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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腾讯网

  1922年5月列宁中风,由于担心致残失语,无法继续工作,要求提供毒药,以备不时之需。列宁不止一次地向斯大林、克鲁普斯卡娅、乌里扬诺娃、秘书福季耶娃等人提出过索取毒药的要求,被直接要求执行这一任务的是斯大林。政治局委员们都反对这样做,要求未被执行。

  列宁卧病期间 确实向斯大林要毒药

  上世纪60年代,我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中读到,1923年2月底斯大林告诉他,重病中的列宁向他索取毒药,以备不时之需。

  托洛茨基是这样说的:在列宁第二次卧病期间,1923年2月底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会晤时,在秘书离开以后,斯大林告诉我们说,列宁曾经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列宁快要失去说话的能力,认为他的病已经没有希望,预见到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了,不信任医生,他毫无困难地发现他们是自相矛盾的。他的神志完全清醒,但是他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反对:“自然,我们甚至不能考虑执行这个要求,格季耶(为列宁看病的医生)没有失去希望。列宁还能康复。”

  “这一切我都对他说过,”斯大林回答说,毫无不快的味道。“但是他不想听道理。老头子在受苦。他说,他要把毒药放在手头……只是在他确信,他的情况毫无希望时才用它。”

  那时我对托洛茨基记述的这一情节是怀疑的。因为列宁在去世之前还听克鲁普斯卡娅读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

  当时托洛茨基也对此表示怀疑,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列宁不可能把这样的任务委托给他已经不信任的人。他写道:当时极其怀疑斯大林的列宁怎样和为什么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因为从事情的表面来看,这意味着高度的私人信任。在列宁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之前仅一个月,他在遗嘱上写下了他的无情的附言。他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几天,同斯大林断绝了一切私人关系。斯大林一定会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列宁不找别人而偏偏求助于他呢?答案是简单的: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凉的要求的唯一的人。同时,可能他是想试试斯大林,这个“专烧辣菜的大司务”到底怎样热衷于利用这个机会?

  不过后来看到一些资料,令人不得不相信托洛茨基的记述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确实有过这个插曲。

  “如果瘫痪发展到失语, 请提供氰化钾”

  1967年3月20日苏联作家亚力山大·贝克采访了列宁的女秘书福季耶娃。福季耶娃从1918年起就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同时又是列宁的秘书,从1938年起在列宁博物馆工作。

  在交谈中,福季耶娃主动谈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情。她说:那个时候我两次到斯大林那里去过。第一次是为毒药事。但此事不能写。第二次去是转交列宁关于民族的信。先谈毒药。这是在夏天(1922年)的哥尔克,列宁请求斯大林给他弄来毒药——氰化钾。他是这样说的:“如果事情发展到失语,那我就服毒。我想手头拥有毒药。”斯大林同意了,说:“好的。”

  然而,列宁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知道了这次谈话,表示坚决反对。她说,这种病常会有各种转机,即使失语也是能够恢复的。总而言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得到毒药。但又一次中风后,他再次派我到斯大林那里取毒药。我打了电话,到他家里。斯大林听我说后表示:——费尔斯特教授给我写道:“我没有根据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会恢复工作能力。既然有这种诊断,我不能提供毒药。”

  我什么也没有拿到就回到弗拉基米尔身边,转告了同斯大林的对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发脾气,怒骂起来。生病期间他往往为小事发脾气:例如电梯坏了。他大喊大叫道:你们的费尔斯特是招摇撞骗分子。用支吾搪塞的话来敷衍我。

  我还记得列宁说的话:——他写了什么?您亲眼看见了?——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看见。

  最后,他对我喝了一声:——滚吧!

  我走了,但最后还是顶了一句:——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而是著名学者。

  数小时后,列宁给我打电话。他平静下来了,但很郁闷。——对不起,我发火了。当然,费尔斯特不是招摇撞骗分子。我是在气头上说的。

  据《苏共中央通报》的资料,列宁是在1922年12月22日把她叫去的。福季耶娃在笔记本中记道:“12月22日晚6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叫去并口授如下:‘如果瘫痪发展到失语,不要忘记采取一切措施以取得和提供氰化钾,作为一种人道措施和效法拉法格……’他还补充说:‘这一札记不算日记。您理解吗?而我希望您能执行此事。’前面删节的话我已无法记起。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因为说得很轻。我再问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嘱咐绝密保存。”

  斯大林绝密文件 不是捏造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出版了他的三部曲之一《列宁政治肖像》,其中也提到列宁索取毒药的事,其中有当事人的回忆,也有解密的档案文献。

  有确切记载的是1989年12月公布的玛·伊里乌里扬诺娃(列宁的妹妹)的纪事。其中写道:“1920-1921年,1921-1922年两个冬天弗·伊里奇身体都不好。头痛,丧失工作能力,折磨得他坐立不安。我说不清是在什么时候,反正在这段时间里有一次弗·伊里奇对斯大林说,他也许会瘫痪,求斯大林答应他,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帮他搞些氰化钾来。斯大林答应了。为什么弗·伊里奇求斯大林办这件事呢?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做事果断、心如铁石的人,再也找不到他可以求其办这种事的人了。”

  玛·伊·乌里扬诺娃接着写道,“弗·伊里奇在1922年5月即第一次中风之后又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请求。弗·伊里奇当时认定,他的一切都完了,便要求把斯大林叫到身边呆一会儿。这个请求很坚决,大家都不敢拒绝。斯大林在弗·伊里奇那里确实呆了不到5分钟。斯大林从伊里奇那里出来后对我和布哈林说,弗·伊里奇要求他去弄毒药,说是因为已经到了履行以前的诺言的时候了。斯大林答应了。他同弗·伊里奇吻别后,就出来了。但是后来我们一起商量后决定,应当让弗·伊里奇振作起来,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里奇身边。他告诉弗·伊里奇,他同医生交换了意见,确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还没有到满足其请求的时候。当时弗·伊里奇露出愉快的神情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尽管又对斯大林说:‘您在说谎吧?’‘您什么时候见过我说谎’,斯大林回答道。”

