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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天天新报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吴光伟

吴光伟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满怀着一腔救国热情奔赴延安,成为早期延安舞台上最光彩的角色,并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不料她被卷入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中,从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早期延安最靓丽的女性

1937年延安舞台上最光彩动人的形象,是独幕话剧《母亲》中吴光伟扮演的母亲;1937年延安生活中最靓丽的女性,是担任史沫特莱翻译兼秘书的吴光伟。

1937年6月20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城里由基督教堂改制的大礼堂举行集会,纪念被尊奉为“世界革命文学导师”的高尔基逝世周年。当天晚上,演出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母亲》。剧中主要人物母亲尼洛夫娜由吴光伟扮演,她扮演的母亲,形象丰满、仪态端庄、话语不多,举手投足之间都充满着无私的母爱。在早期延安革命舞台上,多以反抗暴动和标语口号来表现革命的戏剧演出中,吴光伟的表演显得更加专业、艺术。据当时现场观看过演出的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记载:“吴广惠女士(译音,即吴光伟)扮演的母亲,她不忍心看小孩饿死而把他杀了,演得那么凄恻动人,观众中许多人都不禁暗暗流泪。”

整个延安时期(1937~1947)的文艺演出活动都非常活跃。吴光伟1937年2月从西安到延安,大约同年9月离开延安,在延安期间还在由中央剧团、平凡剧团和战号剧团联合演出的话剧《阿Q正传》中扮演赵夫人,在《杀婴》中扮演母亲。此次演出《母亲》,是由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十二队、十三队学员为主,其他剧团演员参与演出,当时在第十三队学习的陈明为召集人。留在陈明记忆中的吴光伟,身材苗条,性情温婉,品貌端庄,思想进步。

出色的翻译兼秘书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顾祝同率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吴光伟在西安事变后就参加了西北救国联合会妇女部的工作——“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中国社会出版社《吴光伟自述》)国共合作后,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但进入延安仍然需要组织介绍。吴光伟通过西北救国联合会的介绍,为了追求革命的理想而奔赴延安。

知识青年进入延安,首先需要经过党的外围组织或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后向各相关接待处报到。吴光伟此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演出话剧,熟悉英语,略通日语,在抗大学习的同时,就被安排参加外事接待工作,担任英语翻译。

1937年3月底,美国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利夫(Earl Leaf)到延安采访。吴光伟受命出任其采访毛泽东、朱德时的翻译。

据史沫特莱记载:“第一天他(朱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原来是女演员的吴莉莉(即吴光伟),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在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访谈中,遇到朱德不懂的美国文化内容,如著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由吴光伟从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并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朱德作参考。此间吴光伟的翻译兼秘书工作是很出色的,得到史沫特莱和朱德的首肯。

1937年5月,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又名海伦·斯诺也以记者身份来到延安采访。她为吴光伟的舞台演出所感染,更为生活中吴光伟高贵优雅又时尚现代的气质所惊讶,专门请吴光伟作访谈。多年后,她记忆中的吴光伟形象依然光彩鲜亮。

我第一次见到莉莉是在剧院里,当时她正在演出高尔基的《母亲》,并扮演主角。她当时是延安的明星女演员,不仅有当演员的天赋,而且能够在舞台上独领风骚。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二十六岁芳龄,已经结婚却并不依赖自己的丈夫,至少当时丈夫不在她的身边。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延安的其他妇女则把头发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子。在延安,只有我和莉莉烫发、涂口红,尽管我俩都很谨慎,不敢涂得太重,这也不合延安的习俗。她是抗大学员,空闲时间都在学习……

吴光伟命运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早期延安的“吴光伟事件”。这起所谓“吴光伟事件”,缘起于史沫特莱在延安掀起的交际舞运动,引起革命队伍里部分经过长征的女同志反对,最终导致贺子珍冲进史沫特莱住处,与吴光伟发生肢体冲突。事后,吴光伟、贺子珍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尤其是吴光伟,她以一个现代知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权利意识,要求有关方面对此作出裁决,给她一个公道说法。这在党内被称为“吴光伟事件”。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危机并离婚,最后贺子珍出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都被“礼送”出延安。

曾经丰富的人生经历

吴光伟进入延安之前,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历,思想比较激进,有爱国热忱,有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有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

据她在延安接受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采访时介绍,她1911年出生于河南,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父亲在北京担任盐务局局长,是个诚恳、勤奋、安分守己的人,维持着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她出生的家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兄弟姐妹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北平的教会学校,1925年的五卅运动,给她很深的爱国主义影响。1926年3月18日北平学生举行抗议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她和同学们冒雨等候在段祺瑞政府门前,得到的答复却是有的学生被警察打伤,还有一名学生被枪杀。后来,她转学到上海,在一家商学院的女生部专攻英语。她学习很用功,在班里得过最高荣誉奖。课余时间,她喜欢打排球和篮球。班主任是一位曾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的广东人,对社会工作很热心,常带学生参观上海的大小工厂。吴光伟非常喜欢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得了高分,还激发起希望去改善工人们悲惨生活的社会理想。

