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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奇酷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中断一切联系。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亲历了这个全过程。

中苏之间书信往来商讨停止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随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于苏共的攻击,中共进行了反击,并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同苏共展开大论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大论战期间,中苏之间除公开发表论战文章,还通过信函,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辩,交换意见,也提出过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等建议。1963年12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致毛泽东主席的信。这封信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毛泽东鉴于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实际情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考虑到我们对苏共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2000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1964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虽然提出要加强国际团结,但仍高举反华旗帜。在这次全会上,苏斯洛夫作了题为《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苏斯洛夫在报告中说:“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公开而有力地反对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2月15日,全会通过了《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说:“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恶化苏中两国关系、破坏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方针。他们拒绝了苏共中央关于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建议,在中国国内加紧反苏宣传,粗暴地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决议说,这“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使苏共离开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会后,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信函(2月12日信),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

对于苏共的反华言论和行动,中共进行了反击。1964年2月18日下午,杨尚昆约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质问苏共为什么背着中共散发反华的文件,进行分裂、派别活动。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指出苏共领导一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背着中共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发出反对中共的信件,策动新的反对中共的运动。复信在批驳苏共领导的两面派手法后,提出:“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各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交给我们。我们将在研究你们这封信之后,作出我们的答复。”这封复信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的,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2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受中共中央委托,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口头通知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在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每一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有俄文译本。而由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共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都由我们中办翻译组承担。随着双方论战日趋激烈,我们在翻译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准确无误,避免翻译中的用词不当造成“节外生枝”。在翻译196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时,我们翻译组的几个同事在译“要求”一词时,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颇费了一番脑筋。俄文的“Требовать”“Просить”都有“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使用前者还是使用后者意见不一致。最后还是使用了“Требовать”这个语气强硬的词。

2月22日,苏共中央接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后,迅速给予了答复。显然,中共中央的信函内容和措词使苏共领导勃然大怒。他们在复函中语气尖刻,并特别指出我们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甚至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

对于苏共来信的责难,中共中央于2月27日给予了答复。信中除了继续驳斥苏共领导外,还专门写道,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是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2月12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

1964年2月29日,时隔三个月后,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日29日的来信。复信中涉及“停止公开论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两党会谈”以及“中苏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如边界、援助、苏联专家、贸易问题)”。中共中共在复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在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举行;中苏会谈后举行筹备会议,该会议由17国党的代表(13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尼、日、意、法)组成。

3月8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求见杨尚昆,转交了3月7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函,回答中共中央2月27日的信件。苏共中央复函认为,中共中央来信的中心点实际上是加强公开论战,反对苏共、反对整个国际共运;拒绝改善苏中关系的建议,对苏共和苏联臆造种种指责和诽谤性攻击。复函主张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筹备委员会仍由1960年莫斯科会议参加起草委员会的26国党代表组成,在1964年六七月召开;国际会议在1964年秋举行。苏共中央这封信对“要求(Требовать)”一词仍耿耿于怀,写道:中共中央丧失了现实感,试图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苏共中央2月12日的信寄给它。……竟然模糊这件事情的意义,声称在中文里“请求”和“要求”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差别。我们对于中文有高得多的评价。中国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伟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请求”和“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

5月7日,中共中央函复苏共中央3月7日的来信,驳斥苏共对中共的指责,指出苏共中央来信中口口声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完全是骗人的。复信中建议把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1965年)5月举行,而视两党会谈的结果再确定筹备会议召开的日期。至于国际会议,复信指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在复信的最后,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澄清事实,说明真相,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即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的信件,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5月7日的信件。希望苏共中央也能同我们一样,在苏联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6月20日下午,伍修权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转交来6月15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坚持要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

7月28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信中声明决不参加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复信指出:我们坚持主张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国际会议。我们决不参加你们的分裂会议。“你们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并要26国党代表于12月15日以前到达莫斯科,任何党不来,“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只要起草委员会一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1965年年中召开。如有的党不参加,会议也不再拖延。

8月30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谴责其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重申中共中央7月28日复信中的立场,不参加分裂会议。

