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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事网

简要内容: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2号楼住地休息。最后,我只能把给周恩来服药的小药瓶,请毛泽东处的工作人员送进去,给他服用,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我刚开门掀起帘子,见到周恩来正同毛泽东的秘书在说话,我又退了出来,回到汽车上坐等。

  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2号楼住地休息。因事情办得顺利,故昨天夜里睡眠还不错。通常,上午是毛泽东睡觉时间,不会叫周恩来过去。由于秘书没有随周恩来来湖南,所以他手上没有需要批阅的文件,想了解一点情况亦不方便。有人向周恩来提议玩扑克牌,他平常忙于工作,哪里有时间玩扑克牌。他不会玩什么花样,只会打“百分”。我也不善于此道,好在有人陪他玩,我在一旁观战。

  大家只玩了几圈牌,便有人送来了《参考消息》清样。周恩来让我念给他听。

  “12月×日,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出现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一条法新社的消息这样报导。

  “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这是另一家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导。

  “王洪文副主席频频地在长沙临近出现,说明中共主席毛泽东就在湖南长沙。”一位外国记者敏锐地评论道。

  周恩来听了这些消息,将手上的扑克牌朝桌子上一甩!“他怎么到处乱跑,这样不是暴露了主席活动的地方了吗?”周恩来十分生气地说。

  因为这些消息都是前一两天的事,所以周恩来吩咐身边的人打电话问一下王洪文走了没有。

  大家一见这种情形,知道周恩来已无心继续玩扑克牌了,便各自回房间去了。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这天下午,周恩来从毛泽东那儿谈完工作,准备坐汽车要返回2号楼。

  “停一下,叫平化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上车来,我有事跟他说。”汽车刚要启动,他对司机说。

  警卫员下车去叫张平化。这是辆双排座汽车,我立即下车给省委书记腾出座位来,自己步行回到了2号楼。

  那几天,我成天跟着周恩来转,总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心理状态,没有理会这一天是礼拜几,也不晓得今天是几号。待我回到了2号楼,有人告诉我:“方才总理在汽车上向张平化交代,今天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

  参加的人不要多,摆两桌就可以了。总理指定地方上的负责同志,有张平化、李振军(湖南省委书记之一)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我这才醒悟过来,这一天,原来是12月26日。


  晚饭时,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间,听张平化书记介绍说,毛泽东在湖南休养期间,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几天情绪特别好。毛泽东看了工作人员为他燃放烟火与爆竹,看得很高兴。当我们听完张书记的介绍,得知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大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为此,大家纷纷起立,频频举杯,觥筹交错,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确认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

  由于周恩来事先有交代,晚饭的菜虽说不很丰富,但是,湖南名酒“白沙液”的供应很充足。席间气氛异常热烈、轻松、无拘无束,大家开怀畅饮。有四五个人喝得过了点量,但未闹出什么笑话来。

  北京来长沙的客人,对于湖南醇香扑鼻、口感不错、喝起来蛮上口的“白沙液”酒并不熟悉,谁知道它的后劲还是挺厉害,有人喝了“白沙液”,又喝“茅台”酒,这两种高浓度白酒合起来的作用,使一些久经“酒精”考验的人也被“撂倒”。

  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情绪。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长沙蓉园2号楼的房间本不算少,能让随员们住的房间距离周恩来的主房间较远,而主房间旁边的“标准间”太少。尽管总理随员不多,但从工作考虑,除了警卫人员外,医疗组的专家与护士都必须紧挨着总理的房间为好,便于随时呼叫。只因“标准间”不够用,我在靠近周恩来卧室外的走廊里临时支起一张行军床,用屏风挡起来,就算是敝人的卧室了。

  26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那边来的电话,请他过去谈工作。我与警卫一起陪同他坐车去1号楼。到了1号楼,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长谈。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按照医疗方案规定,白天,周恩来应该每四小时服一次药。

  此刻,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药已经服完了。如今他重病缠身,深夜坚持工作,我考虑加服第五次药。可是,我哪敢冒昧去打扰两位领袖的谈话。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我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不能光怕“打扰”,想起离开北京前,叶帅的“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外”和“要安全返回北京”的嘱托,我几次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了解谈话是否快要结束了,若将要结束,就不再进去送药了。但得到的回音都是“不知道”,因为谁也不敢冒失地闯进去张望,更不要说打听了。

  最后,我只能把给周恩来服药的小药瓶,请毛泽东处的工作人员送进去,给他服用,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常用来提醒周恩来休息、进餐、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的办法,这是一种信号,以期得到他的默契与配合。这个做法,常常是成功的。

  这时,我独自到院子里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冬日长沙的深夜,室外温度也很低,加之潮湿阴冷,这种感觉比之北方的干冷更难受。到了凌晨4点钟样子,东方微露鱼白,晨星稀疏,在室外呆的时间长了,更感到身上冷飕飕的,便回到1号楼门厅内。

  我刚开门掀起帘子,见到周恩来正同毛泽东的秘书在说话,我又退了出来,回到汽车上坐等。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仍不见周恩来出来,我同警卫员商量,决定都下车,到门厅外等候,必要时,走进去提醒他回住地休息,即使挨他的呵斥,也要进去“冒险”催促一声。否则,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尽责。

  主意已定,我们就下车走近门厅,听到周恩来跟他们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我们赶紧主动离开门厅,免得人家说是“偷听机密”。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听到周恩来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这常常也是他给我们随员的“联络信号”。他用这样的办法提示身边的人,他的谈话结束,准备走了。这时,门帘拉开了,周恩来同他们握手告辞:“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照顾好主席。”

  1975年,周恩来向外宾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吴阶平:“要如实告诉总理。”邓小平:“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4年12月以前,我们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党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将肠癌的治疗推迟了下来。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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