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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四代人 - 写在前面的话

昨日从email收到母亲从国内发来的回忆录第一部分。读来有种被blown away的感觉。一点一滴地追回对那凄风苦雨年代的记忆,想必母亲下笔并不轻松。她说她的文字没有我那样的文采。我觉得挺好的,这样才有历史的质感。于是就这样原封不动地呈现给大家。

她的文字使我想到了与我有关的四代人。

过去只知道母亲有个早年故去的姐姐,这次才知道原来母亲还失去过哥哥和弟弟。作为独苗的母亲承担了她的责任。于是我作为独苗之下的长子也承担过自己那一份。

对外祖父母,我是有很多记忆的。文革时他们被轰到农村,母亲派我作为家庭代表去看望他们。那年我十一岁,弟弟只有五岁。于是我变得责无旁贷,身背带给他们一些日用品就上路了。在火车站居然阴差阳错地没有见到来接的姥爷,只好硬是问了几十里乡村土路,连滚带爬地找到了地方。从此这每年一次的苦差事自然而然地落在我头上。

外祖父母历经多次改朝换代,但没有赶上什么好时候。又仅有一个女儿可以依靠,生活的艰困可想而知。姥爷曾研究多年的诗词格律的书稿在文革也散失了,空有一身学问无从施展。

而我父母这一辈就比上一辈有天壤之别了。如今二老正赶上好时候,“夕阳无限好”。有我弟弟一家人多年的照顾,他们把在奥运森林公园旁边的家经营得有滋有味。母亲有北京老年集邮会顾问的职位,还出了两本有关集邮的书。父亲拿着国务院的特殊贡献津贴,还自己建立个人网站,对我和太太的教育网站也出了不少力。奥运会时老两口还在街道上当个志愿者什么的。

而我呢,当然希望过比上一辈更好的生活,也算在华尔街帮工混了十几年。但我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文革那个年代度过的。按说一个十岁出头的男孩子,正是念书兼贪玩的时候。可是在那个年月里,我偏偏不得不管理起全家的财政支出,要做全家的一日三餐,何时领取当月的油粮票、何时买掉购货本上过期便作废的芝麻酱或粉丝,我都门儿清。不但洗衣,还做被子。这点缝补的手艺多年后在美国还派上用场。我女儿小时候喜欢在家里的皮沙发上蹦来蹦去,结果扯了一个大口子。我找来一块皮子细心缝上,至今完好如初。只是我家小狗总在那个地方蹭来蹭去,好像非要弄明白为什么那个地方有点与众不同。

那样的年月虽然苦点,但也多少培养了自己的韧劲性。后来负笈留学,虽然没有干餐馆跑外卖,但拿了全额奖学金人家是要你念书的,学习的压力无人可及。我需要在一年之内拿下硕士学位,再与一百多位老美竞争进入二十来人的英文博士班。简直可以用血战来形容,失败了就得卷铺盖回家。当时又赶上个人生活的困扰和病恙来袭,但居然就这样挺过来了。如此才有了后来的柳暗花明,一路风景。哥大几百年历史,建筑古色古香,一进楼道就有一股旧木头的味道。以致于我每当闻到这样似曾相识的味道心情就紧张起来。

巧的是就在我收到母亲回忆录的同一天,在女儿的指引下我偷偷进入儿子在facebook网站上的个人网页。一看不得了,好家伙,差点让老爸满地找眼镜儿。有着一个个小人头的好友名单呼拉拉六七百之众,水葱儿般的少男少女们,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眼花缭乱。虽说咱也挺喜欢音乐,ipod里面古今中外的歌曲装了几千首,可儿子在网页上开列的 “Most Favorite Music”的名单上咱基本上没有认识的。

儿子十八了,今年进了长春藤。当年老爸老妈背个包就远渡重洋来念书,如今给他装了整整一面包车的东西,还觉得总觉得缺点什么。儿子一走,老妈说心里空落落的,情绪压抑了好多天。儿子那边到好像悠哉悠哉,乐不思蜀的样子,也不常打电话过来。十八岁啊,青苹果般的年岁。那时我已经是有两年工龄、月薪三十二元的中学英语教师了,而且,我说过,还会缝被子耶。而儿子昨天臭袜子还要老爸给洗呢。

儿子倒是挺聪明的,但不下苦功读书,作业总要等到last minute,可成绩还不错。考大学时,我说你得背背单词儿。他说不用背,全认得。结果SAT真的拿个满分回来。如今的孩子,对知识的认知、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方法与我们这一代全不一样了。

儿子对中国并没有多大好感,恐怕是美国学校灌输的结果。我们也没有刻意给他洗脑,以后自己慢慢判断吧。有一次老妈倒是说起:要不是当年老爸老妈艰苦奋斗在美国立下脚跟,哪有你们今天乐的份儿?儿子耸耸肩膀笑笑说:“Well. Good for you.”不爱学中文?也罢。再学也难有老爸这般生花的锈笔吧。有时我看着满书架的中文书,觉得挺无奈的,将来不会有人再读了。顶多是让后代捐给图书馆,人家要不要还是回事呢。说是要留给后代文化的根,可下代呢?下下代呢?总有消失的那一天,只是早晚而已。就连中国面孔,也会慢慢消失,二分之一,然后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最后剩one iota。

下一代总会学会生活,总会比上一代过得好。不用教。

还是听我母亲说她的故事吧。



耄耋拾忆(第一部分)

作为在北京土生土长,又渡过日本侵华、国民党统治与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全过程的老人,我恐怕已是最后的一代人了。为了推迟失忆、活动脑筋,从一个普通百姓视角,将所遇、所闻、所见的琐忆记录下来,或许对后辈与社会研究者有一些可参阅的地方吧。


1933年出生在妞妞房胡同3号

妞妞房在老北平东城较中心地带,与西邻的北池子大街平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北口接骑河楼胡同,南口接孔德西巷,是离紫禁城较近又较典型的平民百姓居民区。胡同内没有高屋建瓴的富殊四合院,没有商户,只有一个摇煤球的场院。

当年北口的骑河楼是一条集中各个一间小门脸商铺的东西行的长胡同。有小本经营的肉杠、粮柜、菜案、裁缝铺、绱鞋(揎鞋)铺、剃头挑子和为活人糊顶棚、为死人出殡糊纸人纸马的妆裹铺。主要为周边十多条胡同平民百姓的平日吃、穿、用服务。

