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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茶坊

对于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的原因,周作人曾披露主要是因为“成绩不好”。当时鲁迅最高的伦理学83分,德语、物理、化学只有60分。至于他“最敬爱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只有59.3分,不及格。


鲁迅生前留影

1、鲁迅自己说,弃医从文的原因是觉得“强健民族体魄”不如“医治民众心灵”更为重要。但其弟周作人却曾著文提及:鲁迅从日本仙台医专退学,主要其实还是因为“成绩不好”。最高的伦理学83分,德语、物理、化学只有60分。

而他“最敬爱的”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学只有59.3分,不及格。

2、从仙台回到东京后,除了回绍兴与朱安成婚外,鲁迅一直在此滞留。这段时间里他既无职业也无家庭资助,却能在物价昂贵的东京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不但出入歌舞场所,还雇日本女佣,甚至资助二弟周作人留学。

这些钱从哪里来?以他的成绩根本不可能申请奖学金。那么是官方赞助?同乡资助?误中彩票?鲁迅对此终身未置一词。

谜一样似乎无所事事却能滞留昂贵的东京长达5年,度过其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3、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二十一条》。这条约人人都知道: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不愿一个人背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表示同意——不签名也可以,辞职走人便是。

时任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

所以后来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嘲讽一针见血:“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

4、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兄弟自此失和,终生不睦。连鲁迅去世,周作人都未前往奔丧,彻底地老死不相往来。

鲁迅的说法是:他对羽太信子大手大脚的持家多有批评,惹恼了羽太信子,于是信子就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致使兄弟失和。

羽太信子的说法是:鲁迅偷窥她洗澡。但如果仅凭羽太信子的指责,周作人就不分青红皂白断然与大哥绝交,未免也太低估了周作人的双商。

还有一种貌似荒唐的说法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羽太信子同居。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负责,并主动介绍赴日留学的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手。三人在北京同居一院后,信子近在眼前相处日久,鲁迅旧情复燃,进而想让信子一人共侍二夫。这才是最终导致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

十几年后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一个被奉为神,一个被视为鬼。当了神的哥哥鲁迅的说法当然被广泛当成了事实。只是对照周作人的原文,哪一种看起来更可信?

5、被鲁迅骂为“狗”“乏走狗”“落水狗”的人,几乎都是当时的名流: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陈源、李四光、成仿吾、顾颉刚、沈从文……这里面很多人家世比鲁迅深厚、学历比鲁迅显赫、为人比鲁迅谦和。

鲁迅骂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杨荫榆是“性变态”,而杨荫榆之所以惹鲁迅讨厌,是因为当时任校长的她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触到了正与许广平暧昧中的鲁迅的痛处。

1937年日军侵华后,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鲁迅骂大学生陈其昌拿日本经费,事实是陈其昌在上海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日本人抓起来装进麻袋乱刀戳死。鲁迅常常痛骂的高长虹在法国留学,听说日本全面侵华之后辗转多国赶回中国抗日,跟随国军转战大半个中国。

鲁迅骂的是这样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人。之前他鼓励许广平刘和珍带头反对北师大及教育部,而当刘和珍们去游行示威之时,他却力阻许广平不许前往。

然后就有了人人都学过的《记念刘和珍君》。

6、1931年九一八事变,举世震惊,鲁迅却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不知道。”(《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他干了些什么呢?12月与“友人”出版旬刊《十字街头》,而鲁迅以“阿二”为笔名发表的,都是令人难以启齿的辱国歌谣:《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讽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协商以军事外交途径化解民族危机的努力,把国民政府说得天下最黑最无能,倒像是日军配合军事侵略的心理战传单。

1932年淞沪抗战,十九路军浴血奋战,鲁迅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全家躲到内山完造的书店里,而这书店据说其实是日本特高科驻上海的联络站——当然鲁迅对此是反驳过的。

就算不是吧,那鲁迅在干什么呢?此时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鼓励中国将士,而1932年2月16日的鲁迅日记记载:“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

对于日本人,一个骂字也没有。

7、日军占领上海时,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成员内多发徽章和照片。许多青年不懂地下工作的残酷,一旦被日军发现难免被杀。

鲁迅是这样说的:“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原来日军不是残酷是认真,青年不是爱国是愚蠢。

8、30年代之后,鲁迅不断为苏联辩护。他明明知道苏联肃反中的大规模清洗、杀戮、监禁和流放,知识分子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却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和《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文章中告诉青年:

像这样对反动派决不怜悯的无情打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为正当的”,“正确的战法”,是有“坚强的意志的战士”所不能不采取的斗争方法。

他若是能再活三十年,多半也是要双手拥护的。

9、鲁迅是是有钱兼有闲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国是最高薪的职位之一,他的稿费收入在民国是暴富阶层的水准。他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和日本老板茶余饭后相谈甚欢,享受着和许广平经常去“大光明”看西洋电影的乐趣,同时骂着当时内外交困艰难前行的国民政府。

“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唐弢《琐忆》)

鲁迅一边安然无恙地骂,一边自由出版着他的《伪自由书》,一边感叹这样的自由是“伪自由”。事实上1927~1937这十年,堪称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真正时期。

当鲁迅离世后被誉为“民族魂”之后,其弟周作人曾说:

“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地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

所以真实的鲁迅,即便小说写得确实不错,但究竟能不能称得上光芒万丈的民族脊梁,即便过了八十年,也是谁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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