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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一放暑假,我们全家就迫不及待地登上飞往英国伦敦的飞机,准备先在那里停三天,再从多佛海港开始十二天的遊轮北欧行。

我们所乘的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自纽约出发时就晚了几个小时,说是飞机从印度飞来时就迟了,如按原来的时间返航,乘务员就没有充分的时间休息。我们大家只好乖乖地等在候机大厅,让机师好好睡上一觉,谁也不希望他在大西洋上空打瞌睡是不是?

终于等到飞机起飞了。膀大腰圆的空姐们身穿印度沙丽露着肚皮在你眼前晃来晃去,服务倒是甚为殷勤。印度咖哩饭早有心理准备,咖哩味的土豆片却是第一次尝到。

原以为自纽约东跨大西洋是到达伦敦的最短路线,然而飞机起飞后一直向北飞,经加拿大,经格陵兰、冰岛,再南下英伦三岛。在平面的地图上看起来是绕了个大圈子,实际这可能才是最近距离。同样,从纽约到北京的直飞航班也是取道北极。从飞机上看下面漫无人烟的冰天雪地,心想当时在纽约机场忍耐一下让机师睡足还是对的。

伦敦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飞行,再加上五个小时的时差,到达伦敦希思罗机场时已经是阳光灿烂的清晨(也许是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返回纽约时要多花一个小时)。伦敦的天气舒适得让我们这些饱受冬寒夏暑的纽约人羡慕不已,住房都不安空调,也不用纱窗,因为见不到蚊蝇,这在纽约不可想像。当然也有可使纽约赢回一城的,伦敦物价就无法与纽约相比。由于旅行社介绍的酒店的要价太高,我们决定自己在互联网上自己找住处。最后终于在伦敦市内找到一家,每床每夜十二英镑。虽然对上下床铺和公用洗手间有心理准备,但那里的条件之差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我发现床上没有枕头,就到前台去要,服务员竟随手从客厅沙发上拿起一个靠垫塞给我,让我想起多年前在中国住的车马店。尽管如此,住客还是络绎不绝,因为在伦敦不可能找到更便宜的落脚之地了。他们大都是三五成群来自欧洲各地短期度假的学生。第一晚因为时差难入睡,我就在旅店门口看书。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孩夜游归来,用法语对我说:“Bon soir.(晚上好)”这下我荒废多年的法语有得练了。第二天早餐时与我们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波兰母亲带着两个年轻的女儿。从欧洲各地到伦敦也就是个把小时的航程,方便得很。假期或周末来玩一趟,就像家常便饭。但当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纽约时,两个女孩马上换成神往的目光看着我们。

这家旅店的一大优点就是位置极佳,出门就是地铁车站,过街就是著名的伦敦自然博物馆。该博物馆虽然展品似乎不如纽约自然博物馆丰富,但宏伟的建筑只能用辉煌二字来形容。与其它伦敦的博物馆一样,这里门票免费。我们见到不少成群结队穿着不同校服的学生。女生们齐刷刷的方格短裙,端庄又可爱,在纽约是见不到的。

从这里再走两条街就到了有名的海德公园。比起汽车、马车、自行车争道的纽约中央公园来,这里的水域、草地更显宽旷。狗狗们可以放开绳索自由地奔跑,这让我的那位爱狗成痴的太太羡慕不已。欧洲的狗们似乎比它们在美国的同胞们更幸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我们看到狗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任何商店;在德国柏林,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只小狼犬居然和它主人一样有一双扑楞扑楞的蓝眼睛;在芬兰赫尔辛基,一个女子在街头的长椅上与她的狗用同一只勺子分享冰激凌,你一口我一口地吃得不亦乐乎。这一幕让我们目瞪口呆,可是当地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少见多怪吧。

