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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网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中央警卫团派出7个连共800多人,以“北平市公安总队”番号进入北平,一方面了解北平的各种情况,进行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北平的警卫工作准备;另一方面担负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平市委、以叶剑英为首的军管会,以及部分先期入城的中共中央机关、各主要民主人士、国民党“和谈”代表的警卫。

  部队进驻北平,但大家的心里却始终悬着,此时的北平并不太平。由于是和平解放,傅作义的军队虽然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北平原来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长期统治,反动基础根深蒂固,是国民党特务的北方指挥中心,有反动党、团、军队、警察、宪兵和庞大的特务机关。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前夕,各地匪特纷纷聚集在此,并把监狱里的惯犯放出,与特务、地主、恶霸、散兵游勇相互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
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同时,由于大量的失业人员沿街乞讨,旧社会遗留下的卖淫、贩毒、设赌、诈骗等犯罪行为依然充斥北平。

  1949年1月18日凌晨3点,两颗定时炸弹在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爆炸。这位力主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爱国人士,在这次爆炸事件中身负重伤,他的两个女儿也不幸遇难。为了阻止共产党进北平,阻止新中国的成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铤而走险,派出了一支又一支特别行动队,妄图谋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地点由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为了做好保卫工作,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派人前往北平给中央领导选择驻地,供给部的同志在北平选择了几个地方,但都不是很理想。就在他们举棋不定时,彭真建议有关方面开一个会,集思广益,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实现党做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彭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1947年回到中央,1948年12月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供给部的同志为了保密,将参加会议的人员控制在很少的范围内。在会上经过方方面面的权衡,叶剑英认为香山比较适合。

  北平解放后,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对北平进行接管。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肃清敌特残余势力、收容散兵游勇、收缴枪支弹药、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使北平的社会安全形势逐步好转。为确保党中央的安全,在叶剑英的建议下,中央社会部工作队对北平西郊的敌特和社会情况进行了社会调查,也感到香山比较安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中共中央又派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到北平进行全面调查。李克农来到北平,与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亲自到香山勘察后,感到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最后确定为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为了保密,对外称“劳动大学”。

  驻地选定以后,中央社会部便衣侦察队秘密进驻青龙桥,担负西直门至香山一线的便衣警卫工作,加强了对西郊公安派出所、检查站的领导,做好社会调查和控制,并用扫雷器对香山周围地区进行了全面的探查,扫雷器寻找到不少各式各样的地雷。这一切准备工作结束后,中央警卫团第二连进驻香山部署警卫,警戒区域内修筑了必要的警卫、防空设施。中共中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市政府和北平驻军在北京饭店召开了迎接中央进驻北平会议,会上成立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五人组成的中央迁平组织委员,对沿途警卫、对空警戒、机场阅兵和城市庆祝,做了周密的部署。

  3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以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由中央警卫团护送,乘火车抵达北平。毛主席没有在前门火车站下车,而在清华园火车站下车,又一次踏上北平的土地。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踏上这块土地。30年前,26岁的毛泽东来到北平,不声不响地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30年后,56岁的毛泽东仍然不声不响地来到北平,没有喧天的锣鼓、标语口号,直到新华社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来北平的消息后,北平才一下子沸腾了。在汉口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也惊奇地说:“我们的情报都干什么去了?”

  下车后,为了安全起见,吴烈将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接到颐和园的“益寿堂”,作短暂休息。

  下午两点,毛主席不顾旅途疲劳,同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由颐和园经海淀到西郊的机场,由叶剑英陪同,检阅了第四野战军的炮兵、坦克部队和第四十一军的部分部队,毛主席站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频频挥手致意。

  大家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说:同志们好,同志们万岁。

  炮兵部队为了欢迎毛主席,向空中发射了礼炮。50门六○炮又陆续发射了500发照明弹,半边天布满了亮晶晶的火球,人们一齐鼓掌,欢呼震天。

  毛主席说:不要打了,战争还没结束,留着打国民党吧。

  检阅完毕,毛主席会见了民主人士,随后便入住了香山双清别墅。

  中国共产党机关进北平,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临近。毛主席在香山主要操心两件大事:一是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二是广泛联络民主人士,协商召开政协会议。

