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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麻辣时评

无论在接下来的20多天会发生什么,无论明年官方公布的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如何,都不妨碍我们作出判断,那就是:2008,农民跌倒在增收路上。

改革开放的第三十年,中国在火与冰之间煎熬。上半年,物价飞涨,一切迹象显示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成为政府头等大事;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终于露出狰狞的面目,金融风暴越过太平洋,猛烈地扑上隔岸的中国:房市下挫,股市狂跌,企业大量倒闭,无数农民工黯然返乡。历史上的中国,很少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经历冰火两重天。

在这种急遽转换和煎熬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国农民,命运尤为可叹:在如火的经济形势下,他们必须承受农资价格的全面暴涨,但农产品价格始终受制于看不见的手,涨幅有限,而自然风险仍悄然来袭,让人猝不及防;如冰的经济危机中,企业的倒闭断了他们的生路,当他们怀揣一丝愿望返乡试图创业时,却遭遇捉摸不透的政策之变。

中国农民可能想破脑袋也料不到,他们会以这样的处境来纪念曾经属于他们的农村改革,虽然历史的荣光早已离他们远去。

他们能想到的问题是:天灾年年都有,为何农业保险总是缺席?政府能不能不控制粮价,如果非要干涉的话,能不能连带农资价格也一起控制?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政府有何措施帮他们提升就业能力和提供就业岗位?农民自己创业,没有麻烦政府,为何政府却来找麻烦?

明年形势可能更加凶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本月1日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2009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将迎来极为困难的一年。

他认为,我国农业发展将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市场。农业的比较效益将会随着农产品价格下降,逐步走低,由此可能出现新一轮农产品卖难问题,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二是农村就业和增长局面趋于严峻。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率将在保持多年高增长的局面下,出现拐点,呈下降趋势。而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给明年农民增收带来很大困难。

第三,质量安全事件对农民、农业产业的冲击不可低估。

值此危难之际,广大农村地区却被当作国家启动内需、促进增长的救命稻草。然而,农民若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如何能背负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何去何从,当令为政者深思。

天灾人祸扑倒渔农

《南方农村报》记者 王宏旺

冰灾造成损失240万,三聚氰胺败坏鱼的品质,广州资深渔农欲转行

天灾和人祸,使欧阳伯成对养鱼已经丧失信心,尽管他拥有20多年的养鱼经验,在广州白云区的水产界鼎鼎大名。

为此,他已在压缩养鱼的规模,决定再养几年,把本钱收回来之后,便洗手不干了。

承包4年连亏

年初的那场雪灾,虽然已快过去一年,但欧阳伯成感觉恍如昨日:他曾经目睹,200亩水面的陈洞水库泛起80万斤罗非鱼——那是他半辈子的心血。他的下半生,随之改变轨道。

一条土路伸向水库,正好将其劈为大小不均的两半,欧阳伯成在土路上修建了一个简易的水泥棚,装上热水器,摆了台电视。以此为根据地,他照看自己的渔场。

这个水库原先属于钟落潭镇水利站,2004年4月,欧阳伯成从别人手中转包过来,开始投苗放料,饲养罗非鱼。

欧阳伯成人称“天哥”,在白云区养鱼界无人不知,他敢于接手水库,源于对自己20多年养鱼经验的自信。他1982年开始全职养鱼,慢慢壮大。在2004年之前,他已拥有三片鱼塘:在家乡白云区江高镇小塘村有400亩,人和镇蚌湖村两片总计200亩,此外,他还经营饲料和贩鱼。

雄心万丈的他,没有料到,陈洞水库就是他的滑铁卢。

“从承包到现在,就没有赚过钱。”11月30日,欧阳伯成盯着水面,无法掩饰自己的忧伤。亏本的原因,一开始是由于转让费比较高(14万),后来是因为治安不好——当地偷鱼者较多,再后来是鱼价太低,比如2007年年末,罗非鱼价格才3块一斤。

这些对于饱经风霜的欧阳伯成来说都是小事一桩,只要承包期为20年的这个水库正常运转,他总可以应付过去。但是,今年年初的低温冰冻雨雪天气,却给了他致命一击!

