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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摘



有时候,我对爱德这种通过口头访问来研究长征历史的方式不大认同。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能算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但是不管爱德是错还是对,我都要重走长征路、了解长征,因为别人认为我们做不成这件事。但有时我又有点儿怀疑,两个笨拙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穿来穿去,到底能不能发掘出一些有关长征历史的新东西。

红军纪念博物馆坐落在所剩无多的老城区的一座山上,俯瞰着扎西 镇。它的正下方就是扎西会议旧址,以两个涂着红漆的大厅为主体建筑,1935年时这里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已经整葺一新,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经住过的房子一起被围在一个安静的院子里。这幢房子不大,狭小的正屋两侧一人一间房,博物馆的讲解员罗红芳告诉我们毛泽东和张闻天是在一起吃饭的。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长征开始前就在瑞金城外的云石山相邻而居,从那以后他们的住处经常仅一墙之隔。到达扎西前两天,张闻天于2月5日在花房子召开的会议上正式取代博古的位置,在党内负总责。也许他的提升显示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对党和军队的控制权的加强,但是后来,他的倒台和“反右运动”中遭受的迫害使扎西在很大程度上从历史的地图中被抹去。

“因为扎西镇的会议与张闻天有很大关系,与这些会议有关的文件全都被审查、‘丢失’或忽视。”罗红芳说,“遵义会议广受关注,但那次会议还有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倒是扎西会议解决了这些问题,并确定红军最终向北穿越长江的战略。”

通过博物馆的藏品,过去的年月显得真实可鉴。罗红芳对当地的历史非常熟悉,给我们讲解时充满感情。有一间屋子里面展出的全是长征者写的标语,这些写在木板上的标语是从红军当年住过的当地人家取来的。罗红芳说,毛泽东命令战士们在扎西扔下那些不是特别必要的东西。一个装着X光设备的箱子被埋在农民家里。会议厅里,参观的人多爱用手去抚摸毛主席坐过的座椅靠背以求好运,椅背被磨得光滑锃亮,就像北京白云观的石猴一样。

但这个博物馆显然少一样东西,一样其他博物馆引以为荣、放在最显眼位置的东西———中央领导参观博物馆的照片。有重要领导人莅临的博物馆总会获得丰富的资金以及遍及全国的关注和宣传。但扎西的博物馆没有受到这样的惠顾。

馆长郭璋琼正在办公室烤白薯,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家乡不能得到长征光环的眷顾。但现在,她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有机会改变这一切了。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开始长征的时候,已经怀孕五个月,一渡赤水后生下一个女儿,但这个孩子立即就被送到一个农家寄养。长征路上是没有办法养孩子的。



后来这个孩子没有了任何线索。索尔兹伯里1984年采访过一些长征幸存者,但没能查明孩子准确的出生地点,就连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他曾经照顾过贺子珍———也说不出确切答案,只是告诉索尔兹伯里,可能是在四川的白沙 、贵州的枫香坝或是云南的扎西。 这个谜至今没有解开。

罗红芳把我们带到扎西博物馆一个很小的展区,那里全部的展品都是关于长征女战士的。在颗粒粗大的黑白照片中有一张非常显眼,那是一张贺子珍的全身照,大概是长征结束两年后在延安照的。她笑着站在那儿,非常放松,留着男孩式的短发,戴着一顶红军帽。罗红芳给我们讲起了当年的故事,她讲得绘声绘色,富于想象,让我们看到一幅贺子珍含泪听从毛泽东的命令留下孩子的画面。罗红芳还告诉我们两个过去不曾耳闻的细节,恐怕威信县以外没有人知道。

一个细节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确定那个孩子就生在他们花房子地区,也是在那个村子里张闻天被推选取代博古,对党内负总责。郭璋琼后来证实她曾经拜访过花房子一带的老村民,他们说红军走的时候确实留下了一个女婴。那些村民从来没考虑过那会是谁的孩子,他们不像郭璋琼知道那么多:贺子珍是当时惟一一个生孩子的红军战士。

第二个细节是在离县城30公里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个老妇人据说可能是被留下的那个孩子。

刚过晚上7点,我们坐在威信县中心一家现代化公寓的厨房里。

炉子另一端坐着的可能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外孙女———38岁的杨庭艳和32岁的杨庭玉。