  这时候,国民党特务都在寻找毛主席的行踪。警卫部队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北平经过半年多的整顿,社会治安虽然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敌人的破坏并没有绝迹,他们由公开转向隐蔽,而且手段更加阴险毒辣。鉴于“肃特肃匪”和巩固社会秩序、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加之配属北平市公安局执行公安保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团第三、四营将要归建,因此为了加强北平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建立一支忠于党、有战斗力的内卫武装部队,消除社会混乱现象,建立革命秩序,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这也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北平的稳定,直接影响着全国解放大局和开国大典的如期举行。

  毛主席决定调罗瑞卿担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公安部队。

  公安部队成立以后,为了明确职能和任务,在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装,其任务为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人民的合法权利。

  当时建立公安部队,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第一个考虑就是保卫新中国的革命政权。共产党接管了城市以后,在维护社会治安,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时候是非常复杂的,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这就要求必须有一支能够配合政府进行执法的准军事武装力量。

  老公安战士张依杰在这一点上感触最深。开国大典前,按照规定,北平城内各大旅馆进住人员,每天的情况都要登记检查。北平一涉外旅馆为了变相地进行抵触,把进住人员的情况每天用英语进行登记。刚进城的部队会英语的人几乎没有,官兵看不懂,跟他们吵架,他们就攻击新政府的政策。后来公安部队就从外国语学校特招了一批懂英语的学生参军,这样再有人想难为部队就没有招了。

  第二个考虑就是内部军事分工,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在编制、装备、管理上不同于野战军。野战军对外,内卫部队可以腾出精力对内。

  第三个考虑有向苏联学习的因素,当时苏联就是把部队划分为国防军和内卫部队,相对分工比较明确。

  新中国成立迫在眉睫,由于任务紧急,中央决定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一部分部队和中央警卫团、北平纠察大队抽调出来组建公安部队。关权隆所在的师解放天津后,正准备南下,动员会都开了,关权隆和其他战友一样,把不用的东西整理在一起。那时每个部队都有一个留守处,东西登记后存放在那里。装备都清装了,所有的东西都发了,就在关权隆估计什么时间能出发时,接到中央的命令,部队立即开赴北平作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警卫师。

  在全国数百万部队中只调一个师,而中央选择了他们,大家都很高兴。中央之所以调这个师,主要是考虑这个部队绝大多数战士都是东北土改以后翻身的农民,政治上比较纯洁,连、排、营职干部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部分营团职干部还是长征过来的干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公安一师在组建之初,党中央毛主席要求这支部队政治上可靠、军事上过硬。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同志也分别指示:公安部队中共产党员要占80%。

  公安中央纵队成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保卫开国大典。为此,部队全力以赴,加强了警卫工作。经过反复研究,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控制,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验证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坏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警卫营担负了天安门城楼上下及周围地区的警卫,北平纠察总队对御河的河沟和天安门周围的各个角落进行了检查,以严密的警戒控制了会场周围的制高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在10月1日。消息传出,台湾国民党十分震惊,同时密令隐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坏。

  现在的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提前来京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住在这里,台湾国民党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潜入饭店进行暗杀破坏。

  9月24日天刚亮,吴瑞金化装成一个送菜的农民来到饭店。由于饭店每天需要大量的蔬菜,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每次送菜的人员来到后,执勤的哨兵都会让他们送到指定位置。吴瑞金挑着一担新鲜的蔬菜,看得出来,蔬菜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

  吴瑞金告诉执勤哨兵,菜是前一天饭店采购员王强叫送来的。饭店有个采购员确实叫王强,就在哨兵准备叫他进去时,吴瑞金露出了破绽。他抬头擦汗时露出的手臂又白又胖,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的不可能这样白,他这样子根本不像农民。警卫哨兵立即将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经过审讯,吴瑞金的破绽越来越多,他见已经暴露了身份,企图服毒自杀,被执勤战士制服,从他身上还搜出了定时炸弹。