妞妞房3号在胡同中部,座西朝东。门外南五步远有一棵朽木电杆,正对着东去的第三个丁字形出口,东通御河沿(俗称北河沿)。当年御河宽十多米,水很脏。我和同学特别喜欢这丁字口边竖着的半人高的“泰山石敢当”(其时北平许多胡同有“泰山石敢当”),这是避鬼邪的石兽头镇物。由于孩子们可攀爬上去,站起来能观察全胡同的动静,坐下时石敢当的兽头光滑凉爽,自然成了全胡同孩子们聚会的最佳玩地。

如果要西去北池子大街,除了北走骑河楼外,妞妞房南口与孔德西巷交汇处还有北池子三条及不远的二条。这两条胡同很短,没有甚麽门户,小孩一口气从这头就能冲到那头。

老北平胡同的天地承载了人际的安宁与温馨,承载了我的童年。那些老街坊、老同学的音容笑貌可以说一生难忘。



我家供奉着佛徒舍粒

我父母信佛,父亲是北平市有法号的居士,较通晓佛经。解放后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还请他帮北长街北口路西佛学研究所为梵文佛学文献断句、翻译、校改二、三年。

解放前他在西单旧刑部街万安寺作佛事最多。我小时也曾随他参加过法会,得见几十位和尚、居士在大殿前院履圈颂经,放生鱼、鸟等牲灵,或在院中举火抄度亡魂。

他曾虔诚、庄重地请回家一座2寸高的水晶小塔,内用藏红花埋藏着四粒座禅圆寂高僧的骨舍粒。大的一个,约黄豆大,呈银白色,移动时微显出有蓝、橙色云光。父亲说佛徒修练的道行越大,其舍粒才会越显色彩。其它三粒和小米大小差不多,无光泽纯白色。

我家租住的四合院是寡居陶太太的房产,分内外院。我家住内院,中隔垂花门,外院另住两家。内院北房三间正房有前廊,两侧各带一间进身小的卧房,父母住西卧大炕,孩子们住东卧大炕;东厢房两间大炕留外来亲友或褓母及仓储用,隔断南头专是一间厨房;西厢房两间虽有大炕,但一直作书房迎客,隔断北头一间则专作佛堂。

记得佛堂条案正中三尺檀香木佛龛供着非常精致的细瓷释迦牟尼立像。水晶舍粒塔就供在龛内佛祖脚下。

佛堂内还供有铜大肚弥乐佛、铜观世音菩萨与一手持柳、一手持露水碗的彩瓷观世音菩萨,以及相当多的佛经。

供案不仅有铜香炉、铜腊烛台、大小木鱼、大礼佛跪垫,还有点檀香细碎木的熏炉。整日点燃的佛香与檀香烟袅袅使人入静。我最喜欢用小勺把檀香粉末崴进熏炉助燃,父亲也常会摸着我的头一笑,透着鼓励与欣慰。

我父母信佛的原因很多,主要是民国、日伪时期国不国、家不家,一度每日吸鸦片麻醉都无以自拔。

听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父亲在通县县政府当职员,日本鬼子从东北进攻把官员吓得四散魂飞。当宋哲元抗日军队需要筹粮筹款时,该衙门只剩下他与另一位同仁俩个东奔西跑尴尬不堪酬撮军需。加上因给朋友关静堤作保,不幸连带倾家荡产。

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他与老舍(本名舒舍予,他们是京师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一拨儿抛家舍业向南逃难,但只走到了开封市附近,便跑不过日本鬼子大举进攻的速度。上有飞机轰炸,下为乌合大众逃难洪流,又遇上“枭捋”(劫盗),不得不狼狈地转回北平。

接着长子病故;难产得活的幼子冯大赫仅一岁多即患急性脑膜炎夭折;他最喜欢的女儿——我姐姐冯小美得了痨病(肺结核)。

小美有两支水灵灵的大眼睛、两个深酒窝,皮肤白皙,7岁能赋诗填词,并会一手好丹青、好刺绣,功课门门第一,是孔德全校拔尖的优等生,人见人爱。可惜那年头北平普通百姓没有紧缺的“雷米封”特效药,父亲在庙内给她捐了个法号,起名慧安居士。一次我扶她出北屋下台阶,没注意怎麽回事,她就摔下去了。为这我挨了母亲一耳刮,也是我有生唯一挨的耳刮。她11岁死时从头到脚和尚妆束,万安寺方丈到床前唸经超度,用院内夹竹桃枝叶沾露水碗点洒周身,然后在我家就地架柴火化。夕阳西下,父亲叫我仰看西方火烧云,说你看姐姐正在步上西天。

姐姐的骨灰最后埋葬在西郊植物园东边的万安公墓,坟前立有汉白玉小长方形墓碑,这也是我家包括父母在内别无仅有的唯一的有形坟墓。


三舅饿死了

不知母亲是否行大,从小我只见过二舅和三舅。

母亲与父亲同是1900年生人,她的老家在河北迁安县,姥姥家务农。她小时裹脚(用白布把夹好白矾的四个脚趾折于脚心缠紧,只留大趾)那年头女人以脚小为美。当民国时期流行放脚后,其脚趾基本已断无法前直,形成了“解放脚”(又叫“白薯脚”)。长大后与人佣工到了东北,经人介绍嫁给了当时在哈尔滨市投亲的父亲。

她原叫刘氏,没有名字,婚后父亲给起了个大名,叫刘碧珩,字紫萧。由于慢慢在家自修了小学文化,所以北京解放后能好几年在街道当识字扫盲老师。

日本鬼子时期我家比姥姥家生活有富余,但没听说负担过他们甚麽,他们也很少来北平。只记得二舅来过一次,他个矮,布衣短打扮,腰系褡包(用大方布包袱皮,卷成紧身的腰带,系于衣外;急用包袱皮时可随时打开使用),肩上还搭着布搭奁(帆布两头缝制两个大口袋,肩前与肩后各一)。后再未见过,据说已故。

三舅相对来得次数较多,他个儿偏高,膀大腰圆,光头,爱讲话,讲话时边走边比画,语速快得吐沫星四溅。他见过世面稍多,出门总要穿件粗绸(当时俗称“麻线”)长袍,逢人绝不拿家乡的长杆烟袋抽旱烟,害怕露怯。

