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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广网

朱利安・班达( Julien Benda 26.12.1867- 07.06.1956) 的名著《知识人的背叛》从普世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立场,批评法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激情。他抨击以实用和损益为真理标准的知识人是叛徒。他们背叛了知识人的天然和本质的属性。在他看来,知识人的责任,就在于持守理性主义和启蒙理想的原则,捍卫普世价值。


朱利安・班达1948年在“知识人为了和平”大会上网络图片

问:上次你在结束雷蒙阿隆时提到,《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与班达的《知识人的背叛》一书,有相通之处。班达这个人,名气很大,但知道他具体思想的人很少,请你给听友们介绍一下 吧。

答:好的。班达这个人从年代上看,要比雷蒙阿隆早一点,可以算作阿隆的上一代人,纪德的那一代人。在他出版《知识人的背叛》一书时,阿隆还没有毕业。但是从他们面对的问题来看,他们又是同一代人。但是别着急,要介绍班达这个人,我们必须回顾法国19-20世纪相交时,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德雷福斯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分裂了法国社会,更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塑造了现代的法国社会。它的总结,实际上是在1998年的事件百年纪念时,由希拉克总统发表的演讲作出的。整整一百年之后,法国人仍在反思这个事件。这个事件使法兰西精神既蒙受了耻辱,又带来了荣光。班达的《知识人的背叛》正是为了反思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知识分子的表现和观点。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年轻的班达也是提笔上阵的德雷福斯派,后来正像贡巴尼翁所说:“他凭着《知识人的背叛》一书,成了一位精神导师”。好,我们先从德雷福斯事件谈起。

阿尔弗莱德・德雷福斯,1860年出生在阿尔萨斯的名城米卢斯,一个犹太家庭。他聪明好学,是法国最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校的毕业生。后又考入法国高等军事学院,以优异成绩,进入法国陆军总参谋部任职。从各方面情况看,他都是一位忠于法国,精通业务,前程远大的军人。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法国社会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反犹风气。当时法国最有地位的大文人巴雷斯,在他竞选议员的演说中,公开宣称:“犹太问题是与国家议题有关的,法国大革命时,犹太人凭着正直可靠的法国人,提高了地位,但他们保有他们的特性,一度曾受迫害的他们,现在反而成了恶霸”。

问:德雷福斯事件和这股反犹风气有关联吧?

答:有相当大的关系,请听我慢慢讲。潜伏在德国驻法大使馆中的法国线人巴斯蒂安女士,代号奥古斯特,在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的文件夹中发现了一份被撕碎的文件。这文件是一个法国军人给德国人的一份情报备忘录,写明他要交给德国人的法军情报。经几个人鉴定笔迹,其中有人认为,文件的笔迹与参谋部炮兵上尉德雷福斯的笔迹相像,这里最重要的证词,是司法警务处一个兼职的笔迹鉴定专家贝蒂荣,此人是个狂热的反犹分子,他坚持说,这份备忘录是德雷福斯所写。法国军方不顾有其他笔迹鉴定专家指出,这笔迹与德雷福斯的笔迹根本不像,但陆军还是决定要逮捕德雷福斯。本来此事在未进行调查并定案时,应推断无罪并保密。但是,情报局的官员亨利把这个消息漏给了极端反犹的报纸《自由言论报》,于是未审先定,报纸以大字标题报道,“叛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捕”。叛国与犹太军官这两个词,已经给德雷福斯定了罪。在后来的审判中,军方起诉人既不给被告律师看所谓的证据,也不听信其他为德雷福斯辩护、洗罪的证明,那位情报官亨利指着十字架宣誓,他所说的指控都是事实。结果法庭不敢提出任何反驳,因为这已经事关法国军方的荣誉,于是关门秘密审判,判德雷福斯犯叛国罪,取消军阶,送圭亚那服终身苦役。当时法国大多数报道都相信德雷福斯有罪,一片咒骂犹太人之声。那位写了《最后一课》的老都德的儿子,也是一位狂热的反犹民族主义分子。他在报道在荣军院广场举行的取消军阶仪式时,大唱祖国、民族、军队的颂歌,公开咒骂犹太人德雷福斯不是法国人。在荣军院广场上,当着成千上万看热闹的人,折断德雷福斯的佩剑,这是对军人最大的羞辱。但是德雷福斯表现得英勇高贵,他绝不低头认罪。