这样一位深得学生喜爱的班主任,却遭到学校的解聘。吴光伟作为女生部的代表,要求校长收回解聘班主任的成命。校长表面上答应了学生的要求,但几天过后还是解聘了那位班主任。暑假开始,吴光伟曾想再组织一次斗争,但同学们大都离开了学校。1929年秋季开学,她又回到北平的经世中学。对教会学校管理制度和昏聩教师的反感,作为学生领袖之一,她又一次成为学生运动的组织者,结果是包括她在内的三十名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不久,吴光伟考取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吴光伟恋爱的对象是张砚田,当时在北平大学读书。他们在1934年3月1日结婚,当时吴光伟23岁。同年8月,张砚田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吴光伟毕业后,曾在北平中华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同时兼做家教,每月收入60元,自己用20元,其余都寄给在日本读书的丈夫,帮助他完成学业。不久,她也到了日本,对那里的国民教育水平有很深的印象。三个月后,她回到国内,正逢国立南京戏剧学校招收首届学员。1935年10月吴光伟考入该校学习,同学中有叶仲寅、沈德蔚、左恭、贾耀恺、朱家训等人。

曾经在北平师大和南京戏剧学校与吴光伟两度同学的叶仲寅(叶子)回忆,自己在北平师大学的是国文系,吴光伟学的是外文系,彼此都很面熟。南京戏剧学校开学时,忽然发现还有原来的校友,就格外熟悉起来。1936年初,学校排演果戈里的喜剧《巡视专员》(即《钦差大臣》),吴光伟扮演市长夫人,很受欢迎。演出后她却走了,学校挽留她,她以经济拮据而告辞。

吴光伟自己解释离开南京的原因是:“我把演戏看成是大众教育的一种形式。我在该校学习演技,但不久就发现训练很有限。虽然这是一所新式学校,但它没有什么前途,只不过是给那些腐朽的官僚提供娱乐消遣罢了。”

离开南京后,吴光伟又回到北平,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看书。1936年夏,她到西安,在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当职员,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月薪60元。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她参加西北民族救亡联合会妇女部工作——“我们想动员西安的全体妇女都来参加,我还帮助写宣言和标语,并在我的办公室里搞印刷……对我来说,那真是一段好时光,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个有用的人。我和一位懂政治的朋友住在一起,她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共产党员。我渴望从事革命工作,并想知道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我获悉有可能到延安学习,就在1937年2月19日来到了这里。我期望经过全面训练之后能成为一名党员。”她认为,西安事变更促使她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特别是抗日运动之中。

对于自己的婚姻,她当时认为自己的婚姻处于维持状态。丈夫是进步的,但不够活跃,像大多数普通中国人那样。她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浪费在琐碎的家务上,希望能够在社会事务方面有所作为。她理想的婚姻是丈夫和妻子都在进步者的圈子里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涉,否则不如过单身生活。

离开延安后的日子

离开延安后,吴光伟先在西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工作,她仍然希望能够回到共产党队伍里来,但由于婚姻关系以及难以裁决的“吴光伟事件”影响,她被谢绝在革命阵营之外。几年后,她随丈夫到重庆,再到台湾。

1938年3月至7月,吴光伟曾经呆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山西转移到西安,借住在莲湖公园旁边的一个中学里。对于曾经一起演过戏的昔日战友,吴光伟亲自找到西战团驻地,看望这支寄托着自己艺术理想的队伍。多年过后,陈明还清楚地记得,吴光伟不止一次来看望大家,其中有一次还为他带来肉包。从她委婉的叙述中,陈明感觉到似乎是其婚姻拖累了她。

另据朱家训回忆,1938年4月他从重庆到延安,改名朱丹,进抗大第四期学习,未及毕业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同年10月因生活不习惯而告退,搭乘八路军汽车到西安,在城门外被国民党守军拦截,押解到设在东厅门的干训四团受训,后来他参加该团艺术大队工作。在这里,他惊奇地发现原来在南京戏剧学校的同学吴光伟也在这里,担任女生大队少校指导员。同时在这里担任上校教官的还有连战之父连震东。朱家训离开延安前夕,曾接受抗大委托捎带200封募捐信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他一直与八路军办事处负责接待工作的鲁明保持联系。吴光伟通过朱家训希望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组织联系,经组织安排由办事处组织科长居敬与她谈话。可惜过了很久,她都没有得到这次谈话的结果,便一直留在干训四团工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西安干训四团教育长是胡宗南,训练宗旨是“要以异党分子训练成为吾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据朱家训观察,吴光伟是身在“国”营,心仍然惦记着“共”,并努力帮助积极抗日的同学。

1939年2月,朱家训因被发现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有联系,以参加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上山西前线名义离开干训四团。走到黄河边,他意外地收到署名吴薇的信,原来是吴光伟托人带来的,其中说到她在西安过得很苦闷。1939年4月,朱家训再回到西安,因手头拮据,找吴光伟告急。吴光伟给他40元钱,他乘火车到宝鸡,转到四川。此后,他们就没有任何联系。

吴光伟1937年2月到延安,大约在8月底9月初离开延安。同年8月底,贺子珍也离开延安。也是在这个8月底,江青来到延安,在经历过政治审查和党校学习、鲁艺工作后,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从此,吴光伟在延安的经历被所有关于延安的革命历史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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