80万斤鱼冻死

那次低温天气,是从2008年1月10号开始的。

欧阳伯成非常焦急,他不停地拨打广州市气象局的天气预报专线,听到的总是低温仍将持续的女声播报。他的思绪回到了1995年,当时,天气也一样糟糕,不过,幸好他在蚌湖村的鱼塘可以抽取地下水,温暖的地下水保护了罗非鱼过冬。

因此,他首先想到的是,陈洞水库有没有地下水?在帽峰山周围和陈洞村民家里观察之后,他断了这个希冀。陈洞村属于岩石地貌,没有厚的沙层,“沙层没有一两米是蓄不了水的”。

抽地下水行不通,能否做个过冬棚?这是一般鱼塘用来抵御低温的方法,但只适合10亩、8亩的小鱼塘,在200亩大、8米深的陈洞水库上,根本无法搭起一个如此巨大的棚子。

能不能请人赶紧捞鱼,火速卖掉?刺骨的天气里,没有工人愿意下塘涉水,而各大冷冻厂也开始落井下石,纷纷压低鱼价——1块钱一斤。最关键的是,即使可以这样做,陈洞水库80万斤鱼也不是一天就可以卖掉的——他的东风卡车一车运8吨的话,也要运50车。

怎么办?欧阳伯成想尽一切办法,却一筹莫展。

今年大年初六,冷冰冰的水库终于发生恐怖的变化。一些罗非鱼开始零星浮出水面,它们由于肺部被冻伤,争相到水面上呼吸氧气。然而,表层温度更低,它们很快被冻死,又沉下水库,随之发生腐化,鱼体发胀后又重新浮上水面。随后,尸体开始大面积铺开,最后,水库变成了几十万条罗非鱼的停尸场。

“80万斤全部冻死,冰灾结束后,我只捞上400斤活的。”欧阳伯成抽了一根烟,记忆在吞云吐雾中变得苦涩,“死鱼也有一些鱼粉厂来收,一毛钱一斤,但我请人打捞是8分一斤……”

一年下来,他光在饲料上的投入就一百多万,还不包括人工、鱼苗、承包费等,以市场价3块计算,欧阳伯成的损失是240万。

“我想说的是,我们农民不容易,要是有农业保险该多好啊……”

鱼价跌破成本

欧阳伯成盼望政府补贴,盼到手了——5000块;希望得到贷款,可以申请——2万块限额。他之前做饲料生意,别人欠他一百多万,打电话过去,对方称没钱。

“做人不要太义气,这是我的教训。”他从这场雪灾中学到了这条,“以前我多仗义,帮助那么多人,以为他们也能帮我,哈哈,简直是太天真了!”

冰灾发生前,他是三管齐下:养鱼、卖饲料和贩鱼;雪灾之后,现金流的断裂使他对后两块业务忍痛割爱。饲料经销生意的运营方式已今非昔比,如果说以前赊帐是司空见惯的话,现在人们只相信现金。贩鱼曾经是最赚钱的行当,即使在鱼价最低迷的时候,用卡车在鱼塘和冷冻厂之间奔波,仍然可以赚取差价;如今,收鱼需要支付现金,例如收一车7吨的鱼,大约要付4万块,但是鱼送到冷冻厂后,最快也要20多天才能拿到货款,一手付现金,一手被压款,这对现金已经枯竭的他来说,是无法继续的生意。
欧阳伯成能做的,只有继续养鱼。他在蚌湖村的鱼塘因为有温暖的地下水,冰灾后100万尾鱼苗还剩下50万尾,他把其中的40万尾放在陈洞水库。

之所以继续养鱼,当时他与同行有这样的分析:雪灾中,大量罗非鱼冻死,供给紧缩,养鱼肯定有赚头。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灾后的短短一两个月,罗非鱼价格曾飙升到5元/斤,此后,鱼价一路下行,目前价格维持在3.2元/斤左右。“我的成本都要3块多。”欧阳伯成再次灰心,价格高的时候鱼没长成,等到长成的时候,鱼价却降低了。他选择少卖鱼,试图等待更高的价格出现,然而又要过冬了,是不是还有低温天气?他不知道。

三聚氰胺施害

“这几年养殖业被搞乱了!”欧阳伯成摇头,他自己有鱼苗,不用买,自己有车,可直接送到冷冻厂卖;换言之,成本比人家低6毛,鱼价比人家高4毛,“可为什么还是亏本?”

他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饲料厂胡乱添加蛋白精(三聚氰胺原料),扰乱了市场;第二,冷冻厂联合压价;第三,气候反复无常。

2008年9月,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被媒体曝光后,三鹿等企业已得其咎;然而,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曝光后,却始终无法揪出大型的生产企业,欧阳伯成对此冷笑不已,“我养鱼26年,也经销饲料,可以打包票说,每一个(饲料)企业都用蛋白精!”

蛋白精的添加可以迅速提高饲料中的蛋白含量,并且大幅降低成本,但这种蛋白却无法被吸收,甚至因为含有三聚氰胺,对鱼体和其他动物有害。

“现在的鱼还有鱼味吗?没了。”欧阳伯成无法掩饰对饲料企业的痛恨,“现在的鱼,不但长得慢,而且病痛特别多,都是饲料弄的!”

