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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茶坊

太平军占领江宁(南京),是他们造反的重大胜利。洪秀全、杨秀清迫不及待地在这里监理他们的“小天堂”,于是又成为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建都”南京,是个大错误。当时的罗大纲、英国人呤唎,后来大多数的论著都这么看。然而,何以要“建都”南京,为什么是错误,大多没说到点子上。



一般都说,一是由于殿前右史何震川的建议;一是照《李秀成供词》所写,由于杨秀清座船的老水手向杨口头亲禀。有些论著,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前者代表“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后者代表水营意见。这两人意见为洪、杨所采纳,就“建都”南京了。

声名显赫的战将罗大纲力陈不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他的力争远比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议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为什么却得不到采纳呢?

照我看,罗大纲虽然位高功大,又恳切陈辞,但与洪、杨内心基本倾向南辕北辙,又其人不受这两个首领信任,自然不可能被采纳。何震川和老水手的建议,说到洪、杨心坎里去了。甚至可能是得到洪、杨示意而说的。因为何震川是洪秀全的笔杆子,老水手是杨亲近的驾驶员,容易了解洪、杨心思,甚至可能是洪、杨示意让他们这么讲。

洪是农村小知识者。多次考秀才名落孙山,在冯云山的极力鼓动、支持下,决心利用迷信造反。他的文化、视野、曲折,对后来的所作所为,有很大的关系。才造反不久,县城还没占到一个,就“登极”当了天王(即皇帝),这是古来成大事者所没有的。才打进一个小城永安(今蒙山县),就大封几个同谋为这王那王。迫不及待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固然,他在围攻长沙时,曾有“欲取河南为家”的想法,但在首次攻占武昌时,就想要在这第一个到手的省城“建都”了。这个事实,一则表明洪秀全急切要“建都”,二则表明他并非一定要“建都”河南。放弃被战争弄得残破不堪的武昌之后,顺流而下占领南京。“定都”问题再次提出来。洪秀垒当然会想起几个月前“欲取河南”的主张,但他内心已经日益向南京倾斜,而且必然会在亲信之间表露出来。他当然会明白,在这个由朱元璋再度经营几十年的古都,江南首屈一指的名城,足以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实现他造反的期望值。即使北京、南京可以由他随意选择,他也更喜欢后者。这时他已四十岁,从准备造反至今已有十年,厌倦了奔波征战的动荡生活,要及时行乐了。从进入南京不久就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壮丽的天王府,拥有一大群妻妾,深居不出,一切军务皆由杨秀清主裁,连杨要见他也要请旨定时日,都表现出他的心恋。而且,他还想强化教主地位,对臣民进行君权与神权的双重统治,死了以后也让后代崇拜呢。作为秘书的何震川,在洪拍板之前当然看得清清楚楚。于是,迎合洪的心思或受洪示意,说些金陵定鼎完全依照天命之类的话,以“驳倒”反对者。他所写的《建天京于金陵论》,自然深为洪所满意,不几个月内连升三级;文章也被作为同类文章的第一篇。作为钦定文书广为流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58年的戊午刻本,那时是内讧之后,杨秀清还戴着“东孽”的叛逆帽子,尚未恢复名誉。如果当年是杨说服洪而“定都”南京.则此书第一作者何震川即使不因此获罪,但也决不可能再次刊印(有修订)。可见,何震川及其他作者,只是说了洪秀全想说的话而巳。

杨秀清当然也想尽早安富尊荣,但他的犹豫可能会比洪多些。因为他实际指挥作战,从军事角度看,北上直捣北京,才是上策。但这个受过许多苦难和磨练的九千岁,也急于要安定下来,享用大权所带来的一切。在内心深处,个人欲望必然超过军事上的理智考虑。老水手(相当干现代首脑的专车驾驶员,可能还兼有部分警卫职能)作为身边人员,了解他的心思或得到示意,尽量说“定都”南京的好处,北上的不利。既要用杨内心基本倾向来消除他的些许犹豫,更是要讲给众人听的。不然,怎么敢又安用“大声扬言”?

在“定都”南京之前,杨的权势还远没有后来逼封万岁那样大。所以在是否“定都”南京的问题上,洪比杨的决策权要大一些。当杨准确无误地知道洪的真实倾向时,也乐于赞同。因为他还有及早发展自己权势的小九九呢。

以洪、杨这样的心态,只要反对的意见不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定都”南京是唯一的结论。罗大纲等人怎么力陈其非、痛心疾首,都改变不了洪、杨的心态和基本倾向。看看近年有些暴发户,一掷万金无吝色。住总统套房,包三陪女,摆豪门宴,赌场豪赌,啥摆谱玩啥,钞票卷炮仗,就可以窥见一百多年前洪、杨的某些心理痼疾。

一些论著说,“定都”南京,使太平军失去极为有利的战机,给清政府以喘息的时间,有可能组织力量攻击太平军。这自然不错,但只是一望而知的后果。

从军事上来说。为了保住洪、杨的“小天堂”。不但没有足够的兵力北进,而且在清方南北大营的多次围攻下,只能从外地调兵解围。用最浅俗的说法,安乐窝就成了极其沉重的包袱,背上了就走不大动了。也就是,战略上从主动转为被动的根本性的错误。

而且,还有其它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加速内讧。太平军内讧是迟早要发生的。但如果没有“定都”,在不断进军战斗中,没有相对安定小环境,内部矛盾较可能掩盖起来。不会那么快发展到你死我活,自相残杀,任人唯亲,石达开出走。

其次是极端政策充分大暴露。比如,大肆屠杀清政府官员、满族人、知识者和商人,分男行女行强迫男女一概分居,将南京搞成一个大集中营大军营,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城内基本上废止商业,强迫搞邪教仪式,毁坏文物古迹,禁止历代诸子百家书籍等等,在“天京”全面大暴露,从而在全国人心丧尽。

再次是急剧腐化。看看洪秀垒建天王府,杨秀清的豪奢骄横,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到后来就亲嬖弄权,贿赂公行,实官鬻爵,恣意敲诈,许多作为令人目瞪口呆。凡此种种,引起军心涣散,战斗力衰落。

还有是导致最后失败提早到来。洪秀全贪恋南京,不肯让城别走,一味信天,由欺人而自欺,无法可想时服毒自杀,失去了尽量保存太平军实力的唯一可能,并且导致全军精神上的瓦解。

军事上由主动变为被动,后果是直接的。其它方面虽不如军事上那么立竿见影,其危害之深重,绝不能低估。

照我看,“定都”南京,既是洪、杨为自己找到安乐窝,也是为自己建造了坟墓。

太平军的失败,决不是中国的不幸。像“天京”那样的社会,当时中国百姓绝不羡慕、向往。不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其文字中视为一场深重灾难,而且过了很久,还有许多农夫市民说起“长毛反”,便谈虎色变,虽然他们是从祖辈那里听来的。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撇开偏见,就能看出,很多体制、举措恰恰是文明进步的负面。

太平军“定都”南京,是古城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著名古都承受了最大最久的劫难,使其他地方得以减轻或幸免。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萧孚泗因攫取金银财宝怕追究而纵火焚烧天王府,是个不可原谅的罪行。非但烧掉了南京百姓多年血汗,还烧掉了一部极其难得的活教材。不然,今天和明天的人们,很可以从“十年壮丽天王府”,看到许多珍贵文物,看出洪、杨内讧和太平军“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那是一座摆在地面上的皇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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