抗日胜利后,三舅把女儿送来我家长住,为了寻个好婆家。我这位表姐酷似其父,个高臀大,两片嘴唇很厚,用现在的眼光看很性感。日子一久,不知何时她与我父亲的爱徒杜英海偷偷通奸,生米作成了熟饭。母亲发现后大发脾气,认为违犯礼教,丢人显眼,于是被驱出了家门。对表姐而言,她千里迢迢终有了一个幸福归属。听说婚后生子女三个,生活紧张,无力照顾老家。

解放后姥姥家的成分划为中农。可怜老家的三舅在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孤零一人,饿得未服从农村公社分派的糠菜稀粥慢加粮的规矩,先把口粮吞咽,因此众人啐弃,活生生饿死在自家炕上。


命背的五姑

我爷爷辈分兄弟三人,祖籍天津,落户直隶(河北)诼州,在涿州盖房置地。在城内丁字口大街有多进院落,是族居于一处的大家庭。

爷爷冯文清、二爷冯文澜、三爷冯文田。三爷冯文田字问田,他曾在天津作盐商,并办有诗社,在天津一带小有名气。“文化大革命”后,落实红卫兵查抄我家的文物中仍有不少是名人题跋赠冯问田的书画。其中竟有北洋军阀、光绪进士、大总统徐世昌(雅号?邨山人)书法。显然是我父亲当年留存的。但是他们去世早,我一个也未见过。

这个大家庭三支共生五男五女,按家谱子女辈儿的名字按“承”字排,后坠名要含“木”。如大伯名冯承朴,我父冯承棣行二(字公悌、躬悌,北京解放参加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派到南方土改时更名冯逖),他俩乃为亲兄弟;三叔冯承棨。小时听母亲讲先前叔祖父无子,将我父过继,后来叔祖父家又生了四叔冯承植(即冯至)。正因有此过节,在四叔远在他乡而老人家亡故时,由我父全全负责了“发送”(披麻戴孝、打幡扶棺安葬)。五叔名冯承楙。

姑姑中大姑早亡;二姑身高马大,留着和男人一样的背头,话不多,自有威严,终身未嫁。为诼州老家有权威的掌家总管。她曾来北平我家小住。

三姑脚拐、手揣、身体有残,见过一面已无印象;没听说过四姑如何;下来排行是五姑冯承荣。她个子中等,眼大、眼白也大,嘴角宽,大脚叉,干起活来动作幅度也大。人不太机敏,识字不多。可惜偏偏由我父亲作媒,嫁给了北平城内的旗人(清朝“八旗”满族后裔)。本来到了民国,在旗的人们早已破落,但其繁礼习俗并没有完全抛弃,这就成为五姑一生悲剧的起点。

因五姑从诼州老家所谓外省乍进大城市,我妈害怕被婆家小看,自己当时虽怀有身孕,也挺着大肚子尽全力给五姑准备嫁妆。婆家的大小人每个都送有她亲自绣的喜庆图案荷包,内装大洋;送亲的四抬八担浩浩荡荡走在小轿子前面。妈妈说忙得双脚肿得穿不进鞋,把后鞋绑剪开踏拉着忙。

不成想这位五姑父吃喝嫖抽(鸦片)懒散成性,有事由(正式职业)不好好干,终于在当时外国租界地东交民巷的一个饭店嫖娼时,与妓女双双中煤气身亡。

本来五姑在他家就不得宠,这下竟成为命背克夫的眼中刺。旗人家媳妇每天清晨起床要到上屋给公婆请安(两手扶于膝盖,下蹲礼),有时五姑头髮没梳顺溜儿,被认为存心不敬;常又因在公婆前站没站像儿(旗人媳妇在长辈面前没有座儿,公婆赐坐时才能坐;站要毕恭毕敬),嫌你没规距;公公端起水烟袋(雕花银铜合金立管烟枪,吸燃烟丝时经过下面一个水盒过滤),不懂得立马趋前递过纸媒子和打火链(纸媒子系用黄色火龙纸捻成细管状,只要上端有火边,吹之即起火。不用则一捏纸头,火苗就灭,而仍存火边。故可连续使用点燃许多袋烟;火链:打火绒、启动纸媒子的火源。铁合金制、小斧镰状,上有漂亮雕花,外加半截绒绣套或皮套,是满族成年男人外出必在腰间配带的漂亮饰物)被骂没起色。总之当了全家的苦劳力——烧火作饭、担水挑煤,连往桌上盛饭递饭都要一件件作好,等全家吃罢该撤桌时才叫她和孩子一起吃剩的。不记得哪年索性叫她自己向外揽女工活(浆、洗、拆、做)挣钱,不许白吃家中饭。

除了旗人奇特的烟枪,在他家还见过民国时代已不再穿的女眷绣花小方底高位“花盆鞋”。

五姑有一儿一女,儿子叫马尔良,上中学的成绩不错,记得他写“我”字用一种繁体,我们都学他。由于五姑一生带他们漂泊,孩子从小接触社会各色人等,自然比同龄孩子早熟,懂得看人眼色行事以保护自己。

解放后,街道派出所特别照顾五姑在街道卖冰棍、看水站,并介绍到北京市妇联主任家作过多年保姆。后来马尔良中学毕业有了工作,接她去了张家口。


老四合院的精灵

我在四合院内出生,却与野生的花、虫、禽、畜有不少接触,这恐怕是老年头四合院一大优点。

记得当年半夜三更黄鼠狼从垂花门房檐上下来偷鸡,其叫声好似小孩呛着。每年院中能追见黄鼠狼踪迹的就不只一、二次。人们只要从睡梦中惊醒,赶紧敲铜脸盆作响,大呼小叫轰它。它不仅迅跑如飞,而且身体会缩扁,不定从哪个大墙缝逃走就不见了。但门楼上它那毛绒绒肥大的黄尾巴后影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深深。

我家北房瓦檐下面年年有小燕子窝,忠于职守的燕子妈妈,叼回小虫喂小宝宝时,那逐一往宝贝嘴内递送的动人情景,使我站在梯子上往往忘情地注视不下半日,宁可耽误吃饭,也要从头看到尾。

