玺的佳品——田黄石是石料中的上乘材料,与鸡血石齐名,人称一两田黄一两金,这件优质的田黄石印章一共二方,一方刻阳文“乾”字,一方刻阴文“隆”字,外饰龙纹花边,一条田黄石链巧夺天工地连接二印,令人叹为观止;其余则主要是珍宝首饰、钟表,如金镂丝嵌珠宝手镯、碧玺十八子手串、金镶钻石戒指、翡翠戒指等。

2000年初春,我和几位同人在紫禁城西北角的英华殿整理古书,看到了《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移交本院溥仪留津文物分归图书馆物品草目》,共计书籍9937册、英文书66册、地图93张、杂志728册、报纸135册等,其中,珍贵的古书包括:《佩文韵府》、《万寿圣典初集》、《熙朝雅颂集》、《御选唐诗》、《颜氏家训》、《啸亭杂录》、《历朝圣训》以及石印本《红楼梦》、《红楼后梦》、《聊斋志异》、《西游记》、《后西游记》等。

至于流失到国外的有多少?无法确切地统计。1982年10月,美国克雷弗兰美术馆和纳尔逊美术馆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搞馆藏《中国绘画》特展,其中有珍贵的清代宫廷藏品,令世人十分惊讶。纳尔逊美术馆名誉馆长劳伦斯·锡克曼先生在其《藏品目录》中说,1932年冬,美术馆顾问蓝敦·华纳先生通过友人得到拜会溥仪的介绍信,在天津与溥仪会面,获“赐”了好几件清廷所珍藏的绘画精品。

溥仪先后赐赏了多少古物和书画?恐怕连溥仪自己都搞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溥仪身边的人,只要一有可能,便千方百计、花样百出地“逼”溥仪赐赏。溥仪身边最亲近、最常见面的帝师、近侍获赐最多,其次是近臣、政客,再其次便是投机分子。

仅宣统八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赏单,就有赐赏帝师的名贵古画:赏陈宝琛的王时敏《晴岚暖翠阁》手卷一卷;赏伊克坦的米元章“真迹”一卷;赏朱益藩的赵伯驹《玉洞群仙图》一卷;赏梁鼎芬的阎立本画《孔子弟子像》一卷。宣统九年三月初十的赏单上,有:赏伊克坦、梁鼎芬每人《唐宋名臣相册》一册;赏朱益藩的范中正《夏峰图》一轴,恽寿平《仿李成山水》一轴。帝师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时,溥仪听得高兴,常常给赏;帝师进讲贤君、名臣,也给赏;帝师劝导节俭勤政,自然也得给赏;当溥仪为“帝业”烦躁时,帝师们喋喋不休地大谈圣世治道,溥仪无处可躲,只好以给赏打发帝师们,以图清静。所以,帝师们的“赐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溥仪为了“复兴帝业”,对于政客和军界强人的“赐赏”往往《孔子弟子像》(局部)是十分大方的,赏的尽是宫廷珍品。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到北京晤见段祺瑞时,不知何故,特地入宫给溥仪请安,溥仪喜出望外,赐赏他无量寿金佛1龛、镶玉如意1柄、玉陈设2件、尺头4件,并赐赏他在紫禁城骑马——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民国将领。紫禁城收到奉天汇寄的代售皇庄的款子后,溥仪命内务府选出两件珍贵的古物以“皇帝”父亲的名义馈赠张作霖,一件是《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画轴,一件是乾隆款宫藏瓷瓶。甚至于直系首领吴佩孚的50寿辰,宫里也不忘带一份“厚礼”拜寿,内有“皇帝”的赏礼。


如果说“赐赏”政客和军界强人是出于“复兴帝业”的考虑,是溥仪心甘情愿的,那么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花言巧语之下获得的“赐赏”就只能看成是宫廷被蒙骗了。这一类的人很多,他们不是经常侍从在溥仪身边,往往是因为一件突发事件,一场特殊变故,一个特别的时期而进入了溥仪的生活,他们像虎视眈眈、期待了很久的狼一样,用迷人的幌子遮住其血红而贪婪的眼睛,千方百计地要获得“赏赐”,越多越好,多多益善。

这类人的共同点是花样翻新地向溥仪献殷勤,用十分动听的甜言蜜语搅得溥仪脸躁耳热,幻想自己一次次地在恍惚中重登皇帝宝座。他们“真诚”地表示甘当“皇帝”的门下走狗,愿意为复兴帝业而奔走。喜出望外、心怀感激的溥仪自然兴奋莫名,他如何表达心意?来者不拒,有钱就“赐”钱,没钱便“赏”宫里的字画、古董、珠宝等等。日子一久,一传十,十传百,谁都知道溥仪复兴帝业的强烈愿望,谁都知道这位渴望复位的逊帝的出手大方,于是乎,骗子和投机者便蜂拥而至,连洋骗子加流氓的人物也加入其中。如沙俄流亡军官谢米诺夫,由罗振玉、郑孝胥引荐,拜见溥仪,大谈“犯难举事,反赤复国”,说得溥仪心花怒放,第一次就“赏”5万元。随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技重演,获得“赐赏”不少,但他却从没有真正的做过什么,甚至于不记得自己的许诺。还有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英国人诺斯等,都是骗钱、骗物到手后,便溜之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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