  沃尔科戈诺夫直接引用了两份档案文件来证实此事。第一份是1923年3月21日斯大林致政治局委员的信。全文如下:

  绝密

  致政治局委员们

  星期六,3月17日乌里扬诺娃同志(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极端秘密地通知我,“弗·伊里奇请求斯大林”,要我,斯大林,负责为弗·伊里奇弄到一份氰化钾并交给弗·伊里奇。在同我谈话时,娜·康还说,“弗·伊里奇遭受极大的痛苦”,“难以继续活下去”,她坚决要求“不要拒绝伊里奇的请求”。鉴于娜·康特别坚持,也鉴于弗·伊里奇要求,我同意了(在同我谈话期间,弗·伊里奇两次把娜·康叫来,并激动地要求“斯大林同意”),我无法予以拒绝,就说:“请弗·伊里奇放心并相信,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毫不动摇地执行他的要求。”弗·伊里奇确实放心了。

  不过我要声明,我没有力量执行弗·伊里奇的要求,不得不拒绝这一使命,不管它多么人道和必要,谨此通告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约·斯大林 1923年3月21日

  信上有政治局委员们的批语:

  阅。认为斯大林的“犹豫不决”是正确的。需要严格限在政治局委员中间交换意见。书记(事务性的)不参加。

  此前,斯大林给当时实际掌权的“三驾马车”的另两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写了一个便条,便条没有署日期,但可以推定是1923年3月17日。

  绝密

  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刚刚给我来电话,秘密地告诉我,伊里奇的状况“非常糟糕”,他病情发作,“不想、不能继续活下去,要求氰化钾,一定要”。她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因此要求“斯大林支持”。

  斯大林

  收信人对此作了批语:

  决不能这样做。费尔斯特提供希望——怎么可以呢?就算没有这种希望也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格·季诺维也夫列·加米涅夫

  这两封信标示的日期比福季耶娃和玛·乌里扬诺娃所说的日期晚好几个月,并且出现难以解释的现象。第一,1923年3月17日列宁已经失语,他是通过什么办法让斯大林明白需要氰化钾的,并且从斯大林的信可以看出,有时候是斯大林同列宁单独“交谈”的。

  第二,列宁在1923年初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3月5日又致信斯大林,提出断绝私人关系, 此后又没有看到斯大林的道歉表示(斯大林写了道歉信,但因为列宁病倒,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怎么可能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所不信任的人去办!

  第三,斯大林信中说,“她(克鲁普斯卡娅)说想给他氰化钾,但‘没有勇气’。”给人的印象,好像克鲁普斯卡娅手头已经拥有氰化钾。但另一封信中又说,列宁要求斯大林“弄到并交给弗·伊里奇一份氰化钾”,可见当时列宁或克鲁普斯卡娅手头都没有氰化钾。这是相互矛盾的。

  不过,从当事人的回忆和解密档案,可以肯定几点:1.列宁在中风后曾多次索取过毒药,第一次大约在1922年5月。2.列宁的要求是通过秘书福季耶娃、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或妹妹乌里扬诺娃提出的。3.委托斯大林弄来毒药并执行。

  不同资料提供的时间差异较大,比较可信的说法似乎是1922年列宁第一次或第二次中风之后,因为这时候列宁可以用语言直接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且这时候委托斯大林去办也比较合乎逻辑。当然,由于列宁曾多次提出过毒药的要求,也可能1923年3月17日是最后一次向斯大林索取,由于是旧事重提,可以不费口舌。在斯大林原信的复印件上,日期是清楚的,不像是捏造的东西,并且也没有捏造的必要。

  “如果不能继续为党服务, 应像拉法格夫妇般死去”

  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发病后才萌生的,他在同福季耶娃的谈话中提到“效法拉法格夫妇”。这指的是保尔·拉法格和妻子劳拉(马克思的女儿)自杀一事。1911年11月他俩服氰化钾自杀。拉法格在遗书中写道:“趁现在智力健全,记忆良好的时候自杀,以免无情的衰老接二连三地夺去我的生命中的全部欢乐和满足,摧毁我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能力,瓦解我的精力和意志,使我成为他人和自己的负担。”

  列宁曾经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拉法格夫妇的葬礼上发表演说。克鲁普斯卡娅就此事写道,他们的死亡给弗拉基米尔留下强烈的印象。列宁说:“如果你不能继续为党服务,就应当面对现实,像拉法格夫妇那样死去。”

  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非常悲伤。他在悼词中说,“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恩格斯认为,猝然逝去的结局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种安慰,马克思不会愿意像废人那样活着,苟延残喘,去为医学增光。1883年3月15日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的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它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对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守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但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时,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了。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的嘲笑……”

  恩格斯和列宁的思路是一致的。对这些为革命而生的人来说,活着的意义就是为革命、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一旦丧失这种可能,就失去生存的价值,不能容忍“无能为力地活着”,“慢慢死去”!

  从第一次提出请求起,列宁做了大量的工作,几乎给我们留下了整整一卷书(《列宁全集》第43卷),对社会主义做了新的探索,对党的建设留下重要指示。即使在1923年3月病倒之后,在1923年夏秋有一段时间健康情况还是有所好转,并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顽强地进行恢复锻炼,学习语言,医生也寄予希望。如果不是党内高层出现一些导致列宁激动的刺激的话,逐步康复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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