老四合院的屋内顶棚大多是黍节杆作骨架,糊以“麻刀纸”(每100张纸为“一刀”。把纸顺隔码齐,一刷子浆糊就能解决十多张的浆水)。因糊纸总要大量使用面粉打浆糊,所以招来耗子丛生。每晚躺在炕上,就听着成了精的耗子东南西北跑得欢,顶棚也被咬得大窟窿小眼睛。时常顶棚上还会漏下小耗子的腿。所以一般每年都要重糊顶棚。正因此家家都养猫,那时的猫也没有不会抓耗子的。猫不饿时,逮着耗子先在地上耍逗它玩,又拍又打又抓着它尾巴兜圈,自然吸引一大堆孩子围着看。

我家外院大门道的内房檐西北角另有一景,长住着一窝蝙蚨。每到夏天傍晚鱼贯而出,乍飞起来黑压压一片,它们的小崽曾摔下来过,可乐坏我们提着死蝙蚨研究个够。

再说屋内墙上,爬几个壁虎、蜈蚣、蝎子、钱串子、蚰蜒那是常事,见得多了,没人害怕。夏天臭虫、蚊子、跳蚤就更断不了,仅东厢房用手捻死的臭虫血迹可墙都是。记得一年我出疹子隔离在东厢房不许见人,躺着无聊,就假想把臭虫血滞巧连成一幅幅甚麽画,有时会像发现了新大陆心花怒放。

除了冬天,四合院傍晚大家夥儿习惯在院中坐小板凳听老人讲故事、说古闲聊;到了天黑孩子们总要数星星、认星星;或在夕阳中数天上一拨拨向南或向北飞过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的大雁、小燕。

如说当时的环境不文明,现在则文明得唯人类独往独来,许多精灵已不复存在。人们以为到城市郊区农村小住一、两天已接触到大自然,其实与大自然的大千生机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我家内外院除去一条砖走道外全是土地。年年自然生长出草茉莉花、牵牛花、小红灯笼花、指甲草花和薄荷草、狗尾巴草、车前子,还有专结成当时女孩爱捏揉的赤姑蔫小果与大赤包果以及我们常嚐的由小白花结的小酸茄子。这片土地上也有一般四合院人们都喜欢栽植的美人蕉与玉簪棒。

内院北房前还有房东养得六盆不太高又不太矮的各色盆栽石榴树、无花果、夹竹桃。

房东陶太太在内院影壁前还放着一个多年养金鱼的大瓦缸,并种着美丽的荷花,可惜叫我练新买的二手自行车时撞破,缸沿也扎进我右腿,留下个好大的疮疤。

外院东南墙角有个小水井天井。不到两、三米见方的小地块,石井台周边长着三棵高大、粗壮的绒花树、黑枣树和楮树,挤得再无空地,树枝搭满井院高过院墙。绿色覆盖下的露天井水来得甘甜清爽,每当我夏天下学回家满头是汗,进门先奔井台放水桶提麻绳,打上一桶“井拔凉”,抱着就喝,还要洗把脸,然后把水桶往光着脚的布鞋上一浇,那个自在。远不是现在任何矿泉水的味道可比。

绒花树在井东边。树下的南墙上有一个供奉龙王爷的浮砌砖龛,下面是可码放香炉的石条供台,每年腊月三十全家都要来给龙王磕头、上香、上供果。有一年我在这儿把玻璃果盘失手打碎,妈妈赶紧打岔说:“岁岁(碎的谐音)平安”!!因过年是求吉祥的日子,不许说晦气话,我算少挨了一顿申斥。

绒花树最招人喜欢。开花时香味清新扑鼻,花落时墙内墙外无处不有。这小院也是我们孩子捉迷藏的最佳选地。绒花满地时,我总爱拣些上好的绒花,缕齐了夹在书中或送给小朋友。

由于内外院四季都有花花草草,冬天残败的时日很短,所以各节气招来的昆虫不计其数。如蝴蝶、蜜蜂、蚂蚱、蛐蛐、蜻蜓、螳螂、莹火虫等等。尤其夏天几十支莹火虫飞来飞去,它们本来飞不高,正是孩子们乐此不彼的追逐对象。有时你蹲在院内入神地观看蚂蚁在履履行行往洞内搬家,一粒小米被它们你传我、我传他,那麽景景有序、神奇。或者快下雨了,蜻蜓低旋,也会引起我奔跑欢呼一阵。看见土地上有一堆堆小泥球,准是蚯蚓掘洞为土地疏松,总不免拿小木棍顺势掘一下,找找是否符合自己予测的洞位。儿时在昆虫间观察追寻的乐趣要说谁不响往,准是瞎话。


我的母校孔德

孔德学校庭院很大,前门在紫禁城东华门外的东华门大街路北,后门开在北御河沿中端。这里曾是清朝的宗人府所在地,专管皇家宗族事务,所以能地处紫禁城邻近。学校在东华门大街路南还有一大片院落。

我小时一进大礼堂,便见到后墙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外国人头像镜框。原来他就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他于1839年提出了社会学的名称,并在主编的《实证哲学讲义》中作了社会学系统化的尝试,被世界公认为社会学创始人。

听父亲讲: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所引起的“庚子赔款”中,法国用款中一部分在中国兴办了中法大学。1917年12月25日以教育家蔡元培为首,为中法大学、北京大学教职员工的子弟就学,创办了中法大学附属的纪念孔德的学校。

孔德学校设有幼稚园、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一度还曾设过大学预科两年。1924年还曾作过北大教育系的实验学校。

创办者蔡元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名人士李石曾、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马叔平、陈大斋、沈士远等校董,有的本身就在法国学习过,大家均以提倡“五四”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为己任,以宣传和介绍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为办校宗旨,所以颇有不同反响。我父与李石曾相好,所以非常推崇孔德学校的办学理念。解放后他也一度担任了孔德中学的教导主任。

他们实验的特点:反对注入式教育,废除体罚;自编教材,推广白话文和标点符号;在全市率先推广“国音注音字母”;主张男女平等,实行男女合校、男女合班;注重培养学生科学实验的动手能力;注重美学教育;校风开明等。

当时北大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陈大斋等都参与编写课本并亲自授课,徐悲鸿也曾为孔德小学课本画过插图。我还赶上著名油画家魏天霖长期给初、高中担任美术教员,篆刻家王青方负责中、小学的手工劳作课。中国共产党创办人李大钊曾被邀请到校作《今与古》讲演;我曾身临其境聆听过钱三强携夫人何泽慧在校礼堂讲述他们在法国约里奥—居里的原子核实验室发现轰动世界的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经过。其情其景永远使人敬仰。 能引以安慰的是:为纪念他们的代表人物蔡元培先生,“文化大革命”后在校内专立了他的雕像。

