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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轶事

  出湖南省城长沙,沿107国道东行32公里,就到了长沙县安沙镇和平村——朱镕基总理故乡。

  转上一条水泥小路,蜿蜒入山,两旁时见青竹婀娜、杂花间树,再行二三公里,地名棠坡,朱氏祖屋“恬园”就曾坐落在此,“以前好大一片屋咧,60年代全拆光了。”和平村村委会的小宋说。

  “朱镕基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光。”和平村村支书黄自力告诉记者,“他大概到9岁多才离开棠坡。”朱氏祖屋所在处,现在是一个苗圃,遍栽紫色的红槭木,开阔的地势,犹可想见当年的规模。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清末文豪吴南屏,曾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受邀到此做客,并挥毫赞叹恬园之美:

  “恬园,长沙朱氏之山庄也,地名棠坡,去会城东北六十余里,古驿道旁,岗岭回复,数转乃入,至则柴关矮屋,甫见竹树间游与乃伫,客惊而问,不意所称恬园者之在此也。”苗圃右边有一四角凉亭,亭中有古井一口,上有记载,“朱氏祖井,始建于清咸丰四年甲寅(公元1854年),位于泞坡祖屋进门丹墀中,有石砌围档,井水清凉甘甜”,这口井自开凿之日起,清泉不绝,朱氏家人及族中所办的学校,都以此为饮用水,至今100余年,不盈不1995年,湖南省地质勘探队还特意彩井水作了个鉴定,结果为“特优质矿泉水”。

  80多岁的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小时玩伴,她拄着一根棍子,颤巍巍地领着记者,“你看,那个平地上,我们小时候玩过跳绳的地方。”老人还记得,“细时这个伢子很灵凡(注:长沙方言,聪明之意),也很老实,别个打他,他就哭,说:我不打你、我不打你。”算起来,朱佩珍是朱镕基的堂嫂,老人年事已高,“几十年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楚了。”不过朱镕基并没忘记这位童年的玩伴。

  据老人的家属介绍,1996年朱镕基那次回长沙时,还特意请人将老人接到长沙小住。

  翻过朱氏祖屋所倚的小山,背面就是朱氏祠堂,1961年嫁到村里来的易翠兰,对这个祠堂记忆犹新,她用树枝在地上画起来:“先是一个池塘,从一座小桥过去,接着是一个大操坪,迎面是个大照壁……”按照几位村民的回忆,祠堂足有六七进,雕龙刻凤,气势剧组宏。

  这座祠堂给当年的孩子们带来很多欢乐,但在1960年代同样未能幸免,易翠兰当年就曾参与拆屋的行动。现在这片故地上,几幢民房杂乱相间,只有一株两人合抱的银杏树,得以幸存。

  岷藩后裔

  朱镕基的堂兄朱天池,曾对棠坡朱氏的历史作了梳理,从他整理的资料来看,棠坡朱氏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直系后裔,属于朱元璋第十八个儿子岷庄王这一支,朱镕基应该算是岷藩十七世孙。

  关于岷藩家族,刘佑平先生的《中华姓氏通书·朱姓》中有如下记载:岷藩开基始于朱*,是明太祖朱元璋与周妃所生的庶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封为岷王,原建国于岷州(今甘肃岷县)。洪武二十八年(1399年)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岷王朱*因被西平侯汰晟告发不法,被废为庶人,远徙福建漳州。朱棣称帝后,他恢复爵位,回到云南,但此后又在永乐六年(1408年)被削除护卫、官属。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令朱*自云南北迁至湖南武冈。1450年朱*去世,谥为庄,史称岷庄王。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岷藩后裔在武冈生息100多年后,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朱氏家族四散逃离,其中的一支逃到了长沙棠坡,朱天池(即镕垂)老人曾到云南、武冈等地调查过这段历史,“经过动乱后,逃到棠坡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很穷,只能靠教书为生。”按后来的阶级分析观点,这时候的棠坡朱氏一穷二白,算得上赤贫,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他们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在此期间,朱家陆续有人入仕,但从后来的记载来看,真正让朱氏家族脱贫致富的,是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字雨田),朱氏族谱的记载中说,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粮食丰收,谷贱伤农,达到了千钱三石的低价,朱雨田倾其所有买入,次年天灾,粮价飞涨十多倍,朱家从此“起富不愁衣食”。并开始广购田产,在城乡筑室置房。

  关于这段轶事,长沙市地方志中亦有记载:朱雨田此后转贩盐茶、设钱庄、开矿业,终于成为长沙首富,他修建的朱家花园,“登之可极尽岳麓湘江之胜,名于是邦矣”,列为长沙园林之首。

  据长沙市志的记载,朱雨田暴富之后,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

  朱氏家庭从此富甲一方,子孙兴旺,多时人丁上百人。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67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

  村民彭建武的妈妈,当年在朱家所办的学校免费读书,该村所有贫家子女,均免费就读于朱氏族学。彭建武说,解放后朱家人在村里没有挨什么斗,因为他们不是恶霸地主,“是好地主”。

  时至今日,和平村1200多人,300余户,但朱姓已经很少,村支书黄自力说,“朱家后人基本都出去了。”

  乱世孤儿

  朱镕基的父亲名宽澍,字希圣,他是个遗腹子,其父还没有见着他的面,就已去世。朱希圣有兄弟6人,另有姐妹数人,他排名老幺。据闻朱希圣绝顶聪明,年少即博览群书,颇有抱负,他曾取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意,自号“清醒上人”。

  朱希圣十多岁时,就染上了肺病,俗称“痨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种病基本无法医治。朱天池告诉记者,朱家长辈于是决定,给朱希圣娶亲“冲喜”。