  国民党这一周密的计划破产,台湾特务头子毛人凤听后,呆坐在沙发上足足有半个小时。蒋介石得知,又将毛人凤找来大骂一顿,并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10月1日要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经过考虑,毛人凤吸取了以往的经验,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那就是敌特四处开花搞暗杀。

  为了将北平“打扫得干干净净”,公安部队与隐藏的和公开的匪特进行了殊死的搏斗。9月20日,北平纠察总队配合公安局以突然的行动,一举逮捕潜伏在市里的反革命分子王凤岗所辖的匪特175名,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公安中央纵队警卫营包围了原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抓获了前来刺探军政情报、盗窃政协文件、调查民主党派和起义将领情况的中统特务赵冰谷。中央公安纵队协同公安部门查获了7名反革命分子,发现了36名嫌疑分子,并查获了一批隐藏的枪支弹药。

  公安纵队战士卜洪义有一天在天安门执勤,突然有人报告,说在南面新华门附近一个胡同里,有土匪在抢劫。他赶到了那里,看到一个20多岁的女青年躺在地上,流了一地的血。他上前一问才知道,有一个土匪抢了她的财产,她准备打电话报警,那个土匪就用枪把她打伤,然后就跑了。正在外出办事的公安干部胡光听到喊声后,迅速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后追上那个土匪,将土匪逼到死胡同。胡光从车上跳下来,迎上去就和他打了起来。土匪见打不过胡光,就掏出枪来打中了胡光的一个手指头,胡光忍着巨痛,一只手按着土匪的手枪,一只手抠着土匪的眼睛,最终将土匪制服。

  开国大典前夕,公安部队对城区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拉网式的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局势趋于稳定。

  天安门城楼的警卫,是开国大典安全保卫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安纵队战士赵太和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个月,就同其他战士一起到天安门上去检查。天安门城楼里梁上的鸽子很多,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人清理,鸽子粪有一尺多厚。赵太和和他的战友将天安门城楼进行了彻底打扫,清理鸽子粪用了十多天,随后他们又用探雷器逐段进行了安全检查。探雷器是苏联提供的,这种探雷器前面是一个盘子,顺着盘子出来一根线,这根线接到耳机上,听到嗡嗡声是正常的;耳机不响了,就证明下面有金属。

  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盛会,它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骆骥当时在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任副政委。开国大典那天,一大队担负天安门广场的警卫工作。

  1947年骆骥从华北军政大学宣传部调到华北野战军步兵学校。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的当晚,步兵学校开进这座华北第二大城市并整建制地改编为天津纠察总队,负责维护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任务。然而,仅半个月,北平便传来和平解放的消息。为了迅速安定北平的社会秩序,骆骥和他的战友还没来得及仔细打量一下天津,便奉命随部队开赴北平,组建北平纠察总队,骆骥被任命为担任中南海、天安门外围地区警卫任务的一大队副政委。

  从抗大到步校,从天津到北平,此时第一届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人士和领导人正陆续汇集北平。

  一大队共有5个中队、1个政治保卫队,1000多名官兵。列入他们重点保卫对象的民主人士就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黄炎培、徐悲鸿、李苦禅等人。作为大队领导的骆骥每天都要轮流到这些人士的住处汇报工作,征求他们对警卫人员的意见和要求。这些人士中,宋庆龄给警卫战士们留下的印象最深。

  宋庆龄是8月28日乘火车到达北平车站的。北平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孙中山就是在北平去世的,她本来不想来北平,后来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给她写了信,并派邓颖超到上海去接她。当时宋庆龄进北平,曾引起国民党的极度恐慌。为了阻止宋庆龄北上,国民党曾制订了暗杀计划。由于沿途警卫周密,敌人的暗杀计划没有成功。宋庆龄到达北平,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车站迎接她。