当年孔德学校就专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统称科学实验楼。我记忆极深的是初二老师带我们每三、四人一组在生物室自己动手解剖一只只活蹦乱跳的青蛙;自己动手纵剖鸡蛋,把气室、脐带与蛋黄中最初发生的胚胎当场画图;老师带我们分组到化学室自己动手用试管、试剂作各种实验更为经常。

我们有两座音乐教室、有数十个正规画架的美术绘画室(室内拥有两个高大玻璃柜,上下堆着满满的供学生习绘的石膏像、静物模型)、有手工劳作室、木工室、乒乓球室及藏书6万多册的建在高台地的图书馆。当雨雪来临时,学生上体育课有专门带顶的“(避)风雨操场”。

在初、高中,由我们各班同学自己办壁报,全校年年组织讲演比赛、歌咏比赛、话剧演出。听老校友说学校还曾有过小植物园、小动物园。

像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之女李星华、蔡元培女儿蔡成廉、钱玄同次子钱三强、美籍华人陈香梅、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马彦祥、作曲家吴祖强、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等都是出类拔粹的孔德学生。凡谈起这些校友,我们都津津乐道引以为豪。何况解放前沈尹墨儿子沈令扬长时间任校长、钱玄同长子钱秉雄任教导主任(后任校长),在日伪与国民党统治下依然艰难地继承着前辈的教学理念与开明的校风氛围。

如此这般的全制式、全新鲜、众多教育家们的实验学校,不说绝后,恐怕也是市内前所未有的唯一。


过年

解放前过春节叫“年关”。每到年底欠债还钱,索债、还愿都挤兑在年前。雇工能否继续打工也在腊月三十晚上摊排。

我弟弟活着时,母亲带着我从家向东过御河沿,对面的胡同叫廼子府,专有老妈店。准备庸工的已婚女子挨个一溜儿盘腿齐坐在大炕上,并不许言语,只任人提问,凭雇主第一感觉被挑选。弟弟的奶妈姓王,就是在这儿挑的。她二十多岁,很寡净、麻利,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因刚丧子从河北老家过来。她喂弟弟顶好,奶很充,但不久因年下失手打碎了暖水瓶(那时属贵重品),被辞退。我母亲转身到老妈店又领来一位。她们就是这麽呼之即来、呼之即去地飘泊听命。但那年头正月十五日以前买卖是不开张的,起码要过了破五(初五)。深夜王妈卷着铺盖回老妈店能不能被收留就难说了,或许她将白付半个月的打店钱。

日伪时期老北平冬天非常寒冷,我小时鼻头、脸颊、耳轮、手背和脚趾年年有冻疮。记得每年孔德校庆(12月25日、也是西方圣诞节)前后都下大雪。由于民不聊生,食不裹腹,大雪深处冻死的乞丐不计其数。年关歪倒在胡同民宅门道的落魄人也屡见不鲜。现在的年青人想像不到那时穷人衣不遮体的样子,尤其讨饭者用多根草绳上下捆着一块块麻袋片、水泥纸袋(有时就是碎纸)及碎布、棉缕权当棉衣的,随处可见。仅在我上学短短的路上,常有一、两个“倒卧”(死尸)出现。更可怕的是忽然窜出日本鬼子端着刺刀查良民证,被置疑而死于刺刀之下的血尸,叫人恐怖之极。

1938年6月——1943年10月父亲在东城大佛寺街什锦花园胡同路北日伪华北统税总局文书股、总务科上班。后任科长,月薪发三袋白面。但因父亲上班需人力车(那年头没公交车、三轮车。天天出胡同到北池子大街叫车、等车不合算,就自家攒钱买了一辆人力车),家中长年雇有一名车夫王士英(小名“小马”),加上一位奶妈,父母就要托人把白面倒成高粮米、荞麦面(必须掺榆树皮面才能制作成形)、棒子面等,以匀出钱来打发开支。那时每家都必有筛子和箩,因没有粮面不掺砂石粒压秤的,所以买到家中的口粮斤两从来不足。一度日本鬼子配给混合面,由杂粮皮、锯末、霉粮等混磨,吃到嘴内苦干柴涩,引发泻肚或便秘。住妞妞房南头路东我的同学姜文翠,和寡母常常缕榆树钱儿(这可不是偶而嚐鲜而是日复一日裹腹),掺在混合面窝头内加盐下咽。

父亲写一手好字,真、草、隶、大小篆、甲古文,在当时的知识群和佛教居士群中小有名气。象解放后成为书法协会会长的启功,当年称我父“二哥”,很佩服他的学识,时常来家讨教,我听见父亲说过要他临摩出的《兰亭序》如何改进。他那时给父亲的习画于1980年叫我送给了郭允玲。画家于非庵、(爱新觉罗)溥心畬、陈半丁、王雪涛、郭绶珊,居士学者赵朴初、卢松庵(解放后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夫人甘英的父亲)、惠世久等多有往来。一次父亲兴致来时专给我买了一个檀香木夹的册页本,特意挑选比较出名的画家亲手各画一页,记得父亲对组成这个册页很得意,只是后来何时丢失我已回忆不清了。当年一些学者来家讨论、鉴定字帖、文物、字画之真伪的;逢遇要人寿诞、红白喜事托人前来求写贺词、帐子、以至挽联的;尤其过年前经人辗转介绍前来求写大小对联、斗方、眉批的,数日不绝。每年腊月三十前后,北屋三间地上都晾满发着墨香的、待取走的各种笔体的喜庆红对联等。

就是我家较好的家境,仍要一年只进一次澡堂。每到年关妈妈才会带我到东城八面槽大街清华池澡堂。下午五点进去排队,约晚七、八点能轮到入盆(解放前不兴淋浴,女为单个澡盆,男有大池;解放后新街口大街才开了北京第一个女淋浴澡堂)。我的泥垢至少换洗三盆水,留下的第三盆水上仍浮着一圈泥末等工友清理后才能进下面的客人。

过年吃饺子最受欢迎,平时吃不上,除非偶遇给亲友送行。那时盼吃年饭还有个“诱人”期,面和馅其实早就准备齐,待过了小年(腊月二十三)开包,然后放入院内一人高的大瓦缸中冻着。无论小孩子天天跑到院中掀开石盖板看,仍谗你没商量,总要等到大年初一才会真吃到嘴。老理儿有规矩:破五之内不许动刀,所以年前馒头、两面(白面和棒子面)花卷、粘糕虽已蒸熟,也放在院内大缸中冻起来,供初一到初五享用。