我们本想在这儿找到她们的母亲。郭璋琼告诉我们,母亲最近刚出院,和大女儿、三女儿一起住,但那天她正好回自己家了。我们那时对“毛主席的孩子”的说法非常怀疑。毛泽东和贺子珍总共失散了三个孩子,除了长征婴儿,还有两个留在了江西。有关这些孩子的传闻铺天盖地,宣称自己就是的也大有人在。但根据我们在博物馆了解的信息,这会是一个新的故事。于是我们想:听听她们说些什么。

杨庭艳给我们讲了她们知道的一切。

“当地一个叫陶云乡的官员一直在研究本地区长征时期的历史,他对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孩子非常感兴趣。他确信当初这个孩子寄养在一个苗族家庭里。去年年初,他访问了水田一位叫郑明全的老人(水田是位于花房子上方几公里的一个小城镇)。郑明全告诉他,1935年2月时,自己住在花房子。在山上400米的地方有一个苗族家庭,户主叫熊智奎。”

“1936年熊智奎来看郑明全。他非常沮丧地说,有人塞给他一个2岁大的小女孩。熊智奎家非常穷,他想来问问是不是应该收养这个女孩。郑明全说应该没有问题,并说如果需要他可以提供一些粮食。在苗寨里没有把孩子丢给别人养的人。”



“熊家抚养的女孩小名叫‘毛妹’。郑明全说她应该就住在附近,90年代初的时候还来拜访过他。这是1947年毛妹过继给人家做童养媳后,他第一次见到她。”

杨庭艳给我们看一张发蓝的照片,照片上有一个穿苗族服装的年轻女子。

“这是我母亲,”她说,“毛妹。”

如果在这个紧要时刻,我们能在照片上或者她两个女儿的脸上看到一颗著名的痣,那就更让人兴奋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德说:“肯定还有更多的证据。你怎么能确定毛妹和熊智奎收养的孩子是一个人呢?”

杨庭艳的丈夫熊明虎(与熊智奎没关系)接着告诉我们更多事情。

“毛妹的家里没盐巴,她到她姨妈家里拿盐巴,她姨妈给她盐巴后,告诉她她是养(拣)来喂的。她的哥哥欺负她,也说她是养(拣)来喂的。还有就是生日的问题。”

“什么意思?”

“她父亲叫她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生日是1936年,而他对别的孩子没有这个要求。熊智奎1946年去世,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毛妹,她记住的生日是错误的,她的实际生日是1935年2月。”

爱德看看马普安。1935年2月5日,红军在花房子,郭璋琼确信贺子珍在那里生下了一个孩子。而毛妹作为一个寄养的孩子,也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前10年。

时间没错,地点没错,“收养”的关系也没错。

“我们能去看你们的母亲吗?”马普安问杨庭艳。

杨庭艳有些激动,“当然,我们明天就去,我母亲从没见过外国人。”

“我也从来没见过外国人。”杨庭玉说。

“我们再问一件事,”马普安说,“你们怎么认为?你们相信自己的母亲是毛主席的女儿吗?”

她们耸耸肩。“不能说。”杨庭艳说。

杨庭艳12岁的女儿熊启夙站在我们后面,她宽大的脸庞似乎在哪里见过。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想象力可能完全战胜了理智。熊启夙一直在听我们的谈话,她轻声说:“相信。”

日记选摘,马普安,威信县,2003年2月18日 ……如果这是一个精心编织的骗局,如果他们只是在愚弄我们,那么这些人肯定可以获得表演奖。我心里从不怀疑,他们肯定确信自己说的每句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正确的。

就算用新长征的标准来衡量,天池苗寨也算是非常偏僻的。我们爬的山又高又陡,俯瞰山谷的感觉就像从飞机舷窗往下看。50年代的时候曾有一支北京来的工作组到水田寻找毛泽东的孩子,但他们没有找到毛妹。那时她和家里人不在那里。熊智奎1944年死后他们就搬走了。1947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两年,毛妹被送到天池的杨家,将来做他们家儿子杨洪明的小老婆。那时她12岁,任务是放羊。她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毛妹的大名叫熊化芝,她在自家大门口迎接我们。她的家是典型的黑木、单层苗族小屋,中央门廊两侧连着侧屋。她的皮肤粗糙没有光泽,脸上的皮肤紧紧箍着骨头,看上去可不止68岁。虽然刚出院,她走路已经不用人扶。她带我们走进右侧屋的前屋,自己坐进黑色炉台远端的裹着棉垫的扶手椅里。她身后的墙上挂着十大元帅骑在马上的海报、一幅文革时期的锡制毛主席浮雕像,还有一张赵薇在《还珠格格》里的剧照。熊化芝冲我们笑着,用手势示意我们坐在炉台边的长椅上。我们问了问她的健康状况,她表情有些痛苦地说:“不太好。”