我儿子和女儿则对英国的英语十分好奇。他们拿腔拿调地模仿一本正经的伦敦腔,又对用词的不同颇感兴趣。他们不懂满街的“To Let”的大字是什么意思。这还得由老爸来教他们。回想二十多年前刚到美国负笈求学时,第一件事就是拿着报纸上的租房广告打电话:“I understand that you have a room to let. Is that right?”我当时自信这英文够地道了吧,而听到的回答却是:“What?”真让人气馁,难道四年英文本科的书都念到背上去了?当年中国的教育重传统的英国英语而轻美帝的美国英语。于是美国佬对我的正宗英语不买账。记得刚到美国时,我在大学图书馆问管理员去W.C.怎么走,她不解其意,绕了半天舌头我最后说:“I want to wash my hands.”这才算是使那位年轻小姐了解了我的生理需求,弄她一个大红脸,我也觉得颇为狼狈。以后我再也不敢说W.C.了,以为所谓“冲水厕所”一说已是过时说法。而这次到了伦敦,才发现当地人还是钟情于W.C.,不大用“bathroom”或“restroom”等说法。过去只知道英国人把地铁称为“tube”,这次才明白实际上更流行的是“underground”,而“subway”则仅是地下通道而已。

说起伦敦的地铁,十分便捷,但是票价比纽约贵了不少。难怪这次刚一返美就听到地铁又要涨价的消息时,我太太的反映不像前几次那么激烈了。伦敦窄窄的街道横七竖八,犬牙交错,而靠左行的汽车个个开的飞快,好像没有时速限制,倒是很少塞车。满街蝗虫般的仿古taxi乍看上去蠢蠢的样子,里面却十分宽敞,坐五六个人毫无问题。而那比两层楼还高的双层巴士敏捷地在羊肠小道上拐来拐去,更使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看得眼晕,感觉是排山倒海地来,漫卷西风而去。我们这些久居纽约、北京这些超级城市的人仍然对巨人般的伦敦惊叹不已。一天黄昏时分,我们站在利物浦街中央火车站前的街头,面对这城市的喧哗看得惊讶。在纽约的曼哈顿,街道横平竖直,所以人群的移动只有东西和南北两个方向。而此时此地纷纷的人群从不知何处的四面八方而来,又向不知何处的四面八方而去,比起纽约人更为步履匆匆。

伦敦三日之后,终于要上船了。从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到多佛海港的火车近两个小时,买非高峰时段的四人集体票,每人双程仅十几英镑,便宜的票价少许改变了我们对高价伦敦的看法。火车到了多佛,还有一段路到码头,竟没有巴士可坐,需要一辆一辆等出租车,虽然步行仅需半个小时,但我们行李颇多,又有老人,只好耐心等待。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出租车仅五六分钟的车程,要价十英镑左右。在车上我们问司机,这么好的生意为何没有再多一些人来做?他说干这行的人倒是不少,但当天同时有三艘船在港,一时就忙得不可开交。下周没有一条船来,这里将会变得像死了一样。再说整个冬季都不会有生意做。而且具备开出租的条件至少需要三万英镑。不少司机都是兼职,大船一来就一呼百应,过后一哄而散。

这位司机的口音很重,与相距不远的伦敦人说话有很大不同。后来我们在船上与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接触,听他们的英文更感吃力。美国是个年轻的移民国家,人口的流动性也强,地域虽广袤,但各地的口音没有太大区别。我在船上与几位苏格兰人谈起这个问题。他们耸耸肩膀,说苏格兰、英格兰本来就不同,过去足球世界杯我们还是单独出赛呢,这倒确有其事。


北海 - 丹麦

上了船,孩子们把行李一扔,就跑得无影无踪。他们已经是cruise老手,自然知道船上都有哪些好去处。在伦敦过了几天省吃俭用的日子,咱们先大吃一顿再说。随行的岳母大人虽然英文目不识丁,但一听说buffet一字就会眼睛发亮。不管我们的多次纠正其发音,她一直坚持把buffet称之为“报废”。我们戏言,如果在船上吃十二天的“报废”,那么我们真得报废了。老太太常说:英文这玩意儿真有用,可咋就学不会呢?一听这话我就想乐,心里说小的我吭吭叽叽啃了几十年,英文还是那半瓶子醋。您老只上过一天半的字母扫盲班就想精通英文,那不是走在街上盼着天上掉个大馅儿饼砸下来?照英文的说法是“windfall”,意思是一阵风刮到脑袋上来的,与中文的说法可算是不谋而合。

