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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防报

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33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他生前的军事秘书周家鼎、王亚志、张作文对他进行深切缅怀。他们说“作为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是我们一生的荣幸。”

解放战争中“算垮”蒋介石

周恩来是我军的先驱。而且,在我军历史上,他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他把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融于我军作战和建设中,一些重大决策和胜利几乎都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王亚志:解放战争初期,我在延安军委作战局工作。记得是1947年4月底,在陕北王家湾,周恩来指示并参加了我局将原编印的《国民党军队调查》重新编印为《蒋军调查(陆军部分)》的工作。这份资料包括蒋军各战略集团正规军步骑部队师旅兵力统计表,蒋军中央嫡系与地方杂牌师旅兵力统计表,各战略集团被歼兵力统计表,陆军指挥系统表,国防部及旅以上主官调查等。新编是在原有材料基础上校勘.增补新材料。这种调查材料随着蒋军的不断被歼,后来隔几个月就得重编一次。

这年6月,解放战争为期一周年之际,周恩来指示拟写战争总结,汇编的基础材料主要有3大项:自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后,蒋军每月向解放区进攻使用兵力情况统计;一年战绩逐月全年统计;我军力量发展和解放区城市、面积、人口得失逐月和全年统计。

这是一大堆枯燥的数字,尤其是战绩统计,内容繁杂,有歼灭敌军营以上建制单位统计,毙伤俘及敌军投诚起义人数统计,俘毙敌军将级军官姓名和统计,并都按正规军与非正规军分计。还有缴获武器弹药器材和击毁飞机坦克统计,解放区城市、面积、人口得失统计。

战绩有那么多的细目和数字,周恩来又指示把原已按三、五、七各月的总结改为按4个月分期,一年分成3期统计总结。并撰写战绩公报,这时工作量大为增加。

当时我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看了全年分3期总结后才明白。敌军进攻的兵力逐期下跌,我军收复与解放的城市逐期增加,这样统计,首先为毛泽东运筹帷幄作出战略决策提供基本依据,同时又可用确凿的数据把战争进程的内在本质趋向结论,简单明了地反映出来。即使不识字的老百姓听了,也会倾服于战争结局的科学论断。这些历史文献,即是被现今战史书引用的权威数据。

当时,我参与统计工作,全是手工作业,算盘是得力助手。周恩来对统计表格逐一审定,然后分别拟写成第1至5号战绩公报,并责成胡乔木撰写一篇《陕北军事观察家关于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的评论》,内容是周恩来口授,并经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审阅后发表。《评论》中的“军事观察家”,主要就是周恩来。

《评论》列叙了蒋军陆军总兵力1776个团、290万人(含非正规军),一年损失l/3,虽经过抓丁重建其被歼单位,仍保有250万人。评论记述了敌我军的损失和补充数字,写道:“但蒋军最大的危机还不在愈战愈小,而在愈战愈弱”。“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一方愈战愈强大,一方愈战愈弱小,前途胜败如何,人们不难作出科学的判断。”统计数字背后的两军战斗力对比,昭然于世。

毛泽东在掌握战争进程和敌我力量消长的基础上,在1947年12月中央会议上的报告中,作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的决断。10个月后,辽沈战役结束,蒋军兵力降至290万人,我军兵力发展到300万人。毛泽东于1948年11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原来预计5年左右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所依据的统计资料,即是周恩来指导下的作战局提供的。

周总理的小铁柜

保密有个特点,一件事100人知道,1个人泄密,其他 99人的保密也就无用了。千军万马的军事行动一个人泄密,那就难免人头滚滚,尸骨遍野。因此,毛泽东说:保守机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周恩来常说:“一些事情不让无关的同志知道是革命利益需要,不涉及信任问题。调到军委机关就是最大的信任。譬如,我们在敌占区的秘密活动和情报关系,知晓范围应越少越好,不告诉你,绝不是不信任,道理也无须多说,不言自明。”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要严格遵守纪律,该问的就问,不该你知道的你就不要问。作为军事秘书,就不能随便与其他业务秘书交谈情况,因为那不关你的事,不能犯自由主义。周恩来首先就是严守党和国家机密的模范。

王亚志: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时,张爱萍在现场指挥,几次乘专机回北京汇报请示。起爆日期确定后,周总理除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报告外,另写一机密函件,派我和秘书赵茂峰专送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传阅。采取先电话上问准首长在办公室后,我俩再乘汽车送呈阅看,然后再到另一首长处,这样各首长的秘书们均不知晓,使在北京知道起爆时间的人屈指可数。倘有泄露,那逐一追查各个环节也很容易。爆炸现场的电影纪录片送到北京,放映时的观看者名单由周总理审定,包括我在内的总理办公室秘书们均不准去观看。在保密方面,周总理以身作则。

