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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探秘

谁最终会成为中国人民共产党内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在六十年代初中期,是西方政治家们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熊向晖先生《毛泽东向蒙哥马利谈“继承人”》一文(载中央党史出版社《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真实地披露了毛泽东与蒙帅之间的交谈,以及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带有谋略的考虑。这刚好说明了西方大国此时的一种动态。 

蒙帅和毛泽东的这次会谈是在1961年9月。当时,对中国人说来,毛泽东的回答,即他的继承人“很清楚,是刘少奇”,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刘少奇是党的第一副主席,也是国家主席,实际主持着党和政府的工作。此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还不太愿意考虑毛主席的继承人问题,因为大家对他无比崇拜,相信他能长久领导新中国前进,那个时候怎么会有“百年”问题呢?即使有,大家也不情愿去想。蒙哥马利元帅在中国各地访问时,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国人提问“最拥护谁”,而得到的回答无例外是“毛泽东”,就表明当时中国人这样一种“唯一”的心态。 

但在西方人看来,毛的“继承人”却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紧迫的问题。这恰好和中国形成了对照。首先,1963年之后,毛泽东已满70岁。对西方人说来,这是一个生理界限。70岁的人绝对是老人了;其次,从各种不能确定的消息来源中他们得知,毛泽东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六十年代初的某个时候甚至得过“中风”;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好战”,是极端的“左翼”势力,对西方国家已构成愈来愈大的威胁。特别是在苏联向西方抛出“缓和”的橄榄枝之后,他们越加对中国国内政治的走向关注起来。因而理所当然地,他们希望知道毛泽东身后的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因此,不仅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英国政界意图的蒙哥马利,利用来华机会着意探询“继承人”问题,美国的情报部门更是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笔者在美国约翰逊总统图书馆研究期间,就曾见到不少记录有关这类事情的档案。其中最完整的,是中央情报局写于1964年3月19日的一份“情报备忘录”,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和继承问题》。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文件运行程序,这类报告首先是送总统参阅的,为总统提供最新情报动态,并给出中情局自己的判断。因此它是密级很高、具有权威性的文件。 

文件导语首先肯定了下述几个看法:1.目前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所有人员都属于第一代的革命者。在政治局的18个人中间,年纪在60到70岁的占了绝大多数,而毛泽东本人已经在1963年12月度过了他70岁生日;2.没有人在威望和权威方面超过毛泽东,因而目前中共的最高核心是基本稳定的;3.毛泽东所认定的继承人是刘少奇,而刘和毛同属第一代;4.在中共的第二代中谁将可能成为毛的继承人,目前还一无所知。所谓第二代,是指现年40至50岁,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担任中下级职务的官员。据估计,这样一个群体的数量在800人左右。 

在熊向晖先生的文章里,曾记录蒙哥马利元帅在得到确定的答案——刘少奇是毛的继承人以后,接着向毛提出第二个问题:“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这时很潇洒地回答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这实际上给西方急于知道答案的人们出了一个谜。据1997年出版的麦克法夸尔教授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披露,蒙帅出访中国前,正是书中作者建议元帅向毛提出继承人问题,特别是关于刘的后续继承人问题的。不管麦克法夸尔教授是出于学术兴趣还是别的什么目的,这个问题的提出,代表了当时西方人对刘地位的了解,和他们对刘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班干部人问题的极大兴趣。

不过,中情局的分析家们与蒙哥马利元帅不同。后者在同毛泽东的谈话里,举出了西方大国老一代领袖在选定自己接班人时的种种顾虑,说明他们面对着选择的困难。而前者认为,像中国和苏联这些共产党国家,在挑选接班人时才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如中情局文件所说,尽管中共目前解决自身接班人的要求是迫切的,但是,在老一代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后,新一代的继任人是否能继续保持革命精神,这是老一代人最为关注也最难以确定的——因为有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教训。 
中情局的专家认为,中共的做法是,首先努力遴选一位毛的直接的继任者。在这位继任者之后,还有一个“第三人”。然后才可能从第二代中培养出可信赖的接班人。这个直接的继任者,已经明确为毛的第一副手——刘少奇。 

