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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时报 2008/10/06

胡志明是在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一半时间在国外奔波、奋斗。胡志明多次到中国,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深厚友谊,同时也经受了不少危险和磨难。20世纪40年代在广西被捕坐牢就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

被捕坐牢

1942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取得重要进展。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领导创立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影响不断扩大。许多地方都展开了游击活动。但越盟尚未能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任何国家建立联系。同时,中国华南地区的越盟组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趋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同海外的越盟取得联系,进一步扩大越盟的影响,有效地争取国际援助,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完成这一重要而危险的任务,需要指派一位既了解中国,又有威望的人前往重庆。而作为越盟创始人的阮爱国便成为大家一致公推的人选。8月中旬,阮爱国离开越北高平省抗法根据地,秘密来到中国。为保守秘密、转移外界的视线,他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胡志明。从此胡志明的名字一直伴随他终生。

1942年8月25日,胡志明来到广西靖西县巴蒙圩,先在农民徐伟三家住了3天。8月27日,由农民杨涛带路前行。当走到德保县足荣乡时,遭到国民党乡公所乡警的盘查。乡警发现胡志明除持有“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证件外,还携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和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但所有的证件均已过期失效,乡警认定胡志明身份复杂,有重大间谍嫌疑,遂将他拘留。8月29日,胡志明由德保县城被押解到靖西县城。靖西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系重要嫌疑犯,便决定将他送交广西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室审查。胡志明写信求见靖西县长,因为他曾在桂林同这位县长见过面,但县长拒绝同他见面。胡志明又给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信,也未有回音。

在靖西,一个同越南革命者结拜为兄弟的名叫王锡机的中国农民,曾到监狱探视胡志明。胡志明通过王锡机给国内写信,报告了他被捕坐牢的消息。在靖西过了一个半月,当局又把胡志明押解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每隔两周或一个月,当局便给胡志明更换一个监狱。每次转移,都给他戴上手铐和枷锁,并有5名武装士兵押解。往往是清晨上路,傍晚才能到达另一个监狱,有时甚至要走两三天。

牢房里,政治犯同吸毒和患有梅毒、性病的各种犯人混杂在一起。挤满了人的牢房甚至会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胡志明有时只好坐在马桶上,如有犯人大小便,还要起身给他们“让座”。早晨起来,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倒马桶。有一次,胡志明一觉醒来,发现身旁的一个犯人已经死去了。牢房里最令人痛苦难熬的是疥疮和虱子、臭虫,到晚上还有蚊子。犯人们把虱子叫“战车”,把臭虫叫“坦克”,把蚊子叫“飞机”。在这种环境下度日,胡志明浑身长满了疥疮,而且骨瘦如柴,头发也脱落了许多。从1942年8月29日起,胡志明先后被囚禁在广西靖西、田东、隆安、天等、邕宁、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13个县的13所监狱。至1942年12月10日到达桂林。不久,又被押往柳州,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审查。

名义上的自由

获悉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坐牢,越南共产党中央十分焦急,多次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中国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查询胡志明的下落。后又通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等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千方百计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胡志明。但国民党政府不予理会。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共产党只好向中国共产党求救。延安立即打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想办法营救胡志明。周恩来早于20世纪20年代就在法国结识了胡志明。大革命时期,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广州更是频繁交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接到延安的指示,周恩来虽值大病初愈,父亲又刚刚去世之时,但仍亲自往见蒋介石,当面进行交涉。同时又委托爱国将领冯玉祥去游说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敦促广西方面尽速查找胡志明的下落。周恩来对冯玉祥说:“胡志明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倘有不测,何以再谈人间道义。”

冯玉祥既坚决抗日,又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在这种情况下营救胡志明,要冒很大风险。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胡志明一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谁也做不了主。经同国民党邀请的苏联顾问团商量,决定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迫使蒋介石释放胡志明。