周家鼎:我们有对跟着周总理出国,在谈判中,要起草一些电报,就像往常在国内一样在台灯下的写字台上写。总理告诫我有们:“你们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呢?要注意保密,要小心座中有人,隔墙有耳。”他担心国外敌特机关在电灯上安有窃拍设备。他指着墙角昏暗的一张桌子,说:“到那边去写。”他交办一些涉密事时,就把我们叫出房间,到院子外面的草坪上散步,以防泄密。周总理在白区工作时间很长,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保密的方法。

周总理的保密观念极强。他离开办公室,往往亲自锁办公室门,并且自带钥匙。“两弹一星”专委会的机密资料,除周总理知道,我作为业务秘书跟随他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他有一个小铁柜,资料看完后,就亲自锁进去,把钥匙装进自己的口袋里,非常严谨。他出国访问,就把保险柜的钥匙用铅印封好,交给邓颖超大姐暂时保存,回来后再把钥匙交还他。

关于“九月来信”

在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党内军内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是毛泽东主张的最有力支持者。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开始确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从此,他们是统帅和参谋长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在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我军军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周家鼎: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要有人提供资料和咨询,除他自己搞调查研究以外,周恩来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1929年周恩来的“九月来信”,是周恩来听了陈毅的汇报后,经过讨论,由陈毅整理出对红四军所作的指示。周恩来在信中支持毛泽东,敦促他出来工作,回到红四军,并指示陈毅,宣布这是中央的决定。

当时,周恩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是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九月来信”中明确的问题,成了红四军解决领导人之间分歧的重要依据,成了全军建设和作战的纲领性文件。这种组织上的安排对红四军的建设和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对后来确立毛泽东的全党全军领导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张作文:“九月来信”促成了红四军在古田成功地召开了第9次代表大会,从此,红四军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遵义会议后,许多重大决策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做出的,当然还有其他领导人的参与。或者说,有些决策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方案,毛泽东决定的;有些决策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制定方案,毛泽东最后决定的。他们两人是配合得最好的。

周总理还时刻为毛主席着想,在具体问题上总是积极主动地多做工作,尽量减少主席的负担。记得1969年中苏边界恢复谈判时,有关部门建议由柴成文担任代表团团长,总理担心毛主席对柴成文这个名字不熟悉,不便审批这个报告。周总理就在这个名单一边加上了一段说明文字,介绍柴成文。总理突然转身对我说:“柴成文过去不叫现在这个名字。他还有一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你去问一下。”

我立即打电话去问柴所在的单位,结果许多人也都回答说不知道柴过去还叫过什么名字。总理又想了一会儿,他说想起来了,柴成文还有一个名字叫柴军武。这样就便于毛主席在审阅时,知道柴成文就是10多年前朝鲜板门店谈判时的我方谈判代表柴军武。

是什么力量支持周总理如此忘我地工作

军队的事情,周恩来一般都是委托军事秘书去办理。而军事秘书知道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多,完全是靠三总部等职能部门提供情况和资料。他们常与参谋、干事直接打交道,为什么不经过部长、处(后为局)长呢,主要是怕耽搁时间。周恩来停着笔,正在批文件,你要很快地答复。他所问的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军事秘书事先必须搞清楚。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工作作风仍如战争年代所形成的战斗作风,就是要来得快,准确,严谨。

周恩来对所处理的每个问题总要问个一清二楚,否则他就不批这个文件。除要求主管秘书必须做到外,有时他亲自打电话给当事人,对某些重大问题,不管深更半夜,有时将主管部门领导请来。不管你是什么部长,还是将军,晚上也要从被窝里拉了来。因此,有些人对秘书们有意见。陈赓大将就这样被叫来过。

周家鼎: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国为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极少有休息时间。邓小平有次在接见意大利一位女记者时说过:“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 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

平日里,周总理担心我们这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照顾他的休息而耽搁事情,曾多次告诫我们:“不论我在吃饭、开会、接待外宾、与人谈话,有急事要找我,不要回避。就是我休息了,也要叫醒我。”“争取一分钟的时间,就多做一分钟的工作。”几十年来,他就是这样分秒必争、废寝忘食地工作。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他如此忘我地工作?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要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

工作对他来说,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他要求他的办公室要做到24小时值班,说:“我国的夜晚是西方的白天,西半球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我国夜晚。白天,我们的职能部门都在上班,有些问题反映得很快,工作不会间断。晚上呢,全都睡觉了,我这个总理办公室就要值班,要像雷达一样‘全天候’地工作。”

张作文:周总理深夜办公,我刚去时,不太习惯这种作息时间,有些事也不很清楚。记得总理有次让我去问某位部长一件事,我一看表,半夜过了,我就不太好意思去打搅这位部长,没有打电话。过了一会儿,总理问我问清楚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打电话,怕打搅首长休息。总理说:“我还在工作嘛,紧急情况就要紧急处理。”我赶紧给那位部长打电话,把情况问清楚后,报告了总理。从此以后,我就吸取了教训,凡是周总理交办的事项,不管什么时间都要及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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