中情局专家对刘少奇的评价是:他从1945年起就开始作为毛的最主要副手而工作;从1959年起,刘接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使他成为毛泽东继任人的地位明确起来。他目前是中共意识形态最主要发言人。除去毛,刘的著作是唯一要求全体中共党员学习的经典。《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还被誉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发展。在中苏论战中,刘少奇的文章也是全党学习的重要材料。 

但是,中情局的观察家认为,刘也有明显的缺陷。这就是,他缺少色彩,没有幽默感,无法同毛泽东一起分享那种“超凡权威”。最重要的是,刘仅比毛小5岁,已届66岁,作为继承人,这个年龄差距实在是小了点。因此,中情局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必须找到第一代领袖中“排队”接班的第三个人。 

接下去,中情局专家们对中共领导核心的逐一分析变得有意思起来。 

除1958年以来去世的两位政治局委员,即林伯渠(1960年5月)、罗荣桓(1963年12月)和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实际废黜的彭德怀之外,他们排除了政治局里年岁较大委员,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等接班的可能性。这一点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把贺龙元帅也归入这一行列。另一个部分被认为暂时没有接班希望的,是他们所说的“新人”,即1958年以来新进入政治局的委员,如柯庆施、李井泉和谭震林等人。从跟随毛泽东革命的长期经历看,这几个人在威望和职位上都还不能同更老资格的人相比。 

另外,在他们看来,作为中共党内首席经济学家的陈云,自1959年以后就“失宠”了,其原因显然是在大跃进问题上同毛的分歧。而另一位党内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李富春,自1936年以来已经有5个月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了。据信,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李富春疾病缠身,于是健康原因也成为李不可能再上升的的根据。

中情局的报告,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另外三位政治局委员语焉不详,而他们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三位政治局委员是:彭真、陈毅和李先念。这其中,彭真实际主持着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毅毛泽东亲自选定接替周恩来的外交部长;而李先念则早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就被增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报告只是在研究周恩来时说,陈和李属于周的一派。此外,报告也没有提到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和薄一波这六位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样,想象中排在刘少奇之后的接班人就剩下了三位:周恩来、邓小平、林彪。 

可以说,中情局专家们对这三个人分析是最饶有兴味的。 

首先是林彪。专家们注意到,林彪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委员,当时只有56岁。作为国防部长,他在战争年代里有显赫的战功;在1958年5月又出人意料地被提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应该说,这是作为接班人的相当明显的迹象,但是,专家们最终否定了林彪做继承人的可能性。因为他们所知,林患有“慢性结核病”。对专家们说来,身体条件的不足是致命的。 

其次是周恩来。在一般西方人的观察中,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具有威望、资历和人格魅力的领导人之一。甚至可以说,周恩来排在刘少奇之后、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是无可争议的。正因为这样,蒙哥马利元帅才向毛泽东说透了自己的估计:“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中情局的报告用了很大篇幅列举周恩来的重要作用,比如,说周恩来在中共领袖中是最成熟和干练的。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知道为中国建立一种和缓、亲善的外交形象的重要性。他的外交风格灵活、机智,这使得他更容易为外人所接近。事实上,许多非共产党国家的人们甚至苏联人,都更愿意同他打交道。例如,他和陈毅最近对非洲和南亚的出访,就相当成功;专家们认为,周还是中共党内最为务实的领导人之一。这种务实的态度往往可以在中共领导核心中起到平衡作用。此外,周还是中共同知识分子的联络者。当中共需要同知识分子修好时,总是由周恩来出面作发言人。 
但尽管如此,中情局的分析家们还是否定了周恩来作“第三人”的可能性。其根本的原因,除年龄因素外,是他们认为,周恩来在中共党内是“温和派”的代表,而“温和派”在意识形态日益“激进”的趋势下面,是不可能占有更主导位置的。所谓“温和派”,在中情局分析家看来,与“激进派”并不存在着一个壁垒分明的界限。它们大多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但近年来“激请”与“温和”的分野,集中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在同苏联的关系和激烈“论战”上面。专家们认为,作为国家的总理,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政策,但相对说来较少有机会发表言辞激烈的反苏言论。他们判断,周对苏联的不满,主要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着眼于边境纠纷、苏联对印度的袒护等事情上。他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是,正是这种“温和”态度,决定了周恩来不可能成为“第三人”。 