  当天早晨,骆骥就带领一个排的警卫人员赶到火车站,从进口处到站台,把所有通道口以及所有的角落都检查了一遍,布置了警卫人员,直到邓颖超、何香凝、廖承志等人陪同宋庆龄登上汽车,进入市公安局负责的警戒区后,骆骥才放下心来,毕竟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担任这样规格的警卫任务,而警卫对象又是宋庆龄。

  宋庆龄来北平后住在什刹海,为了保卫她的安全,周恩来亲自过问,安排一大队派驻了一个班的兵力,哨兵对她寸步不离,她到哪里哨兵就到哪里。宋庆龄很不满意,她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哨兵在监视她,后来周总理把情况跟她说明后,她才消除了对哨兵的误解。由于宋庆龄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她的社会活动繁多,这里的警卫工作也显得比其他地方忙碌得多。宋庆龄非常关心警卫战士们,经常送书、送食品给警卫人员,处处体现着她那亲切和蔼的长者风范。

  正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骆骥有机会见到了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主席有一次见到骆骥,问他姓什么。

  骆骥说:“姓骆。”

  毛主席说:“你是唐初四杰骆宾王的后代。他跟徐景业造武则天的反,他写的檄文骂武则天,武则天看后不但不杀他,反而赞美他文章写得有文采。”

  1949年9月30日,纠察总队一大队圆满完成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警卫工作后,又接到上级指示,要一大队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的警卫任务。

  一大队开始起草了两种针对开国大典的警卫方案。公安部召开大会,大队长吕展、副大队长李明去了,罗瑞卿听了汇报,同意用第二套方案。大队领导受领任务后,立即召开包括各中队中队长、政治保卫队队长和各中队指导员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党委书记、政委刘福传达警卫任务。会上,由骆骥做政治动员。担任警卫开国大典的工作,当时大家普遍感到压力很大,特别是还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他们不甘心失败,一直蠢蠢欲动,扬言要破坏开国大典。根据计划安排,庆典后有20万人的欢庆游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人士都要参加,部队没有这样的警卫经验。因此,骆骥在动员大会上要求全体干部战士,用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警惕性,密切和市公安局及兄弟部队团结协作,保证百分之百地完成好这次任务。

  吕展大队长做了兵力部署,他说:“我们的执勤方案,要重新检查和修改,做到严密又严密,工作要慎之又慎,不能出一点漏洞,做到万无一失。因此,在兵力上要加强调整,除原来在天安门执勤的五中队、鼓楼大街的一中队的任务不变外,要把二、三两个中队加强到天安门广场,担任警卫任务,并组织若干巡逻小组,维护北新桥到东单一线群众游行队伍集合地带的秩序。六部口四中队,增加一项天安门广场受阅部队和群众游行队伍向西长安街到西单方向有秩序的分流任务。政治保卫队的任务不变,并严密对控制对象进行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并要做好10月1日晚上,在北京饭店执行国庆宴会的安全保卫工作。”

  机关除李致远副大队长留守外,所有机关干部分到各执勤点和临时增加的巡逻小组中去加强领导。吕展负责总的指挥,刘福、骆骥、李明为副指挥,并给每人发了一张天安门警卫的部署图。当时这张图只印了4份。

  时间一天天地接近开国大典之日。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巡视。刘拴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具有丰富的警卫经验。夜幕降临,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拾起来一看,是飞马牌香烟。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

  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那个人正在记着什么。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个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几个回合,刘拴虎便将那人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炸掉毛主席的车队。

  10月1日凌晨5时,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一大队从干部到每个警卫战士,都感到责任重大,压力很大,都在紧张地忙碌,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保卫天安门广场的安全上。

  周恩来凌晨来到天安门。开国大典前,作为政务院的总理,又是开国大典的总管,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他的到来,谁也没有想到。吕展要向他汇报警卫情况。

  周恩来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周恩来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主席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详细地一一过问。因为庆典的时间比较长,为了保证毛主席有充足的精力检阅,大会给毛主席安排了一个休息厅,就在城楼后面。周恩来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个沙发,周恩来健步来到主席坐的沙发前,试着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座位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放了放,试一试声音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周恩来都一步一步走过去。他检查完后,又问临时厕所搭建的怎么样,吕展告诉他已经搭好了。