问:这个案子判得也太草率了。

答:是的。它的呈堂证据只是那张撕碎了的备忘录,而且连真正有权威的笔迹鉴定都没做。其实,当时军方送给法庭的材料里,还有一封被称作“无赖D”的线人,给意大利驻法武官帕尼・扎尔蒂的信。但是军方知道,这封信是线民为邀功胡编乱造的,但是他们不告诉法官,以方便它根据D这个能让人联想到Dreyfus 的名字的字母断案。1895年4月14日,德雷福斯被送到魔鬼岛囚禁。这时,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皮卡尔上校接任了情报统计处长。他又收到了线人巴斯蒂安女士从德国驻法武官施瓦茨・科彭的废纸篓中找到的一张蓝色便条,上面是等待德国人和他联系的要求。这说明法国军队内部又有一名叛国者。这张便条上有姓名和地址,巴黎善心路27号,埃斯特哈奇,1896年8月底。皮卡尔检查了埃斯特哈奇的信件,感觉他的字迹似曾相识,他拿出作为德雷福斯罪证的那个备忘录一看,大吃一惊,这个备忘录和埃斯特哈奇的笔迹完全一致。他再细读德雷福斯的定罪档案,发现根本没有实质性的罪证,于是皮卡尔便向上级报告,并要求逮捕埃斯特哈奇。但他的上司却立即把他调离情报局,把他送到突尼斯前线服役。为什么呢?用那位德国武官的话说:“皮卡尔若证实德雷福斯无罪,而埃斯特哈奇有罪,那么军方及法国的声誉便完了”。这时,德雷福斯的哥哥马提厄为了引起公众重新注意到德雷福斯案件,他故意在报纸上散布谣言,说德雷福斯从魔鬼岛逃跑了。德雷福斯的妻子也给国民议会写请愿书,要求重审。这种压力让德雷福斯案件当时的经手人、现任情报局长亨利慌了神儿。于是他伪造了一份文件,他模仿意大利武官的笔迹,又从巴斯蒂安女士递交的情报中剪下一些字儿,用透明胶纸粘起来,拼接成一份指明德雷福斯为叛国者的文件。这个时候,马提厄联系上了一位年轻勇敢的记者拉扎尔,他是一个犹太人,深信德雷福斯案件是一桩迫害犹太人的冤案,他写了一本64页的小册子,披露了德雷福斯案件不公正的审判内幕,印了3500份,送给法国各界有影响力的人。同时《晨报》偷偷从当时参加做笔迹的人手中,买下了一份备忘录的复印件,公开登在他的报纸上。那位德国武官,一眼就认出这份备忘录正是他所联系的特务、法国的叛国者埃斯特哈奇的笔迹。

问:这位德国武官应该是完全知道内情啊。

答;当然,英国研究德雷福斯案件的专家约翰・布勒丹说:“施瓦茨・科彭掌握着德雷福斯无辜和埃斯特哈奇叛国的证据,他们俩的命运全在他手中”。但是施瓦茨・科彭是法国的敌人,法国军方越乱对他越有利,所以他对此一言不发,只是报告上级说:“我从未与德雷福斯有任何联系,法国政府必须单独为这桩司法谋杀负全责”。这时,皮卡尔已经明白,他的同事陆军参谋部情报局的人是他的对手。他被放逐,甚至被送到随时有危险的前线,完全是为了掩盖德雷福斯案件的真相。他就把自己掌握的材料写了一个综述,并且立下遗嘱,要求万一他遭逢不测,只有共和国总统才能阅读这个材料。1897年皮卡尔回巴黎休假,他违背了军人的保密誓言,把他掌握的材料向律师勒布鲁瓦讲了。皮卡尔与律师勒布鲁瓦的会面是一个转折点。请听友们注意,皮卡尔已面对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保护军队的名声重要,还是捍卫正义重要。这就是班达后来在他的著作中反复阐述的问题。一个知识人,应该捍卫抽象的普世原则,还是捍卫现实的利益集团。哪一个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下次我们再继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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