日伪时期人盼平安与有活路,所以年关大家无不拜奉财神和门神。但分你衣兜内有几个大子(铜板),胡同里一过小孩喊“送财神”(十分粗糙32开纸财神像),就要开门接(买),过几拨接几拨。不接就意味拒财神于门外,来年生活怎麽好得了。保平安的门神要在年前到庙会摊位上去请(买),三十晚上贴在大门脸。我家有两年三十晚上还买芝麻秸撒遍院内,专由大家到上面踩跺,一边跺一面随着脆响声喊:“岁(碎字谐音)岁平安”、“岁岁平安”、“岁岁平安”。那时年画多喜欢“刘海戏金蟾”图案,一个穿红兜兜娃娃手举一圈金钱踩在三腿蛤蟆身上,寓意天降财源。


消失的社会事物

历史不断前进,社会映象千差万别,有些昙花一现,有些仍叫人怀念。

老北平西郊玉泉山是开放的公园,山前无边的稻田与水塘。这里的稻米就是出名的“京畿稻”,粒圆青透,出饭多,口感香腻。稻埂水边均种着荸荠、鸡头米、菱角。如见到不远处有绿葱葱半小腿高成片的细圆管,那就是荸荠地,就可与农户打招呼,现买现挖。鸡头米吃不了生的,买回一煮,剥开后一粒粒那叫圆。当然“京畿稻”属大清朝的供品,比后来扬名的天津小站稻品质高多了,我家偶而也嚐到年节作为贵重礼物送来的三、五斤。

菱角以什刹海的最甜。什刹海那时淤积得已没有大水面,主要是湿地、烂泥塘,多种藕、莲蓬和菱角。北方的菱角个小、皮薄、肉嫩,好吃的程度远非海菱角可比。当年卖菱角的小贩称完分量,用小铰刀剪去每个菱角的两尖角,用刀在已秃的两角中间顺横轧一口,并不剪断,小孩用他给的荷叶端着,可以边走边剥,既不误吃又卫生。

当年市内种荷花是一门产业、行业,前海、后海、金河、长河、中南海、北海、颐和园等各水面都繁殖荷花。其根、花、叶、果全身是宝。那时市场对荷叶的需求很大,鲜活物品如鱼、肉、虾等等都是用荷叶一托走人。如买熟肉、熟菜、粘糕等也可用荷叶托,也可用荷叶包成方包,用马连草把荷叶包一系,既不脏不露又保湿保鲜,纯为绿色包装。用毕仍十分干净的荷叶,回家后还可以蒙在粥锅上作盖,于是热气凝结的荷叶水滴入米粥内形成翠绿的荷叶粥,非常清香。

现在的北京人不会想到当年在城南先农坛有赌马赛。我的一位干妈带我去见识过。进门先到大马圈看准备参赛的马,你认为哪个马健壮能跑得快,就去买那匹马号码的彩票,并不限票数,对一匹马可以多买,亦可以同时买几匹马的。这一拨马赛过,就可以兑奖赢钱或买空。一个半天下来,起跑多少拨,输赢也可总兑。那赛马的跑道与田径跑道相同,只是宽一些,可场内尘土飞扬,场外马尿、粪到处都是,骚臭之极。但想碰运气发财的人很多,赛场看台整天人满为患。

传统节日应较如今另有特色。如五月节,家家大门、屋门都插艾草,熏香藁,大扫除。所有儿童衣襟上要挂一串绸布制“防五毒”(蝎子、蜈蚣、蛇、壁虎、蟾蜍)的熏香挂件。以迎接盛夏搞好卫生。七夕节,我印象深刻是家家带小孩在院中观天象、看星星长知识,仰天盯着银河两边的牛郎星、织女星甚麽时间从原本分离眼见到相近,再守候一个时辰又眼见牛郎、织女两星分回到银河岸边;再是家有女儿的,凌晨要接一碗露水,当正午太阳直射时,叫姑娘掐笤杵上的细蘼儿,扔进碗中。飘在露水上细蘼儿的影子像棒锤,表示姑娘将来手笨,以后要注意乖巧些;其影子像根针,说明姑娘手巧,以后莫粗心呀。虽说是娱乐,碰上不服输的,就会屡掐屡看,围观者笑声一片。

巴金在《家》中描写的封建大家族,早年间北方也有。日本统治时期,北池子路西大黑铁门七进院落的封宅就是一家。其曾孙辈封芝英、侄曾孙辈封秀蛾都是我同班同学,却因母命克夫被驱出家门。她俩母女只好租住在妞妞房南口路西一小院中。但封家老爷子出殡时,她们被叫回重孝送葬并作差役。那出殡的霸气闹了北池子整街整七天。结果老太爷一走,封家即散架。足见巴金小说不同反响的典型性。

老四合院当年摆设趋同。正屋均有两头翘云卷圆边的条案,案中供祖宗排位或孔子或财神像,两侧有相对硕大的放糕点或糖的瓷罐、镜箴、帽筒、掸瓶与蝇甩等。案前摆四四方方八仙桌,为全家吃饭或会见内客用。左、右一对太师椅(左为上座)。有一年夏天不少亲友围着八仙桌挤挤叉叉地吃午饭,我五婶端的一锅热小米粥,正洒在下座我的大腿上。她急着把我裤叉剪开,粘着大块肉皮随之而下,母亲忙用香油涂抹,以后改用獾油覆盖,不能穿裤,不能翻身,苦了我三、四个月烫伤不愈。

当年卧房没有床,都是死心砖炕,炕边镶木条。城里无柴源,故无火炕。讲究的人家炕沿房顶上多个挂帐子的木雕栏。大概七岁时,我进北西卧不叫家人开灯,口说大话:“我知道炕在哪”,随着张开的笑嘴一下正磕在炕沿上,两颗门牙跟着满嘴的血竟全掉了。长换新门牙后,撞击的牙床上意外多长出一个大米粒大的畸型小牙。

当年各家习惯用储物长躺柜,讲时髦的人家才打立柜。躺柜上开承插盖,妙在可存衣物,亦可存米面,大小人均能一览无余,也不愁个子矮够不着。厨房有固定砖灶,比铁炉子拢火、效率高、闷火时间长省煤。灶上巧砌个盛水缸罐,用火的余热煦着,总有热水供作饭、洗漱使。