这艘挪威珍宝号(“Norwegian Jewel”)载客两千多,而船上雇员就有一千多,两个人就有一个人伺候。我们大致用外行的眼光估算了一下,在目前原油、食品价格飞涨的情况下,游轮的营运成本很高,看来赚不了多少钱。所以要靠岸上的旅游活动和船上赌场另开财路,还今天来一个艺术品拍卖会,明天来一个名酒品尝会,后天再来个宾果大奖。这一北欧航线上欧洲旅客占的比重较大,欧洲人比美国人还能喝酒,每顿饭红酒不能少。而这是要另收费的,于是成为游轮的一项重要收入。

这艘游轮的雇员大部分是菲律宾的年轻男女。他们背井离乡,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漂泊,只有两个月左右回归故里。我们与船舱的服务员聊天。他们每月挣一千一百美元。他们说过去曾在日本船上干过,给得更少,才八百美元。每周工作七天没有周末,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才算加班。整天在狭窄的船舱里铺床铺,早已习惯了暗无天日的感觉。他们所有假期都集中在回乡的那两个月里了。由于食宿不用花钱,也不用缴税,所以这每月的一千一是净赚的,又无处去花,基本上是全额拿回家的。这比起菲律宾当地的工作,还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况且在菲律宾工作都不好找,能在外国老板的船上工作还是十分荣幸的。所以他们十分珍惜这份工作,勤勤恳恳,对旅客殷勤有礼,希望你在下船时能对他们的工作美言几句。

我们的船驶离多佛码头,穿英吉利海峡,向北往北海而去。一艘英国警察的小艇跟随了我们的船好一阵才调头返回。右侧陆地依稀可辨像英国这边一样的峭壁。一个游客靠着栏杆大声问:“那是法国吗?那是法国吗?”我脱口称是。他见我回答得这么果断,以为碰到了一位去过的,表示感谢。他这么一谢反倒让我有点心虚,生怕骗了人家。可这是个用胳膊肘想也能回答的问题嘛。虽说然咱也没到过神圣的法兰西,难道英吉利海峡对面是冰岛不成?

经过一天一夜在北海上的航行,第二天晚上在右边见到了灯光闪烁的陆地,那是丹麦的最北端。由此船绕过灯塔转头南下,就要驶离北海,向波罗的海进发了。到了早晨,船一直在丹麦与瑞典之间穿行,两岸的景色清晰可见,有不少过往的船只,船上还载有汽车。后来听丹麦的导游说,早晨两边有不少人到对岸去上班。有一只小船居然大摇大摆地在我们大船的鼻子底下横穿而过,下了我一跳。也许双方都了解对方的速度,船只又不会像汽车一样可能突然加速,所以见怪不怪,放心走路,双方也不鸣笛,相安无事。

丹麦与瑞典是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虽然同属欧盟,却都不用欧元,货币都叫“克朗”。但此克朗非彼克朗,互不通用。两国都是所谓福利社会主义国家,高税收,高福利。一个人如果丢了工作,国家给的失业金可能比再找新工作挣的薪水还高。听丹麦导游说,丹麦最高的所得税是71%。那可真是只给老百姓留下买一瓶醋的钱了。在斯德哥尔摩,我们与一对遛狗的夫妻闲聊,他们说在瑞典一个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大致是每月三千欧元出头,能拿到手里的不到两千欧元,这样的生活就很不富裕。我们早知欧洲物价贵,这次就亲眼目睹。在芬兰,我们在买纪念品的货摊上见到中国产的冰箱小磁铁,在美国也就是九毛九店的货色,竟要价七欧元。在柏林的商店里,我见到与我手里一模一样的照相机,是我在临行前在纽约买的,在这里的价钱数字完全一样,但是要欧元,也就是说贵了50%左右。在伦敦我们见到汽油约合八美元一加仑,估计在其它欧洲国家只会更贵。所以,生在福中不知福的美国佬们,还是尽情地享受你们廉价汽油吧。但有一件事倒是没有料到,我们所到的欧洲地方买东西都不收销售税。这与美国不同。