“这个行业,就是天生天养,还不如种粮,种粮还有补贴!”欧阳伯成表示很多同行与他的想法一样。

不赚钱,种粮大户加速消失

记者 王宏旺

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资涨价和农产品涨价出现不对称运动,导致英德市洲西村农业规模经营萎缩
遭受天灾人祸,损失惨重的广州养鱼大户欧阳伯成竟然羡慕粮农,只因种粮有补贴,但英德粮农的真实状况却令人悲观——

11月26日,夕阳残照中的英德市洲西村里,家家户户忙着将晒干的稻谷和花生收入箩筐,一派忙碌的景象。洲西村第一种粮大户李雪飞却浑然不觉丰收的来临,细细算账后,他决定明年还是少种水稻。
此前,洲西村5个种粮10亩以上的大户纷纷壮士断腕,自弃良田。粮价涨不过肥价,丰收顶不住灾害,第6个大户李雪飞也逃不过“大户萎缩症”。

肥料涨价起于国际市场,直抵乡村,价格传导一竿子捅到底;洲西村民处于中国的最底层,面对早已决定的粮价毫无话语权。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一面是城市到农村工业品涨价的泰山压顶,势如破竹;一面是农村到城市农产品涨价的步履维艰,受制于城市居民对粮食价格的敏感,涨幅不得不锁定;一面是城市内部不断扩大的再生产;一面是农村日益萎缩的规模经营。二元结构下的城乡鸿沟正自我导向为更大的鸿沟,倘若不加控制,农民纵使粉身碎骨,也无法越雷池半步。

肥涨价翻跟斗

年关一至,2008年就将被抛弃在泛黄的日历里,李雪飞细数过往,印象中抹不去的,只有肥料涨价的次数之多和幅度之大。

2000多人的洲西村,宁静而遥远,依赖一条长约9公里的江洲公路通往沙口镇,农资的信息在这条窄窄的村道上反复传递。清明前,农民种下水稻,清明后,茁壮成长的水稻开始需要大量肥料。于是,洲西村民通过江洲公路,到沙口镇的农资经销店里购买化肥农药。

“价钱怎么样?”回到村里,没有出门的洲西农民诚惶诚恐地打听,听到的却是心惊肉跳的价格。“复合肥240块?”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种肥料清明前才125元。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不单复合肥,尿素也涨了,农药也涨了,而且10天一个价。

不安在洲西村民中间蔓延,一些农民坐不住了,立马出村买肥;一些农民想再等等,却等来更高的肥价。同样的俄罗斯“双马”牌复合肥,李雪飞买的是240元/百斤,迟几天赶集的廖德星却要多出10块。
不同于廖德星一年拉一次肥,李雪飞拉了两次,一次是清明后,一次是8月份,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复合肥价格已经变成260元/百斤。种了14亩水稻的他,第一次拉了4000多块钱的肥料,第二次又拉了1000多块钱。

农资易涨难跌

农资价格只见涨,不见跌,“正邦”牌农药在清明前是20块一瓶,清明后变成23块,6月份变成25块,现在还是25块;同样,复合肥从去年的125块涨到清明前的130,再到清明后的240,8月份的260,现在仍然是260。“听说石油、硫磺什么的原料早就降价了,怎么农资价就不降了呢?”李雪飞很纳闷。
李小心翼翼地向经销商表达对肥价只涨不跌的不满,得到的答复是:肥料企业是在原料价格高涨时进的货,现在还在用它们生产,肥料价格当然不能降。

业内人士透露,肥料涨价程序很简单:大型肥料企业根据硫磺等原料涨价的情况,将出厂价提高,区域经销商也随之水涨船高,乡镇零售商再加价将肥料卖给农民,而中小型企业涨价则紧跟大型企业的步伐。肥企——区域分销商——乡镇经销商,农资涨价顺流而下,每多一层,价格便高一截,到农民手上时,肥料价格已经翻了跟斗。这个价格链条传递的时间,有时甚至是在一天内完成的。然而,虽然各种原材料价格如硫磺全面暴跌,但是肥企仍然以种种理由推迟降价,这是行业内普遍的操作原则。这便出现了“涨价如火箭升空,降价似蜗牛下楼”的怪状。在这种不对称的价格运动中,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无疑是农民。

等钱用急卖粮

每到8月,洲西村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里,便多了一些来回穿梭的卡车,村民对这些收粮食的车辆习以为常。

粮贩子跳下卡车,走进廖德星家的晒谷场,吆喝一声:卖粮不?