从而,中情局认析家们的一致结论是中共党内的“第三人”只能是邓小平。

他们的论据是:1。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委员之一;2.相对于其他老资格的委员说来,邓是最高领导核心里的“新人”——他1954年调进北京,1955年才进入政治局。但是,他无疑又属于中共的第一代,在长期的革命历史中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威望;3.在目前中共政治权力格局中,他是最有实际权力的人物之一。他执掌着中央书记处这个最重要的职能机构,这使他实际列位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的第四号人物;4.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邓明显属于“激进”的一派。分析家们特别对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严辞批评,以及1963年邓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与俄国人的针锋相对,留有深刻的印象。因而他们得出结论说,邓小平是当前最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器重,在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最可信赖的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分析,中情局专家们肯定,邓小平是中共继承人序列的“第三人”。 

三年前,即蒙哥马利元帅在1961年10月15日的《星期泰晤士报》上第一次发表他同毛泽东有关继承人的谈话时,西方世界对此的反应是既新奇而又不满足的。(毛泽东在1957年访苏期间据说曾向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问题。当时毛泽东说,在他以后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这是毛自己谈接班人问题时第一次提到邓小平的名字。但这个信息直到70年代《赫鲁晓夫回忆录》出版以后,才为西方人所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们出于战略考虑,依据所得情报再次加以研究,终于得出了他们比较满意的结论。这个结论或多或少地左右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看法。 

然而,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历史的汰涤,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说,中情局分析家们的讨论是大谬不然了。

没有人想到,毛泽东在两年之后,既没有选用刘少奇,也没有交班邓小平,而是选中了林彪作他的法定继承人。之后。由于林彪的叛国出逃,他又曾中意于王洪文,最后在不得已中,挑选了华国锋。即便如此,他在临终时仍是放心不下,说了将来可能是“腥风血雨”这样的话(当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也甚至包括林彪,都不曾想到中国会发生那样“翻天覆地”的政治运动。它不仅改变了原本的政治秩序,也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无数人的命运)。本来,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对自己接班人的安排是充满了信心的。这从他对斯大林教训的评论和他谈话时的挥洒自如,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由于国内国际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最终没能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对一个我们这样具有几千年文明传统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说来,这个“没有解决好”是意义深刻的。它至今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中情局报告真正的荒谬不然,在于它又采用了一贯的“激进”、“温和”、“保守”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政治。这几乎成为他们唯一可用的理论模式。然而,当他们使用这种模式时,几乎是屡试屡败,毫无可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实在是对中国的知识太少,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了解太肤浅了。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政治和历史都是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充满矛盾,但有自己运行规律。中情局专家们真是想不到,邓小平在1966年之后又经历了两次政治沉浮,最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总设计师;而他们当时承认还无法预测的中国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领袖,也顺乎其然地产生了。这种“偶然性”的结果,最终只能归结为人民意志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具有历史的内在逻辑。它可能因为某种意外暂时中断,但最后仍然会按照自己运行轨迹发展。西方的分析家们,在这种郑重的历史选择面前,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他既占有不了全面信息(如在中情局报告所附的邓小平简历里,专家们就承认,他们对邓小平的私生活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说:“与其他党的高层领导人不同,邓的妻子从来没有与他一同露面。很可能,邓未婚。”);又对“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规律缺少认知。这样,他们的结论就显得实在太“脆弱”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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