船到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那天,正值周末。城里好像除了游客街上没有什么本地人。他们好像不是出城度假去了,就是躲在自家的小游艇上晒太阳。哥本哈根无一高大建筑,更给人一种静悄悄的感觉。这里今年被评为全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城市,而我们走马看花,除了自行车特别多,倒没有看出特别之处。说起这里自行车,不知是政府鼓励环保,还是高福利使然,丢失后国家全额赔偿。导游说他一年就丢了七辆。恐怕大家都不锁车,反正政府买单,被偷的不心痛,做贼的不心虚,就当是借去用用。

在离我们船停泊的码头不远的水边,我们见到了大名鼎鼎却娇小玲珑的美人鱼雕像。一位游客大声说:“这是真的吗?怎么这样小?我还以为至少是自由女神的三分之一呢。”逗得连导游都哈哈大笑。的确,当某一形象在你的想像中存留已久时,总是larger than life吧。这座美人鱼雕像在世间如同安徒生童话里一样命运坎坷,导游说她曾被人两次砍去脑袋,三次截去玉臂。从她那忧郁的眼神来判断,想必此言不虚。

船刚离开哥本哈根,就驶近丹麦与瑞典之间的跨海大桥,俗称“大带桥”(Big Belt Bridge)。船上的广播说这座刚建成十年的桥是世界上第二长的桥,老大在日本。这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知道中国刚刚建成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应该有一比。回家后一查资料,才发现大带桥已经被挤到老三了。迄今世上最长的杭州湾大桥全长36公里,比大带桥整整长了一倍。

听说要过桥,游客们都纷纷挤到甲板上来照相。当我们的船从高高的大桥下穿过之际,只听一个伦敦腔高声喊:“Everybody, tuck(大家低头)!”英国人的冷幽默真是名不虚传。

第二天早餐时,听到临桌的两个英国人其中一位说:“奥运会就要开始了,听说完了接着还有残奥会。那有什么可看的?如果要是有瘸子跳高、瞎子扔铁饼的话,我倒有兴趣看看。”另外一位不紧不慢的说:“嗯,要是瞎子扔铁饼你当裁判的话,我也想看看。”逗得我差一点把嘴里的麦片粥喷到海里去。

船上有图书馆,读者盈门。我随便拿了一本两个英国人写的书,书名叫《两个人的新长征》。讲的是这两个年轻人沿着当年中国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重新走过的经历。本来这又爬雪山又过草地的沉重话题,却让这两位英国作者写得轻松幽默。有一处他们写道:他们听中国的朋友说,现在中国都讲文明礼貌了,连警察拦路检查,都得先敬个礼。一天他们俩在途中真的被警察拦住了,问他们从哪来到哪去一类的问题。这二位在中国早已身经百战,与警察打交道更是家常便饭。于是二位老兄眼皮也不抬就说:“少废话,先敬礼!”读到这儿笑得我又差一点把书掉到海里去。

船上的图书馆居然还有不少中文书,大概都是以往的游客贡献的吧。我也把两本自己的书看完后随手扔进了还书箱。心想既减轻负担,又做贡献,又来点到此一游的纪念,何乐而不为。过了两天,我却没有发现我贡献的书在书架上。大概他们日后要找个懂中文的来审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本拉登之类的宣传品再做决定。

柏林 - 塔林

船上一夜,早晨到了德国北部的一小港,从这里我们坐两个半小时的火车,直奔柏林。火车上的乘务员是个在美国念过中学的小伙子,说标准的美国英语。这对多日来灌了满耳朵煞有介事的伦敦腔的我们来说,真有点亲近呢。难怪我们当中一个中美混血的小女孩马上与那位乘务员混得特熟,像个跟屁虫似的总跟在他后面,还帮他给旅客发点苹果、小面包一类的。他刚离开一会儿,她就到处问:“见到我的big brother没?”