  “冲喜”是当时农村的古俗,一般是男方家有人病危,急需有个内当家主妇,再就是希冀以结婚的大喜来冲刷晦气,让喜神驱逐病魔,以期让病人因此脱尽晦气而康复如初。

  朱镕基的母亲张氏(注:海外媒体误为余氏,余氏实为朱天池之母)就是这一情况下,匆匆嫁入朱家,从后来情况推断,时间应该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朱天池回忆:张氏的个头比较高,“长得很俊秀”。

  “冲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张氏怀孕后,朱希圣身体日渐羸弱,没等到孩子出生即英年早逝。1928年10月1日,当朱镕基出生时,她的母亲张氏也感染了肺病,无法给孩子喂奶,其时朱天池胞妹朱荔裳刚刚出生,伯父朱宽浚遂将镕基接到家中,让妻子给他喂奶。

  从没尝过父爱的朱镕基,与母亲相依为命,朱天池回忆,当时朱家长辈对孤儿寡母格外照顾,几位堂史弟音也相处亲昵,那时朱氏长辈都喜欢唱京戏,每到闲时,叔伯史弟便相聚一起,拉二胡、打锣鼓,唱功好的便一展歌喉。耳濡目染,朱镕基等几史弟竟也无师自通,爱上了这一“国粹”,甚至后来当上总理,朱镕基仍乐于在一些场合展示自己的京剧唱功。

  朱镕基跟大哥镕坚的感情尤其好,后来的交往情况,似乎也可佐证这一点:1998年,身在美国的镕坚90大寿暨婚庆60周年,朱镕基特意题辞“金石不渝、百岁可期”,以资祝贺,这应该是“诫题辞”的朱镕基,送给亲属的惟一墨宝。

  朱氏大家庭在朱镕基出生的时候,已经准备分家,此后不久,朱宽浚赴扬州工作,举家东迁,直至抗战前夕才返回,朱镕基母子分得的那份田产,便委托给“满伯”朱学方代管。

  不幸之事在朱镕基9岁多的时候再次降临,染病已久的母亲张氏辞世,朱镕基父母双亡,成了孤儿,朱学方负起了抚养他的重担。

  在朱镕基幼失怙恃的岁月中,时局同样不稳,可谓兵荒马乱:在朱镕基出生前,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许克详率独立三十三团,空袭共产党在城内的各类机关,是晚11时许,长沙城内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大屠杀还波及到湘潭、常德、浏阳等20余县市,共产党及群众“遇难者上万人”。

  共产党随即在湘赣边境发动秋收起义,并发出了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动员令,长沙城内也秘密筹划武装暴动,以作策应,国民党全城搜捕“叛党”,恐怖气氛笼罩全城,秋收起义部队未经训练,不敌国民党优势兵力,被迫转移。

  在朱镕基出生后不久,红军曾两次攻打长沙,并一度攻克,此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距长沙仅数百里,长沙因此成为国共两党交锋的前沿,历经“围剿与反围剿”战火荼毒,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轰炸长沙,形势十分紧张,据《长沙人民革命史》记载,蒋介石电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12日深夜,担任放火任务的警备第二团某部误听电话,以为日军已进市点火,是为“文夕大火”,这场大火连烧3天,死者3000多人,全城80%房屋被焚。

  性格之源

  父母接连撒手西去,对于一个不满10岁的孩童,无疑是人间惨事,后来抚养他的朱学方老人回忆,家庭不幸,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悲惨身世使得朱镕基少年早熟、发奋努力,且养成了处世深沉稳重的性格。

  朱天池对朱镕基的性格养成也作过分析:他幼年与寡母相依为命,虽然族人颇为照顾,但遭受些白眼想来在所难免,而在少不更事时,孩童间的嬉戏,身材瘦弱的朱镕基也受了不少欺负。朱天池记得,当时和朱氏子弟住在一起的还有任氏兄弟,他俩十分顽皮淘气,常欺负朱家子弟,别的朱家子弟对他们都退避三舍,而朱镕基表现出倔强的个性,即使被打倒在地也决不认输。

  或许正是由于幼年的苦难经历、加上此后求学的颠沛流离,使朱镕基感同身受,同情弱者贫者、反感仗势欺人、仇视为富不仁痛恨贪官墨吏。后来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为农民的穷苦泪洒宁边,为长沙的溃堤九江掬泪……实有真情动,实有苦衷在。

  而在被问及卸任之后时,朱镕基说:“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朱镕基的为官理念,其实可以在他的几位先祖身上,找到一点影子:在朱氏族谱的记载中,十五世乔生府君,就是一个颇有官声之人,他辅佐鹿传霖治理四川时,冬季官府救济贫民,某官员私藏了几件衣物,贫民投诉,乔生闻之,正欲起身,突然岩墙倒塌,打伤府君左足,民众争相拥出,乔生府君不顾足伤之病,厉色严斥该员,数以改过,该员深感愧疚,将衣物一一退还。乔生后来“历署诸道、颇得民心”,在他返乡时,民间每家“置明镜一方、清水一盏、白菜一叶,焚香跪道,爆竹声十里不绝。

  这位乔生还是一个刚直不阿、从不奉迎之人,族谱中记载,在一次慈禧太后的接见中,众官员皆吹捧慈禧有“宋宣仁太后”之德,乔生“独默然不语”,瞿鸿机感叹:“憨哉,乔生不可及也。”在朱氏先祖中,金陵为官的十五世鞠尊府君,因为“修沙洲圩闸、修惠民河,民勒石记之”。而到了朱镕基伯父朱介侯(即朱宽浚)这一代,则以“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为宗旨,历任湖北黄安(今红安)、江陵令,“才明识裕、为官运亨通俱优”,这位介侯公因为看不惯“污吏横行、国事日衰”,在宣统年间黯然挂冠而去,归隐棠坡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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