“多少钱?”廖德星问。

“110。”粮贩子答道,这是一百斤的价格。

“能不能高点?”廖德星近乎乞求。

“不卖以后更低喽。”粮贩子颇不耐烦。

廖德星忙不迭地答应,粮贩子又以稻子不干,没有经过风车为由每百斤扣2斤。

廖德星的急切,源于琢磨不透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以往的教训让他“不敢等”,最新的例子是,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冰灾让许多“等等看”的桔农血本无归。“今天 100,明天就80,都说不定的。”廖摇摇头,“比如花生,11月初还是1块2/斤,现在只有8毛5了。”今年他种的4亩多花生亏了本。

有些村民则是“不能等”。由于家有小孩上学急着用钱,他们早早就把粮食卖了,价格往往更低。尽管免费义务教育已在英德实施,但正如其他地方一样,中学的住宿费、伙食费、乱收费比当初的学费还要高。而洲西的小学生上到6年级,就要转到圆山小学去读——这个小学属于另外一个村委会,伙食费和交通费要增加不少。

收粮的分为两种,一种是赚运费的,例如本村的马桥宝,在本村收110元/百斤,卖到沙口是115块;一种是加工厂老板,自己收粮加工成米。无论哪种方式,对村民来说,粮价都是已经决定好的,只是等待自己确认。

“啊?跟粮贩子抬价?”听到南方农村报记者的建议,廖德星睁大了眼睛,“最多开个玩笑,说能不能提点价,人家也会跟你开玩笑,说‘你叫国家先提啊’。”

与其他村民不同,李雪飞憋了一口气,要等更高的粮价,他的心理价位是120块。等了几天,他终于等来一个电话——沙口镇粮贩谢献根打来的,对方打听到他是大户,有1万斤粮食,愿出价118元/百斤,约定第二天来收。

留下1千多斤自用,卖出9千斤,李雪飞老婆很是高兴,说“赚了一万块”。李雪飞训斥她:光买肥就花了5000多,还没有算农药、人工、机械的钱呢!就光看钱,不看成本!

国家操盘粮价

在灯光昏暗的米店里,谢献根一脸委屈地干笑着。在他看来,决定粮价的,显然不是粮贩,后面还有更大的“老板”。

8月初,谢献根与沙口其他的粮商便去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国企)打听风声,以便决定自己的出价。储备公司发出的话是110块/百斤,谢献根们据此认为今年的粮价就是这个水平了。

在大站镇,英德市粮食储备公司的储备库正在抓紧建设中。一位负责人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储备库计划库存3万6千吨,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相当于全市108万人维持温饱水平40天所需的消费量。该负责人表示,无论如何,储备公司对本地的粮价有绝对的调控能力。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国家通过四级(中央、省、市、县)粮食储备,可有效地调控当地的粮食余缺,进而控制价格,“要想国内粮价大涨,不可能”。同时,国家还可以通过政策手段控制粮价,第一是最低收购价政策,第二是中储粮不时地拍卖粮食,第三是严格控制粮食出口,所以,虽然国际粮价飙升,国内粮价却仍然涨幅滞后。此前,北京大学教授卢锋已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表达对国家一手补贴国内生产,一手限制出口的不满。

以上种种迹象显示,国家才是粮价最后的操盘手。这只手如此无形,以致农民琢磨不透。“听说国家提出国内粮价要跟国际接轨,你说城里人能答应吗?”走南闯北,自称“知道城市是靠牺牲农民建起来的”村中能人陈寿财满脸狐疑。

再无种粮大户

李雪飞训斥完老婆后,便仔细算账,每亩用肥240元,同比上涨近100%;农药每亩投入35元,同比增加16.7%;人工35元,同比增加40%;机耕和机收各75元,同比增加25%;总计每亩投入高达460元,同比去年增加50%以上。而受水灾影响每亩粮食产量仅为500斤,粮价为118元/百斤,每亩收入则为590元,减去成本每亩实收190元,他14亩水稻2660元。

“我们夫妻两个人,等于每月每人才挣200块!”李雪飞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还不如打工,打工一个月挣一两千也正常。”

令他更加沮丧的是种稻又累又烦,“要除草、杀虫、放水,施肥要两三次,杀虫要五六次。”李雪飞已决定明年少种水稻,多种经济作物,成为洲西村倒下的又一个种粮大户。

最早倒下的大户是陈福礼,他在2002年就种了20亩水稻,但无奈粮价太低,种得越多便亏得越多,他开始减少种粮面积,最后干脆不种粮,搬迁到清远居住;第二个大户是李荣富,2003年种了13亩水稻,因受水灾和粮价低等影响,越种越少,2007年萎缩到7亩,今年只有4亩多;第三个大户周景富,从13亩萎缩到今年的7亩;第四个大户是梁洪苟,2006年种了十来亩,后转入英德做生意;第五个大户是李雪飞的哥哥,2007年种了14亩,今年萎缩为4亩。

至此,洲西村已没有种粮大户。而广东省今年也取消了专门针对种粮大户的种粮补贴,转而“摊起了大饼”——凡种粮者皆可得到补贴,这意味着多种粮食不再受到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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