老北平胡同多为封闭院落,没有兴旺商业,故而形成了有大量不断沿街挑担叫卖的小商贩的城市特色。主食呛面馒头、硬面饽饽、马蹄烧饼,甑儿糕(用陶甑现场蒸制的各种花米糕)、煮炸豆面丸子、馄饨、豆腐脑,副食各种鲜菜、豆腐、酱猪头肉、专当水果吃的水萝卜(心里美),以及收废纸换取灯儿(火柴)的,专卖女人梳头油、胰子(肥皂)、针线等日用品的,卖山货炊具、扫杵、簸萁日杂的,卖小孩打糖锣(零食)吹糖人的,磨剪子磨刀的,总之无一不靠叫卖声或敲击响具与墙内居民联络,成为当年最主要的市场买卖方式。今日不少艺术家把学旧社会叫卖声当作民间歌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欣赏歌颂,恐也有怀念那种小商品自然状态的情怀。

补充沿街叫卖商贩经营形式不足的是有固定月内日期的各种“庙会”(集市)。北平出名的“庙会”以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显赫,覆盖了东西北三方群众需求。这些庙宇本已无住庙和尚与香火,凭有大片院落和土地权作商贩们露天云集。“庙会”中有拉一片棚布或围布支摊的,但大量还是打地摊的。三大“庙会”开集日期交叉不一,又互有照应,使全市的集贸市场总能绵延出现。由于“庙会”内展现商品品种规格更多、更全,例如女人穿自绣花鞋的花样就要到庙会上挑选自己最可心的纸花样回来,我就选买过。又如过年与婚嫁女戴的各种绒花也要到“庙会”买,上门小贩货物的可选性总归少。特别像需花钱多些的鞋、衣物与易损的玻璃及瓷器器皿、泥塑、书画、糖画(化糖人在石版上用热糖流出各种人物、情景,凉起后可吃可欣赏)等必然以到“庙会”挑选为主。由于当年既无电影、电视,又不可能人人有足够的钱进戏园和曲艺厅,所以除了有条件的人家能听电匣子(广播),“庙会”就是广大平民百姓最好的娱乐场所。除了吃、喝、采购,还能看小戏、看杂耍、看武术、看曲艺、看捏江米人、看拉洋篇以及玩套圈、打弹弓等等,并且约亲友相聚、相亲保媒皆是好机缘。人来人往中我那时小小年纪看重的倒是“庙会”上才能吃着的冰镇凉粉、扒糕(荞麦面)、油炸闷子(素芡粉馅,外形像大馄饨),总是流着口水在摊前磨着大人掏钱,不然不走。要说“庙会”可比现在的洋超市功能含盖更全、更活便、更遐逸、更具人情味。


难以磨灭的记忆

从我懂事时起,睁眼已是日本人的天下,已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中。

孔德学校作为中法大学附属,从小学5年级起设有法文课,但日本统治北平后全市各校必须从3、4年级起开设日语课。当时孔德校方为了抵制日伪当局派日本教官进校,抢先从北大日语系请教员,开了半开半停的日语课。

记得我们少年儿童上学时左胸必须用别针佩带一个有颜色的“第?次强化治安运动”的小绸条,印象第5、6、7次声势尤其大,各次小条的颜色不同。街上有各种各色标语,学校朝会上校长要唸半个多时辰强化治安宣传材料。我们上学路上不仅要配带这个小条,在街上遇到上着刺刀的日本兵随时拦截你后,还要迅速大声回答上面的词,并全身立正表示对这个运动肃然起敬。我就被拦过一次,吓得不轻。如今想来足见社会上抗日的活动绵延不断。

鬼子时期北平发生“虎痢拉”疫情(可能是急性传染性痢疾),患者成窝成家的高烧、上吐下泻而逝。当时人人恐怖,似乎无药治,也来不及治。在北池子三条有一家发病,就被日本兵两头站岗架刺刀、架铁蒺篱隔栏断绝交通,过后整个胡同遍洒石灰,该家已死与半死的已一律就地火焚,惨叫恶嚎声使妞妞房整胡同的住户半个多月坐卧不宁。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日本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有劣根性民族”等毁誉语。

鬼子为铸枪弹火炮,一次二次地掀起“献铜献铁”运动,白白硬搜刮清了家家的铜脸盆、铜水舀、铜水壶、各种铜饰物、铜用具。小到门环、小勺、笔架、腰带别子,大到各档次佛器、佛像。每个街道没收的铜器都堆成小山,用大卡车几次拉走。大布告印着凡不缴出者要按谋逆罪法办。我家的铜香炉、铜腊台、铜菩萨,连念经时敲的铜钟铃也被一扫而空。老百姓也看出小日本战绩吃紧,可人们也被统治得越发难挨了,家家大门只剩下没撬下来的秃秃的挂门环的铁鼻子。

当时鬼子有令家家要买日本国旗,通知悬挂时,满胡同已失去中国的形象。通知你挂,如不挂、漏挂,日本宪兵马上以反日罪名抓你进监狱,极严酷。记得日伪南京政府主席是汪精卫,标准像上西服革履;华北委员长叫王揖唐、王克敏,前者胸前飘长胡须、着中式大卦。他们用的“国旗”是黑红黄五条旗。因全市一直处于战时状态,所以各家各户所有的门窗玻璃都用高丽纸条贴成米字状固定,以防飞机轰炸粉碎伤人。遭空袭拉警报、百姓伴着不明底里的轰炸声躲跑,我也经历了。但谁的飞机、来没来到,都被蒙在鼓里,反正社会长时间的紧张动荡与不安定却是常态。

1943年战事吃紧,山西一带已与我八路军占地犬牙交错,日伪税收上不来。11月我父被派苦差去太原当一任统税局长。那时正是我姐姐病故不久,我又得了“痄腮”(可能就是腮腺炎),脖子两侧起硬包,然后中间破头流脓,在八面槽大街哈大夫寓所看过多次,好得很慢,父母怕已剩下这唯一女儿的我也要夭折,心情极坏。加上亲友说你家孩子们上学早,累身子,就毅然决定给我休学一年,孤身盯护带我赴任。火车过石家庄后,即因我八路军扒断铁路而时走时停,约四、五天总算熬到了太原。1944年6月,共计六个月后他又回北平华北税物委员会作了秘书。父母为了使我能健康存活,到北平后一下给我认了八个干妈(所谓妈多好养活)其中有爱我的小学老师、有他们的好友;当我复学后,并把原名冯小先给改名冯若男,以示丧失生育后,寄托拿女顶男的无奈。