柏林没有伦敦那样拥挤,但同样显得大气。由于二战的炮火基本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所以大部分建筑都是新的。说来也怪,虽然是内陆城市,柏林总面积的7%是水。并不宽阔的斯普利河(River Spree)蜿蜒横穿柏林,途经很多景点。

我们发现很多欧洲名城都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伦敦有泰吾士河、巴黎有塞纳河、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有多瑙河、波恩有莱茵河、圣彼得堡有涅瓦河、华沙有维斯图拉河等。河流如同注入勃勃生机的血脉,使这些城市神采奕奕。二十多年前在中国时我曾问外国游客,去过北京和上海后更喜欢哪一个?他们多数较喜欢上海,相同的理由是:因为上海有条黄浦江。

柏林导游告诉我们这里的船只都不准下锚,因为河底还存有二战时留下的水雷。我们乘的小艇经过柏林中央火车站,那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是接驳东欧与西欧铁路的枢纽;又经过总理府,那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夫人办公的地方;还经过洪堡大学,那是默克尔的先生教书的地方。这位德国第一先生不以妻为贵,不声不响地做他的化学教授,很少抛头露面,连墨克尔夫人的就职典礼都懒得出席,说是浪费时间。

来到柏林,二战和随后的东西方冷战是躲不过的话题。导游总把东西柏林挂在嘴边。两位导游,一位出身东德,一位出身西德,过去就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不分你我了。我们参观了保留下来的最后一段柏林墙。就在柏林墙被推倒的几个月之前,还曾有人在墙下丧生。女儿买了一小块墙皮做纪念品。论斤两卖大墙,想必德国国库发了一笔横财。

我们来到了“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这是当年苏联和美国的哨兵荷枪实弹冷眼对视的地方。如今换成穿着当年军服的演员,脖子跨着钱带子。要照相?收费一欧元。历史成为笑谈,正所谓:“叹人间,今古真儿戏。”

勃兰登堡门也是游客必去的地方,它如同巴黎的象征凯旋门一样见证着柏林的今昔。历史上它一直是柏林的门户,后来柏林墙就在它脚下几米远的地方横穿而过,这里便成为分裂对抗的象征。冷战之墙把勃兰登堡门划归东柏林。令我不解的是,苏军攻克柏林的纪念碑却位于西柏林一侧。不知当时是否有意所为。西柏林人倒是想得开,让纪念碑一直在那里呆到今天。今天柏林墙被推倒,人们又可以随意倘佯在勃兰登堡门的两侧,今天它成为自由的象征。当年柏林墙附近连鸟也不敢去,发展落后,遗留的街道和建筑日见颓败。柏林墙推倒之后,大批的新建筑像雨后春笋一般在这一带未开垦的处女地上涌现。西德自波恩迁都柏林后,外国使馆也跟随而来。美国的新大使馆就沿着当年的柏林墙建在勃兰登堡门前,那可曾是枪子儿不长眼睛的地方。

如今东西柏林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唯一可用以识别的是凡是有有轨电车的地方一定是东柏林。从前西柏林也有有轨电车,但为了配合快速的城市发展就拆除了。而发展缓慢的东柏林则懒得去拆它,从而得以保存至今。现在反倒成了古迹了,让西柏林人后悔不已。

我们船的下一站是爱沙脱尼亚的首都塔林。面临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脱尼亚是前苏联最具欧洲特色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独立为毗连的三个小国。当地人大都金发碧眼,最具北欧人的特征。后来我们到了俄罗斯,发现那里的人皮肤更加白皙,但头发多是栗色的。

爱沙脱尼亚在三小国的最北边。首都塔林安静地倚在芬兰湾旁,是个人口仅四十万的小城,分为旧城和新城。当地居民大都住在新城,而旧城是留给游客看的。所以,当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漫步在大卵石铺成的街道上,除了偶尔有略杀风景的出租汽车呼啸而过,恍如置身于欧洲中世纪。据称这里的建筑集东欧、北欧和西欧的风格于一身。我们穿过市府广场的集市,爬坡到达山顶的教堂,在手攀绳索,沿着八百多个台阶拾级而上,到达教堂塔楼的顶端,塔林的全景和蓝色的芬兰湾一览无余。据教堂里的告示介绍,这座教堂一直到十三世纪是全欧洲最高的教堂。这六欧元的门票看来值得。