冯玉祥对李宗仁说:“胡志明是在你们广西被捕的,你就不怕蒋介石嫁祸于你吗?”李宗仁觉得冯玉祥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与他一道去见蒋介石。冯玉祥对蒋介石说:“胡志明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他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权力、有必要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共产党吗?怎么不逮捕他们呢?同时,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成了罪人?假使把赞成我们抗战的外国朋友当成罪人,那我们的抗战不就是假的了吗?不就失去国际间一切同情和支持了吗?如果要真抗战,就应尽快释放胡志明!”在旁的李宗仁也帮腔说:“释放胡志明的道理,冯先生已经讲了。我问你,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面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说:“好了,马上叫人调查调查。”这次谈话对于后来蒋介石下令释放胡志明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在柳州的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政治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基于对胡志明其人的了解,也建议第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释放胡志明,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命令第四战区释放胡志明。就这样,胡志明于1943年9月10日离开拘留所,交由第四战区政治部“查看感化”。从此,胡志明在名义上恢复了自由。

参加会议

胡志明虽走出了牢房,但并未真正恢复自由。张发奎的意愿是让胡志明为贯彻他的图谋服务,这使胡志明又增加了一段难忘的经历。1942年10月,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在广西成立,其执委会成员都是长期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为首的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名叫张倍公。

另一人是阮海臣,他已年届七旬,从1912年起一直在中国居住,越南语已基本忘光。“越革”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其头面人物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所困扰。此外,在昆明的部分越南独立同盟成员相继给蒋介石和张发奎写信,宣布不承认刚刚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理由是该组织在国内没有代表,而且其执委会主席是由一名中国国民党将军担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张发奎的旨意,于1943年8月在柳州成立了一个有越盟参加的组织,名为越南爱国者会议筹备委员会,并请胡志明参加。

起初,胡志明拒绝参加。他说:“我等待自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如今没有权利再荒废每一天。国内有许多急迫和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这里将有我们的代表来代替我。”但第二天,胡志明便收到了张发奎的信。张发奎在信中要求胡志明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个委员会,而且用要挟的口吻表示,胡志明的参加是他恢复自由的前提条件。事情已很清楚,张发奎是想通过胡志明来控制这次会议。正因为张发奎了解了胡志明的身世和威望,意识到今后打交道的对手正是胡志明,所以对待胡志明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胡志明的参加使上述筹备委员会的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越革”中的一些成员强烈反对同越南共产党和越盟合作,此刻便不再吭气。这样,筹委会就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这些成员是: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越南国民党(简称越国)和大越党。一些代表反对大越党参加会议,理由是它有亲日倾向。胡志明则赞成让大越党参加,认为这样可以争取其中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此外,胡志明还建议邀请一些从不参与政治的团体参加,如佛教会、开智会等代表参加。接着,胡志明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成员,让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的代表与越盟一起参加会议。这些建议遭到越革头目张倍公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越盟的势力将会占据会议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决定请张发奎出面裁决,便给张发奎写了一封信。张发奎出于对胡志明的尊重,又考虑到他同越盟的接触刚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引起麻烦,便支持胡志明的建议。

几天后,张发奎宴请筹委会的各方面代表,并在席间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如果等到所有的准备都完全周到之后才召开会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出于这种考虑,我请胡代表(胡志明)为我起草了召开会议的计划。我仔细阅读了这份计划草案,认为这是一份革命的计划,处处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和越南各革命党派加强团结的愿望。我向各位推荐这一计划。”张发奎的讲话既已定了调,张倍公只好对张发奎表示感谢,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其他代表也不得不对胡志明草拟的计划表示赞成。

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干扰,张发奎把第四战区的礼堂作为召开会议的地点。会议进行得颇为“庄严”、“隆重”,各方面的代表都西装革履,但胡志明却和平时一样着装。他虽然深知在场的不少人都站在越南革命的对立面,但在会上则表现得落落大方。他讲话时,着重介绍了越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共产党人在反对法、日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作用。张发奎多次鼓掌,对胡志明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坚持出席到散会。在张发奎亲自坐镇的情况下,胡志明被选为越南革命同盟会(越革)执委会的候补委员。

会议结束后,胡志明对身边人员说:“会议的结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我们参加会议是正确的,抵制会议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我们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中国来寻找与其他盟国取得联系的途径,争取对我们解放事业的援助。”张发奎通过胡志明的支持和帮助,成功地召开了会议,达到了他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目的。在请示重庆之后,张发奎同意胡志明回国。这样,胡志明带领18名越盟干部,于1944年8月9日离开柳州回国,继续领导越南革命。

在监狱极为恶劣的条件和狱警的严密监视下,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包括七绝、七律、五绝和杂体诗。胡志明将它们抄在土纸上,合订成一个小册子,在封面上写下了“狱中日记”四个字。这些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宽阔胸怀。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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