  周恩来说:“带我去看看。”

  吕展带他到了城楼东北角临时搭起的男女厕所。周恩来进去看了看,对警卫人员说:“厕所里要准备一些檀香,到时候把它点着,放几盆清水、肥皂、毛巾。”

  当周恩来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陪同他检查的吕展:“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

  吕展回答:“保证牢固。”

  骆骥在一旁接着说:“搭好后警卫师古远兴参谋长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周恩来检查完临走时说,10月1日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民主党派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他们爬天安门城的坡道时,如有爬不动的,你们要准备几个战士扶着他们上去。

  对周总理做事的认真细致,警卫战士都知道。按照他的指示,部队对一些死角又进行了一次检查,这一切检查完毕,天也亮了。

  10月1日到来之前,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已经装修一新,周围城墙亦用红粉刷过。虽是晚秋天气,可是晴空万里,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灿烂的阳光把整个天安门城楼映得更加绚丽夺目、光彩照人。

  上午12点多钟,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游行队伍,城里以区为单位,郊区以县为单位,男女老少穿着新装,手持红旗,敲锣打鼓,有组织地沿各指定路线开进。北新桥、东四北大街、东四牌楼、东四南大街,一直到东单市场,人欢红旗舞,锣鼓震天响,摆成一条条长龙等待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兵种部队,也先后开进城里,都集结在从东单起,沿长安街的马路两侧,排到东长安街西头三座门公安部大门前。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奉命组织了四个方队,每个方队400人,代表公安部队参加受阅。为了完成这次任务,部队挑出骨干,组成阅兵团,然后进行了一个月的训练。这次训练强度很大,周江当时参加了这个方队,他自己就走坏了一双新胶鞋。

  天安门金水桥前的广场,中间是军乐队,后边是一万多少先队员,两边是解放军和学生队伍,把广场站得满满的。天安门城墙上第一次挂起由著名画家周化钊夫妇画的毛主席画像,城楼中间上方挂起了鲜红的五星国徽,东西两边挂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两幅巨大标语。城楼东西两边飘扬着十面红旗,城楼中间挂起八只大红灯笼,金水桥后面搭起两座观礼台,整个天安门广场显得十分庄严雄伟。在解放军和群众游行集结地域,从东长安街到东单东四南大街的电线杆上,临时安装了几个高音喇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停地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等革命歌曲,给开国大典增添了浓重的节日气氛。

  下午1时左右,参加大典的宾客带着请柬,胸戴红绸观礼标带,由警卫战士分别引导到各个观礼台就位。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上是各少数民族的代表、工人农民劳动模范代表、解放军战斗英雄和模范代表、民兵和拥军模范代表、支援和参加我国革命事业的外国专家、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代表,还有由我国邀请专程来参加开国大典的西蒙诺夫、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全体成员。有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在金水桥前东西面礼台上是政府各部门代表,以及各省、市政府和北京市各界的代表,四个观礼台挤得满满的。

  下午2点多,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车先后开进天安门广场后面的停车场,接着是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林伯渠、董必武、赛福鼎、郭沫若等的车依次停下,下车后大家相互致意握手,由周总理引导一起向天安门城楼西边人行道上慢步鱼贯而入走上城楼。毛主席没有走新华门、长安街,而是沿中南海东广场顺着劳动文化宫走的,其他的高级将领、民主人士都发了通行证,到城楼上来的人边走边看重修的城楼。

  “啊,下面看不大,上来一看真大,修得真美!”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登上城楼,对这座伟大的古老建筑赞美不已。

  毛主席走到城楼中间的休息大厅里坐下休息,毛主席右手拿起一支香烟说:“大家累了,你们喝茶,我抽一支烟。”

  毛主席抽了几口烟,朝周总理说:“恩来啊,你知道这个城楼从明朝建起,到清朝开国世祖顺治元年维修过吧?”