1945年8月15日抗日胜利,全北平沸腾了。街坊带我上街,那个人山人海,物价哗得大骤落。并不熟识的人们笑脸相祝,疯狂拥抱、奔跑。景山后街到地安门、鼓楼大街人来人往水泄不通。满大街两侧摆摊甩日本新、旧日用品大贱卖。我有三天都不知疲倦地瞎逛,整个北平不说人人都在街上跑,要把八年作亡国奴的压抑、悲痛散发出来,反正七、八天到处总是擦肩磨背、嘻嘻嚷嚷,没走几步就踩人后脚跟。其狂欢的鼎盛局面我一生再未见到。

日本人仓惶回国前,其房产也是大贱卖,我家高兴地买到了景山后街东黄花门内腊库胡同27号坐南朝北的21。5间房。这房恐原是中式四合院,被日本人把内院南屋精心改成洋房,起了三间楼,铺上趿趿米,横向拉门。父亲有计划想改造它,但优先的是终于能有充足地方摆放心仪已久的大本线装《古今图书集成》。所以他最先投钱购入了22000卷《古今图书集成》全集,使两间北客厅为此竖起了顶天立地的书架围四墙转齐大半圈。在新院夏日的藤萝架下,父亲教我背《木兰词》、讲解《诗经》及《伊索寓言》那难忘的安祥夜晚成为我最甜蜜的记忆。


“刮民党”飞来接管北平

在民众狂欢抗日胜利热潮中,以神圣抗战英雄出现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已坐飞机迅速抵平。天空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叫人们司空见惯的接收大员其典型形象是:坐着美国吉普车(当时卧车极少),身穿美国军服,挎着漂亮女郎(人称“吉普女郎”),嘴上叼着雪茄,招遥过市,狂妄之极。老百姓见吉普车躲闪不及,压死压伤活该。

前后幌惚没有几个月,物价又涨得和以前一样高了,人们期望的祥和安定成为泡影。东华门大街两侧便道上布满了卖美国剩余物资的小摊,有不锈钢锅、碗、刀、勺,各种手套、灯笼裤、手电棒、怀表,半新半旧军用书包、军用毛衣、皮夹克、皮靴以及军用奶粉、砂糖等,无其不有。人猜这是国民党军官们倒卖军需找外块。

官方为拢络学生,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双十节“国庆”日,我校按年级不同,每人颁给半磅美国奶粉。

1945年12月我家大难临头。国民党提出腊库胡同27号是日贼逆产,要我家三日内用30条(一条为10小两)黄金赎。醉翁之意就在酒,明知你家一时不可能缴出,军警当夜就来封门夺产并把父亲带走,后来公布“汉奸罪”判刑三年。直至1948年12月北京解放前一个月被放出狱。不日,大门虽然逆产封条未摘,但可独立使用的后院已住进了国民党军官一家人。

我母女无地可去,看来他们似已达到要产权及小洋楼的目的,就一时未轰出我们。经母亲和一度举目无亲的杜英海(小时给人作杂役,偶被父亲发现此青年好学,教会他一手好墨笔小楷,遂成爱徒,成为我家一员)清点家财,发现伙房尚存十几袋白面,吃饭暂时不愁,最有价值的除了母亲身上的手饰、一小皮箱女衣料和父亲的自用文物外,仅有在西单佟(?)懋祥文具店寄存的百十令“玉版轩”宣纸(现家中我仍存留五十多年前的“玉版轩”数张作为纪念)。从这天起,杜英海就陆陆续续千方百计赶个好价钱几令几令地卖出,以维持家中生计。

不成想越渴越吃盐。五姑的公公、旗人老爷子突然自行搬进我家,他以孤儿寡母需有人拿主意作主为由,一来减少他家末落的困难,二来又有挖掘我家财宝的意图,俨然成为要吃要喝的太上皇。还有一位褓母郎妈以欠她多少工钱为由,赖着不走,与她相好的表弟两次来家企图找我的便宜。真是愁坏了母亲,狠心给她拿走那一小皮箱衣料了结。

在物价飞涨下,杜英海不得不在出卖令纸时索要银元大洋,不敢收天天贬值的金圆劵,其时市场已失掉人心。为了不收到假银元,杜学会了听其声、咬其边的辩别技巧,有时不放心我出事,也带我去西单跟他办事。有一回我在学校跳跳箱,落地时脚窝蹩在踏板缝内,是他雇小毛驴驮我到德胜门外关厢找整骨大夫正的骨,才没落下残疾。他对得起我父亲,对得起我家。后来不幸因他与在我家闲住的表姐有奸,被妈妈认为大逆不道,本属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妈妈应给明媒正娶,反认为这节骨眼儿还添乱,一狠心把他俩驱出了家门。

马老爷子此时已看出没甚麽念想,亦卷铺盖回家了。其时宣纸已卖没了,断了吃饭的资本,我妈还顶有骨气的,自己每天到地安门与黄城根大街摆小摊,前后三年多,千方百计想法混碗饭吃。她就铺一块包皮布,摆卖父亲的笔筒、砚台、图章、扇子、各文物小摆件,也趸卖过鸡蛋、蔬菜等。过一日盼一日,我家已破落成名符其实的城市贫民。记得吃得最多的菜是豆渣,因为我家左隔壁就住着个小本经营的磨豆腐和剥生花生皮的商贩,我下学后去帮搏搏花生笸萝、挑挑坏豆嘴,玩熟了,就便寻些剩豆渣和半空(花生),其实也是他对我们孤儿寡母的同情和照顾。在长年清贫中,一次妈妈午后收摊带回一支难得见的熏鸡,唯恐有人看见被分食,叫我躲在被窝里一点一点地掰拆细嚼慢咽,吃得太香太香。

大概14岁以后,每周二、五已由我骑自行车到宣武门外白纸坊街自新路监狱给父亲送饭。全数不清自行车轱轳卡入有轨电车轨道摔伤过多少次;至今只记得在大雪中隔着铁窗给父亲唸我考试成绩单各科第一,没有辜负他们期盼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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