回船的路上,根据所见到的欧洲城市的共同特色,我顺口编几行打油诗:

城里弯弯河一条,
有轨电车满街跑。
各色教堂看花眼,
留神砖路硌了脚。

俄罗斯 - 圣彼得堡

我们的船在其它城市都最多停留一天,而在圣彼得堡停泊两日,足见此地的重要。连那些上船纯为了吃饭的老耄们也倾船出动。的确,如果不是随船而来,大家很少有机会到这里来。而一路走来,这里正是最值得炫耀的。

俄国大诗人普西金曾说过圣彼得堡是“向欧洲敞开的门户”。普西金虽然出生于莫斯科,但他无疑更喜欢这座俄国最欧化的城市。当年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战友们却不喜欢这里的欧洲和沙皇文化,于是决定重打鼓另开张,迁都莫斯科。而如今这个曾一度被称为列宁格勒的地方,仍旧弥漫着皇室气息,彼得大帝和凯萨琳皇后的雕像依然在街头屹立,而列宁的形象仅存留在冬宫前广场上倒卖纪念章的小贩手中了。

我们第一天的节目是上午参观夏宫,下午去冬宫。旅游大巴在圣彼得堡城里七拐八拐,涅瓦河不时以不同的身姿出现在我们眼前。街道上显得很陈旧,没有什么新建筑,有不少斯大林时代建造的四、五层高的居民楼,一家一个小阳台,使人想起几十年前北京盖了很多毫无特色的简易居民楼,大概就是这么学来的。

这里好像没有高速路,总是塞车。窗外有一个身着漂亮西服套装的年轻女子,以我们的大巴同样的速度在坑坑洼洼的便道上走着。我们一塞车,她就跟上来,一会儿我们又追上她。车窗外实在没什么好看的,只好并无邪念地观赏她的高跟鞋很优雅且熟练地绕过便道上的水坑或狗屎。她究竟到哪里去呢?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大约二十分钟后只见她轻腰一扭走进了一家丰田汽车专卖店。我捅桶坐在身边的儿子问:“你说她是来卖车的还是买车的?”儿子不加思索地回答:“卖车的!”我猜也是。

如今俄罗斯也在追赶商业国际化的大潮,街上丰田、三星、麦当劳的招牌比比皆是。不一会儿大巴来到郊外,导游指着一大片建筑工地说:“那是中国公司在帮我们建造城市活动中心。”历史真是三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如今轮到咱中国人帮当年的“老大哥”盖房子了。

夏宫在郊外,二战时曾被德军占领。当时苏联人抵命守城近三年,硬是没有让德军越近城池一步。从此德军开始溃败,临走前将夏宫付之一炬。我们所见都是后来根据原型复建的,而且修复的工程迄今仍在进行中。里面富丽堂皇,墙柱都是黄金打造,反正俄国有的是金矿。导游不要我们到处乱摸,开玩笑说:出门时会检查各位的指甲缝里是否有黄色的物质,如此将以盗窃国家黄金罪论处。

俄国导游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女孩,虽然英文有口音,但都相当流利,还不时来点恰当好处的幽默。估计都是英语系的大学毕业生。回想当年我在中国的英语系毕业实习时也做过导游,未经过任何职业训练就拉去混事儿。好在当时在中国没有小费一说,免去我面对游客不肯掏腰包的尴尬。

中午集体就餐。对于吃惯了游船上大鱼大肉的这帮人来说,饭菜实在不敢恭维。每人一点点鸡肉、一点点米饭,再加上一小碗色拉。没有生菜,一律以大白菜切丝伺候。原以为是这家餐厅偷工减料,结果第二天在别处还是吃同样的东西。每次倒是有奏乐助兴,大概都算在饭钱里面了。