  周总理回答:“据记载,顺治时期城楼做过维修。”

  朱德总司令接着说:“啊!我国劳动人民建筑起这么好的城楼,我们亦要维修保护好啊!”

  整个休息大厅里洋溢着说笑声,气氛非常融洽。

  担任警卫任务的赵太和由于个子大,那天执行了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临时被抽去抬担架。当时天安门没有电梯,吴玉章、董必武、李济深这些人年龄大了,赵太和和另一个战士把他们一个个用担架抬上天安门,每一个人抬上去后都很客气,跟他们握手表示感谢。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在这些人中岁数最大,赵太和他们要抬他上去,他不同意,一路小跑上去了。

  下午2时半,周总理请毛主席到主席台前去。当毛主席一露面,整个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鼓掌声、高呼毛主席万岁声响彻云霄。这时,周总理特意拉着新疆代表团的赛福鼎站到毛主席的背后去。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毛主席按下电钮,把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礼炮声一落,少先队员放飞的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天安门广场一片宁静,毛主席在城楼上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广场上一片欢腾,热烈的掌声、激昂的口号声经久不息。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终于盼来了自己的政府,几千年来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梦想,今天成真了!

  当军乐队奏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时,朱德总司令员乘上检阅车,沿着东长安街缓缓行驶,检阅由1.9万人组成的受阅部队。检阅结束后,朱总司令回到城楼,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继续努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

  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警卫突然发现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士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由于这个入口处直通天安门观礼台,而她既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因此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拦住,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

  “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来的这个人是江青,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生活秘书,然而警卫并不认识她,再说即便认识,按照规定,警卫也不能擅自放行。

  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去,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汇报,说有一个女同志在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骆骥急忙赶过去,抬头一看,心里一愣,这不是主席夫人吗?早在十几年前,骆骥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时期就认识她。那时她还是电影演员蓝苹,曾在一次赈灾集会上露过面。当然她并不认识骆骥。骆骥向警卫问明情况后,觉得事情有些麻烦,连忙向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汇报。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四个字:“照章办事!”

  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开国大典的警卫要求第一条就规定,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没有证件一律不准进。罗部长的话很快传到入口处,有尚方宝剑,警卫再也不去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更不让她进去。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朱总司令宣读完命令,阅兵分列式开始,受阅部队开始移动,各自整理队伍,依次顺序穿过三座门,调整为正方队形,准备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最前面是五星红旗开道,80多面红旗随风飘扬。接着是陆、海、空战士护卫的“八一”军旗作先导。第一方队是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方队,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军官们,行注目礼正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后边是步兵和年轻的空军和海军方队。用汽车牵引的地面炮兵队和高射炮兵队紧随其后。当坦克方队隆隆开过天安门前时,检阅台上十分活跃。就在此时,周恩来总理把手指向东方天空,“快看,飞机过来了!”

  毛主席用右手遮着射向前额的阳光,仰头向东方天空看着。

  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这些大炮、坦克、飞机,都要感谢蒋委员长啊!”

  周总理说:“蒋委员长是个好运输大队长!”

  刘少奇说:“他跑到台湾去了,现在失业啦!”

  毛主席说:“他失业了,我们自己造嘛!”

  周围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开国大典两小时后,苏联发来了贺电。师哲在天安门城楼上把电报译后给了毛泽东,毛主席的嘴角泛起淡淡的微笑。

  解放军最后一个方队是英勇善战、立过不少战功的骑兵部队。

  周总理说:“主席的马队过来了。”这个方队的马全是清一色的白马。因为毛主席骑的马是白色的,所以周总理这样说。

  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的马留在陕北了,它完成了历史使命。”毛主席对他那匹马很有感情。

  见主席伤感,刘少奇说:“一匹马留在陕北,这里还有一个团的马可以供主席骑。”

  朱德说:“总理就不能骑了。”周总理骑马曾经把胳膊摔坏过。说笑着,马队过去了。紧随其后的是手持冲锋枪的民兵方队和身背无线电的民兵女通信兵方队、钢铁工人和纺织女工方队。最引人注目的是2000多人组成的学生方队,他们打着锣鼓,边走边舞。最后一个方队是北京体育学院的男女运动健儿。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样的庆祝活动,今后每年可以搞一次。”

  毛主席说:“唉!要节约哟!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好吗?”