周总理访苏探寻恢复中苏团结的途径

1964年10月14日夜,苏联驻华使馆打电话给我,说契尔沃年科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请求紧急拜会毛泽东主席。我立即报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根据当时的惯例,杨尚昆决定请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接见他。当晚23点50分,我和朱瑞真乘坐的汽车与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汽车几乎同时到达中联部。伍修权接见时,契尔沃年科宣读了苏共中央刚刚作出的决议:赫鲁晓夫由于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向苏共中央提出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赫鲁晓夫的请求,并一致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致同意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名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接着,契尔沃年科说:苏共中央要求我务必于北京时间10月14日24时前把此决议转交中共中央。现在是23时56分,我总算按时完成了任务。伍修权说:我可以替你作证,你准时完成了贵党中央交办的任务。简短的会见到此结束。送走契尔沃年科后,我立即径直返回中南海,连夜向杨尚昆汇报。

10月底,为了探寻恢复团结的途径,首先是为了摸清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团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和乔冠华。我和中国驻苏使馆的王钢华、邢书纲担任翻译。行前,毛泽东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方面走。军事上有个术语叫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你们到莫斯科去,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

11月5日,周恩来率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11月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各国代表团。当贺龙向苏军元帅们敬酒叙旧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向贺龙挑衅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把毛泽东也搞掉,这样我们就和好了!

对此,周恩来立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后胡言。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周恩来要求苏方正式道歉。随后他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代表团来到中国驻苏使馆,连夜致电中共中央,报告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

11月8日,当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到中国代表团住所回拜周恩来时,周恩来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苏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且已受到苏共中央的谴责。他们现在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

在莫斯科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同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举行了正式会谈。周恩来请苏方解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此敷衍搪塞,没有正面回答。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按照既定的方针召开会议,他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米高扬十分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对此,周恩来表示,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对周恩来说:我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个建议。

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表示:把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举行的26国党起草委员会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12月12日,《真理报》发表通告,说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65年3月1日召开。

柯西金来华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会议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6日飞往越南,10日又回到北京,11日返回莫斯科。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两国领导人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的。当时我正在北京顺义李遂大队参加“四清”运动。中办通知我有任务,于是我提前返京,担任翻译。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后,即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国际会议还是要开的,但已经改成了协商会议,不草拟文件。周恩来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现在你们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然造成两党彻底决裂。柯西金认为苏中之间的争吵,有许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2月6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再次会谈。在会谈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除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外,仍然劝柯西金取消这次国际会议,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改善两国关系、防止两党分裂的诚意。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陈毅等前往机场为柯西金送行。路上,与陈毅副总理同乘一辆车的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对陈毅说,苏联在会议的名称、内容和开会日期方面都已经作了改动,这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妥协。如果再取消这个会议那就不是妥协而是投降了。陈毅回答说,如果中共去参加会议也是投降。

2月10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回到北京。2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柯西金。接见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提出苏中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毛泽东谈了他对公开论战的看法。他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采取发公开信、作报告、发决议等各种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痒的论战,那样没有味道。毛泽东说,但是论战应该公平合理,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比如说前年7月14日你们的公开信、去年2月苏斯洛夫的报告,这都是你们论战中纲领性的东西,我们都发表了,但你们对我们答复公开信的文章,一篇都没有发表。对于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还有很多问题要写。对于苏斯洛夫的报告和你们反对我们的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论战,那是不行的。毛泽东说,公开论战要1万年,看来少了不行。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1万年。毛泽东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1000年,从1万年减到9000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当柯西金提出苏中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10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看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在会见中,毛泽东和柯西金也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毛泽东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来自己定的日期是12月15日开,就应该那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又说要改在3月 1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柯西金说,这个会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开的,是许多兄弟党提出来的,而且你们过去也建议过。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3月 1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3月1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反正我们不参加。柯西金问毛泽东,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毛泽东说,那是你们说的。你们去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的那两封信不都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嘛。特别是后一封信,是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毛泽东说,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柯西金说,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去开会好了。

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不顾中共的一再反对,纠集19个党(保、匈、民主德国、古、蒙、波、苏、捷、阿根廷、英、联邦德国、意、叙、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观察员,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中共参加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宣称,“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鼓吹“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一致行动”。在《公报》发表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于3月8日曾将协商会晤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我党。

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我们中办翻译组参加了这篇社论的俄文翻译工作。这篇社论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同苏共新领导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我们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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