过去对圣彼得堡的印象只局限在几十年前从苏联电影里看到的冬宫和阿芙乐尔巡洋舰,尤其对影片《列宁在十月》里红军与白军绕着冬宫的高大墙柱激烈枪战的情景印象深刻。我们在去冬宫的路上在涅瓦河上见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象征阿芙乐尔巡洋舰。据说如今船上的扒手的名气比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还要响亮。冬宫由于在城里,所以未经历夏宫所遭受的德军摧残,所有原物都保存良好。据导游说,这里的确曾在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作为办公地点,但从未发生过枪战。整个十月革命仅在街上发生零星冲突,死了二十来个人。临时政府的一群废物点心不经一枪一弹就缴械投降。听起来让人有点失落,几十年来的迷思就此破灭,十月革命原来不费吹灰之力。

冬宫和夏宫一样外观并不高大雄伟,两层楼房,但里面却绚丽至极。据说当年布尔什维克士兵们第一次进入冬宫被里面的奢华所震惊,我们今天也何尝不是如此。凯萨琳皇后特别喜爱荷兰画家伦勃朗,我们在冬宫的伦勃朗展厅里见到不少原作,过去总在画册上见到,如今亲眼目睹。另外一个特设的外国展厅是中国清代文物,这是唯一在我们两天来所参观的宫殿中都有见到的外国展厅。可见凯萨琳皇后的偏爱。

在冬宫外面的广场上,我们花五十美元从一个哑巴小贩手里买了两大本苏联邮票和一些苏联硬币。还买了一把小匕首,回来一看是个中国造。很后悔没有在这里买俄国套娃,后来在商店里看到的要贵很多。除了套娃之外,另外一种俄国特产是琥珀饰品,礼品店的橱窗里满眼一片枣红色。可怎样分清买的是琥珀还是塑料呢?导游连忙撇清:“别问我,这是需要专家鉴定的大学问。各位自求多福吧。”

赫尔辛基 - 斯德哥尔摩

船的下一站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此处给我的印象最差,这与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有关。

赫尔辛基值得一去的景点伸出五个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所以我们决定取消参加旅游团的计划,自己下船走走。这里大街小巷全是卵石铺路,连主要干线也是如此。虽然我知道这是要显示此地有多么古老,但走到哪里都是高一脚低一脚的,实在对游兴颇有影响。赫尔辛基只有区区的五十六万人口,但不知为何显得街上人很多。

我们走到一家小小的酒店,只见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挤在门口。我还以为是某欧洲皇室来访呢,一问才知是美国歌手Prince曾在此地演出,今日离开。人们在此等待他下楼,准备一睹尊荣,为其送行。虽然我没有听过多少Prince的歌曲,但一听是他,就想起他那半黑不白、刀削面的脸、两只眼睛像灯泡的样子。欧洲人虽然从嘴上到心里都瞧不起美国文化,但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自愿不自愿地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了。

我们在赫尔辛基街头发生家庭分裂:女儿要去跳蚤市场,儿子则要参观石窟教堂。于是决定分兵两路:女流们去市场,男士们去教堂。与儿子从教堂返回时走到一个街口,我忽然觉得我肩上的背包被后面的人拽了一下。我开始有点恼,但猛然警觉起来。回头看到身后一个二十岁左右南欧模样的矮个男子正转身过马路。我翻看背包后面夹层里的像机还在,但里层的拉链已被拉开,里面的钱夹早已不翼而飞!

路边一个带眼镜的青年问我是否需要帮忙,要不要帮我打电话给警察。那能有什么用?我只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再逗留几个小时就要离开了。于是谢过他的好意,急急忙忙打道回船。这一下让我游兴全无,回去的路上想没准儿那个眼镜青年也是他们一伙的,有意阻碍我去追赶扒手。后来太太对我说:别把人想得都那么坏!想想也是,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伤害就觉得别人都对自己有敌意。记得我太太有一次在地铁上楼梯,一个人在前面故意阻挡分散她的注意力,后面另一人将她的钱包扒去。而我这次前一个人早已溜之大吉,后一个人已无必要再与我纠缠。所以我可能还是亵渎了那个眼镜青年的好意。