  周总理笑着说:“每年庆祝会可以开,不能搞这么大的群众游行,不能搞阅兵式。”

  大家正说着,十多万由男女老幼组成的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游行队伍过来了。他们边走边喊着口号,浩浩荡荡的人流像潮水一样通过天安门,向西长安街走去。这时军乐队整体向天安门金水桥走来,后边少先队员举起双手,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向金水桥东西华表前拥过来。毛主席亦离开检阅台,右手举起帽子,走向城楼东边又走回西边,一边走一边挥动帽子,向广场和观礼台的人们致意,并高呼“人民万岁!人民万岁!”到此,30万人参加的隆重的开国大典盛会圆满结束。

  10月2日晚上,政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国庆酒会。6点左右,华灯初上,北京饭店一楼的西宴会厅里已是灯火辉煌、热闹非凡,整个大厅已摆好酒席,每张桌边放着被邀请者的姓名。宴会的请柬是由政务院发出的,应邀的宾客手持请柬,先后来到大厅,每位宾客都由服务员引导到各自的座位。大厅东边的一特大圆桌是首席桌,中间放着一个五彩缤纷的鲜花篮。

  周总理早已来到,他穿梭在人群中间和大家打着招呼:“同志们,今天晚上毛主席来参加酒会,和大家一起共度国庆,你们一定高兴吧!”话音没落,大家热烈鼓起掌来,并高呼“毛主席万岁!”总理双手示意大家静一静说:“你们与毛主席握手时,不要用劲摇动,轻轻地表示一下就行了。”

  大家齐声说:“知道了!”

  总理说:“好,好,知道就好!”接着又说:“还有,在向毛主席敬酒时,你们能喝的自己干杯,请毛主席随意就可以了。”

  大家又齐声说:“一定照办。”

  晚6点半,政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庆酒会已经开始,周总理准备致辞,陈伯达才急匆匆地赶到饭店。门口的警卫人员照例要验看邀请书后才放行,然而陈伯达却忘记带了。他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方言解释了一通,却把警卫战士听得晕头转向,不知何意。正在僵持之际,一位领导正好走过来,因为他在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听陈伯达讲过课,知道他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就对警卫战士说:“这是陈老,让他进去吧,我来负责。”就这样,陈伯达成为唯一未带邀请柬而得以参加酒会的人。

  大厅内军乐队奏起了动听的乐曲,首席桌上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张澜、林伯渠等依次坐下。宴会厅内已坐满了,伴随着军乐队演奏的优美的乐曲声,人们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愉快。当军乐队奏起《东方红》乐曲时,毛主席神采奕奕地走进宴会大厅,这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大厅。在军乐队演奏国歌后,周总理从首席桌边站起来,手举酒杯说:“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是政务院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酒会,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同大家一起,欢聚一堂,共庆国庆。我提议,请大家举杯,共同干一杯!”

  顿时,整个大厅内洋溢着“干杯!干杯!”之声。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向首席桌上敬酒,向毛主席敬酒。维吾尔族代表一边敬酒,一边把自己民族的小花帽献给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把小花帽戴到头上。藏族代表亦把自己的礼品——雪白的哈达献给毛主席,宴会上互相敬酒、祝贺,非常激动人心。军乐队演奏民族歌曲,使整个酒会沉醉在各民族大团结、大欢乐气氛之中,把国庆酒会推向高潮。国庆酒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乐曲中圆满结束。

  警卫战士忠于职守,高度警惕,连续奋战十多个小时,胜利地完成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开国大典的安全保卫任务。

  开国大典后,政务院为了表扬中央公安纵队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中的警卫工作,由政务院办公厅在中南海请部分领导吃了一次丰盛的酒席,并发给每人一枚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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