炉台上热着黏米饼。熊化芝的二女儿,34岁的杨庭花给大家倒茶,熊化芝让我们吃热点心。我们听不懂她的话,坐在母亲对面的杨庭艳就把她的话翻译成普通话。

“苗族春节有一个传统,”杨庭艳说,“这些点心一吃完,节就算过完了。”

熊化芝对自己的家庭背景知之甚少,她把她了解的全都告诉了我们:父亲去世后,母亲如何带她到的四川,又如何在1947年返回天池,以及她如何被告知自己的真实出生日期。

“你母亲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什么当初要告诉你错误的生日?”爱德问。

“没有。”

“你从没问过吗?”

“没问过。”

我们离开时,熊化芝送给我们一件手绣的罩衣,她年轻时做了一些这样的衣服在特殊场合穿。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工艺品,我们不想拿着。“拿着吧。”她坚持。

“你弄清楚自己的身世后,我们就把它还回来。”爱德说。熊化芝笑着,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我们离开威信,马普安病了。晚上他剧烈地咳嗽,弄得我们两个都无法入睡。我们在北京的医生猜他可能得了支气管炎。爱德平和的性格也因为要应酬各种关系还要照顾马普安而产生了扭曲。贾霁第二次在遵义见到我们的时候,给爱德起了个外号叫“吵架大王”。

这不是开玩笑。爱德的情绪影响了他和所有人的关系,甚至是他自己,他感觉到了这样的变化,并对此深恶痛绝。他每天都下决心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一次又一次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爱德35岁生日后两天,我们到达了贵州的桑木镇。经过在路上四个多月的奔波,爱德似乎已经“大彻大悟”,了解了哪怕是最琐碎的商品、最不值得一提的服务的价值,以及人们各种行为的起因。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专家”。

我们在桑木住的旅店的老板娘热情友好,和三个女儿共同打理生意。我们早上结了账,包括前一天晚上的饭钱。以当地标准看,价格有些高,爱德让老板解释一下。她一项一项地核算,最后算到我们昨天晚饭时喝的茅台啤酒。

“茅台啤酒,si元。”她说。



我们已经习惯了当地方言中10和4的发音混淆问题。爱德确认了一下:“是四,对吧?”同时还竖起四根手指。但他却因为疲劳昏头昏脑地犯了错误———以为老板娘什么都不说就表示“赞同”,把我们这四个月以来从无数次教训中得来的经验忘得一干二净———永远不要把对方的沉默当做是他已经理解我们的意思。

最后的合计价格不对。爱德要求重算,老板娘就把所有东西的价格都写下来。最后她写道:“一瓶茅台啤酒,10元。”

我们从没买过5块钱以上的啤酒。这种明目张胆的要高价让爱德更加怀疑整个账单都是在弄虚作假。这个女人看上去那么和蔼,那么通情达理。爱德怒斥她是骗子。几个从隔壁商店过来的男人跟我们解释说,茅台啤酒很高级,所以价格要贵一些。

“简直是垃圾。”爱德说,“它尝起来味道也不怎么样。你们这是骗钱,你们这些买卖人合起伙来想敲诈我们。”

“拿着钱吧!”爱德大叫,把钱扔给他们。他完全爆发了,大骂旅店老板和那些店主是骗子,给国家丢脸。

刚走出10米,爱德记起来他的照相机落在旅店了,便回去取。

“这是找你的钱。”女房东说,递给他一把钱。

“我们让他们出丑了!”爬上一座小山丘时马普安说。疾病带来的不适使我们的心态十分武断和封闭。

“对,他们肯定忘不了他们的第一批外国顾客了。”爱德说。

快到镇子边时,爱德的好奇心驱使他走进一家商店。他想进一步证实自己“英明的判断和可靠的经验”。



“茅台啤酒?”店主说,“那可是高级酒,8元。”

爱德又试了另外一家商店。“8元。”

爱德知道中国人眼中典型的“坏老外”形象:没有耐心、自高自大、好像什么都懂,就像长征电影里演的那样。他不想变成“坏老外”,也不想别人把他当成“坏老外”。他下结论太草率了,侮辱了那些诚实友好的人。

“我的天,我快成李德了!”爱德说。

摘自《两个人的长征》,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 李爱德·马普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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