回船后向船方报告了我的经历。他们深表同情,让我免费打电话与各银行和信用卡公司联系挂失。船上警方还到船舱来表示慰问。据警官说,今天已经发生了三起案件,很可能是同一团伙作案。他们得知有大船抵港,就来到此地在拥挤的路段施展身手。

在这个遥远陌生的地方仅有片刻停留,而我的驾照等私人用品和一部分血汗钱就永远留在恐怕来生也不会再来的地方了,想来不但窝火还觉得怪怪的,心里总有一股被愚弄被羞辱的感觉涌上来。原来只听说南欧扒手大大的利害,心想第一次去欧洲选择北欧路线比较安全。没想到还是中剽了。我在纽约二十二年也从未发生过这种事。纽约的家伙们可能对你来硬抢的,但论偷摸技术之精湛绝对不可同日而语。据说扒窃是一些的吉普赛人祖传的生存技能,他们常活跃在地中海一带国家。我的一个同事在西班牙马德里街上等过马路的一会儿功夫,护照就被摸走了。他跑到美国领馆发现人们在排长队,一问原来都是被扒了护照的。

我们船下一站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这座城市主要由十四个岛屿组成,感觉是水比陆地多、桥比路多、船比车多。水天一色,轻云袅袅,令人心旷神怡。船上不少游客都说所到的城市斯德哥尔摩给他们的感觉最舒适,我尤为如此。劫后换个环境,格外觉得此地的人们会善待我。

在和煦的阳光下,人们或独自阅读,或三三两两围坐在小酒吧门前的小方桌前,把酒谈笑,吃的不多,喝的也不多,目光平和,笑容灿烂,偶尔随意看看水面过往的帆船。这样的场景在欧洲到处可见。能够体味到欧洲人放松的生活心态甚至多少能够分享他们的怡然惬意,我觉得远比参观多少景点、拍多少到此一游的照片都更有意义。

回程

我们的船离开旅途的最后一站斯德哥尔摩,就要返回伦敦了。大船在波罗的海上瑞典沿岸星罗棋布的小岛间穿行。听船上的人说这里有八千多个岛屿。有的小岛只有树林,有的可见房子和停泊的小船。不知岛上的能源是如何解决的。我太太与另一位美国游客倚在甲板栏杆旁开始“认领”这些小岛:“我要这个岛,那个归你。每天早上你可以搭乘我的快艇去上班,不收你的钱,逢年过节送点礼过来就行了。”我走开一会儿拿饮料,回来时两位女士已经各自认领了五十多个岛屿,且认领程序尚未终止。

北欧的夏天日照时间极长。日落要在午夜时分,凌晨三点多太阳又升起来了。而在冬天正相反,懒洋洋的太阳爬上来应应景,没多久回去歇了。难怪北欧人都在夏天跑到室外趁太阳精力充沛时享受阳光。而且这里夏天阳光总是温温和和的,有时白天比晚上还要凉爽。

在甲板上看午夜落日,是极为奇妙的体验。北欧的海水一般看去比较发暗,不像我们在巴哈马见到的热带海水碧绿碧绿的。而我们看到太阳行将落入水中的一刻,海水突然发亮起来,呈一片翠蓝。尔后落日开始溶化在水中,海水又变成一片金黄。

这一北欧之旅,虽然有小插曲,还是很丰富的。对于缺少欧洲经验的游客来说,如果不精通六国语言的话,乘遊轮旅欧是一个方便的选择。可免去舟车劳顿以及事先周密的旅行计划。而且预算也比较好控制,因为付了船票和机票以后,仅需带些零花钱了。我们在坐船之前还顺便在伦敦玩了几天,事后觉得将这几天安排在游船之后更好些。

从多佛码头来到伦敦希思罗机场,我们被告知印度航班取消了,飞机根本就没有从印度飞过来。从伦敦到纽约的这帮乘客都被安排上科威特班机。这下不用在机场等机师睡觉了,他改在印度家里睡觉了;也不用琢磨如何对付飞机上的咖哩饭了,改吃看在眼里不知何物吃在嘴里不知何味的阿拉伯饭了。

一路无话。到了纽约机场,推开候机楼大门,一股热浪一如既往地扑面而来。




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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